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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孙中山的性格以及他对信仰追求的执着程度来看,其政治理想与行动原则一旦确立,似乎很难发生动摇与改变。
那么,为何在第一次护法后的三年时间内,他的革命思想竟奇迹般地发生了嬗变与升华?
个中动因无论怎样复杂,但起决定性作用的三个因素是不容忽视的。
第一,孙中山在逆境中始终坚持对中国革命出路的探索与追求,是促使他革命思想发生嬗变与升华的关键因素或主观基础。
孙中山是一位勇于面对挫折和善于总结失败教训的革命家。
早在1912年辞去临时大总统时,他还单纯地认为,在“数千年专制之毒深中乎人心”的中国,只有把民主共和精神用法律确定下来,才能使“帝统为之斩绝,专制为之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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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27）他幻想用~纸临时约法去约束和阻止袁世凯的倒行逆施,还不懂“如果没有政权,无论什么法律,无论什么选出的机关都等于零”圆（P98）这一政治斗争的根本法则。
甚至宣称:
“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惟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er（P84）并在行动上脱离了政治而转向铁路建设。
他企图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从事经济建设,“间接使政治基础臻于完固”例（p635）。
他在致宋教仁的信中还坦言:
“民国大局,意、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等各种矛盾关系上的基本功能;
最后,又以图说的方式详细勾划了在五权宪法原则指导下构建起的国家机器的基本模式;
深入讲解了直接民权的具体标志（县治）及其所包含的内容;
肯定了直接民权在五权宪法中的核心地位;
分析了四种直接民权应具有的政治功能。
111（P485—498）该文所阐发的思想主张,凝结了他数十年艰辛探索的心力与心血,融汇了东西方数千年政体建设之精华,堪称是近代中国关于民权革命的划时代的宣言书和动员令。
这篇演说所反映出的思想高度,已经超越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围,触摸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脉搏。
三、对实现国民革命各种主体要素的新认识在第一次护法运动后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孙中山在与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爱国运动的相互影响过程中,通过亲身耳闻目睹与冷静的思索,已经对中国革命许多问题的认识产生了新变化,其中对中国革命制约关系最为紧密的几种主体要素的认识变化尤为明显。
第一,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变化显着。
五四运动后,孙中山对lE本侵略中国的野心已有了较清楚的认识。
1919年l2月,他曾对友人说:
“吾人对Et本无多大希望,只求其不行劫可也。
”[131（p9）稍后,他在国民党本部演讲时宣称:
“我们革命失败,全是日本捣鬼。
”（P4）而对英、美两国,当时的认识仍比较保守。
但这种认识在事实面前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第一次奉直战争前后,直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府,成为孙中山在国内的主要敌人,而站在他们背后的却是英国和美国。
在南方,日益露骨地反对孙中山的新军阀陈炯明,也得到英美两国的支持。
这不能不激起孙中山的敌视与反感。
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时,港英当局又阻挠群众集会庆祝和捐款支持新政府。
1921年8月5日,孙中山致书咸马里夫人说:
“我们打算进军北方,以逐走所有的大督军与亲日派。
当然,和往常一样,英国政府正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设置种种障碍,以致使我们的一切重大成就化为泡影。
”唧（P583）当孙中山同陈炯明的矛盾日益尖锐时,他甚至对少共国际代表达林愤慨地表示:
“我最好的朋友陈炯明背叛了,他被吴佩孚收买了,被香港的英国人收买了。
”[14]（p111）孙中山是一位纯粹的爱国者,他所深切关怀的只有祖国和人民的命运。
在事实面前,他对各帝国主义的认识都在不断深化。
此时尽管他还没能认识到:
要拯救中国,首先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
但我们可以感觉到,他离这一步已仅有咫尺之遥了。
第二,对知识青年的认识有了新的飞跃。
孙中山从社会政治的大动荡中认识了五四运动中觉醒的广大青年学生,认识了五四运动“莫非新思想鼓荡陶熔之功”,而“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
B]（P462）6月16日,他在环球学生会讲演结束后与当时的学生代表屈武谈话时表示:
“中国的希望,就寄托在你们这般青年人的身上”。
[15]（P60）正是基于这些认识,他开始努力寻求共同语言以争取这一社会力量。
在孙中山的指导下,1919年6月《星期评论》创刊,《民国日报》开辟“觉悟”副刊,大型理论刊物《建设杂志》也于8月横空出世。
革命党的核心人物们迅速汇聚上海,他们开始提倡个性解放、妇女解放、文学革命、“社会主义”、社会改造,力图以最新姿态与新知识界交流思想。
1919年1O月,“中华革命党”几乎是无声无息地易名为“中国国民党”,并放宽了党员标准,开始“大量吸收青年入党”[16]（P303—304）。
第三,对工人运动的认识有了质的提高。
孙中山以往对中国的工人运动较少关心。
一方面是由于当时中国独立的工人运动还没有发展起来;
另一方面也因为孙中山曾认为,在中国应该强调劳资双方的合作。
他对工人的不幸生活表示同情,到广州后颁布的《内政方针》中就提出“保护劳动”、“谋进工人生计”、“提倡工会”等主张,[91（P433）但他基本的想法,仍希望通过实行民生主义来避免社会革命,而不是鼓励社会革命。
后来,他对l922年1月至3月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却给予了极大关注。
这不仅是因为先后参加这次罢工的海员众多而形成了“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
更是由于第一,“孙中山奔走革命流亡海外时,曾以乡谊关系与海洋轮船上之粤籍海员发生不少关系,以救国为号召,鼓吹海员组织团结,一117—“知难行易”学说的哲学基础是唯物的,完全符合人类的一般认识规律。
他还认为:
“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
“人类之进步,皆发轫于不知而行者也”;
“吾人之在世界,其知识要随事物之增加而同时进步”。
意思是说,人的认识必须跟上客观形势的发展,否则,就会在不断出现的新事物面前“渐即于老朽颓唐,灵明日固”。
“古人进步的最大理由,是在能实行”,而“知”是为“行”用,“以行而求知,故知以进行”,道出了“行”与“知”相长的辩证关系。
他指出,传统的“知之非难,行之惟难”的观点,是“似是而非之说,实与其理相背驰”;
同时,他还批判了宋、明以来的“知先行后”和“知行合一”等形而上学的理论,并以“能知必能行,不知亦能行”的主张,激励革命党人去为理想而奋斗,反对那些“不知则不行,知之又不敢行”的消极无为思想。
该书的完成,不仅标志了其哲学思想开始形成,也表明他的一系列革命纲领和学说,开始在较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渐趋升华。
其次,以民生主义为主导的社会革命思想进一步丰富与发展。
孙中山此期又写成了《实业计划》（即《物质建设》,《建国方略》之二）一书,这是他为未来的中国精心编构出的以铁路、水路、公路等交通运输业为先导,轻、重、民用各种工业综合发展的经济建设蓝图。
孙中山始终认为,交通运输是近代工业产生与发展的先导,必须放在经济建设的首位。
他指出:
“予之计划,首先注重于铁路、道路之建筑,运河、木道之修建,商港、市街之建设,盖此皆为事业之利器,非现有此种交通运输屯集之利器,则虽全具发展实业质要素,而亦无由发展。
”他在辞去临时大总统不久,就曾提出在全国修筑10万公里铁路的设想。
而在《实业计划》中,他又将这一设想具体化为六大铁路系统,即西南、西北、中央、东南、东北、高原,从内地到边疆,从江南到西北,四通八达,无远不届。
此外,他还提出建立北方、东方、南方三大海港,疏通内河水道,发展内地交通;
兴建粮食工业、衣服工业、居室工业、行动工业、印刷工业;
开采铁、油、煤
、铜矿及创办矿机制造厂、冶矿机厂等等。
孙中山在书中还充分肯定了调查研究和科学一116一实验对于发展经济的重要性。
他说:
“此书为实业计划之大方针,为国家经济之大政策而已;
至其实施之细密计划,必当再经一度专门名家之调查;
科学实验之审定,乃可从事。
故此举之计划,当有种种之变更改良,读者幸毋以此书为一成不易之论”。
[11（P212—213）孙中山在政治革命中,为建立真正的共和政体和维护民权战斗不息。
在经济革命中,他又以严肃的科学态度,或亲自勘查或派人调查研究,然后“绘制地图和表格,并收集资料,详加核对。
《实业计划》中包括河床和港湾的深度与层次等细节,他无不了若指掌”。
这一切,对于孙中山这样日理万机的民主革命领袖而言,实属难能可贵。
他又在书目的自序中告诫国人:
“中国富源之发展,已成为今日世界人类之至大问题,不独为中国之利害而已。
”而要发展富源,必须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欲操此发展之权,则非有此知识不可,”明确强调了国家独立与发展经济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
书中还指出:
“欧美两洲之工业发达,早于中国百年,今欲于短时期追及之,需用其资本,用其机器。
若外国资本不可得,至少亦需用其专家、发明家,以为吾国制造机器。
”[11（P212）主张在不损害中国主权的前提下,引进外资和西方的先进技术,以便在较短的时间内赶上西方,彻底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
孙中山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济论着及所阐述的经济改革主张,尽管囿于当时的条件而无法付诸实践,但却为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份极有借鉴价值的珍贵遗产。
再次,五权制宪学说的完善,使孙中山民权革命思想产生了质的升华。
1921年3月20日,孙中山为了在广东军政府的基础上筹建正式政府,于广东省教育会公开发表了以《五权宪法》为题的重要演说,旨在全面系统地阐述五权制宪学说和民权理论,而后整理成文。
文中,他历数了中外古代政治制度之特点、近代宪政运动之源流、三权宪法之由来;
比较了英美两国三权宪法的异同及优劣;
揭示了三权制宪原则的缺陷与流弊;
论证了宪法在调解自由与专制、法律规范与无政府主义、个人私欲与社会公如此,则真正最后之和平,可得而致。
”[91（P14o）孙中山及其战友们都已看到,在这场我国亘古未有的“国民运动”中,“中国多数国民,已经感觉到非国民自己主张,自己选择、自己努力,不能救中国”。
O1]他们虚心地承认,在人民大众所表现出来的“无可比拟”的伟大面前,他们以往的斗争“徒足资以剧谈”[121。
显然,他们已从这场划时代的群众爱国运动中找到了革命力量的源泉。
孙中山从社会政治的大震荡中认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
他在1920年1月的一封信中盛赞新思想“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
虽以顽劣之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
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空前之大变动。
推原其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大放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
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
（P482）这时,孙中山已清醒地认识到,“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
”为了紧握思想政治宣传这一锐利的斗争武器,孙中山命朱执信、戴季陶等于8月1Et在上海创办了《建设》杂志,开始鼓吹各种革命与社会改革学说。
五四爱国运动是中国人民民族意识觉醒的结果。
人民大众以抵制Et货等方式直接与日本帝国主义展开斗争,并且无情地揭露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列强的“强盗行为”。
这一切都强烈地感染着孙中山,使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态度也变得强硬起来。
1919年6月24Et,日本《朝日新闻》记者问他:
“中国人何以恨日本之深?
”孙中山直言不讳:
“予向为主张中日亲善之最力者。
但乃不图日本武人,逞其帝国主义之野心,忘其维新志士之怀抱,以中国为最少抵抗力之方向,而向之以发展其侵略政策焉。
此中国与日本之立国方针,根本上不能相容者也。
”而“日本政府军阀以其所为,求其所欲,而犹望中国人之不生反动,举国一致,以采远交近攻之策,与尔偕亡者,何可得也?
”（P71,72,74）这是他第一次公开从立国方针上抨击日本帝国主义,反映出他的民族意识有了进一步提升。
二、孙中山哲学、经济及宪政思想的新发展对于孙中山1918年回到上海后埋首书斋那段时光的心态与表现,学界多以“苦闷”、“徘徊”、“焦虑”等概括或形容之。
其实,这仅仅是他在总结革命屡遭失败之沉痛教训、穷诘问题之根源、思索解决之办法、寻求成功之路时,由于心情过于急迫而导致情绪上出现了某些波动。
事实上,他的这段案头苦功并非徒劳,不仅让他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某些认识有了长足提高,而且也使他的哲学、经济及宪政理论得到了完善与发展。
首先,从认识论的角度寻求革命失败根源的同时他的哲学理论得到了提升。
毋庸讳言,孙中山早年学中西医,对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多有了解,而哲学与人文科学诸端则非其所长。
因此,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一直身体力行注重革命实践,即使是他所创立的旧三民主义纲领,同样也是从中国近代国情的实际中得来,并用以指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斗争实践。
直到一次护法失败前,孙中山甚少从事过思辨层面的理论研究与创作。
此时他却刻意从认识论的角度探讨了导致革命屡屡失败的思想根源。
即所谓:
在推翻专制、创建共和之后,“本可从此继进,实行革命党所抱持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与夫革命方略所规定之种种建设宏模,则必能乘时一跃而登中国于富强之域,跻斯民于安乐之天”。
但“革命初成,党人即起异议。
”“所以思想错误而懈志”,以为“予所主张者,理想太高,不适中国之用”,“信仰不笃、奉行不力”,导致“革命之建设所以无成,而破坏之后,国事更因之以日非。
”这种错误的思想根源,主要是受“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传统观念的束缚所致。
为了解决革命党人这种思想障碍,“故作学说,以破坏此心理之大敌。
”[11（P104—106）1918年l2月30日,他在上海完成了《知难行易》一书（即《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又称《孙文学说》）的写作,首次提出了“知难行易”的认识论学说。
书中的基本主张是:
行在先;
能行便能知;
行易知难;
知是为了行。
还指出:
“宇宙间的道理,都是先有了事实,然后才发生言论,而不是先有言论,然后才发生事实,比方陆军的战术学,现在已经成了系统的学问,是本于古人战斗的事实,逐渐进步而来”的。
他认为,现时存在的客观事实是第一性的,而人们的主观认识是第二性的。
不难看出,他的一115—此时无论何人执政,皆不能大有设施。
盖内力日竭,外患日逼,断非一时所能解决。
若只从政治方面下手,必致日弄日纷,每况愈下而已。
必先从根本下手,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而政治乃能活动”。
[41（p6）袁世凯正是利用了其政治上的幼稚而窃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
然而,宋教仁被刺案发生之后,孙中山即刻认清了’袁世凯的真实面目,彻底丢掉了幻想,果断地宣布“事已至此.只有起兵。
因为袁世凯是总统,总统指使暗杀.则断非法律所能解决。
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讨袁。
111（P477）“二次革命”失败后,他深感国民党人意志消沉,“是一盘散沙,乌合之众”,遂决心“正本清源”,“摒斥官僚”,“淘汰伪革命党”,严密党的组织,成立了中华革命党,号召党员,“协力同心,共图三次革命”。
袁世凯复辟帝制时,他又多次发表讨袁宣言,号召国人“除恶务尽”,“保持民国,不徒以去袁为毕事”,“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l1]（PIOI_1I）3）并率先发动讨袁护国战争,表明要与袁世凯斗争到底。
当第一次护法运动因遭军阀政客排挤而失败时,孙中山又深感“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暴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
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
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国救种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陷火益热,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
午夜思维,不胜痛心疾首!
”[1l（p104—105）故在《辞大元帅职通电》中沉痛宣称:
“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
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
”151（P471）不铲除这些军阀势力,什么“法律及民意”都只能是一句空话。
这是孙中山在革命失败的打击中悟到的惨痛教训。
但他并没因此消沉或怯步不前,相反仍在奋斗与探索。
可以断言,如果没有如此对革命屡战屡败教训的不断总结及其百折不挠的追求与抉择,也不可能有孙中山思想的嬗变与升华。
第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孙中山看到了革命成功的希望、找到了新的国际盟友。
正当孙中山为寻找中国革命出路而苦苦求索之际,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给一114一了他极大的鼓舞和启迪。
孙中山从中看到了世界潮流的发展变化和人民群众的力量,由此也看到了中国革命未来的希望。
他指导下的上海《民国日报》于1918年元旦发表了“吾人对于此近邻之大改革,不胜其希望也”的社论,并致电苏维埃政府和列宁:
“中国革命党对于贵国革命党员之艰苦卓绝的奋斗,表示极大的敬意;
而且更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一致,共同奋斗”,l5（P5OO）表达了中国人民对俄国人民的友好祝愿,也表明中国人民和他本人的觉醒与进步。
在他看来,“俄国革命不仅把世界最大权威之帝国主义推翻,且进而解决世界经济政治诸问题,这种革命真是彻底的成功,皆因其方法良好之故”;
161（P135）也“因为有了俄国革命,世界人类便生出了一个大希望”,I“吾等要想革命成功,一定要学他”。
[81（p148）然而,由于道路悬隔,传闻纷纭,使其对俄国情况了解甚少,其言论和行动还不足以表明当时该事件对他所产生的影响程度。
事实上,孙中山对苏俄态度的明显变化应在1920年秋季以后。
第三,“五四”爱国运动使孙中山认清了革命的敌、我、友,并找到了新的革命力量。
1919年“五四”运动席卷全国,最终迫使北京政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这场伟大爱国壮举,给了正在继续探索救国道路的孙中山以极大的激励。
孙中山为时代潮流的变动而深受鼓舞,遂于1919年8月毅然辞去了政务总裁一职,旋即下定决心:
今后所持救国的根本办法是,“南北新旧国会一概不要他,同时把那些腐败官僚,跋扈武人,罪恶政客,完完全全扫干净他。
重新创建~个国民所有的新国家”。
191（p148）他深切地认识到,八年以来中华民国政治不良到这个地步,就是“因为单破坏地面,没有掘地底陈土的缘故”,今后“改造中国的第一步”,只有重新开始革命,扫清官僚、政客、武人这些“地底的陈土”Uo]。
故此,孙中山结束了蛰居上海的书斋生活,开始更多地关注在中国大地勃兴的这场爱国运动。
l0月18日,孙中山在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发表演讲,指出:
“试观今次学生运动,不过因被激而兴,而于此甚短之期间,收绝伦之巨果,可知结合者即强也。
如使诸君即时以正当方法结合,于此举足轻重之际,来助我主张,予信北京政府从此不能更拒绝吾人也。
有所谓联义社、群益社等等组织。
”“孙中山在南方几次军事行动,得到此等团体为孙中山秘密购买和运输军械。
”UV]（PlO）第二,这次大罢工最初虽由经济要求所引起,但斗争的矛头很快便指向了外国帝国主义,增加了浓厚的爱国主义色彩,从而引起了他的关注与同情。
因此,大罢工开始后,孙中山虽在桂林准备北伐,但仍要廖仲恺在广州筹款予以支援。
对此,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1922年7月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也写道:
“在今年正月海员罢工期间,国民党与工人之间的是多么紧密,这一点对我来说是十分清楚的。
整个罢工都由这个政治组织的领袖们领导,罢工工人参加了党的民族主义的示威游行,全部财政资助都来自国民党。
”USI（P16）这年5月1日,出席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达林亦曾描述:
“孙中山掌权的南方,和军阀、外国帝国主义掌握的北方之间,有天壤之别。
南方的气氛完全不同。
工会、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都是完全合法的。
”[141（P82）这些反过来对孙中山的思想变化也势必会产生较大的影响。
第四,对列宁领导下的苏俄社会主义的认识日益清晰。
正如前文所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刚刚传到中国时,孙中山立刻表示了热切的关注与祝贺,但对她的了解还很有限。
直到1920年才使这种情况有所改变。
主要是因为年初外国干涉军从西伯利亚撤退,远东共和国在赤塔成立。
从而改变了苏俄同中国原来那种隔绝的状态,使孙中山对苏俄的真实情况逐渐有了更多的了解。
1920年下,他开始了与苏俄代表的接触。
同年11月28日,也就是孙中山从上海到达广州的当天,中国又获悉了苏俄的第二次对话宣言。
其中谈到:
“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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