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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23

引论

　说到“娼妓”，现代社会的人们会想到那些“因要得到他人相当报酬，乃实行性的乱交，以满足对方性欲”（王书奴.中国娼妓史[M].长沙：

岳麓书社，1998.P3）的人。

但是中国古代娼妓的性质与制度并不完全如此。

“娼”字在汉代以前一般均书为“倡”，后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有“倡”字而无“娼”字。

其意义，许慎自注云：

“倡，乐也”，显然，“倡”最早应指音乐歌舞或从事相关工作的人。

而“妓”字在《说文解字》里则被训为“妇人小物”，清人丁福保所编《说文解字诂林》引《证疑》解释“妇人小物”为“妇人履下附著之物”，即指古代歌舞女子所穿舞鞋上的小装饰品或附属物。

后来因为这些小东西在歌舞中颇为显眼，人们便用以指称此类歌舞女子。

可见，中国早期的娼妓与音乐歌舞密切相关，而现代意义上那种“以色事人，非利不合”的娼妓则出现于唐代（王书奴.中国娼妓史[M].长沙：

岳麓书社，1998.P2）。

宋代娼妓情况虽有许多新变，但其最大的特点则是把传统的歌舞技能发挥到了极致。

虽然宋人对不同层次的娼妓有着诸如“官妓”、“营妓”、“歌妓”、“札客”、“录事酒纠”等不同的称谓，但这些娼妓都或多或少地从事音乐歌舞活动，所以我们选择“歌妓”一词来统称宋代娼妓，从而区别于现代意义和西方意义上的娼妓。

宋代歌妓对宋代社会的宴饮风俗、士人生活、文学创作特别是宋词的创作与传播，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歌妓在宋代的存在境况

　宋词创作的繁荣，是以宋代的经济发展和重文轻武政策为前提的。

城市经济的繁荣，大大提高了市民的生活水平；

舒适美满的生活，逐渐把他们的兴趣追求转移到了精神娱乐方面。

而厚待文人政策的实施，则给文人提供了享受娱乐生活的条件，使他们有足够的物质基础去游山玩水，去举行或者参加诗酒之会。

其中，妓乐活动是宋代文人士大夫的重要生活内容。

（一）宋代歌妓产生的社会原因

宋代歌妓作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阶层，其人数绝不亚于唐代，大批歌妓的产生当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

北宋立国之初，随着农业、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市坊制度的废除，城市商品经济极其活跃。

京城汴梁，人口忽剧增至一百多万，商铺至少有一百六十多行、六千四百多家（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其外城方圆四十余里，街道纵横，店铺林立，如潘楼街南之“界身巷”，“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

每一交易，动即千万”（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至于市中心最热闹的大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珍禽奇兽，无所不有”，四有商贾，云集于此。

当时的汴京，不仅白天人来人往，穿梭于街头店铺，而且还设有通宵夜市，如“夜市北州桥又盛百倍，车马阗拥，不可驻”（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宋皇室南渡后，中原地区的官僚、豪绅、商人、市民纷纷涌入江南，导致都市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据吴自牧《梦梁录》记载，南宋京城临安，“户口蕃盛，商贾买卖者十倍于昔，往来辐辏，非他郡比也。

”甚至连临安的外城，“南西东北各数十里，人烟生聚，民物阜蕃。

市井坊陌，铺席骈盛，数日经行不尽。

”（吴自牧《梦梁录》）伴随城市商品经济的兴盛，酒楼妓馆应运而生。

据记载，汴京城内规模宏大的酒肆就有七十二家，至于“脚店”则不可胜数。

有些酒肆内“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席廊面上，以待酒客呼唤”，酒客进得酒楼，既有美酒佳肴可以享用，又有歌妓美妙的歌唱以侑酒助欢，正如刘子　诗曰：

“梨园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

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

”（《汴京纪事》六首之五）“樊楼”即当时著名的酒家“白矾楼”，在那里，深夜灯火辉煌，歌声不绝于耳，有美酒与佳人相伴相依。

宋代酒楼分市楼与官库两类，市楼由民间私人经营，在卖酒的同时，备有众多私妓，城中的富户人家可在市楼中任意挑选“能讴妓女”唱词侍候。

官库是由官方办的酿酒作坊，“每库设官妓数十人，各有金银酒器千两，以供饮客之用，⋯⋯饮客登楼，则以名牌点唤侑尊，谓之‘点花牌’。

”（《武林旧事》卷六“酒楼”条）而官妓中的名妓只侍奉士大夫，不轻易招待市井之辈。

宋代还出现许多专门的妓馆，《东京梦华录》中有十九处提及城内外的娼楼妓馆。

如：

曲院街“向西去皆妓女馆舍”，朱雀门外“东去大街、麦秸巷、状元楼，余皆妓馆”，“西通新门瓦子以南杀猪巷，京妓馆”，旧曹门外“下桥，南斜街，北斜街⋯⋯两街有妓馆”，大相国寺南有“录事项妓馆”，寺北小甜水巷内“妓馆亦多”，景德寺前有“桃花洞，皆妓馆”，牛行街一带“亦有妓馆”⋯⋯可见汴京妓馆数量之多，远远胜于唐代的长安。

这些妓馆里拥有一批年轻美貌、能歌善舞，侍奉酒宴娱乐的私妓。

所以宋代城市商品经济的繁荣，酒楼妓馆的勃兴，不仅为当时城市的文化娱乐生活提供了物质条件，而且导致大量歌妓的产生。

宋代歌妓产生的另一原因，是整个上层社会侈靡享乐成风。

北宋初年，宋太祖有感于唐末五代藩镇擅权的教训，一上台即削夺武臣的兵权，劝他们“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

歌儿舞女，以终天年。

”（《宋史·

石守信传》）而且给百官大臣们优厚的俸禄，于是官僚士大夫大多崇尚及时行乐，蓄养家妓，沈溺于酒色歌舞之中。

到了北宋中期，随着国势的日益衰微、新旧党人的残酷纷争、宦海风波的跌宕险恶，一些想济世安邦的士大夫文人，也转而寄情声色，常与官妓、私妓交往。

靖康之后，虽然偏安江左，山河破碎，但皇帝权奸不思抗金北伐，只知苟且偷安，沉缅于歌舞升平的生活，而西子湖畔的士大夫文人也大多游离于政治斗争之外，迷恋于声色之娱，正如文及翁所写：

“一勺西湖水。

渡江来，百年歌舞，百年酣醉。

”故南宋一百五十余年间，上层社会的享乐之风有增无减，风气所及，使一部分人将歌妓唱词佐欢，作为豪奢享乐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二）宋代歌妓的类型及地位

在中国，歌妓是古代社会历史生活中值得记载的女性阶层。

简单的讲，歌妓是中国古代娼妓的一种，不仅要有“色”，而且一般集歌、舞、乐等技能于一身。

以“色”、“艺”示人是歌妓的基本特征。

其实，中国早期的娼妓与音乐歌舞是密切相关的，而现代意义上的那种“以色示人，非利不合”（王书奴.中国娼妓史[M].长沙：

岳麓书社，1998.）的娼妓则出现于唐代。

虽然宋人对不同层次的娼妓有着诸如“官妓”、“营妓”、“歌妓”、“札客”、“录事酒纠”等不同的称谓，但这些娼妓都或多或少地不仅“以艺事人”、而且“以色事人”，在许多情况下，歌妓既是娼妓，但他们又不完全等同于单纯以卖淫为生的一般娼妓，歌妓必须具有从事音乐舞蹈活动的技能和才能。

歌妓“以色事人”、“以艺事人”的行为，也有程度上的区分，会根据侍奉、交往的对象而有所不同。

如古代的游妓活动中，文人重艺，求娱为上；

商人重色，求欲为主。

所以概括地讲，“以艺娱人”、和“以色欲人”这两个基本特征，可以作为界定中国古代人文背景中“歌妓”概念的依据。

当然，其中也不排除有些歌妓“卖艺不卖身”，宁死也不向那些高高在上的统治阶层屈服，以保持自己的尊严和高尚的人格。

但这样的情况寥寥可数。

宋代的歌妓制度是承唐发展的，但较唐代有了一些变化。

唐代有宫妓，但到了宋代，宫妓已基本消失。

不过唐代是官妓的鼎盛时期，宋代歌妓制度也承袭了这一类别。

宋代歌妓根据其妓籍和服务对象的不同大体可分为官妓、家妓和私妓种。

1.官妓

所谓官妓包括朝廷教坊妓、军中歌妓和地方州郡歌妓。

北宋承唐制，在宫廷设置教坊，而宋代教坊与唐代教坊不同，《宋史·

乐志》记载：

“初循旧制，置教坊，凡四郡。

其后平荆南，得乐工三十二人；

平西川，得一百三十九人；

平江南，得十六人；

平太原，得十九人；

鱼藩臣所贡者八十三人；

又太宗藩邸有七十一人。

由是，四方执意之精者皆在籍中。

”对北宋的隶属关系和管理制度，《宋史·

乐志》是这样记载的：

“教坊本属宣徽院，有使、副使、判官、都色长、色长、高班、大小都知”。

官员进行逐层管理。

朝廷教坊妓的服务对象主要是皇帝和王公贵族，其基本职能就是在皇帝举行的宫廷宴会上进行歌舞表演。

至南宋，情况有所变化。

高宗建炎初年蠲省教坊，绍兴十四年一度复置；

绍兴三十一年又下诏废除教坊，此后南宋宫廷不再设教坊。

随着教坊妓中除了一小部分继续留在宫里之外，大部分都流向了民间，所以，南宋以后就很少有北宋那种宫廷歌妓大规模演出的场面了，甚至到了宋孝宗以后，朝廷用乐，都要“呼市人使之”。

（脱　脱.宋史·

乐志[M].北京：

中华书局，1977.3347-3359.）　

唐代的地方官妓一般聚居于乐营集中练习歌舞，有专门的“乐营将”或“乐将”进行管理。

宋代沿承唐制，亦称地方官妓为“营妓”或“乐营子女”、“乐营妓人”，并“命伶魁为乐营将”。

这“营妓”并不是“军营所蓄之官妓”，宋代中央禁军自有隶属军籍的官妓。

宋人杨湜《古今词话》中有如此一条记载：

　　苏子瞻守钱塘，有官妓秀兰，天性黠慧，善于应对。

湖中有宴会，群妓毕至，惟秀兰不来。

遣人督之，须臾方至。

子瞻问其故，是以“发结沐浴，不觉困睡，忽有人叩门声，急起而问之，乃乐营将催督之，非敢怠忽，谨以实告”。

杨湜以此作为苏词《贺新郎》（乳燕飞华屋）的创作本事，宋人胡仔已驳其非（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九）[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P327），但其中所云“乐营将催督之”，即地方官妓住于乐营，并受乐营将管束的说法却是合乎事实的。

这些地方官妓以其歌舞技能服役于州府县衙，每当官员宴饮或迎送往来之时，总要找她们来唱词佐酒，这在宋代已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交仪式。

在这样的场合中，多是士大夫文人即景填词，然后付诸歌妓，歌以侑觞。

如苏轼《菩萨蛮》（玉童西迓浮丘伯）词调下有题作“杭妓往苏，迓新守杨元素，寄苏守王规甫”，说明这首词是苏轼在送官妓赴苏州迎接新任杭州郡守杨绘的宴席上写的一首应歌助兴之作。

宋词中有许多这样的应社、应歌之作，它们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歌妓们的活动在当时所具有的社会文化功能。

在这些侍宴侑觞或送往迎来的场合中，歌妓们的表现往往关系到地方官的颜面，稍有不如意的地方，便会招来严厉的处罚。

2.家妓

宋代士大夫在官府有官妓歌舞侑觞，在家则蓄养家妓，每逢私人聚会或自娱自乐之时，便由这些精心调教的家妓来唱词助兴。

这也成为宋代士大夫私人生活中最为流行的一种娱乐方式。

蓄养家妓之风起于汉代，盛于南北朝（王书奴.中国娼妓史[M].长沙：

岳麓书社，1998.P40）到了宋代，由于最高统治者的提倡以及时代风气所使，此风较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

宋仁宗时的一位宫人曾说：

“两府（中书省和枢密院）、两制（翰林学士和知制诰）家内各有歌舞，官职稍如意，往往增置不已。

”（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M].北京：

中华书局，1981.P28）.可见，这些朝廷大臣的家妓拥有量，还可以随着官职的升迁而上升。

）我们随便翻翻史籍就能找出许多关于当时士大夫蓄妓的记载。

如晏殊之子晏几道，号小山，早年过着豪奢而风流的生活，但中年以后穷愁潦倒，他在《小山词》自序中写道：

“始时沈十二廉叔、陈十君龙家，有莲、鸿、苹、云，品清讴娱客。

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诸儿。

吾三人持酒听之，为一笑乐而已。

⋯⋯”莲、鸿、苹、云，皆是“清讴娱客”、才艺双全的家妓，他追忆当年与沈、陈一起，每填词一首，即交她们歌唱，“吾三人持酒听之”。

他的《临江仙》还记述了他与家妓小苹的恋情，“记得小苹初见，两重心字罗衣。

琵琶弦上说相思”。

北宋后期的刘平叔家，蓄养家妓八人，秦观的《浣溪沙》盛赞这些“脚绝、歌绝、琴绝、舞绝”的家妓，词曰：

“稳小弓鞋三寸罗，歌唇清韵一樱多，灯前秀艳总横波。

指下鸣泉清杳渺，掌中回旋小婆娑，明朝归路奈情何。

”家妓的蓄养，对宋人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无论是朝廷大臣，还是一般文人士大夫，家中的日常娱乐活动，几乎都有家妓参与，并为原本应歌妓娱乐的小词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繁荣的空间。

3.私妓

宋代歌妓阶层中人数最多应是市井妓，其中包括入籍的市井妓和不入籍的私妓。

随着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与市民阶层的扩大，坊墙逐渐被推倒，许多繁华的城镇都是妓馆、酒楼林立，瓦市、茶坊遍布。

作为商业、政治与文化中心的北宋汴京与南宋临安，更是如此。

据史籍记载，北宋汴京朱雀门外龙津桥西的院街，皆妓女馆舍；

朱雀门外东壁大街，直到保康门前多妓馆；

旧曹门外过朱家桥，南北斜街多妓馆⋯⋯像这样的市妓中心，京城里就有8处，其它的“幽坊小巷、燕馆歌楼”，则是“举之万数”（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注（邓之诚注）[M].北京：

中华书局，1982.P52—P73.）可见东京的私妓之多。

南京临安，也是私妓云集之地。

《武林旧事》卷六“酒楼”条记载南宋都城内的“熙春楼”、“无闲楼”、“赏心楼”等十五座私立酒楼，“皆市楼之表表者”。

在这些酒楼中，“每处各有私名妓数十辈，皆时装炫服，巧笑争妍”。

“又有小鬓”，“又有吹箫、息气、锣板、歌唱、散耍等人”。

于是，在这些场合，“歌管欢笑之声，每夕达旦，往往与朝天车马相接。

虽风雨署雪，不少减也。

”（周密.武林旧事（卷六）[M].北京：

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P118-P119）我们从宋词的描写中也可看到其中的景象，如晏几道的《鹧鸪天》上阕：

“彩釉殷勤捧玉钟，当年拼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新月，歌尽桃花扇影风。

”从词中的描写来看，伴随着通宵不寐的狂欢，酒楼中歌妓的歌舞不倦，月下舞姿如杨柳摇曳。

再如张先的《江城子》：

“镂牙歌板齿如犀。

串珠齐。

画桥西。

杂花池院，风幕卷金泥。

酒如四肢波入鬓，姣不尽，翠眉低。

”写尽了歌妓在酒席上的歌舞媚态。

私妓的服务内容中有一项是和官妓、家妓一样的，那就是歌舞侑觞，但除此之外她们还面临着一个生计问题，私妓为了谋生，就必须参与商业性的竞争，以此来提高自己的身价，扬名歌坛。

所以私妓必须以优美的舞姿，动听的歌词以及多方面的才艺来吸引听众。

在城镇中那些歌舞技艺高超的歌妓，不但艺术才能出众，还有较为固定的表演场所。

一生多半是在“烟花巷陌”中度过的柳永，在《木兰花》词中写到：

“心娘自小能歌舞。

举意动容皆济楚。

解教天上念奴羞，不怕掌中飞燕妒。

玲珑绣扇花藏语。

宛转香茵云衫步。

王孙若拟赠千金，只在画楼东畔住。

”这说明这类私妓容貌与歌艺出众，有着相当丰厚的收入和较为固定的演出场所。

宋代私妓的人数越来越多，其活动场所也不限于酒楼妓馆，还扩大到宫廷、官宦之家及勾栏瓦肆。

这三类歌妓，特别是其中的私妓，以其出众的歌艺，对宋词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歌妓与宋词创作的繁荣发展

在词发展为有宋“一代之文学”，尤其是形成一种婉约风格的过程中，歌妓因其特殊的身份角色、生活方式、演艺才能，曾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

歌妓引领者放纵娱乐的世俗风尚，具有甜脆圆润的演唱风格。

扮演着词人梦中情人的角色，成为词作反映的主要对象。

（一）歌妓与女性创作题材的繁荣

宋词中包含着及其广泛的女性内容，据统计，以歌妓为主角的词，从五代到两宋出现繁荣局面，在500首花间词中，以她们为抒情主人公和审美对象的作品超过80%，即使在词的题材与抒情主人公在北宋后期发生了很大变化的情况下，东坡词中以她们作为抒情主人公和审美对象的作品也仍占据50%。

（李剑亮.唐宋词与唐宋歌妓制度[M].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由此可以看出，歌妓的广泛存在导致了宋词女性题材的高度繁荣。

1.歌咏爱情

爱情是文学中永恒的主题。

正如汤显祖所说：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

”一代宋词，抒写着宋人的爱情观和爱情故事：

秦观“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爱情境界，晏殊对情人的思念“落花犹在，香屏空掩，人面知何处？

”，李清照怀念丈夫以至“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另外，歌妓在宋代士人的爱情生活中扮演者重要的较色，或许这只能解释为是特定时代的产物。

宋代歌妓的迷人除了美丽的容颜，还有就是出色的才艺。

文人士大夫与她们交往，往往是在寻找感情寄托，排遣政治上的、生活上的苦愁。

当然，除了个人因素，还有历史的局限。

但这并不否认他们对爱情的真挚。

试看以下几例：

柳永的歌妓词最为有名,他抛开传统的世俗观念和偏见,并不把歌妓视为“贱民”,而是当作风尘知己,满腔热忱地为她们度曲作词,诉说她们的不幸遭遇,表达她们内心的愿望。

世人眼中的歌妓为“尤物”,而柳永则称之为“意中人”,其《少年游》写道：

“世间尤物意中人⋯⋯心性温柔,品流详雅,不称在风尘”。

他在《迷仙引》里,对“才过笄年”就流落风尘的少女表示由衷的惋惜,并真诚地替她们表达了“永弃却、烟花伴侣”的希冀和渴望有人“与花为主”携手同归去”的理想。

柳永与歌妓的爱情,是以双方平等真爱为基础的,抛开了传统门当户对的婚姻观,也排除了一切政治目的,不带任何买卖的色彩。

不论这种爱情的结局如何,就其本身而言,具有反封建的性质。

如其《集贤宾》所描述的：

“争似和鸣偕老,免教敛翠啼红。

眼前时,暂疏欢宴,盟言在,更莫忡忡。

待作真个宅院,方信有初终。

”在柳永的笔下,出现了瑶卿,翠娥、心娘、佳娘、酥娘、秀香、英英、虫虫、师师、安安等许多美丽善良的歌妓形象。

而歌妓同样给以真情的,话本小说《众名姬春风吊柳七》就写其死后歌女笛工久久怀念不忘,逢时设祭,寄托了一份深挚的哀思。

可见柳永与歌妓之间确有一种亲密而真诚的情感牵系。

秦观的《一丛花》也深情地记录了他与歌妓师师一段缠绵的爱恋相思：

年时今夜见师师,双颊酒红滋。

疏帘半卷微灯外,露华上,烟袅凉飚。

簪髻乱抛,偎人不起,弹泪唱新词。

　　佳期。

谁料久参差。

愁绪暗萦丝。

想应妙舞轻歌罢,又还对秋色嗟咨。

唯有画楼,当时明白,西处照相思。

而吴文英作为南宋的著名词人,许多歌妓都曾在歌筵舞席上求他即席赋词,久而之久他们便产生了爱恋之情。

其中感情最深的是一位苏州歌妓和一位杭州贵族的家妓,吴文英为她们写下了很多哀婉悱恻的动人词篇。

他与苏州歌女相聚于“落絮无声春堕泪,行云有影月含羞”（《浣溪沙》）的难忘场景中,离别在“向暮巷空人绝,残灯耿尘壁,凌波恨,帘户寂。

听怨写、堕梅哀笛”（《应天长·

吴门元夕》）的痛苦时刻,他常深情地“暗忆芳盟,绡帕泪犹凝”（《探芳信》）。

他与西湖歌姬的爱情是通过歌词联系的：

“著愁不尽容眉小,听一声思曲里,赋情多少”（《贺新郎·

湖上有所赠》）。

她为这真正的知音所感动,迸发出最大的热情,全身心地表演：

“单夜共,波心宿处,琼箫吹月霓裳舞,到明朝未觉花容悴”（《莺啼序·

荷》）。

最后这位西湖恋人殉情而死,使吴文英悲痛欲绝,长久地怀念她：

“最伤心,一片孤山细雨”（《西子妆慢·

湖上清明薄游》）；

“离骨渐尘桥下水,到头难灭景中情”（《定风波》）。

他的恋情词充满了平等的观念,真诚的态度。

再如张炎在亡国之后流落到元朝的大都,偶遇杭妓沈梅娇,作《国香》词赠予：

莺柳烟堤,记未吟青子,曾比红儿。

娇弄春微透,鬟翠双垂。

不道留仙不住,便无梦吹到南枝。

相看两流落,掩面凝羞,怕说当时。

　　凄凉歌楚调,袅余音不放,一朵云飞。

丁香枝上,几度款语深期。

拜了花梢淡月,最难忘弄影牵衣。

无端动人处,过了黄昏,犹道休归。

在词中张炎深情地忆念当年他与沈梅娇相恋难舍的日子，而如今国破家亡，异地相逢，感慨万端，一种真挚可贵的情感流溢其中。

纵然他们不能超越历史而表现出足够的专一，但诸如：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内心表白还是能深深打动读者。

宋人的爱情似乎格外凄美、哀婉，超越时空而沉淀为永恒。

2.闺阁之思

宋词中吟咏爱恋之情的作品俯拾皆是。

有的述思妇之苦；

有的述恋人之痴；

有的描写少女的多情；

有的道出“无情不似多情苦”之愁闷；

有的到出“为伊消得人憔悴”之忠贞；

有的道出“夜阑犹剪灯花能”之酸楚等。

而其中的闺情词，尤其为人叹惋留恋。

它咏诵着少女最具痴情的片刻，咏诵着思妇缠绵悱恻的相思之苦，流露出女主人的寂寞，低吟出闺中人的幽怨。

如晏几道的《更满子》：

柳丝长，桃叶小。

深院断无人到。

红日淡，绿烟晴，流莺三两声。

雪香浓，檀晕少，枕上卧枝花好。

春思重，晓妆迟，寻思残梦时。

这首闺情词，揭示了闺中人的内心隐情。

良辰美景伊人不到而结想成梦，梦回犹“寻思”不已，其怀人念远的相思之情，真可谓“重”矣。

我们再看柳永的《凤栖梧》：

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

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阑意。

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这首词是一曲恋情之歌，写春天对远别恋人的相思之情，其中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有千钧之力，是一篇之警策，把思念情人的感情推向高潮，表现出对爱情始终不渝的决心。

再如魏夫人的《系裙腰》：

灯花耿耿漏迟迟。

人别後、夜凉时。

西风潇洒梦初回。

谁念我，就单枕，皱双眉。

锦屏绣幌与秋期。

肠欲断、泪偷垂。

月明还到小窗西。

我恨你，我忆你，你争知。

此中之“我”，就是女主人公自己。

女词人向整个世界敞开了自己的心扉吐露女人的愁苦、忧伤、欢乐和人生追求。

再如李清照的《诉衷情》：

夜来沈醉卸妆迟，梅萼插残枝。

酒醒熏破春睡，梦断不成归。

人悄悄，月依依，翠帘垂。

更挪残蕊，更拈馀香，更得些时。

从极细腻之处入手，写闺阁之思。

闺中思妇所特有的那种纤微幽深的内心世界，尤以个“更”表达出来：

一次次揉搓着梅花枝上的残蕊，又一次次把片片花瓣捻碎，就这样一分一秒地打发这漫长的相思之夜……通过这些下意识的动作，别致地表达了闺阁思妇对别后之夫的一缕缕细腻柔婉的情思。

其文心之细，笔法之曲，即使如张先、晏殊、欧阳修、晏几道、秦观一般以婉约著称的作家，亦会相形见绌。

3.青楼之恋

青楼之恋是宋人排解情感的良药。

而宋词与青楼却结下了不解之缘，其中介环节就是作为文化传播媒介的歌妓。

青楼是词体得意孕育、繁衍、兴旺的温床。

受封建礼教与封建婚姻制度的压抑桎梏，多少文人士大夫在婚姻家庭生活中难以体验的温馨与浪漫，在秦楼楚馆中得到了补偿。

青楼又是音乐之乡，其间“舞低杨柳楼新月，歌尽桃花扇底”（晏几道《鹧鸪天》）的热烈而欢快的艺术氛围，正是宋词新曲演唱传播的理想场所。

宋词中的咏美佳人之作层出不穷。

这些词人对美人的容貌、体态、技艺、舞姿、乃至心灵、情趣、个性、人格的描写，对美人之谜的探寻，对美人王国的向往与追求，不只是情爱或性爱的自然意蕴，同时也是宋代特定的时代氛围之中城市文化的必然现象。

宋代的妓女大多才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