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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根斯坦后来批评摩尔说，他没有看到，唯心论者并不是没有健全常识的人，唯心论的命题不是反对常识，而是反对日常语言的语法。
哲学上的很多自明的命题是语法命题，即，我们对之确定不疑、不可能否定的命题。
对于语法命题，不能用“我知道”这样的用法。
“我有一只手”是一个有确定性的语法命题，“我知道我有一只手”是没有意义的，不能作为有效的哲学论证。
3、开创日常语言分析
摩尔对分析哲学的主要贡献不是他所持有的哲学立场，而是他解决哲学问题的方法，正是这种方法开创了分析哲学中别具特色的一个传统——日常语言分析。
摩尔所说的语言分析，主要是对概念按照其字面上的意义进行分解，如把“兄弟”分解为两个概念：
“男性”和“同母所生”。
由于缺乏逻辑知识，摩尔没有进行逻辑分析工作。
他所从事的分析要确定一个词语或表达式的日常用法，并在此基础上比较哲学用法和日常用法之间的差异；
找出差异的目的是为了否定哲学用法，分折是批判的手段。
摩尔的分析方法有四大特征：
首先关注如何正确地提出问题
用日常语言的表述形式分析哲学问题
澄清语言表达的意义
诉诸常识而不是诉诸思辨
4、分析伦理学（元伦理学）的开创者
二、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
维特根斯坦思想发生转折，外在原因是听了布劳威尔的讲座，而内在原因则是开始于对自己前期思想的不满。
正是由于对他前期思想的反省，才导致他彻底改变了对许多重要问题的看法。
维特根斯坦1929年重返剑桥，除了一篇短短的论文，没有再发表什么文著。
他曾准备出版一本书，即《哲学研究》，大致写作于1936-1945年，但他最后还是放弃了出版的念头。
1947年退休后，他继续写作第二部分，但未完成。
他去世后不久，他的学生安斯康和里斯编订全书并译成英文，1953年以德英对照的方式出版，第一部分是主体，第二部分是些残篇。
与《逻辑哲学论》比较，《哲学研究》的写作风格有很大改变。
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力图以接近于几何严格性的定义方式引入诸基本概念，这是一种富有魅力的文体，但结果并不成功，不少研究者分别指出某些概念语词的使用并在逻辑上并不完全自洽。
哲学概念不是几何概念，不是靠严格定义获得其力量的。
维特根斯坦改变了他对哲学本质的看法之后，也随之改变了他的写作风格。
《哲学研究》中几乎没有严格定义的术语，字面十分简单。
不过，由于它是由一系列札记组成的，更由于这些简单的话语中富含深意，所以这仍然不是一本容易读懂的书。
对哲学的性质和任务,语言的性质和作用等都提出了与前期完全不同的看法,这些思想通常被称作"
后期哲学"
.其与前期的一个重要区别,是抛弃了用逻辑分析的手段建构世界和命题的逻辑结构的理想,从对命题意义的静态的逻辑分析转向了对语言用法的动态分析.
他对前期思想的批判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彻底抛弃了传统哲学关于世界本质的看法,指出了对象存在的相对性,用"
家族相似性"
概念取代了"
本质"
概念.
2,放弃了对语言意义的追求,强调对语言用法的观察,否定作为语言所指对象的"
意义"
的存在,把意义概念本身也归结为对它的不同使用.
3,彻底抛弃了传统哲学对哲学的认识,即把哲学理解为一种理论体系的看法,提出哲学的任务是描述日常语言的用法,哲学就是对日常语言语法规则的研究.
4,哲学其实是我们错误地使用语言而产生的结果,哲学研究的任务是治疗理智上的疾病,而一旦这个疾病得到了治愈,哲学也就消失了.这些思想对西方"
后现代主义"
思潮产生了重要影响.
维特根斯坦前后期两种哲学是否截然对立，看法不一。
有人认为，其前后期思想之间还是有共同的地方,主要表现在:
两者关心的主题都是对思想的语言表达,而不是传统哲学所讨论的思想本身;
;
两者都把哲学理解为一种活动;
两者对哲学问题的处理方式上相似,都把哲学问题的出现看做是思想混乱和理智疾病的产物,因而解决它们的方法不是根据问题的要求来回答问题,而是通过分析问题的方法而最终消解它们;
此外,在关于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关于"
可说与不可说"
东西的看法上,在对待形而上学的态度上,维特根斯坦的思想都存在着一定的连贯性.
1、语言游戏说
对奥古斯丁图画论的批评:
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主要目的是要清除传统哲学对语言的误解。
他在哲学家们对语言本质的众说纷纭的观点中，选择了一种他认为最有代表性的观点。
这就是奥古斯丁关于语言的论述。
《哲学研究》一开始就引用了奥古斯丁在《仟悔录》中的一段话，并把这段话解释为“奥古斯丁图画”。
维持根斯坦说：
（这是）一幅关于语言的本质的特别的图画，根据这幅图画，语言中的每个词都是事物的名称，句子是这些名称的组合。
在这一关于语言的图画中，我们找到了下列思想的根源：
每个词都具有意义，这个意义和这个词具有对应关系，一个事物就是这个词所表示的意义。
维持根斯坦并非说这幅图画是完全错误的，它确实适用于语言的部分状况，对于一部分词语来说，它们确实是通过对应事物而获得意义的；
维持根斯坦所反对的是把这种部分词语意义的解释当作对语言本质的理解。
显而易见，语言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词汇，它们既不是事物的名称，也不与事物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
奥古斯丁图画是对语言的一种狭隘见解，很多错误的哲学观点都是由于狭隘地理解语言而出现的。
维特根斯坦把狭隘的图画当作禁固思想的枷锁。
对“直接指证定义”的批评：
直接指证定义（ostensivedefinition）是用直接指示事物的方式来定义一个名称的方法。
《圣经·
刨世记》中描写了一个故事：
上帝创造亚当、夏娃之后，又创造了各种动物。
上帝把每个动物领到亚当面前，给它起名字，使亚当知道各个名称代表一个怎样的动物。
上帝给动物命名的方式就是直接指证定义。
奥古斯丁已经描绘了直接指证定义的基本特征：
个人用手指着一个事物，同时发出一种声音．另一个人理解这种声音或符号代表着这个事物的名称。
按照奥古斯丁图画，一个名称有没有意义取决于它是否指示一个实际存在的事物；
把这个名称所命名的事物指示出来，是对这个名称的定义的真实性的最可靠的证明。
由此。
直接指证定义被视为决定语言意义的基础。
维持根斯坦反对把语言的全部意义归结为指称事物，也反对把语言的基础归结为直接指证定义的经验过程。
他说，直接指证定义并不是脱离或超越语言的纯粹经验，它本身就是一种语言游戏，只有已经掌握了这种语言游戏规则的人，才能运用和理解宜接指证定义。
在奥古斯丁图画中．人们身体的动作（包括面部表情及声调）被当作全人类都能理解的自然语言，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完全不懂一种语言的人，我们可以用直接指证定义的方法来教他这种语言。
比如，对于一个不懂中文的英国人，我用手指着一张桌子，同时发出“桌子”这个词的声音，或者写下“桌子”这些字，这个英国人即会明白这个声音和字符和“table”具有同样的意义。
维特根斯坦反驳说，手势和声音、符号的结合，并不能使一个完全不值一种语言的人了解到这种语言的意义。
如果我指着一张白纸，告诉他人：
“这是纸。
”对于一个不懂中文的人来说，他会误认为我是在教他颜色的名称，以为我所指的是；
“这是白色”，或者在教他数字，拿一张纸当作数字“1”的一个例子。
事实上，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手势来说明颜色、数字、形状、重量，而不是说明一个事物；
手势可以用来强调我所讲、所写和所指的东西有关联，但它本身并不能表达我的意图。
因此，要理解一个直接指证定义，双方都要进入一种类似游戏的状态，在这个语言游戏中，双方都要既定义对象达成默契。
如果定义对象限定在事物名称的范围之内，那么，我所指的是该事物的全部；
如果双方把定义的对象限定为颜色，那么，我的手所指的就是事物的颜色，而与其形状、大小、硬度、重量等其他性质无关。
这种默契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人类的自然倾向。
人在用手势交流的时候，可以很自然地猜测到对方的意图。
这在运用直接指证定义时也是如此。
当一个外族人指着一样东西，发出一种我所不理解的声音，我会很自然地首先想到他所说的是该东西的名称。
同样，我也倾向于选择这样的方法来教别人理解事物的名称。
当维特根斯坦在指出直接指证定义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的时候，他并没有因此而否定人们会自然地倾向于把定义的对象限定在事物名称的范围之内。
他承认，直接指证定义是一种常用的给事物的名称下定义的方法。
但是，他又接着追问：
为什么我们有把事物，而不是它的性质、数量与属性放在第一位来考虑的自然倾向呢?
他的回答是：
这是因为在所有的语言游戏中，我们最熟悉的是指示事物名称的语言游戏。
每个儿童是由长辈这样教会日常事物的名称的，不同语言的人们初次接触时，也是用这种手段来学会理解对方语言中关于名称的词汇的。
“语言游戏”说
由是，维特根斯坦提出“语言一游戏”说。
“语言游戏”是一种把语言比作游戏的比喻。
据维持根斯坦说，这一想法是偶然萌发的。
有一次，当他正在思考关于语言本质的时候．经过一个足球场．看到人们正在兴高采烈地踢足球，他猛然想到：
人们运用语言的活动不也是一类游戏吗?
但是，语言游戏说在维持根斯坦哲学中的重要性已大大超过了它的比喻意义，
它是被当作一种对比的方法来运用的。
维持根斯坦不时通过语言和游戏的对比，揭示语言用法的多样性、伸缩性、变动性和实践性。
运用这种方法，维特根斯坦把奥古斯丁图画中所描绘的语言用法当作另一些语言游戏。
通过对比各种不同游戏的特征，我们就可以掌握各种语言用法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为了达到这种目的，维特根斯坦设计了三种语言游戏。
第一种语言游戏可以称作“五个红苹果”。
维特根斯坦设想，有一个人拿着一张写有“五个红苹果”的纸条到商店去买东西，售货员接过条子后，首先拉开标有“苹果”宇样的抽屉，然后再拿出一本指示各种颜色的样本．翻到标有“红色”的那一页，来对照抽屉中苹果的颜色，最后再从1数到5，捡出五个红苹果。
在这个语言游戏中，“五个”、“红”、“苹果”这三个词有不同的用法，其中，“苹果”是和名叫苹果的事物相对应的，是该事物的名称。
但是，“红”这个词所对应的却不是一个具体事物，而是一种颜色的样品，如果在一个样本上，有深浅不同的红色样品，加“粉红”、“赤红”、“萦红”等，那么，和“红。
这个词所对应的是一系列按照不同等级排列的颜色，和这个系列中样品相似的颜色都符合所要求的苹果的颜色。
“五个”所说明的是事物的数量，它是在计数的活动中，而不是在对应事物的活动中获得其意义的。
这个语言游戏说明，对不同词的意义的理解是和不同的行为方式联系在一起的。
为了理解“苹果”这个词，我们必须能够指示出它所代表的事物；
为了理解“红”这个词，我们必须比较不同颜色；
为了理解数量词，我们得会计数。
这三个词分别体现了语言的“指称”、“比较”和“计数”这三种功能。
用词来代表事物的名称只是语言的指示功能。
奥古斯丁图画把所有词的意义都归结为事物的名称，这显然是片面的。
但是，维特根斯坦也承认，奥古斯丁是符合某些语言游戏的。
他于是设计了第二个语言游戏来说明在什么条件和情况下，奥古斯丁图画是可行的。
这个语言游戏可以称作“建筑者”。
这是一个建筑工人和他的助手之间的语言交流，工人叫出一样东西的名称，助手就从建筑材料中找出相应的东西递给他。
在这个语言游戏中，建筑者用名称，如“砖”、“石板”、“支柱”、把各种事物区别开来。
正因为每个词那是一件事物的名称，他们才能用它来指示、分辨不同的事物。
所以，维特根斯坦承认：
“我们可以说，奥古斯丁确实指出了一种主流的体系．只是这种体系并不能包括语言中的一切。
”
维持根斯坦还进一步指出，在第二种语言游戏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构造出更加复杂一些的语言游戏。
在他设计的第三种语言游戏中，事物的名称被当作其他词汇意义的基础。
奥古斯丁图画在这种语言游戏中也是适用的。
他设想，那个助手除了理解几件建筑材料的名称之外，不知道其他词汇的意义，现在建筑工人来教他助手理解他的指令。
建筑工人指着一块红色的砖说：
“d一砖”．又指着一条红色的支柱说：
“d一支柱”，如此反复多次，助手明白符号d代表红色。
同样，建筑工人指着三块砖说：
“c一砖”，指着三块石板说：
“c一石板”，等等．助手也可明白，符号c的意义是数字了。
用同样的方法，建筑工人手指着旁处，并说：
”砖一那里”，同时把砖搬到手指处；
再说；
“砖一这里”，又把砖报回原处。
经过训练，助手即可知道词“这里”和“那里”所指示的地方。
在训练的最后阶段，建筑工人发出“e—d一砖一那里”的指令，助手就会挑出三块红色的砖头，把它们搬到手指的方向。
在这个语言游戏中，表示颜色、数字和地点的同是和事物的名称联系在一起使用的。
在学习语言的最初阶段．人们往往是在掌握了一定数量的事物的名称之后，才进一步以这些名称为基础来学习其他词的意义的。
这种训练培养了人们酌一种思维习惯：
一提到词的意义，人们首先想到事物的名称。
哲学家们经过进一步的总结和概括，得出了所有词的意义毫无例外地存在于它们所指示的事物之中的普通结论。
这就是奥古斯丁图画的由来。
把第三个语言游戏同第一个语言游戏相比较，我们就会发觉，词的意义并非只存在于指示事物这一活动中，它也可能表现为比较、计数等活动。
语言之所以有意义，首先是因为它是人们的一项行动。
在这里，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和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行动是多种多样的，通过名称来指示事物只是其中的一种。
2、家族相似说
既然语言现象是多样性、复杂性和差异性的，因此，就不要总是企图给语言下一个完整的定义，企图在定义中把握住所有语言现象所共有的本质特征。
维持根斯坦强调说，下定义的方法不适用“语言游戏”。
他说：
我不是在所有可能被称之为语言的现象中制造出一个共同的东西，而是说，在这些现象中没有一个能使我们用相同的词语来概括的共同特征。
这些现象是以不同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的；
正是由于这种或这些联系，我们把所有这些现象称之为“语言”。
用同样的方式，我们把球类、田径类、棋类，乃至游泳、划艇、攀登、舞蹈、捉迷藏等
活动．都笼而统之地称为游戏。
维持根斯坦建议我们用观察的方法来检验一下，看一看是不是所有的游戏活动都确实具有这个设想的本质，观察的结果总是会突破定义的内涵所规定的范围。
你将看到，对所有游戏来说，没有什么共同的东西，有的只是类似联系以及它们系列的排列。
我们再三要求：
不要想，但要看！
“不要想，但要看”已经成了日常驻语言哲学家们爱用的一句话。
当然，这并不是要求只看不想，而是要求人们的思想内容必须符合语言的实际用法。
如果我们观察一下各种游戏的特点，我们将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重叠交错的类似性，但没有一个所有游戏都必须具备的共同特征。
现在我们假设游戏可以分为六类，每类都具有四个特点，那么，我们不妨用下列图表来表示游戏之间可能出现的类似关系：
在这一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出，每个游戏和其相邻的另一游戏都具有三个相同的特征，但却没有一个特征是这六类游戏所共有的。
维特根斯坦因此总结出一个论点：
“游戏是一个复杂的重叠交错的相似性的网络：
有时是整体的相似，有时是细节的相似。
他把这种相似性称之为“家族相似”。
在一个家族中，每个成员都和另外的某些成员有相似的特征，比如，在身高、相貌、肤色、身段、头发、性格、气质以及其他遗传特征方面，同一家族的成员不是在这一点，就是在那一点上彼此相似。
但是，是不是家族的所有成员都具有某一种共同的特征呢?
如果我们用实际观察的方法来对比，我们将不大可能在几代人中间找到一个人人都具有的特点。
但是，这个家族所有成员又都冠以同样的姓。
受到这种语言现象的迷惑，人们可能会宣称．这个家族一定有一个区别于其他家族的本质特征，否则的话，为什么我们要用不同的名称来称呼这两个家族呢?
这种理由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但是．在日常语言中，当我们用一个相同的概念来称呼众多的个体的时候，我们却毫不怀疑，这些个体必须有一个本质特征，而概念的定义就是对这一本质特征的描述。
维特根斯坦提出“家族相似”这一筏念，就是为了反对这种思维方式。
“家族相似”的概念相传统逻辑中“种”和“属”的概念是大相径庭的。
在传统的形式逻辑中，如果一些个体具有一个相同的特征，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一特征把这些个体事物归于一个“属”。
如果一些属具有一个相同特征，我们又可以把这些属归于一个“种”。
给一个事物下定义就是明确它的属性。
而属性可以用“种加属差”的方法来确定，例如，亚里士多德给人的标准定义是“人是有理性的动物”。
维持根斯坦所反对的是这种形式逻辑的认识方法。
他要求在观察的基础上，通过对比来把握事物之间的类似关系。
这就是“不要想，但要看”的真实含义。
可以说．“家族相似”的观念改变了人们对概念性质和用途的理解。
它要求人们不要用传统形式逻辑中“种加属差“的方法来定义概念的内涵。
“家族相似”允许概念的模糊性，强调的是概念外延的个别性和多样性。
比如，数字这个概念的外延包括整数与分数、正数与负数、有理数与无理数、实数与虚数。
在这些类别的数字中，没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但却与其对立面有相似性。
有理数和无理数都可以用分数来表示，但和虚数却没有什么共同性，在它们中间只有家族相似的特点。
并且，数字这个概念的外延，没有严格的界限，它是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中不断伸展的，从正整数的概念发展到了虚数的概念。
谁也不能否认，在将来的岁月里，人们会把一些现在还没有认识的现象也归到数字概念中，创造出一种新的数字来。
由此可以看出．我们不能用一个关于数字的一般性的定义对所有的数字做出本质性的描述。
我们的概念只是对现有的数字类型之间“家族相似”关系的认识。
同样，人名也是一种特殊的概念。
这一概念所表达的不是一个人的特殊的本质，甚至也不是一个人的存在。
维持根斯坦以《圣经》中摩西这一历史人物为例。
“摩西”这个名字可以被各种描述句子所定义。
比如：
一个带领以色列入越过荒野的人。
“一个生活在彼时彼地，并被叫作‘摩西’的人”，“那个在儿童时期就被法老的女儿带出尼罗河畔的人”等等。
但是，维持根斯坦说，没有一个定义描述了摩西的本质，这些描述甚至不能保证摩西这个人在历史上确实存在过。
因为，即使历史学家考证出所有这些被描述的事实都不存在，人们仍然可以沿用“摩西”这个名称概念来表达他们的信仰。
维持根斯坦说，我们把人名当作概念来使用，却不赋予它以固定的意义。
也就是说，我们不给人名下一个确切的定义，而是用众多的描述性句子来表示它的意义。
毫无疑问，这些被描述的对象也只有“家族相似”的特征，而无共同本质。
维特根斯坦指出，在我们日常语言中，一个明明白白的事实是：
概念的运用不是披规则严格地规定了的。
这一事实并不是什么缺陷，而恰恰是日常概念的长处。
有时候，在有些环境中，模糊的概念，或者概念的模糊用法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在某些领域，某些场合，我们则需要不同程度的精确概念来表达思想。
决定我们应该如何运用概念的是具体的生活和语言环境，而不是精确的规则。
3、意义即用法
维特根斯坦反对把一种我们熟悉的语言现象夸大为语言的本质的倾向。
认为直接指证定义只是形形色色语言游戏中的一种，与其他语言游戏相比，它的优越性只是在于我们对它更熟悉一些罢了。
而我们熟悉的东西并不一定就是最重要的或本质的东西。
事实上，“语言游戏”这个概念本身就排斥了把一种游戏看做是比其他游戏更为重要的观念。
如同所有游戏在人们生活中都具有同等的重要地位，我们也必须把各种语言游戏都看做是同等重要的。
在日常生活中，一种语言游戏不可替代另一种语言游戏，也不能被归结为另一种语言游戏。
它们都是日常语言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在这里，我们接触到了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游戏”概念的实质。
这一概念所强调的是语言和日常生活的联系以及在生活中运用语言的多样性。
他告诉我们：
“语言游戏这个概念突出了这一事实的重要性．即：
运用语言是一种活动，是一种生活方式。
”语言游戏这个概念延伸到了人类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包括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各项活动，如命令、描述、报告、思考、检验、图示、讲故事、游戏行为、唱歌、猜谜语、开玩笑、讲笑话、解数学题、翻译、提问、感谢、诅咒、问候、祈祷，等等，都是语言游戏。
人们常把语言比作工具，但维特根斯坦却将语言行为的多样性比作一个工具箱，它包括锤子、钳子、锯子、螺丝、起子、胶水、钉子、螺丝。
“词的功能的差异性好像是这些工具的功能的差异性。
”如同所有工具都可以被容纳在一个箱子里，语言的外表特征也是相似的，它们都由少数字母和音素连贯而成的。
维持根斯坦又用了一个比喻来说明，这种外表上的相似性掩盖了功能的差异性。
他说，当我们走道一个火车头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或多或少相似的手柄。
但是这些手柄的功能却大相径庭。
引擎的曲柄可以不停地转动，开关的手柄却静止在“开”或“关”的位置上，刹闸的手柄可以推前移后，而泵的手柄却上下跳动。
因此我们不能根据手柄的形状来判断它们的功能，同样，也不能根据语言在表面特征上的相似性，就否认它们在功能上的差异性。
根据“语言游戏”的实践性和多样性，维特根斯坦要求人们从动态的观点来观察语言的意义，他得出了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结论：
在多数情况下，虽然不是一切情况下，我们可以给“意义”这个词下这样一个定义，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
4、遵守规则的悖论
尽管语言的用法繁多，维特根斯坦不能不承认，使用语言是一种遵守规则的活动。
如果每个人都可以随意使用语言，语言将会变成一种不可理解的现象，利用语言来进行交流也将不可能实现。
因此，仅仅指出语言用法的多样性和流动性并不能说服那些祟拜逻辑结构和单一本质的人。
他们会反驳说，既然语言的多种用法必须服从一定的规则，要服从规则首先要理解规则。
那么人们是如何理解规则的呢?
维持根斯坦用一个小学生对计数规则的理解为例，说明了对规日g的不同解释所引起的一个悖论。
设想教师要求学生从2开始，每次加2，依次递增地计数，即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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