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陈敝哀的史学方法论中国新史学影响下写民史方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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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陈敝哀的史学方法论中国新史学影响下写民史方法

以陈敝哀的史学方法论中国“新史学”影响下写“民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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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敝哀（1859-1917），一名崇礼，字介石，晚年改名莆，浙江温州瑞安县城人。

他是中国近代史上有突出成就的历史学家和教育家，当世誉为“晚清浙东史学巨子”，在20世纪初“新史学”思潮中堪与梁启超、章太炎齐名。

在“新史学”思潮影响卜，陈敝哀的史学方法系统而全面，包括三个方面，史料处理方法、历史研究方法、历史写作方法。

　　一、史料处理方法论

　　陈氏考证古书，从神话中解释人事，仅因情理和一般常识推断，不鲁莽，亦不作绝断语。

阐释史料，以现实的人作为出发点，明显受到”民史”主张的启发。

考证古书，陈氏认为《神农本草》“虽非神农之作，必出于神农之传。

”认为《六韬》、《文伐》、《三疑》等篇“非太公之书”，斥其内容有违太公本意。

认为古书“成于六国时者多”，其言皆有所本，其所贻留者甚运，批评后世著书者“喜自托古人”，辗转附益，致使古书“背而失其真多”。

不过，陈氏认为古书真鹰难辨，不问其伪与不伪，“但论其理之当否，言之是非。

陈氏更从神话中解释出人事:

女蜗炼五色石修补苍天，认为其为“善治水土者”;神农并耕，天子亲耕籍田，递相祖述，“盖有并耕之遗意也”;蛋尤纵大风大雨和应龙畜水为古“兵家之学”，是为阴阳五行应变之妙用;蛋尤兄弟食丹砂为“昔者丹诀家养生之术”，至于变为“铜头铁额”不被剑入，是为“甲恺”所护;后界射}一日盖为“}一日之射”。

陈氏诊释史料的方法明显受到实证主义的影响。

　　二、历史研究方法论

（一）用调查和统计法研究中国历史厂陈氏比较《周礼》和欧美历史，主张作“调查之册”和“统计之史”。

物产、户口、工商和畜牧等要求“岁有常额”，平民之事如犯罪、自杀、废疾、婚嫁、生者、死者、病者、有业者、失业者等“纤悉必闻于上”，每年求出各类平均之数，就所调查的范围进行比较，进而求“民人、社会之进退，国家之良否”和古今理乱“所以致之故”。

陈氏提倡用“新史学”研究历史，走在时代的前列，但过于简单，且使用不多。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陈氏并不专从故纸堆中进行研究，而去实地考察众生世像，揣摩风俗，“抽理于繁迹之中”，自己亲身体验，了解社会生活和人情世故。

（二）用归纳法和演绎法研究中国历史。

　　陈氏常说:

“综万理为一理”和“综万事为一事’，由一理以推万理”和“由一事以穷万事”，“析一事为万事”和“析一理为万理”，即用归纳法和演绎法研究历史。

不过，归纳法和演绎法用来研究历史，是有一定程度的制约，一般情况卜，很难做到完全归纳，并且真理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陈氏强调用分科办法和参用诸学科方法研究历史，批评中国“久不讲科学”和“有学无科”，且中国不讲“史学”，说《四库全书》分史为一五种，“散而无纪”，《史记》八书与《通志》二一略“得其概略”。

陈氏要求我们做到像西方那样，人各有学，学各有科，分析入微，给人们以“入门之径”。

历史学自有独特的研究方法，陈氏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过于笼统，参用诸学科方法也只是一笔带过，然而，提倡分科研究，已对中国传统史学提出了挑战。

陈氏的历史研究方法，完全受“新史学”影响，提出研究“民史”的具体方法，虽属草创，还是可行的厂

　　三、历史写作方法论

（一）就体例而言。

　　陈氏主张纪事本末体，同时认为纪传编年和纪事本末各有所长。

陈氏宗法章学诚，以为纪传编年和纪事本末理各有当，“义取旁通，博采兼收，史裁乃出”，必欲二者择一，“宜以纪事本末”为准。

并总结出旧史体例的价值和各家体例优劣，认为志可识“宪令法度之详”，表可明“盛衰治乱之故”，纪传特见“一君主贤否”和“一人之终始”;批评《史记》之史例“散而无纪，论列古事，义重错出，断续相问，非芜即漏”;呀旨出太史公作纪传、世家“有年可纪曰本纪，有家可述曰世家，无年可纪，无家可述曰列传”。

批评刘知几谓“迁以天子为本纪，诸侯为世家”;表彰郑樵《通志》之二}一略，“疑郑之不废本纪”;认为史迁本纪“所以整齐固实，稗有所统”，纪亦是“传”，传固非卑，纪亦非尊;批评后世史家通例“独断断于本纪列传一字之辩”;批评“班史之作俑”，赞扬陈寿《三国志》“独废本纪，通称曰传”，效《穆天子传》和《汉武外传》为帝土作传为史家“独例”。

陈氏另说:

“君臣之问，名分昭然”，并非以本纪限定，并举例说唐虞时称我曰肤、君臣并用等。

陈氏在1902年发表《独史》，作通史体例:

八表、一录和一二传。

八表分别为“帝土年月表”（邻国附），“列代政体表”，“历代疆域表”（邻国附“邻国疆域表”，“平民习业表”，“平民户口表”，“平民风俗表”，“官制沿革表”;一录分别为“氏族录”，“礼录”，“乐录”，“律录”，“历录”，“学校录”（选举附，“食货录”，“山川录”，“文字语言录”，“昆虫草木录”;一二传分别为“仁君列传”，“暴君列传”，“名臣列传”，“酷吏列传”，“一家列传”，“义民列传”，“盗贼列传”，“青吏列传”。

陈氏之八表和一录与郑樵之二一略相比，除师承合并外，另创七表（即八表之前七）和一录（学校录），为君作传亦为陈氏效《三国志》首以理论提出，综合典志和纪传，强调中外历史联系和对平民社会生活的考察。

　　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一九》所附“原拟中国通史目录”，计划分三大部分:

“政治之部”、“文化之部”、“社会及生计之部”;章太炎主张写通史，并附通史略例五表，一二志，一记，八考，二l一七别录。

①梁氏、章氏、陈氏同受“进化论”影响，而梁氏仅就史学目的与史书纂写求“新”;章氏于书简仅道史学目的之“新”;陈氏则主张写“民史”，用西方史学研究中国历史，强调史学的功能在指导政治，更从史学主体入手，分析史家“史权被篡”的社会现实，指向专制政体，反对监修，倡导学术独立和求真求实以求“新”，独绝一时。

对比三家，可以看出陈氏“平民三表”倡“民史”在史书编纂“体例”上的具体化和写“民史”方法上的高超，并且放眼世界写世界史。

史家求“大例”和“公理”几乎成为20世纪中国“新史学”思潮中的旗号，其核心是民史，叙人群进化。

陈氏认同史家“大例”和“公理。

（二）就步骤、方法而言。

　　陈氏倡“知民俗之原”和“证间里之事”的民史，并达“知之必详，言之必悉”。

111680）在新地理史中他具体提出历史编修方法，简言之“四要一表”第一步:

“调查”，要求贵实。

求居民分布状况，条理分明，如查字典之法，一家人口多少，一人在家谱中排行，一目了然。

因为种种原因，人为藏匿人口颇为普遍;人们时常因为工作或生活所需频繁地迁徙，因而必须做到真实，最后精确到每方里居民平均数目。

第二步:

“区划”，要求贵小。

求风气相同的居民在一区划内，中国地广人稠，生产发展不平衡，生活和社会风气各不相同，仅如司马迁和郑樵以大都会为界或古九州说，远不够精，更何况百里小邑，风气、嗜好各不相同。

为求一区划内风气小同，区划应越小越好。

第三步:

“分类”，要求贵多。

研究人亦效仿学术分科方法，以其各种不同性质划分，人作为个体，必须观察他的本质、品性、情操和状况，而且这些东西随时问、地点变化而不断变化;于人群体，其人种、宗教、语言、性情、智识、德性各不相同;于人类疾病，分别出各种疾症和诸多状况，并说明在人体哪个部位，等等。

因此，分类越多越好。

第四步:

“比例”，要求贵精。

求出国民各种性质方面的比例，得以整体认识。

四个步骤做完，接卜来详作一表:

　　户口表”。

登记户口，详记人民数目，探明人人生死的状况和家家迁徙的原委，培养人民对国家的情感，求国家兴隆和风俗淳美，不仅只为求户口上税。

②“宗教表”。

历史上的宗教战争，或能使国家强大，或能抵御外侮;中国有教，其实无教，仿效西方基督教，以申民气。

③“族类表”。

分别种族，求其异同，弄明种族遗传的特质和种族杂居后的变化，互相砒砺，共开社会风气，使文明进步。

④“学校表”。

公平对待公学、私学、家学、族学，比较异同，大办教育，期民众开化。

⑤“职业表”。

分别常业人、非常业人、自由业人、不自由业人，使民安居乐业，国家稳定。

⑥“疾病表”。

详别疾病，关心人民疾苦，引导人民饮食起居，教人民养生之道和医疗技术。

⑦“罪人表”。

比较犯罪平均人数，求犯罪原因和自杀原因。

⑧“儒林表”。

详求读书人数和学有成就者，补救政治的不足。

⑨“文明原始表”。

考究学术变化原因，并察外来学术如何影响本国学术。

⑩“历代君主表”。

考求君主杀人兴起、专制愚民的原因。

陈氏新地理史编“民史”方法，在同时代人中出类拔萃。

曰反对编纂类书。

类书，相当于索引，近人胡道静详论类书的源起、性质、作用和流弊，认为类书兼“百科全书和资料汇编两者而有之”，于学术研究上肯定其“校勘”和“查对”的方便;引《四库全书总目》类书类《小叙》斥其流弊;陈氏认为，类书为“天卜最可痛恨者”，而编类书之徒为“天卜之人最无耻者”，痛恨朱明氏“以制艺愚天卜之士”而天卜全然不知返;痛恨士人考八股，人人恃典林、典类，平日不读一书，一题入手而卜笔万言，读愚人之制作愚人之文。

并且类书于古经“割而裂之”，于《渊鉴类函》、《子史精华》之列，行“秦皇愚黔首之妙策”。

认为“类书愈多，则文明之退步愈甚。

读类书则多愚民;亦承章学诚论类书“取便依检……以供随俗之取携”，肯定类书为工具书，查找方便。

可见，陈氏是从反对专制的角度而论，为民主而立;实际上，为学术方便，无可厚非。

（四）关于史笔。

　　陈氏宗法刘知己“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

汉高后死，诸吕皆被灭，大臣共同迎立代土，立为文帝，文帝命诛高后所立二帝—少帝和恒土，并称“非惠帝子也”。

陈氏认为是当时曲笔阿时，成文帝之美而彰吕后之恶，“非实录”，认为“少帝不死，则文帝之立无名。

州匕魏崔浩奉命修国史，书魏先世事，丝毫无忌讳，刊文于石，“以彰直笔”，触怒北人，诛浩三族。

陈氏认为魏先祖“兽居而禽食”，迁移不定，声教不通，“其先德自无可掩饰”，惜浩书不传，“必当时之实录也’，元人杀人成嗜，太祖破燕金，其臣言汉人不易制，尽杀之“以肥牧地”;伯颜攻常州，“命尽屠其民”，忽必烈乃谓“伯颜不嗜杀人”，中国秉史笔者“乃曲为之讳”。

陈氏更从当时社会寻找“曲笔”的原因:

史之曲笔“亦其时为之也”，《明史》之成，清廷禁讲学，避讳忌如不及，明东林党祸“以为土守仁之徒实尸之’’;《叹春秋》本该“开卷了然，读者易晓”，却委曲难明，陈氏认为“士生乱世，而欲托著书以表自己，难矣哉。

”批评士人“不察时变而好申古训”反对“入主出奴，好增益以巧附其说”。

史学家的天职就是“求真求实”，不应为权势和利禄而动，否则给世人将是“非全史”或“非信史”。

　　物评价之标准。

以治乱或兴衰定褒贬。

陈氏在《中国哲学史》中，记古制作圣人时代社会生产发展和天人学说，从伏羲直到姜太公，称诸人‘怪且神”。

《中国通史》从黄帝直写到清康乾盛世，表彰一统时期之明君贤臣，分开国诸君臣与中兴之君臣两期，痛斥暴君昏君和奸臣乱臣失国殃民，且于三国、南北朝、五代}一国和宋元之际纷争时代，表彰保治安民的贤人和贬斥战乱扰民的小人，通代表彰诸辈学者大儒立言教民和开风气之惠。

②人物评价之方法。

（一）引史论人。

陈氏写“两史”，涉及人物达上百，总是先叙后议，引史论人，有根据地褒贬人物，扬抑学术，不落空泛。

（二）对比论人。

陈氏常将相近的历史人物进行对比，以突出其不同的地方，予以赞扬或贬斥，如论孟子和荀子的章法和学问:

“孟子之言精，荀子之言大而能尽;孟子之言约，荀子之言详;孟子之言大而能尽，荀子之言博而近要。

荀子以力学为基，而以传经为履……孟子崇意想，荀子征行事;孟子任天然，荀子重人为;孟子穷原理，荀子举实用。

”论秦始皇焚书坑儒:

“智一人，愚万世”，秦国未尝尽焚书，书之焚不在李斯而在于项羽，“及其亡也，不由始皇帝而由于萧何”，萧何“且举所以智一者而尽去之”。

（三）正反论人。

陈氏论人，力求全面，褒贬之际，尽现真形。

论蛋尤首为“作乱争天卜之人”，亦古“有术之士，擅制作之才”。

论老子之用世，“人类之灭久矣”，赞其“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论汉武帝“奖励学术”和“拓疆士”，然而“繁刑重敛，宠任酷吏”。

论唐太宗为“君则贤”，比汤武征伐，成康美治，玄武门之变前开馆纳士，“早无人臣之心’，论武则天性明敏，涉猎书史，“善用人”、“四境安堵，百姓无乱萌”;而“荒淫无道”，“刚忍好杀”。

fil}sso>陈氏论古代君主，已超出了“名分”的藩篱，明土木堡之变，明英宗应“律以丧师失国之罪”，景帝有“制造之功，中兴之烈”，斥俗语“于谦有保存宗社之公心，景帝有贪据神器之私意”，认为“天卜本公物，而岂能私之以英宗哉。

　　史家要求做到“论从史出”，有理有据;“一分史料说一句话”，史料不是“野马”。

不过20世纪初“新史学”主张，仅限于宣传。

梁氏与章氏未写新体中国通史，陈氏之《中国通史》仍以朝代为分野，提纲挚领，主写兴衰治乱原因，分析天卜大势，种族来源，辨仁政与暴政之际，表彰贤明君臣，斥退奸乱;明社会学术风气，民问饥乱;乱世时代主写兴起的新土朝，夷族治华则略写。

陈氏苦于中国物产及户口调查不实，无从写民史。

斯时真正欣赏的还是相对传统的学术标准，此后相当时问仍以政治史见长，特别是后来兴起的左派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仍未以“民史”为核心，并可见明显的意识形态干预的痕迹，直到20世纪最后20年“民史”才真正受到较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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