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语文《四知其不可而为之》31课件教案教学设计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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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其不可而为之——孔子的人格魅力
爱因斯坦在《悼念玛丽·
居里》中说：
“在像居里夫人这样一位崇高人物结束她一生的时候，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经作出的贡献。
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
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
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要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
”
在评价孔子问题上，我们也面临同样问题。
多少年来，对孔子的介绍和认识，基本都定位于孔子的成就和地位上——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无形之中，就在肯定孔子的价值的同时，把他神化、圣化了，使人觉得他高不可攀。
而记载孔子历史的一些著作，如《左转》、《史记》、《孔子家语》又以其“高深”而为多数人所排斥，于是，不认识、不了解孔子，便使我们在崇尚孔子从而崇拜孔子的同时，更把他推到一个遥不可及的地位。
其实，从现有的记载特别是最为可信的《论语》来看，孔子并不是如此神乎其神，圣乎其圣，他也是一个平常人，尤其是从根本上来说，他也是一个失败者；
孔子自然以其学生、学说、学派影响后世，名扬中外，但这些都不是孔子真正伟大之处，孔子真正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的为人处世的普通化和普遍化，而更能感召后人的，是他对责任的履行和对道义的践行。
这里不想对孔子作太多的溢美，不想作太多地发挥，只想实事求是的根据《论语》的内容对孔子作一介绍、作一梳理，以便于大家更好的认识孔子。
我们来到世上，就不得不面对自己所赖以生存的社会，无论它是美的，还是丑的；
但我们每个人心中，又都有一个理想的社会或一种理想的生活。
这样，我们就会发现，现实往往是不尽如人意的。
于是，乐观者歌颂自己的理想，如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王洛宾的《在那遥远的地方》；
悲观者抱怨现实的不公，厌世、避世甚至弃世，如经常见诸报端的名牌大学学生自杀事件；
比较清醒的则高举理想的旗帜，对丑恶、黑暗现象加以鞭挞，以期杜绝腐恶，迎来光明，这种人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国家的脊梁。
当然，可能还有一些其它类型，比如随波逐流，为生存而生存，既谈不上什么对理想的追求，也谈不上什么对现实的不满，过一天算一天，麻木地活着……
孔子属于比较清醒的这一类人。
孔子理想的社会——“三代”
那么，孔子理想的社会是怎样的呢？
说到这里，有一个插曲：
我不知道《辞海》的最新版本是怎样介绍“儒”的，但在1977年版上是这样解释的：
“古代从巫、史、祝、卜中分化出来专为奴隶主贵族相礼的一些知识分子。
孔丘开始也从事这类的职业，后来招收学生讲学，宣扬复古倒退的思想，逐渐形成一个学派，是为儒家。
”这里所说的“复古倒退”，可能正是根据孔子的这种社会理想而言的。
在孔子看来，“三代”是体现其政治理想的至高境界，“三代”以降，则道德沦丧，民无宁日。
因此，在述及政治理想时，他总念念不忘。
那么，“三代”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情景呢？
这点，在《论语》中多有表述：
子曰：
“大哉!
尧之为君也。
巍巍乎!
唯天为大，唯尧则之。
荡荡乎!
民无能名焉。
其有成功也。
焕乎!
其有文章。
”（《泰伯篇第八》）
“禹，吾无间然矣。
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
“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
夫何为哉?
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卫灵公篇第十五》）
“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
吾从周。
”（《八佾篇第三》）
…………
从孔子的讲述中，我们不难看到这些时代的特点：
顺乎自然，效法自然；
天下乃万民之天下，非一人之所有；
物质生活贫困，但精神生活丰富——至少，有信仰、有寄托；
统治者修己正身，选贤荐能，万民归心；
有相当完备的规章制度……
那么，“三代”果真如此完美无缺吗？
并非如此。
至少，那些时代的暴君是我们都听说过的：
夏代后期，国力日趋衰弱，到夏桀时，已是危机四伏。
但夏桀不思改革，骄奢淫逸，他“筑倾宫、饰瑶台、作琼室、立玉门”（《竹书纪年》），夏代臣民指着太阳咒骂夏桀说：
“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
商纣王，是筷子的发明者，曾平定东夷，使中原文化逐渐传播到长江、淮河流域，奠定中国统一的规模。
应该说他是一位有成就的君王，但他拒谏饰非、耽于酒色、暴敛重刑，据《史记》记载，商纣王“以酒为池，县（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导致民怨四起。
武王伐纣时士兵倒戈，纣王也自焚而死。
周幽王沉湎酒色，不理国事，以“烽火戏诸侯”来搏取褒姒一笑。
幽王为了讨好褒姒，竟将原来的皇后申侯女及太子宜臼废了，以褒姒为后，立其子伯服为太子。
后申侯乃联合西北之犬戎及缯、吕等国，进兵镐京。
幽王烽火征兵，兵莫至，镐京陷，犬戎兵杀幽王于骊山……
辩证的分析，“三代”也自有其缺点。
只是在历史的沉淀特别是在人们传称过程中，对大是大非进行了“放大”：
美的更见其美，丑的更见其丑。
这样，人们在读史时，对美的事物就会因敬仰而发扬光大，对丑的事物就会引起注意并保持警戒。
可见，称颂“三代”，仅是孔子寄托自己理想的一种方式而已，他并不是真要退回到“三代”去，而是要借“三代”为社会风气的净化提供一个参照，从而对现实进行批判，进行改造，以避免各种腐恶现象再在社会上滋生，使生活回归到自然、平和、民主、幸福的理想状态去。
透过他对“三代”的种种追述和缅怀，我们看到的是负有使命的知识分子对现实社会进行改造的愿望和对理想社会的追求，是开明知识分子在改变现实的艰难历程中自励自勉的一种寄托和安慰。
那种所谓“复古倒退”的说法，仅仅是“欲加之罪”而进行的一种歪曲而已。
孔子理想的人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孔子一生关注政治，一生在宣传布道，一生汲汲于做官。
那么，孔子是否真的想从事政治？
从《论语》中，我们可找到孔子表述自己理想的内容：
颜渊、季路侍。
“盍各言尔志?
”子路曰：
“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
”颜渊曰：
“愿无伐善，无施劳。
“愿闻子之志。
”子曰：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公冶长篇第五》）
这一章，是孔子理想的具体化。
“老者安之”就是使长者过上幸福的生活，再具体点，就是社会环境安定，家庭经济宽裕，子孙孝敬，事业有成，没有过多的忧心之事；
“朋友信之”就是以自己的德行、学识、才干赢得朋友的信任，于事可商量，相处不设防；
“少者怀之”就是心存慈爱而不失尊严，既是年轻人事业上的导师，又是生活中的朋友……
这，就是孔子的理想。
可以看出，跟做官无关。
类似的记载还有：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
“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
居则曰‘不吾知也!
’如或知尔，则何以哉?
”子路率尔而对曰：
“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夫子哂之。
“求!
尔何如?
”对曰：
“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
如其礼乐，以俟君子。
”“赤!
“非曰能之，愿学焉。
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
”“点，尔何如?
”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
“异乎三子者之撰。
“何伤乎?
亦各言其志也。
”曰：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夫子喟然叹曰：
“吾与点也!
”三子者出，曾皙后。
曾皙曰：
“夫三子者之言何如?
“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夫子何哂由也?
“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
唯求则非邦也与?
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唯赤则非邦也与?
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
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先进篇第十一》）
儒家学说的核心是仁义道德，儒家思想的精髓的积极用世。
因此，作为一个儒学思想的奉行者，必然的具备了“修治齐平”的抱负——这个特点，无论从本章，还是从孔子和弟子的答问中都能看出。
有意思的是，作为儒学的缔造者，孔子一生对做官情有独钟，他本应赞同前三个人的看法，至少，应对他认为合理的地方持肯定态度，但他最终赞同的却是曾皙的观点，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们先看一下曾皙所描绘的生活情景：
晚春时节，穿上新做好的春装，约上几个青年、儿童一起去沂水洗浴，然后在舞雩台上享受清风的吹拂，尽兴后唱着歌谣返回家中……不难看出，这是一个理想的社会生活图景，在这个社会中，我们看不到法律、战争、犯罪、贫困、专制，人们自由、平等、幸福、无拘无束的生活着……这个理想社会不也正是我们每一个人所渴望的生活图景吗？
不正是道德、正义、法律、政治这些上层建筑赖以运作的目标吗？
这时，我们再回顾孔子一生的经历，就会发现，孔子的这一向往，正是促使他一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原动力，正是他在困顿挫折面前永不放弃的精神支柱……
微生亩谓孔子曰：
“丘，何为是栖栖者与?
无乃为佞乎?
”孔子曰：
“非敢为佞也，疾固也。
”（《宪问篇第十四》）
这，就是孔子从事政治的直接动因。
由此，我们懂了：
什么叫一个人的责任，为什么孔子被誉为“圣人”……
孔子面对的社会——“知德者鲜矣”
孔子所处的时代，正是社会制度发生大变革的时代，旧的传统、秩序已全被打破，而新的秩序尚未建立，社会道德风尚出现空前的滑坡，尤其是统治者内部，权力争夺激烈，以下犯上、弑君篡位屡屡发生，致使战乱频仍，生灵涂炭。
比如这些记载：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佾”是古代乐舞的行列，一行八人叫一佾。
礼制：
天子八，诸侯六，大夫四，士二。
季氏用八佾，是对天子礼的僭越。
三家者以《雍》彻。
“‘相维辟公，天子穆穆。
’奚取于三家之堂?
天子宗庙之祭，才歌《雍》来撤除祭品，三家这样做是对天子礼的僭越，其不臣之心昭然若揭。
孔子曰：
“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季氏篇第十六》）
——鲁国政权旁落已经五代了，政权落到大夫手里已经四代了，鲁国三家的子孙已经越来越衰微了——三家篡权越位现象严重，那么，就为以下犯上开了个好头，桓子终为家臣阳虎所执。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
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
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
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
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这个结论，正是针对鲁国及其他诸侯国统治集团内部对权力的僭越的现实而得出的，它客观的总结和预见了社会秩序对国家的重大作用。
社会秩序问题，是一个国家能否正常发展的关键问题，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当政令畅通时，所有的团体和个人都对上级政策有一种绝对的服从，都会恪尽职守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而政令不畅时，各自为政，所有人和团体都会为自身利益而损害国家利益——这，正是动乱的根源，正是社会秩序即将崩溃的前奏。
因此，当齐景公问到治理国家的关键时，孔子就回答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每个人都要安守本分，把自己的职责尽到，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这样，既便于各个环节的配合，也能使各自工作做得更好。
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君子思不出其位”，盖斯之谓也。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孔子慨叹：
“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一个政治清明的国家，不仅表现在内部管理的有序和正义，还表现在对外交往中对正义的维护，这正如一个正直的人，不独表现为他自己行为正直，还表现为对别人非正义行为的干预和对抗，所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现在看看鲁国的情况：
陈成子弑简公。
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
“陈恒弑其君，请讨之。
”公曰：
“告夫三子!
“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
君曰‘告夫三子’者!
”之三子告，不可。
“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宪问篇第十四》）
据《左传》记载：
“甲午，齐陈恒弑其君壬于舒州。
孔子三日齐，而请伐齐三。
公曰：
‘鲁为齐弱久矣，子之伐之，将若之何？
’对曰：
‘陈恒弑其君，民之不与者半。
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
’公曰：
‘子告季孙……’”对齐国出现的臣弑君这种人人皆可得而诛之的大逆不道的现象，国君不作任何表态——国家权力不为他所掌握，而他本身对此也是非不分；
作为不应当成为决策者的决策者，“三子”或因自己也有类似嫌疑，觉得这种情况不宜出兵，或因自己本身就没有意识到与自己有什么联系而不想去管“闲事”……总之，拒绝了孔子的要求。
自然，从本章内容看，孔子似乎也没对此抱太大的希望——因为此时的孔子已经71岁了——仅仅是出于“尽责”而已，虽然，他为此事斋戒三日。
但由此可以看出所谓的道义在这个国家已不复存在，而这个国家陷入混乱已成为一种必然：
既没有维护正义的勇气，那就意味着对非正义的纵容，那么，一切非分之举就都有合理化的可能了。
这是当时上层社会的混乱情况。
我们再看一下老百姓的表现：
“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
今亡矣夫!
”（《卫灵公篇篇第十五》）
有疑而空缺不书，不穿凿附会，自己不内行的事就交给内行人去做，不冒险行事，所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也。
然而时人则有无才而狂妄、爱逞能之弊。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民鲜久矣。
”（《雍也篇第六》）29
不偏不倚，取中为用，不走极端，是为中庸，而时人则心浮气躁，激进冒险。
“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
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
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
”（《阳货篇第十七》）
同样的缺点，表现则有天壤之别，古人纯朴、敦厚的风尚都为奸邪所取代，由此，导致社会风气腐恶：
“由，知德者鲜矣。
“已矣乎!
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卫灵公篇篇第十五》）
“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
“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
”（《雍也篇第六》）
当自省已不复存在，当美德、对美德的崇尚成为一种奢侈的时候，正是道德沦丧、社会崩溃的前奏……
孔子的种种梦想，在这残酷的现实面前被击得粉碎。
于是，他以道统的继承者自居，担当起传承周道的使命，欲以个人之力挽狂澜于既倒。
由此也可看出孔子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的背景和这条道路的艰难：
他是在一切美的善的事物几乎遭到灭绝的情况下向整个腐恶社会宣战，所面对的是一个个强大的势力甚至是一个个大权在握野心勃勃的国君，他所面对的是整个社会，他的任务就是恢复和重建新的社会秩序的伦理道德的系统工程……可以想见，他的这一决定，需要具有多大的勇气；
他的努力，又需要多么坚定的信念和坚强的毅力！
而这力量悬殊的对比，也注定了孔子的悲剧命运。
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绝不是孔子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社会的悲剧。
也正是这个悲剧，才使孔子的努力得到历史的公认，才使孔子赢得了万代的敬仰，他也成为理所当然的“圣人”。
——他的悲剧，本身就告诉后代子孙，人该为什么生存，人该怎样生存。
孔子处世的态度——积极用世
一般来说，个人的理想能和社会潮流同步，能和谐的融入其中时，这是一个人最幸福的事。
但在很多时候，二者是不合拍的，这时，作为个人，就会陷入一种痛苦之中。
而由此，也派生出个人与社会的种种不同关系，从而达到个人心理上的一种平衡。
从历史发展看，一般有以下几种：
其一、放弃理想，与世浮沉。
这种人，在通过自身与社会的两种势力的分析后，认识到社会势力的强大和自身力量的弱小，于是以牺牲自己的个异为代价，融入到社会之中。
这种人占社会上的大多数。
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
“有心哉，击磬乎!
”既而曰：
“鄙哉，硁硁乎!
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
‘深则厉，浅则揭。
’”子曰：
“果哉，未之难矣!
这个荷篑者，大致可归入“随波逐流”一类，可谓社会上的“智者”。
其基本特点是随时事而确定自己行为，不固守自己的理想，不想对社会作适当的改变，以生存为其生命的最高目标：
社会需要自己怎么干，自己就怎样干，不需要自己怎么干就不怎样干，看似游刃有余，实则捉襟见肘。
自然，对这种人，我们也不能贬低或责备，毕竟，各人有各人的理想，各人有各人的活法，无论是谁，都不应把自己的好恶强加到别人身上。
何况，对于一个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来说，它需要生存，需要发展，而其先决条件，便是根据社会的需求来定位自己的目标，确立自己的活法。
这种人，虽然挑不起重担，但安安稳稳，本本分分，也不失为社会稳定之中坚。
但我们也不必抬高或赞美，凡事因循，患得患失，逆来顺受，委曲求全……如果他能对与自己生活方式、生存目标不同的人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宽容，那就是最难能可贵的了。
其二、隐居避世，独善其身。
面对强大的社会势力，自己的力量显得渺小微弱，抗争则于事无补甚至招来祸患，妥协则不会心甘情愿，于是选择避世以图个清静自在。
但与此同时，自己的责任，也就逐步淡化甚至泯灭了。
这种人以层次较高的人居多，如陶渊明式的隐居者，不与世俗同流合污。
他们的这种行为往往受到世人的宽容甚至赞美，很有迷惑性。
从当时的情况看，很多人都采取这种方式来求得自己心灵的宁静：
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
（《微子篇第十八》）
至于他们这样做的原因，《论语》记载了一个这样的故事：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
“凤兮!
凤兮!
何德之衰?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已而，已而!
今之从政者殆而!
”孔子下，欲与之言。
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
这番表白就是最好的理由：
害怕自己不同凡俗的行为给自己带来灾难。
这类人如果走向极端便是与世决裂，以个人的生命为代价，向强大的社会势力发出强烈的也是极其微弱的抗争。
屈原便是其代表。
其三、特立独行，积极用世。
这是“不识时务”的一群人，明知自己的理想很难实现，但仍痴情不改，只要有万分之一的希望，就付出一万份的努力——这种人，是社会上最孤独的一群，同志者最少，同情者不多，且往往受到社会的误解和排挤；
但这种人往往也是最经得起历史长河洗刷和考验的。
他们的生命不一定很长，他们的努力也不一定为当世后世所理解，但他们的精神会逐渐积淀为民族的灵魂，在历史的长河中发出悠远的回响。
曾经有人这样评价过孔子：
子路宿于石门。
晨门曰：
“奚自?
“自孔氏。
“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知其不可而为之”正是孔子乃至这一类人的最好写照。
用世的原因——责任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孔子要去改变自己所面对的社会呢？
《论语》中同样记载了这类故事：
长沮、桀溺耦而耕。
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
长沮曰：
“夫执舆者为谁?
“为孔丘”曰：
“是鲁孔丘与?
“是也”曰：
“是知津矣。
”问于桀溺。
桀溺曰：
“子为谁?
“为仲由。
“是鲁孔丘之徒与?
“然。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
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
”耰而不辍。
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
“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
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微子篇第十八》）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
子路问曰：
“子见夫子乎？
”丈人曰：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
”植其杖而芸。
子路拱而立。
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
明日，子路行。
以告，子曰：
“隐者也。
”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
子（路）曰：
“不仕无义。
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
欲洁其身而乱大伦!
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
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这，就是支持孔子积极用世的原因：
一个人不可能离开社会而与鸟兽为伍，必须承担起他应该承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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