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作文备考素材集锦光明观察号第1辑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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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初，在柏林举行的第20届世界翻译大会会员代表大会上，中国文学翻译家许渊冲荣获国际翻译家联盟2014“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成为该奖项1999年设立以来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
然而，在老翻译家名至实归的背后，却是国内文学翻译人才断层、数量寥落的现实身影。
翻译很火，譬如同声传译，而文学翻译却门庭冷落。
冷落的原因，无非是文学翻译是件叫好不叫座的活儿。
“叫好”的意思，是人人皆知文学翻译的重要性。
历史而言，自19世纪启蒙思想家严复将《天演论》译成中文，诸多文学翻译领域的先行者，凭借个人禀赋与志趣持续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启民智、传西学，裨益社会，滋养性灵。
对内而言，没有应时而生的译著，恐怕就没有一代又一代文学大师，譬如果戈里之于鲁迅、歌德之于郭沫若、屠格涅夫之于巴金，以及安徒生之于叶君健等。
对外而言，没有传情达意的译著，中国文学就不可能骄傲地“走出去”。
事实上，自2012年10月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国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关注度就不断提高，不少评论家认为，莫言获奖，英文译者葛浩文和瑞典文译者陈安娜功不可没。
“不叫座”的意思，无非是说翻译工作的诗意，往往被匮乏的物质回报所消弭殆尽。
结果就是三种乱象：
一是为了混温饱而抢时间。
当初，傅雷翻译《约翰·
克里斯朵夫》用了近5年时间，每天翻译800字，推敲斟酌，方为精品。
如今，畅销小说《纸牌屋》的译者何雨珈却直言，“现在,一本几十万字的外文小说，翻译周期通常在4—8个月，算下来平均每天要翻译近3000字。
”二是低稿酬逼人“层层分包”。
往往是出版社将文本外包给翻译公司，翻译公司网上“悬赏”转包给做兼职的大学生，这些学生又将部分文本外包给朋友或学弟学妹……如此下去，甚至你读到的译著有可能是翻译自外国语学校的高中生之手。
三是商业化等不及精品化。
曾有某出版社将26部诺贝尔文学奖作品按丛书翻译出版，这26部作品涉及十多种国家的语言，竟是由“一人带队组团”翻译，事后证实，其翻译手段无非是“狂抄书”加“嫁接术”。
这些年，微信朋友圈常有一些原版“美文”，随后是近乎完全脱离原文内容与形式的译作，貌不合而神更离地表演着中文的“博大精深”。
乔布斯的情书、莎士比亚的十四行等无一幸免。
文学翻译基本的“信雅达”，也沦为一种无边无际的玩笑。
这就是被解构与市场化之后的文学翻译现状。
可是，“中国故事”要讲好，文化互通要尽少损耗，文学翻译该怎么走呢？
有一点是肯定的，连中国楼市都在宏调下走了十多年，文学翻译总不能丢给市场就不管不问。
口惠实至，行政帮扶，中国的文学翻译才能平稳度过干涸期。
堂吉伟德
据江西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博消息，微博用户@橙子loveyou称，昨日上午10点左右和小伙伴们爬山，在毓秀山偶遇新余市委书记刘捷，当时刘捷正在清捡路旁的垃圾。
该网友直呼不敢相信，呼唤小伙伴们都到毓秀山求偶遇！
市委书记当起了志愿者，你会点赞吗？
（8月31日《新京报》）
市委书记当志愿者，若是在一个“人人平等”的环境中，这本不足为奇。
然而若在官本位国家，这却是一件稀奇之事。
因为真实的情况是，官员高高在上并“藏于深衙”，很难有地气的机会，以至于官员下班后像常人那样去逛逛路，也会在第二天成为“头条新闻”，并上升到“某某领导逛街考察民情”的高度。
原本的人之常态，被冠以太多的身份角度与地位属性，为官者还是为民者之间，天然存在一条价值鸿沟。
割裂的认识之下，其实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即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不仅对官员的行为形成了限制，也左右了其他非官者的判断习惯。
彼此都认为，为官者就应有为官者的架子，官员深居简出保持神秘感是天经地义，其他人对此也高度认可。
正是这样的长期习惯形成，使得整个社会都缺乏一种平等的观念，平和的心态，作为正常人的基本表现，却因为固有的偏见而成为罕事。
在国外，国家元首下班后到超市购物，或者送孩子读书，或者在马路上当志愿者，并没有引起惊叹和尖叫。
究其原因在于其国家文化中，最基本的就是权利平等的意识。
不管你职位再高，权力再大，首先你是一个普通的人，也拥有你普通人的应有权利，因而你当志愿者也好，作义工也罢，都是一个人自由的选择。
就像那个“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价值和权利标准，思想的“平等”才能避免“偶遇领导”引发舆论围观，以及褒之过度。
离开了平等和常态的前提，那么对于“偶遇领导”就会出现舆论的两极分化，要么是遇官则疑，要么就是褒之过度，却鲜有人“冷眼观之”，无论是真实践也好，还是假作秀也罢，把官员与他身边的人等同起来，不强调身份，也不附带级别，将其视为一个普通而具有正常权利的人，才能保持平淡而冲和的心态，也会让舆论不过于大惊小怪，让自己和为官者都感到不适应。
确切的说，市委书记捡垃圾之所以稀奇而少见，并非官员群体单方面的错，社会普通一员都应进行自我反思。
有人说，“偶遇官员”成为常态，才不会有作秀的质疑。
其实反过来，对官员的行为从常人的角度去理解，从权利自由的层次，既不过度赞扬，也不轻易贬损，以“人在做，天在看”的态度“冷眼观之”，才能构建一个理性而宽容的社会，也才能培植和引导正常的价值标准。
如此，官场伦理和是非判断才不会被情绪化所左右。
因而，当我们再次面对“市委书记当起了志愿者，你会点赞吗”这个问题时，真正的答案应当是，既不点赞也不质疑，而只是平常视之。
因为此时的市委书记跟常人并无二异。
不唯官，不唯上，不唯权，不媚富，或许对“偶遇官员”才会少一些纠结而多一些平和。
要给官员去魅，关键在于整个社会还得减少权力崇拜和迷恋。
3．儿童军训是一种“抢先教育”
汪昌莲
新疆库车县林基路汉语小学一年级新生报到第一天，学校给孩子们上的第一堂课就是军训。
这些刚从幼儿园出来的孩子就参加军训，孩子们能适应吗？
对今后孩子们成为学生会有多大的帮助呢？
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前往学校进行了采访。
（8月31日新华网）
让这些刚从幼儿园出来的孩子就参加军训，与其说是一种”军训依赖”，不如说是一种“抢先教育”。
殊不知，“抢先教育”除了加重孩子负担，别无益处；
特别是，违背了儿童成长规律，这种拔苗助长式的教育方式，结果必将造成对孩子身体和心灵的双重伤害。
可见，当地教育部门应紧急叫停儿童军训活动。
问题是，叫停儿童军训容易，叫停“抢先教育”却难上加难。
“抢先教育”方式，虽然在社会上饱受诟病，但丝毫也不影响学校和家长“抢先”的心态和行动，甚至“抢先”成风，且这股风愈刮愈猛。
必须承认，“抢先教育”，是一种非理性的家庭教育方式。
特别是，被称为“最抢先妈妈”的武汉市民徐禾，让年仅5岁的儿子已受过17项培优，投入近12万元培优费，不惜钱财，甚至放弃工作，给孩子当全职陪读，已经演变成了一种病态的教育方式，对孩子、对自己、对家庭，都是一种伤害。
要知道，“抢先教育”方式，不仅削弱了正常的教育功能，从长远看，也不利于孩子身心的健康成长。
从表面上看，“抢先教育”，或许暂时解决了孩子的生活问题和学习问题，但同时又会使孩子失去独立自主、自我锻炼的机会。
孩子在“抢先教育”的重压下学习和生活，不仅觉得没有一点自由空间，心理也会变得非常脆弱，从而害怕失败，一旦他们学习成绩不好、学业受挫或就业不利，将会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
至于让小学一年级新生参加军训，更是将小学教育“中学化”了，这种违背孩子成长规律的“抢先教育”，已成为一些孩子身心不可承受之重。
“抢先教育”绝不等同于早期教育。
任何早期教育的目的，都是为了孩子健康成长。
因此，教育部门应担负起义务教育的社会责任，加强对义务教育的“减负”管理，坚决向儿童军训之类的“抢先教育”说“不”。
要加强对学校和培训机构的监管，当好子家长的参谋，引导学校和家长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当的教育方式，不拔苗助长，不搞一刀切，根据孩子不同年龄段的心理、生理特点施教，让孩子们学得快乐、学得有趣、学得有进步。
（汪昌莲）
朱昌俊
几天前，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黄震在微信朋友圈发表声明称，将放弃硕士研究生导师职务，将以众筹的方式开办私塾书院。
8月30日，黄震表示，停带硕士研究生后，将探索以众筹方式建立私塾，用于进行纯粹学术的探索。
“其实是对教育模式的一种探索。
”黄震希望各方能对不同意见和做法多一些宽容和包容，允许试错探索。
黄震在声明中还提到，如果今后仍有学生希望能师从于他，可考虑他即将开班的私塾书院，“行跪拜之礼，且与其父母签约，方得入门。
”（8月31日《新京报》）
历来之于大学教授的辞职行为，总难免给人以突破现有高校行政化体制的印象。
黄震请辞中央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职务，同样不例外。
这个标签，也是一部分支持者的最大理由。
但也不乏质疑者指出，仍留任高校职务的黄震，私自创办私塾，是否符合相关规定？
“行跪拜礼”的要求是否有重蹈封建教育弊端之嫌？
种种支持与质疑或都有其理，但细究起来，黄震的这项个人抉择，真正值得关注之处，或在这些标签与细节之外。
一方面，正如黄震个人所坦陈的：
确实感到这些年来学术环境和学风变化很大，有些学生求学态度有些浮躁。
另外，每年都要带十几个学生，确实有些累，不能对学生进行个性化指导，不愿误人子弟。
关于现有研究生教育的弊病，“一个研究生导师带三四十个研究生”的传闻，早已非新闻，其所反映的当下研究生教育的弊端与水分亦是客观存在的。
在这个意义上，黄震请辞导师职务，个中所蕴含的对现有研究生教育体制的挣脱意味，确实不容否认。
但另一方面，如果过于夸大“众筹创办私塾”对于大学体制的反叛立场，则未免是一种想当然，也不利于真正还原这种行为的真正价值。
首先，黄震创办私塾的想法，早在20多年前自己上研究生时就已经萌发，以此而言，它更像是一次自我的圆梦。
其次，黄震采取的是以众筹的方式来办私塾，也即是说，它离不开当下互联网金融的大背景。
而这与其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研究所所长的身份显然密切相关，在某种程度上可谓是自身学术行为的一种延伸。
众筹办私塾究竟能走多远，尚需观望，但互联网web2.0时代的来临，对于各个领域的颠覆与变革正在现实地发生，教育行业同样不可能例外。
置于这种大背景下，黄震的行为被视为是互联网背景下教育方式的一种探索，可能更为客观。
还应看到，以往提到现代形式的私塾教育，多见的都属于国学教育，且由于其中被扭曲案例的大量存在，而屡遭诟病。
但黄震有着法学和经济学背景，与国学私塾显然大为不同。
如果仍以过往的经历来审视他的众筹私塾，难免存在偏见。
至于“行跪拜之礼，且与其父母签约，方得入门”的规定，或也不必过于担心。
严格说来，这里所谓的“私塾”只不过是形式上的传承，其实更相当于“私人定制式”的个性化教育，有别于高校教育中的“大锅饭”；
而“行跪拜礼”似乎值得商榷，但在我看来，也仍只是符号意义大于实际内涵，更多可能是一种营销的噱头，将之与封建教育类比，或存在夸大。
因此，黄震的行为首先应被视为是一种自我探索的圆梦或说创业，其次，更应看到这种探索是发轫于研究生教育屡遭诟病，互联网金融迅速发展时代下的一种创新。
它以“先行者”的姿态说明，借助互联网的影响，从国外的公开课，到众筹办私塾，教育的形式正在或将经历更大的变革与创新，传统的高校教育如何抓紧或迎战这样的机遇与挑战，已经是一道需要严肃应对的课题。
当然，黄震请辞研究生导师，但并未完全辞去高校的工作，是否符合相关规定，仍有待观察；
而这种不授学历的私人定制式教育究竟能获得多少学子的响应和市场号召力，也需时间来给出答案。
但在之前，面对这样的个人化选择，作为围观者确实既没必要夸大其对于体制的逆反一面和对教育创新的整体意义，但也无需对于个中可能存在的弊端而予以“棒杀”，毕竟，在沉寂化的高校体制下，这样的个体选择，其“探索”价值仍不应该被否定。
郭文婧
8月30日中午，网友和朋友爬山，碰到新余市委书记刘捷在捡垃圾，于是发了微博，仅过6分钟，新余市委宣传部官微@新余发布便作了转发，结果这两天连遭网友质疑系策划，认为发微博网友在宣传部门实习，工作就是“写微博”，而且这些照片拍摄于不止一个地点或角度。
（9月1日《新华网》）
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这就是“狼来了的效应”。
新余市委书记被偶遇捡垃圾被质疑系策划，之前，阜阳市委书记坐公交车、郑州市委书记自己买票坐地铁、长沙市委书记扫马路等等，都一样遭到了质疑。
“偶遇”官员被质疑，毫无疑问，首先应该反思的是官方，为何老百姓不相信能偶遇官员？
更不相信能偶遇做平民事情的官员呢？
其实，我们稍稍注意就会发现，“偶遇”的官员都是大领导，不是书记、就是市长。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即使群众不认识所有的公务员，但除了书记、市长，认识副书记、副市长、各部门领导的群众还是不少的，为何总不能偶遇这些领导的平民行为呢？
如果只能偶遇书记、市长，至少说明整个公务员队伍还没能让群众偶遇到习以为常的程度，这种背景下质疑偶遇领导为策划，也就不奇怪了。
另外，每次群众偶遇领导之后，反映的顺序依次是官方宣传部门，然后是大众媒体，虽然这种反映有“职业敏感性、政治性”的因素，但也反映了新闻的官僚化气息，导致了群众的反感。
领导业余时间选择平民生活，那是领导个人的私事，被群众“偶遇”了，何不坚持先民间、再传媒、最后官方的顺序呢？
即使是真的“作秀”，要放大“作秀”的正能量，也应该依照新闻传播的规律，要在“螺旋”沉默的过程中恰到好处地设置议程。
如果群众对一个领导干部，普遍都非常了解，对他的一言一行也就有了自己的判断，尽管这种判断有时候会被真相刻意蒙蔽。
偶遇领导之所以被质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领导还是太神秘，广大群众除了在电视、报纸、网络新闻上经常看到领导之外，现实生活中的“偶遇”竟成了新闻？
广大群众对官员身份背景、家庭情况、财产情况等都不清楚，自然也就难以正常去判断一个官员的“平民”行为，所以偶遇被质疑是策划的，也就很正常了。
对待“偶遇”官员被质疑，其实，官方根本不需要解释，而是要通过群众路线实践活动，逐步让群众习惯偶遇官员，偶遇到连个微博都不想发的程度，质疑自然也就没有了。
而一旦被质疑，官方立马来解释，除了“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之外，还容易激起部分群众的逆反心理，甚至别有用心者，会用一些似是而非的技术手段，来进一步分析和论证这种偶遇是被策划的，从而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
偶遇官员总被疑，看似是一件小事，实则反映了一个真实的问题，那就是群众对官员的信任度还不够高，官群之间的关系还比较疏远。
“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如果我们的官员拿出“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胸怀，新闻宣传部门也不要只是仅仅围着领导转，那又何必在意“偶遇”被质疑呢？
2012年12月30日，河南省驻马店市正阳县公安局刑警队抓获了一个以县处级领导住所、办公室为目标的盗窃团伙。
然而，随着正阳县县委书记赵兴华被纪委调查，却牵出了案中案。
被盗后，赵兴华在听完办案民警的汇报之后表示，“我这里是被盗了，但没像你说的那么多，就几千元钱而已！
”随后，刑警队办案民警迅速修改了笔录——原本100多万的盗窃金额，变成了6040元。
（9月1日《法制晚报》）
明明被盗100万元，最后的口供笔录却被改成了6040元，如此巨大的差异不是贪官“不差钱”，而是心有焉焉下的“断尾求生”。
在“小偷反腐”成为一种潮流之时，原本应有的续集却因为办案警察的徇私枉法、滥用职权而中止。
反腐调查无意中扯出了案中案，“我为贪官改笔录”的案情也终于浮出水面，相关人员被追刑让人大快人心，也应了那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老话。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让人改笔录”并非正阳县县委书记赵兴华一人之举，几乎所涉“偷官”之地都概莫能免，由此可见“心中有鬼者”不在少数，也难怪有小偷“专偷官而不偷民”。
稍懂法理常识的人都知道，偷盗一百万元和数千元之间，在量刑上存在很大的差距，巨偷和小偷之间也在天壤之别。
怪不得小偷都成了“打不死的小强”，源于他们偷的对象都在“求求你改笔录”，并造就了小偷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由此不难看出“权力的凶猛”，在“权力通吃”的语境下，这样的状况几乎无法避免。
别说普通民警，就是职务和级别更高者，恐怕也很难顶住来自上面的压力，更何况还有“政府发函法院”等赤祼裸的权力干预，不改变司法成为行政“家丁”的现实，不确保其应有的独立性，那么类似的情况无法杜绝。
从某种意义讲，强化对权力的治理和约束，将其真正关进笼子里，既是对他人安全的保护，也是对司法公正的维护。
因而，加强权力约束不仅是对权力者本身的保护，也是对规则和秩序的维护，并给其他群体提供安全保障。
时下腐败现象出现“窝案化”的趋势，往往就是“扯出一个萝卜带出一堆泥”，既说明权力的失控导致其滥用的扩大化，又说明若不加以限制将会形成连锁反应，并造成危害的扩散。
“我为贪官改笔录”是徇私枉法、滥用职权的表现，但若是限制了大的权力滥用，这种情况或许就可以预防。
正是因为对权力控制失灵，才使得其他看似有效的手段，都未能发挥作用，反倒成了帮其脱罪的工具，一些人为个人利益还会有意“媚权”，比贱和比坏的官场环境和体制生态就会形成。
从这一点不难看出，真正要实现对权力的约束并不容易，否则应有的约束机制包括司法公正都会走向反面。
权力滥用的危害性在于，其不仅因为自身的行为而形成危害，还会影响和带动其他力量的参与，导致权力滥用的扩大化，从而形成“官官相护”的利益关系。
“我为贪官改笔录”更说明，只要有权力的地方，都存在滥用的可能，因而盯紧每一个权力者，将所有的权力都关进笼子，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
“我为贪官改笔录”需要另一番解读：
权力滥用的破坏力和危害性比想像中严重，小偷反腐不足取，权力反腐也难治本，如何从根本上实现对权力的制约，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
木须虫
前晚，从成都飞往北京的联合航空KN5216次班机上，竟有乘客在飞机加油以及飞行过程中吸烟。
飞机到京后，当其他乘客向机组成员讨要说法时，机长与乘客发生冲突。
机长态度蛮横，称“既然已经安全到达了，那还说什么呢？
”乘客质问，在太原机场等候时为何有人能在舱门口吸烟，机长竟称“只要我同意，他们就能抽。
”（9月1日《成都商报》）
飞机上禁止吸烟，不止是封闭公共场所健康环境的需要，更是杜绝飞行安全隐患的必要措施。
据数据显示，飞机80%的火灾都是由于乘客在厕所吸烟，并将烟头随意丢弃引起的。
国际民航组织早在1993年就要求所有的航空公司禁止旅客在航班上吸烟，中国也于1993年7月1日开始在国际航班上实行禁烟。
可见，飞机禁烟既是惯例，也是最基本的安全常识。
如果说，乘客基于烟瘾甚至无知在航班上吸烟，尚可以理解，可以劝阻，甚至强制约束。
那么，发生在KN5216航班上乘客吸烟的系列事件，则完全暴露出管理的松懈与软弱。
其一，乘客的香烟与火柴是如何通过安检的？
固然，火柴与其它的火源相比，安检识别很难。
但是，难发现不意味着不需要重视。
个案中，吸烟者不止一人，火柴显然也不止一盒。
其二，飞机上的报警器形同虚设。
乘客在航班卫生间吸烟，不是被乘务人员发现的，却是被乘客举报的。
与媒体屡有报道吸烟逼停高铁，报警器异常的敏感相比，航班防烟雾的技防粗疏令人汗颜。
其三，制止不力。
如果说在飞机停留山西之前乘客在机上吸烟显得很偶然，那么在飞机停留山西加油时，几名乘客在飞机舷梯口抽烟，离加油车不远，有恃无恐，联想到片刻之前空乘人员对机吸烟乘客的处理，显然是莫大的讽刺。
可一又可二，真不知道整个乘务的管理在哪里？
与航班动辄拒绝乘客登机相比，对乘客吸烟不是缺少手段的软弱，实在是无视的纵容。
其四，对乘客诉求的漠视。
吸烟引发乘客群体性安全的担忧，飞机停留山西加油后，要求航班重新安检，以保证飞行的安全。
然而，机长以乘客急着回京为由，草草了事又起飞。
航班发生事故的后果何其惨烈，几乎用不着赘述。
而差不多所有的事故都是由一些不起眼的细微因素造成的。
就个案而言，航班上吸烟构成的安全隐患，是有可能造成致命的危害。
但是，这一些都被相关的人员所忽略。
面对乘客的质疑，机长的两句话，“既然已经安全到达了，那还说什么呢？
”“只要我同意，他们就能抽”，不止是理屈词穷后的蛮横与傲慢，恰恰是对安全责任骨子里的漠视与推诿。
安全隐患不必然造成后果，但后果必然是由安全隐患造成的。
用概率性的后果，没有出事不等于可以纵容隐患的形成，以机长为代表的航空安全管理演绎的，正是这种错位的安全逻辑。
香烟见证安全责任的飘渺，与监管之于粉尘爆炸的惨剧相比，思维如出一辙，不同的只是没有血色作注解。
祸患积于忽微，防患未然需要用事故的成本，来追究失职的责任，才可能让责任绷紧的神经。
就个案而言，吸烟事件虽然没有酿成事故，被耽搁的乘客也给予的误时赔偿。
但是，这些都不是处理的正解，个案曝露出来的管理漏洞需要反思与堵塞，相关人员管理不作为应当予以严惩。
至于，乘客提出的航班没有提供安全保障的诉求并提出赔偿，更应该重视。
用权益来制约安全责任，不失为健全机制的优选。
此后，多名乘客滞留北京南苑机场，要求航空公司给个说法。
据称，机长态度蛮横，称“既然已经安全到达了，那还说什么呢？
”至于为何有人能在舱门口吸烟，机长竟称“只要我同意，他们就能抽。
禁运的火柴能顺利带入飞机、乘客在机内吸烟也不见制止，问急了，就搬出“我的飞机我做主”的强蛮逻辑。
谁能想到，在“失联”阴霾仍未散去的今天，民航承运公司竟然如此嚣张傲慢？
客运安全，竟能如此儿戏？
早在1988年，当时中国民航总局就规定在其注册的民用飞机上都须禁烟，并在明显的位置悬挂提示标志。
国际民航组织153个成员代表曾在1992年开会决定：
各国航空公司必须在1996年7月1日前禁止旅客在国际航班上吸烟。
中国也于1993年7月1日开始在国际航班上实行禁烟。
在飞机上抽烟和飞机停在地面在加油过程中抽烟，是非常危险的行为，按理说，空警等可根据行为严重程度决定对其处以拘留、罚款、带下飞机、重新安检、或拒绝其登机等处罚。
这不仅是保障乘客的安全，也是保障机组及司乘人员安全的需要。
毕竟，机长也不是奥特曼，不可能等危险来临再力挽狂澜。
“只要我同意，他们就能抽。
”这话听起来虽然欠抽，但若是当真属实，无异于绑架公共安全成全自己的小性子。
有几个问题让人如鲠在喉：
一者，根据中国民用航空局规定，禁止旅客随身携带或在托运行李中夹带打火机、火柴乘坐民用航空飞机。
那么，乘客的火柴如何通过严苛的安检？
经停太原时，发现乘客吸烟，太原机场的民警到达现场后，提议要全部旅客重新下机、过安检。
为什么“机组人员说不用了”，就当真“不用了”？
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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