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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女性移民者是以不同身份进入美国大陆的，一是随同家人到达美洲，殖民当局为了吸引妇女前去定居，常以土地作为诱饵，马里兰的统治者承诺给每个成年男女100英亩的土地，还有的以婚姻为诱惑，殖民者鼓吹北美大陆有她们的理想伴侣。
因为北美大陆男女比例为3：
1，女性有很大的选择权。
二是作为契约奴来到殖民地，以这种身份来到殖民地的妇女占移民的1|6，这类妇女大多是从英国获罪遣送来的，她们无偿为主人服务4至7年，而后获得释放。
再者就是作为黑奴被贩卖或拐骗到北美的妇女，北美大陆男女比例失衡，一些人口贩子为获取暴利，便用各种手段欺骗，拐卖黑人妇女，然后廉价贩卖。
女性来到殖民地后，面临新的环境和生活方式，她们没有退缩。
她们在开拓新大陆的过程中与男子一起披荆斩棘，艰苦奋战。
她们用勤劳的双手和智慧，为殖民地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是，在这块新生的家园，她们的努力并没有获得应有的补偿，在传统的父权和夫权制观念下，她们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
她们社会中的地位又是什么状况？
（二）妇女的家庭生活及其社会传统观念对妇女的定位
妇女是组成家庭和社区的重要成员，在当时自给自足的殖民地社会，家庭承担了更多的职能，家庭经济的发展与兴盛不仅与家庭本身有很大关系，更影响到殖民地经济的发展。
要达到家庭经济的自给自足，妇女的劳动至关重要。
妇女独自揽下繁重的家务活，她们既是妻子、母亲，又肩负管家、园丁、饲养员等多重身份。
为了维持全家的生计，她们要饲养各种家畜，尝试各种保存食物的方法。
还要为整个家庭添置衣物，然而这一切并没有改变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因为在殖民地男人和社会看来，这是为了丈夫“分担而必须付出的繁重劳动”，使全家食物、衣服有着落，吃饱穿暖，并通过各种努力“增加家庭收入”。
这些本就是家庭妇女的责任，，也是衡量她称职与否的关键。
教堂向教民劝谕的小册子，总会一清二楚的说明，美国殖民地时期的妇女，应该将所有的时间花在做家务上。
家务活被锁定在烧饭打扫，然后再烧下一顿饭这样无休止的循环中，美国独立战争前，家住长岛的玛丽、库珀是一名家庭主妇，她在日记里这样形容自己的一生“自打我离开父亲的家来到这里，到今天已整整40年，除了处理干活，除了受罪难受，我就没过上别的什么日子”，在18世纪所有写日记的妇女中，她们的共同之处就是不停的抱怨，玛丽，库珀最爱写的一句就是“唉，我简直要累死了”。
妇女受到他们丈夫的奴役，煮饭，带孩子收拾其它杂物仍旧是妇女的责任。
女人如果不顺从他们的意志就会遭到殴打。
一个叫丹尼尔，艾拉的男人曾因殴打妻子被传唤到法庭，他为自己开脱，妻子就是“他的仆人，他的奴隶”，于是没有收到别的惩处
当一个女人被迫屈从丈夫的意志，她没有享受到自由，她是一个“活着的彻底的奴隶”。
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的名言----所有人生而平等----实际上违背了这一原则。
欧内斯廷，罗斯则指出“女人的一生中，从摇篮到坟墓，都是一个奴隶，主人们---父亲，监护人，丈夫—把它像一件财产一样---从一个人手中传给另外一个人，”,把妇女降低为一个奴隶的状态，
妇女对殖民地人口增长起到重要作用，他们是殖民地人口繁殖的主要承担者，殖民地时期早婚现象非常普遍，一般家庭10至12个孩子很常见，妇女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生育和抚养子女上面，由于生育负担太重，再加上繁重的家务活，妇女往往寿命短促。
在早期移民的生活中，生养占据着中心地位，在新英格兰，女人的平均结婚年龄在20岁以下，一生平均生养七个子女，本杰明，富兰克林便有16个兄弟姐妹，南部移民家庭的规模更加庞大，据一名去查尔斯顿的访客所见，当地大多数人家都有10到12个孩子，移民妇女差不多总在不断地怀孕和照看婴儿，女子是生育机器和家庭奴隶，据殖民地一位接生婆记载，她一面经营一大家人的繁忙业务，一面接了四次生，还有16次为人施诊。
新英格兰就像美国的摇篮，最初来到北美海岸的移民把伦理观念和价值道德思想带到了新大陆。
“早期殖民者穿越太平洋摆脱了英国森严的等级制度，却没有改变妇女卑微这一传统思想，这一思想在殖民地扎根落户”。
在殖民地早期，当第一批乘客驶向新大陆时，作为船长的约翰·
温斯洛浦发表的言论就贬斥了妇女的地位。
他说，“神圣的上帝已经把人类优劣划分开来：
有人生活富足，有人贫穷落后，有人显赫高贵，有的人则被践踏脚下”。
约翰·
卡弗总督提醒人们妇女是处于受支配地位的，她们是依附于男性而存在的。
在当时殖民地人们的观念中，妇女被认为是“亚当的肋骨”，只有作为男人的“亚当”才是家庭和整个社会的主导，在父权制家庭中，父亲和丈夫才能主宰整个社会的事务，妇女只是处于受支配地位。
可见，男尊女卑的思想在殖民地早期就被定格。
传统观念普遍认为，妇女的位置在家庭，作为一个妻子，一个女儿，尤其是一个母亲，她恪守这种道德和社会秩序。
18世纪，殖民地盛行许多规范妇女行为的手册和书籍，如《女士天职》，《妇女的全部义务》，《给女儿忠告一书》要求妇女以家庭主妇的标准来规范自己的行为，理查德·
阿勒斯特里的《女士天职》写到：
作为家庭妇女，就必须体贴温柔，忠贞不二，逆来顺受，而且要足不出户，不懈忙于家务。
殖民地的家庭是以男人为主导地位的，妇女处于从属、受支配地位的。
在以父权为中心的家庭里，妇女是没有等地位的，在殖民地男人的眼光中，妇女是依赖和缺乏理性的，男人是弱智和勇敢的，男人才是整个生活的主宰，18世纪伦敦出版的《给女儿忠告》一书大力灌输这种思想。
殖民地人们心目中好女子的形象是：
柔弱，可爱，不很聪明，对外面的事是绝对不感兴趣。
美国人津津乐道于女子应当温柔顺从的理念。
人们不能接受凌驾于传统观念的女性行为。
如康涅狄格的妻子热衷于写作和阅读，约翰·
温斯洛普便批判她头脑发昏，不守女性本分，没把女性的能力用于上帝安排的女性应该做的事情上，他认为男人的心智强于女性，阅读和写作专属于男人。
殖民者们虽然摆脱了旧大陆的宗教迫害和政治高压，但不可能迅速转变旧大陆的传统文化和思想，制度和环境可以在短时间内改变，难以改变的是观念。
在殖民地大陆，建立在夫权和父权基础上的封建伦理道德和家长制观念是一种“习惯性的制度”。
这种制度深刻影响美国社会，旧大陆的殖民地人民不可能迅速根除残存在脑海里的各种思想残余。
（三）男性和男权思想对殖民地时期妇女的主宰
继“五月花”号乘船来到马萨诸塞的早期移民，多数是逃离英国宗教迫害的清教徒，事实上，他们贯彻男人的支配地位的观念更为彻底。
他们相信，丈夫代表着上帝对于家庭的权威，女人有爱丈夫的义务，有支持丈夫的责任，但没有怀疑丈夫判断力的权利。
在英属北美殖民地社会，一个秩序良好的基础，通常认为权威的服从---妻子服从丈夫，臣民服从统治者。
。
，男尊女卑的旧传统被移民者带到了旧大陆，生活在夫权和父权家长制观念下的妇女，被看成是丈夫的附属品，男人认为女人不过是婚姻或家庭的附属物，是不能独立存在的。
建立在夫权基础上的家长制观念严重束缚着殖民地时期妇女的生活。
在家庭中，丈夫的权利与君主的权利相似，她们的妻子被囚禁在家庭中，不允许加入他们的社会。
许多家庭仍按照男尊女卑的原则生活，男人在外工作，妇女照顾家庭，妇女处于从属地位，妻子必须以丈夫为核心，一孩子为重点，以家庭为圆圈来生活，丈夫可以支配一切。
只有男人观念更新，和妇女一道竖起新的妇女观。
只有男女在社会在家庭中真正平等，另外以当时的眼光看，共和的品德，包括理性，自制牺牲精神仿佛都是男性特有的，与女人们情绪化和自我放纵的心理特质格格不入，
纳森（ElnathanChauncy）在他的作业本中超下这样一段话“灵魂包含两部分，低级得和高级的，低级的是阴性的和必然灭亡的。
高级的是阳性的和永恒的”。
每个人分配了生活中的身份和地位等级，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生下来就被教育要其谦虚，忍耐顺从，男人认为他们头脑简单，感情丰富，他们为男人而存在并依附男人生活，先是服从父亲然后服从丈夫，欧洲妇女通常接受这些约束性角色，很少有人抱怨，至少在公众场合没有，她们的工作一般局限于家务事，他们默默接受早期被排除在公共教育的事实，同时也接受与他们带入婚姻的任何财产和收入都转归丈夫的法律。
女人不能在教堂讲话，也不能参与他们的管理，她们在政治上没有发言权。
妇女不具备天生的素质，因为男人普遍认为妇女生性懦弱，缺乏理性，好感情用事，不适合成为共和国的公民，男人生性理智，富于进取精神，不敢屈就，而妇女和风细雨，善于无私奉献，易为情感左右，因此不适合参与公共生活，政治领域是男人的领域，而妇女则被禁锢在家庭之中。
我们非常熟悉的阿比盖尔，亚当斯对她丈夫发出的“不要忘了女士们的呼吁”以及她关于妇女与男人一样不应“为任何我们发言权或代表权的法律所控制”的评论。
对于约翰亚当斯来说，他妻子对政治自由的要求，都是违背食物自然规律的。
阿比盖尔。
亚当斯（AbigailAdams）在早期美国享有其他妇女无法企及的知名度，这不仅因为她丈夫的缘故，更因为他在美国妇女中率先挑战男性的政治主导地位，然而，即使这样一位有着家庭政治背景的妇女也难逃被男权排斥的遭遇，阻力最直接来源与她的丈夫—约翰。
亚当斯。
早在1775年的一封信中，约翰亚。
当斯就要求“过于莽撞的妻子”向另外一位政治家约翰。
汉考克（JohnHancock）的夫人学习，“避免谈论政治”，到1776年3月宪法制定之际，亚当斯夫人在致丈夫的信中更加直截了当地向男权政治提出了挑战，“如果没有受到特别的关照和注意，我们决议煽动暴动，并且不受漠视我们的发言权或我们没有参与制定的法律的约束”。
约翰亚当斯对于阿比盖尔提议的“特别法典”“付之一笑”,此外，亚当斯还将妇女比喻为需要驯服的部落。
由此可见，作为美国自由与平等原则主要倡导者和维护者之一的亚当斯根本没有考虑将女性纳入美国的政治生活进程。
亚当斯对于女性权利的反应不是一种孤立现象，而是具有普遍性。
她丈夫的回应是这样说的“你对法典所说的话，只能领我发笑”。
将妇女排除在公共活动之外，在男人看来是因为她们不适合参与，1847年，费城一位著名的医生的演讲中“从智力角度来看，女人的容量小了些，。
，他们不具备大规模领导能力。
难道你们会认为，女人会。
从她们柔弱的智力土壤中，培育出哈姆雷特或买卡白斯的宏图大略玛？
他们并不属于女人的领域，性格，力量或天职，供在他们心里圣坛上的。
是他们的家庭。
二、殖民地时期白人妇女的妇女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
传统观念认为女人是男人的附属品，必须从属于丈夫，这种思想在法律方面表现最为突出。
普通法的传统把妇女划分在她们的丈夫法律地位以内，她们在家庭中的从属地位，突出体现了男性自主与女性依附两者之间的对照。
殖民地的法律是从英国习惯法移植而来，判断个人是否独立，首先要看她（他）是否实现了经济独立，而按英国法长久以来的原则是，妇女结婚以后，她就不“存在了”，她隶属于她的丈夫，她们婚前的财产所有权就转交给了她们的丈夫，家中大小事宜由丈夫做主，妻子对于家中的财产无控制权，更没有权利订立契约，提出诉讼。
这就使她们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依附于他们的丈夫。
根据英国习惯法，殖民地单身妇女和寡妇可以签订合同，拥有和转让财产，在法庭上代表自己，以及经营商业，女性的职业选择权利有限，却要承担广泛的责任。
（但在结婚以后）但在法律和社会现实中，妇女都缺乏参与政治的资格—政治自治的机会取决于对财产的拥有和对自我人身的绝对控制，既然普通法的传统把妇女划归在她们的丈夫的法律地位以内，妇女不在同等意义上像男人一样拥有自己的权利，她们在家庭中的从属地位体现了男性自主与女性依附两者之间的鲜明对照，根据宇宙的自然法则，她们的妻子“（应该）在所有事情上完全全从属于他们的丈夫。
”剥夺妇女自由的理由，是因为他们部具备天生素质，因为（男人）普遍认为，妇女生性懦弱，缺乏理性，不适合成为共和国的公民。
大多数妇女不了解家庭财务状况，“农村妇女不知道收成状况的好坏，城市妇女不了解丈夫的经济开支，有钱妇女不知其丈夫的总收入财产”,一位弗吉尼亚妇女写道“我不了解他的任何事，他的收入是否允许我们以这种方式生活，我一无所知”，
托马斯潘恩（thomaspaine）以下陈述描写了选举权与所有权的关系“要求一个人拥有60美元的财产，否则没有选举权。
”北美十三个殖民地认为生命和自由安全依赖于财产安全，宪法必须保护财产，因此北美十三个殖民地也要求享有选举权等政治权利必须有财产上的保障。
在殖民地享有选举权通常的必备条件是至少有地50英亩，殖民地享有更多的经济机会意味着更大的政治权利。
妇女不享有政治权利，殖民地的法律限制他们拥有财产和处理自己的法律及私人事务的权利。
妇女相当于未成年人儿童的法律地位，婚后，她们的法律身份几乎隶属于她的丈夫，英国法律规定“丈夫和妻子在法律上是一个人…妇女自身或其作为法律主体的身份在婚姻存续期间终止。
”
殖民地的妇女差不多都不想结婚，但一旦结了婚，他们原来的法律权利便会自动消失。
妻子的财产变成丈夫的，妻子不能自己做买卖，不能自己做买卖，不能出头打官司，也无权以个人名义借贷和签合同，（卓越的英国法学家威廉。
布莱克斯通勋爵说过这样一句话“丈夫和妻子合二为一，而丈夫就是那个一”），
大多数人在建立联邦政府时考虑了他们的经济利益，有四种人是制宪会议不代表的----妇女，奴隶，契约奴及无产者。
亚当斯坚持说：
财产，唯有财产，才能意味着独立。
没有财产的人不会有他们独立的判断力，他们的言论和选票都将为某个有产者所操纵，。
经济上的依附会造成一个人政治上的屈从，财产的拥有来划分政治的界限，无产者被排除在政治社会之外。
经济的独立是妇女解放的前提和第一个步骤，妇女要获得经济独立就要参加社会劳动。
恩格斯的理论告诉我们，妇女政治地位的丧失是从经济地位开始的，解放妇女的先决条件必须是她们参与到社会经济活动中去。
她们只有摆脱经济上的依附地位，获得独立，才能进一步提高对政治地位的要求。
开阔妇女的视野，认识到自身所处的劣势，加强妇女的社会参与意识，努力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在社会中认识自身的价值和能力。
托马斯。
杰斐逊则强调说，依赖他人一定会带来低三下四的恭顺。
，拥有财产无一例外地成为获取选举权的必要资格。
近期关于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在8世纪的相互关系的讨论。
颇具影响的政治理论家查德。
普莱斯曾写道：
自由基于“一个通行的思想之上，。
即自我导向或自我管理的思想”。
那些连自己的生活都主宰不了的人，不应在管理国家问题上拥有发言权，政治自由必须以经济独立为前提，以为民主改革的人士说，“投票权是自由的第一标志，是自由人的唯一真实的证章”
威廉。
布莱克斯特通爵士在他那部《英国法律评析（1765-1769）》中写道：
不拥有财产的人将不可避免地“立即为他人所主宰”，由于缺乏自我意志，这些人的选票也将对“公共自由”造成威胁。
.
麦迪逊在1787年制宪会议上宣称:
政府有责任保护拥有财产的权利，和一个公民在他的权利中的财产，显然，妇女不在保护财产行列之中。
对选举权做了复杂的规定和限制，这种规定无一例外地禁止那些被认为缺乏独立判断人，很显然，妇女被排斥在选举权以外,一位居住在马塞诸塞州莱诺克斯的居民在1778年写到：
“当一个人在选举中不能有自己的声音时，他何以能被称之为自由和独立的人呢。
对于美国殖民地妇女来说，她们的公民身份为他们的父亲和丈夫的公民身份所包括，她们在法律上并不拥有支配自己劳动力的权利，她们争取经济独立的机会几乎不存在。
事实上，独立自主的思想也是部分地通过性别来决定，不管是在经济还是政治领域，独立自主都是一种男性特征，依赖他人则是妇女的正常地位。
从苏珊。
B.安东尼到夏洛特（美国自由127）--那些禁闭在家里，得不到争取收入的机会，在经济地位上处于依附地位的妇女做不出任何有意义的贡献，柏林。
戴维斯在853年写道，妇女为了把自己从奴役中解放出来，“必须走出去工作”。
三、殖民地时期妇女的政治地位
（一）政治意识（参与意识与自身定位角色的新认识）
独立自主和理性思维能力是男性的特征，当时流行的观念把政治视为男人的天下，与此同时，在男人眼中，妇女天生缺乏理性，勇气，以及自决所需要的广泛能力，，而这一切都是一个具有公共精神的公民所具备的素质。
（在对女儿日常生活的描述“她们每天忙于家务，这将使他们最终有资格成为有用的妻子，如果他们长寿的话，还能成为有影响的妇女”。
妻子顺从于丈夫，丈夫是一家之主，殖民地妇女把这种现实当成理所当然的，即使阿比盖尔、亚当斯也不免俗。
她在给丈夫的信中写道“我很乐意把家中事宜处理的顺顺当当，我的理想就是做个贤妻良母。
”我已经结婚，另一位弗吉尼亚妇女也表示：
我婚后所做的最初决定便是绝不同丈夫争执。
这一时代的大多数妇女并不怀疑他们的首要职责是照顾她们的家庭。
当独立后的美国人讨论联邦宪章时，托马斯。
杰斐逊在致圣教工会的一封信中（显然是对该会询问有关政治观点的来函给出答复）表示“妇女温柔的胸膛，不是为政治风雷而生的”出席弗吉尼亚州1829年制宪大会的一位代表说，上帝一定要把妇女“变得比男人软弱胆小，从而将她不仅置于男人的控制之下，也在男人的保护之下，”既然选举权的使用必须要包括自主意志和智识能力，自然本身就决定了妇女“没有行使政治权力的能力”。
7月4日，美国最隆重中的国庆节日，《宾夕法尼亚晚间邮报》（pennsylvaniaEvenvingpAst）的倡议言简意赅：
“原全美国各地的自由之子都来庆祝7月4日这一光荣而难忘的节日”妇女没有机会赢得参与塑造7月4日这一自由象征的机会，7月4日是美国国庆，是最隆重的节日，人们在那一天搞军事检阅，参加游行的都是男人，女人们在干些什么呢？
一位家庭主妇是这样说的“整天不吱声，从窗口观看游行和别的什么”。
临近世纪之中时，女人们慢慢开始当上了观众。
对于排斥在外的形式，妇女的态度并不是要求成为游行行列中的队员，而是希望颁布若干新的节日---待在家中庆祝的节日。
弗朗西斯，特洛普“妇女将有完全成为遁世者的危险”。
殖民区内第一位提出选举权要求的妇女是玛格丽特。
伯伦特，她1638年来到马里兰，后来成为该地区的女商人和律师，1648年1月12日，他在马里兰众议院发言，要求选她为议员，但被拒绝。
新泽西州最早允许妇女参加选举，政府将公民权授予财产达一定数量的“所有有自由身份的居民”，因并未强调性别，所以拥有公民权的至少包括若干寡妇，单身女子等女性公民，虽然以对财产资格标准的严格定义而言，其中未必有几位合格，有人开始抱怨，认定如果不给女人上上笼头，要不了多久，“我们就有可能看到，她们要来掌舵了==掌政府的舵”1806年，由于出现投票局面混乱及乱投票的结果，也因当时无一州允许妇女有选举权，结果决定修改选举法，终止妇女的投票权，修改工作的负责人约翰·
康迪克，坚持选举权只能给“自由的男性白人公民”。
经投票表决，新泽西立法院终止了妇女的选举权利，妇女失去了自己在美国政治事务的发言权，这一失，就是一个世纪。
一位名叫萨拉。
杰伊的女子在一封信中写道“笔啊笔，催我些什么？
政治与我有何哉？
我不就是个女人，给别的女人写写信吗？
得了，我还是写点穿衣打扮的内容吧”
（开头）传统性别角色和家庭定位以使妇女习惯于，不直接参与政治生活的前提下信奉男性社会制定的准则，在以“家庭和丈夫为核心的”传统观念束缚下，他们很少涉及公众场合，生儿育与和操持家务是他们信奉的准侧，女性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被淹没，自我意识被泯灭，她们把政治当做是与自己无关的事情，只是做好自己的份内事。
波士顿的汉娜。
马瑟。
克鲁克在1818年出版的一书中认为“尽管（女性）的智力有可能胜任（政治），但妇女谋取政治家之职或登上讲台去赢得男生的高声喝彩在道德上不妥，对身体危害极大”，他宣称，“妇女最为坚实的基础必须存在于家庭体系之中”，M.沃那小姐（MissM.Warner），在182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也认为妇女的权利就是“烹制可口的饭菜，为丈夫分忧并给与照顾”，自称“一位女士”的作者在1802年撰文中指出，“父亲应该告诉女儿，保证他们尊严的生活领域应该是家庭”，由此可见，妇女对自身定位和角色获得认可。
他们对自己的从属地位保持缄默，作为牺牲品，被压迫者，妇女甘于或乐于接受现实存在,虽然有极少数妇女表达了对现实状况的不满，但在美国现实生活中，积极谋取政治利益的只是少数，大多数妇女选择了积极迎合响应或者默认男性政治家制定的政策，妇女是一个被美国政治原则进程可以排斥的群体。
一位妇女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妇女不应参与政治纷争，如若不然，汹涌的党派精神便会（在其中）泛滥”，“对于我们而言，谁是今天或明天的总统并不重要，只要它拥有智慧和美德”。
“独立战争期间，他们多数出于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恐惧和对可能被国内外敌人重新奴役的担忧加入了游行队伍，生产自救和其他活动，拯救本州和合众国的目的至于胜利之后自己能够获取和中具体利益则不在女性的考虑范围之内，在后方抵制英货，拥军劳作，，甚至有的妇女奔赴前线，仅仅赋予“共和母亲的称谓”。
阿比盖尔亚当斯要求政治权利，妇女拯救美国自由的手段之一便是“尽可能厉行节约。
致力于艰苦劳动”。
当男性在殚精竭虑地制定其他涉及范围更广的政策方案时，妇女们出于拯救本州和和中国的目的，可以团结起来，通过严格实行家庭经济和厉行节约带到相同的理性目标。
厉行节约和艰苦劳动就是革命时期妇女抵制外国商品，开展自治运动的真实写照。
，首先，妇女将自己的消费行为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试图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自己在政治上的边缘地位，女性无法参与制定“涉及范围更广的政策方案”，从日常生活角度方式融入国家生活。
抵制洋货只是美国政府和美国社会抗英政策的一小部分，并且参与的女站妇女总人口的比例也十分有限，由于妇女无法参与家庭以外的活动，倡议抵制洋货，使用国货成了他们捍卫自由的一种手段。
卡洛琳，吉尔曼曾写了一部在南卡罗来纳生活的回忆录，文中记述了他本人适应标准妻子的过程“要管制自己的舌头，别做缺礼数的回答，要承认错误，要打不还手，----无论对方应不应该，低眉顺眼，有时会难得死去活来，然而，想织出家庭的幸福锦绣，他们是最关紧要的彩线。
”约翰，格雷戈里在享有不少读者的《一位父亲留给女儿们的遗产》一书中，敦促女青年应力戒在大庭广众下炫耀自己，他说“即令你有所学识，亦当深藏不露，面对有过人之长及出众见解的妇女，男子多会流露嫉妒与憎恶神色”
独立战争妇女参与国家事务，唤醒了部分妇女的政治意识，把他们引向了家庭以外的领域，她们开始接触到广阔的领域，但这仅仅是妇女走出家门的开始。
詹姆斯。
罗德蒙说，如果社会决定了妇女的角色，或着他们是父权制手中的橡皮泥，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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