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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这就说明北方饮茶风气的逐渐流行是在玄宗开元（713—741年）天宝（742—756年）年间，肃宗至德（756—758年）代宗大历（766—779年）年间此风气日益发展，到德宗建中（780—783年）以后就很盛行了。
浮梁茶业的兴起发展也应是在开元天宝年间，至德大历年间进一步发展，建中以后逐渐达于极盛。
浮梁茶从兴起到达于极盛约经历了近百年的时间，茶叶成了当地经济的主要部门，促进了当地人口的增加、山区的开发和社会的发展。
饶歙二州不断析置出新县也从侧面证明了该地茶业经济的不断发展。
“武德五年（622年）析鄱阳东界置新平县，寻废。
开元四年（716年）刺史韦玢再置，改名新昌。
天宝元年（742年）改名浮梁。
”【3】“婺源县，……本晋休宁县西南之回，五乡。
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年）乡人洪贞叛聚徒于此，至二十八年（740年）置县以镇之。
”【4】
（卷104，《江南西道二·
歙州》）“石埭，永泰二年（766年），割秋浦、浮梁、黟县三县置，治古石埭城。
”【5】
（卷40，《地理志三》）“至（永泰）二年（766年）平方清，因其城邑定为县，分饶州浮梁县及歙县黟县六乡广焉，遂以所近祁山为名，因曰祁门县。
歙州》）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该地析置了好几个新县，特别是在永泰二年一年间就割浮梁等县设置了石埭和祁门二县。
表面上这些新县的析置有一些偶然因素，但当地茶业的极大发展促进了当地人口的增加和山区的开发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唐代浮梁茶的产量有一些学者作过论述，但迄今无定论。
《元和郡县图志》云：
“浮梁县，……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万贯。
”【3】《旧唐书》载：
建中四年（783年），赵赞“条奏诸道津要都会之所，皆置吏，阅商人财货。
计钱每贯税二十，天下所出竹、木、茶、漆，皆十一税之，以充常平本”【5】
（卷49，《食货志下》）《新唐书》载：
“贞元八年（792年），以水灾减税，明年，诸道盐铁使张滂奏：
出茶州县若山及商人要路，以三等定估，十税其一。
自是岁得钱四十万缗，然水旱亦未尝拯之也。
”【6】因此当时茶税是十税一，浮梁茶年税十五余万贯，那每年产值即为一百五十多万贯。
贞元九年（793年）后，唐每年茶税四十万贯，浮梁茶税额占了全国税额的37.5%，也即浮梁茶产量占了全国的37.5%。
浮梁茶产量具体是多少，关键是对浮梁“每岁出茶七百万驮”中“驮”字的理解。
此处“驮”作何解，大多学者避而不谈，也有的学者作了一定的阐释。
许怀林在《江西史稿》中认为“驮”可能是一小团的坨，一颗不过一两左右，16两一斤，700万驮折合437500斤。
【7】林景梧在《瓷都史话》中认为“驮”在中国古代也写作“他”、“佗”，是唐代饼茶的计量单位，即饼茶一片，每驮约在2两至1之间，假设每驮3两，700万驮为131.25万斤。
【8】方健在《唐宋茶产地和产量考》中疑“每岁出茶七百万驮”中的“百”字衍，或“驮”应为“斤”字之讹，据此推测浮梁一地年产茶700万斤。
【9】应该说许怀林、林景梧的分析都有其道理，但考察唐宋文献，“驮”作量词特别是作茶的量词用时从无表示一两或数两的意思，都是百斤或百斤左右。
如《太平广记》引唐时文献《广异记》：
“唐天宝中，有刘清真者，与其徒二十人于寿州作茶，人致一驮为货，至陈留遇贼。
”【10】
（卷24，《神仙二十四·
刘清真》）《五代会要》记载：
“周显德五年（958年）闰七月度支奏……河南河北河东关内等四道诸州运租庸杂物等，脚每驮一百斤一百里一百文，山阪处一百二十文，车载一千斤九百文。
”【11】北宋哲宗时苏辙向皇帝上书云：
“又茶递一人日般四驮，计四百斤。
”【12】
（卷366，《哲宗》）而且如每驮1两或3两，浮梁茶产量占全国的37.5%，则全国茶年产量为116.7万斤或350万斤，当时人口若以5000万计算，则人均年茶消费量仅为0.02334斤或0.07斤，唐时茶已成为贵贱各色人等每日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封氏闻见记》云：
“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2】，《膳夫经手录》也记载当时人“累日不食犹得，不得一日无茶也”【1】，因此茶叶消费量绝不会如此之低。
再从茶叶价格来看，如每驮为1两或3两，则浮梁茶年产43.75万斤或131.25万斤，总产值为150万贯，则每斤售价高达3428钱或1143钱，而根据《文献通考》记载的北宋初年茶价“腊面茶每斤自三十五钱至一百九十钱有十六等，片茶每大片自六十五钱至二百五钱有五十五等，散茶每一斤自十六钱至三十八钱五分有五十九等”【13】.宋初品质最好的上等茶售价也不过每斤200多钱，唐时浮梁茶品质较低，决不至于每斤昂贵至上千钱甚至数千钱。
综上所述，许怀林、林景梧的观点恐难成立。
至于方健认为“每岁出茶七百万驮”存在衍字或讹字的观点，只是没有证据的假设推测，聊备一说，不再分析。
但如驮果为百斤，则唐时浮梁茶产量高达7亿斤，全国为18.7亿斤，人均消费量达37.4斤，又确实让人难以置信，暂时存疑。
本人认为唐时浮梁茶年产量上亿斤是有可能的。
首先，文献中浮梁每岁出茶七百万驮并非浮梁一县所产，而是包括相邻的祁门、婺源甚至更广阔的地域，而这些地区茶业是很兴盛的。
根据成书于至德年间（756—758）的陆羽《茶经》，当时的产茶州已覆盖了秦岭淮河一线以南的几乎整个南方地区，【14】如将浮梁茶理解为浮梁一县所出，那就无法解释为何区区一县茶产量竟超过了全国总产量的三分之一。
浮梁不但是重要的茶产地，而且是全国重要的茶叶集散中心。
所以在本文的论述中，将浮梁茶定义为浮梁、祁门、婺源以致周边更广地域所产之茶。
叶羽《茶经》指出：
“浮梁出茶，并不是指浮梁一地所产的茶，它包括了地处浮梁周边的皖南、浙西甚至闽北一带。
……浮梁的确是当时的茶叶集散中心。
”【15】许怀林《江西史稿》也认为“浮梁县是昌江上的重要的码头，附近婺源、祁门等县的茶叶要运来这里集中，再转输出去。
……浮梁是当时的一个大商品茶集散地。
”【7】叶羽和许怀林的观点都是有道理的。
在浮梁、祁门、婺源等地，茶叶是当地人谋衣食供赋役的主要产物，业茶者很多，茶树种植面积很广，茶产量很大。
浮梁县“按郡国志云斯邑产茶，赋无别物”【4】
（卷107，《江南道五·
饶州》），祁门县“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繇是给衣食供赋役悉恃此”【16】
（卷802，《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婺源县则“赋税所入，商贾所赍，数千里不绝于道路”【1】。
三县周边地区业茶者比例、茶叶产量未必如三县突出，但也十分可观。
有史为证：
《册府元龟》记载唐文宗时“江淮人什二三以茶为业”【17】
（卷510，《邦计部·
重敛》），唐武宗时盐铁司曾上奏说“伏以江南百姓，营生多以种茶为业。
……”【17】
（卷494，《邦计部·
山泽》）《四时纂要》中有唐时茶叶亩产量的记载，“种茶。
……三年后，每科收茶八两，每亩计二百四十科，计收茶一百二十斤”【18】。
也即唐时茶亩产量约一百二十斤，假设浮梁茶年产量上亿斤，则茶树种植面积为83万多亩，考虑到浮梁、祁门和婺源等地茶树种植到了“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的境地，浮梁、祁门、婺源三县加上周边一些地区茶园面积达83万多亩是可能的，则反推浮梁茶年产上亿斤亦是可能的。
其次，《膳夫经手录》透露出来的信息也证明了浮梁茶年产上亿斤的可能性。
“新安茶，今蜀茶也。
与蒙顶不远，但多而不精。
……自谷雨以后岁取数百万斤散落东下，其为功德也如此。
……饶州浮梁茶，今关西、山东闾阎村落皆吃之，累日不食犹得，不得一日无茶也。
其于济人，百倍于蜀茶，然味不长于蜀茶。
”【1】所谓“数百万斤”、“百倍于蜀茶”都是文学语言，未必严谨准确，但作者杨晔是当时人记当时事，也不至于太离谱。
虽然蜀茶外销每年数百万斤，浮梁茶“百倍于蜀茶”未必能得出浮梁茶年产数亿斤的结论，但年产亿斤以上则是完全可能的。
再次，从价格上来看，如浮梁茶年产亿斤，因产值为150万贯，则每斤售价15钱，大约与北宋初最廉价的茶（斤16钱）同价，浮梁茶本来品质不高，再加上当时钱重物轻，本人认为这是一个基本合理的价格数字。
在中唐时期，浮梁一县茶产量应高于婺源、祁门，但到晚唐，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
“太和（827—835年）中，以婺源、浮梁、祁门、德兴四县，茶货实多，兵甲日众，甚殷户口，素是奥区；
其次乐平、千越，悉出厥利，总而管榷，少动时用。
于是辖此一方，隶彼四邑，乃升婺源为都制置，兵刑课税，属而理之。
”【16】
（卷871，《婺源诸县都制置新城记》）既然在婺源设都制置管辖四县，说明婺源茶产量已超过其它三县，成为该地区最重要的产茶县，祁门茶产量也未必在浮梁之下。
都制置的职责是兵刑课税，所谓税主要是茶税。
南宋朱熹之祖在唐末曾任过婺源制置茶园府君，朱熹在《婺源茶园朱氏世谱后序》中说：
“唐天祐（905—909年）中陶雅为歙州刺史，初克婺源，乃命吾祖领兵三千戍之，是为制置茶园府君，卒葬连同，子孙因家焉。
”【19】
（卷18，《婺源茶园朱氏世谱后序》）
唐代浮梁茶总体品质不高，这在许多文献中可以得到证明。
《膳夫经手录》云“饶州浮梁茶，……其于济人，百倍于蜀茶，然味不长于蜀茶”【1】。
其实《膳夫经手录》本来就记载蜀茶是“多而不精”，看来浮梁茶又是等而下之了。
陆羽《茶经》在《茶之出》论及当时的茶产地时列举数十州，竟未将浮梁所在的饶州列入，对婺源、祁门所在的歙州的表述是“浙西以湖州上，常州次，宣州、杭州、睦州、歙州下，润州、苏州又下”，同时自注云“歙州生婺源山谷”【14】，合理的解释是陆羽是从茶叶品质的角度来列举茶产地，浮梁茶产量虽高却缺少精品，所以没有引起陆羽的注意。
表面上看，浮梁茶品质较低与销量巨大之间似乎矛盾，实际上正因为浮梁茶品质不高，生产量大，售价低廉，普通百姓才能大量消费，“闾阎村落皆吃之”，而精品茶制精难多，且价格高昂，销量一般有限。
但浮梁茶也绝非粗制滥造，而是能保证其相应的质量。
《膳夫经手录》云“婺源方茶制置精好，不杂木叶”【1】，《大唐司徒郑公传家传》载祁门“自古产茶，寻遭离乱，竟采杂草。
公（指郑传）止绝弊源，更以佳名，谓之翦草。
商贾辐辏，人赖其利”【19】
（卷96上，《大唐司徒郑公传家传》）。
当然对唐时浮梁茶品质不高的判断是从总体而言，并不排除其中也有精良的好茶，而且浮梁茶的品质也有一个逐渐提升的过程。
裴汶《茶述》云：
“今宇内为土贡实众，而顾渚、蕲阳、蒙山为上；
其次则寿阳、义兴、碧涧、灉湖、衡山；
最下有鄱阳、浮梁。
”【20】《茶述》不知具体成书于何时，大概是在元和年间后期或更晚。
浮梁茶中开始出现贡品，尽管在贡品中被列为最下等，但这说明当地茶叶制作技术有所提升，品质总体有所提高。
文献中未见有祁门、婺源所在的歙州唐代贡茶的记载。
在成书于元和年间的《元和郡县图志》中浮梁所在饶州贡赋为“开元贡麸金、紵布、秔米，元和贡麸金、竹簟”【3】，不见有茶，但成书于北宋的《新唐书》已记载饶州“土贡麸金、银、簟、茶”【6】
（卷41，《地理志四》），联系《茶述》成书时间，大概在元和后期或更晚浮梁茶中开始出现贡品，这是浮梁茶制作更为精良、质量进一步提升的一个标志。
浮梁茶的销售范围遍布长城以南的北中国，而且大量销往国境之外。
《膳夫经手录》云“饶州浮梁茶，今关西、山东闾阎村落皆吃之”，婺源茶“自梁宋幽并间人皆尚之”【1】，所谓关西山东、梁宋幽并，覆盖了长城以南的整个北方地区。
北方不产茶，所以大量需要浮梁茶。
那是否浮梁茶会在南方大量销售，史籍无征，但可以肯定浮梁茶会在周边短途贩运销售，但因南方本为产茶地，恐不存在浮梁茶在南方大量长途运销的情况。
浮梁茶还大量销售到境外，唐人王敷所作《茶酒论》即有“浮梁歙州，万国来求”【21】之句。
《封氏闻见记》载茶叶“始自中地，流于塞外。
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亦足怪焉”【2】。
流于塞外的茶叶必有大量浮梁茶，回鹘所市的茶很可能包括浮梁茶。
《唐国史补》载：
“常鲁公使西番，烹茶帐中，赞普问曰：
‘此为何物？
’鲁公云：
‘涤烦疗渴，所谓茶也。
’赞普曰：
‘我此亦有。
’遂命出之，以指曰：
‘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灉湖者。
”【22】
（卷下）赞普所指茶种类很多，且都是名贵茶，名贵茶吐蕃普通百姓虽不可能大量消费，但这这说明内地茶已在吐蕃盛行，吐蕃一般民众消费的只能是包括浮梁茶在内的大量普通茶。
浮梁茶运销到北方的交通线路是当地除留一部份本地消费外，大部分首先通过水路或陆路运到鄱阳湖，从鄱阳湖进入长江，顺江东下，再沿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北上，运河沿线的汴州（开封）是浮梁茶在北方重要的一个集散中心。
《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载：
“县西南一十三里，溪名阊门，有山对等而近，因以名焉。
水自叠嶂积石而下，通于鄱阳，合于大江。
其济人利物，不为不至矣，其奔流激注，……凡六七十里。
舟航胜载，不计轻重。
篙工楫师，不计勇弱。
其若济者，若星驰矢逝，脱或蹉跌，必溺湾旋中，俄顷没迹矣。
……虽然，其欲广市多载，不果遂也。
或乘负、或肩荷，或小辙而陆也如此。
纵有多市，将泛大川，必先以轻舟寡载，就其巨艎，盖是阊门之险。
（卷802，《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该段史料正反映祁门之茶外运主要通过阊门溪运至鄱阳湖，再进入长江，但因为溪流过于险恶，也有一部份祁门之茶是通过陆路运出山区的。
浮梁与婺源均为山区且都有江水通于鄱阳湖，两县之茶外运的情况应与祁门类似。
《封氏闻见记》载：
“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
”【2】大运河是沟通长江的南北交通大动脉，北方消费的来自江淮“所在山积”的茶就是通过长江和大运河运销至北方的，其中浮梁茶当占一个不小的比重。
杜牧在《上李太尉论江贼书》中说：
“濠亳徐泗汴宋州贼多劫江西淮南宣润等道，许蔡甲光州贼多劫荆襄鄂岳等道，劫得财物，皆是博茶北归本州货卖，循环往来，终而复始。
”【23】除濠州外，亳徐泗汴宋州皆是大运河过境诸州，而濠州也紧靠与大运河沟通的淮水，距大运河不远。
江西淮南宣润等道的官私货物包括茶叶是通过大运河运往北方的，所以此数州江贼劫的是大运河上江西淮南宣润等道北运的财货，劫得财货后又入江淮茶山换购茶叶，摇身一变为茶商，这些江贼兼茶商运回本州货卖的茶叶必也是通过大运河，这些茶叶中必有一定数量的浮梁茶。
运河沿线的北方城市汴州是江淮茶叶的重要集散地，王建在诗篇《寄汴州令狐相公》中曾描绘：
“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
秋日梁王池阁好，新歌散入管弦声”【24】。
汴州的繁华与茶叶贸易促进了当地商业的发展是有密切关系的，在这些茶商中应是有一定数量的浮梁茶商的。
白居易在元和年间吟有著名诗篇《琵琶行》，其中就有浮梁茶商的身影。
“商人重利轻别离，前夜浮梁买茶去。
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
”【25】重利轻情的商人前往浮梁购茶，留自己的家属于长江湓浦口的舟中，表明此茶商必非本地人而是从外地远道而来。
《琵琶行》序中商人妇自叙“今飘沦憔悴，转徙于江湖”【25】，商人妇必是随浮梁茶商运贩茶叶至各地才“转徙于江湖”的，这从侧面反映了浮梁茶运销至北方的主要交通方式是水运，而水运当主要是通过长江和大运河。
二、宋代的浮梁茶
入宋以后，浮梁茶的产量仍很巨大，浮梁、婺源、祁门及其周边的一些区域仍是全国最大的产茶地区之一。
《续资治通鉴长编》载：
咸平三年（1000年）七月，“江南转运使任中正言：
‘准诏以饶州置场买纳浮梁、婺源、祁门县茶，不便于民。
令臣与三班借职胡澄審行计度，今臣等亲到饶歙二州茶仓询问，逐处民俗皆言溪滩险恶、转输艰阻，愿各复往日仓廒，就便输纳。
及浮梁县民李思尧等各愿自备材木起创仓廒。
’从之。
仍降诏曰：
‘山泽之征，所宜公共苟便于民，岂图羡赢，而言事之臣不明大体务为改革，罔恤蒸黔，特命使车往询疾苦，用循旧制，式遂舆情，已令制置茶盐江南转运司并依任中正所奏。
’”【12】
（卷47）宋代实行茶叶专卖，看来本来是在浮梁、婺源、祁门官府就地设立茶仓，由茶农将茶就近缴纳售卖到附近茶仓，官府再将茶仓之茶运输出去，但后来有人进行改革在饶州设立茶场由茶农直接将茶叶远途运输到饶州茶场，这虽避免了官府运输的成本，但由于交通险阻，给茶农增加了极大的负担和不便。
此事引起朝廷重视，派遣任中正和胡澄前往考察，任中正和胡澄经调查向皇帝反映了实际情况，朝廷于是顺应民意，恢复以往在浮梁、婺源和祁门设立茶仓茶农就近输纳茶叶的制度。
从引文中文意来看，到宋代饶歙二州产茶仍主要在浮梁、婺源和祁门。
茶场是进行茶业管理和专卖的官方机构，饶州茶场应是设在饶州州治鄱阳。
成XX代的《夷坚志》载有一个鄱阳人王公因邪神干扰“举家不能安迹乃徙舍于茶场巷”的故事【26】，这虽是个神怪故事，但鄱阳设有茶场反映的是实际情况。
在饶州设茶场导致茶农不便甚至引起朝廷重视派员调查，这正说明浮梁茶产量非常巨大，在国家经济中有重要地位，很可能这次不当改革导致了当地茶产量一定程度的下降影响到国家收入才导致朝廷如此的重视，皇帝诏书中表面上恢复旧制是顾虑到民生疾苦不图赢利，实际上不管是先前改革还是后来恢复旧制都是为了最大限度获取经济利益。
下面两条史料能进一步证明当地茶产量的巨大。
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十月，朝廷“赐诸军校建茶有差，并赐诸军翦草茶人一斤”【12】
（卷24）。
建茶是产于福建路建州的名贵茶，所以赐予军校，而翦草是产于祁门的一种普通茶，所以赐予诸军。
诸军每人赐一斤翦草茶，以宋初军队数十万人计，那朝廷一次就向诸军赐予了数十万斤翦草，说明祁门当时茶叶生产量很大。
南宋袁甫出任徽州（即歙州，宋宣和三年五月改名）知州期间，“治先教化，崇学校，访便民事上之：
请蠲减婺源绸绢万七千余匹，茶租折帛钱万五千余贯，月桩钱六千余贯”【27】
（卷504，《袁甫传》）。
袁甫一次请朝廷减免的婺源茶租就达一万五千多贯，一般而言减免的茶租只能是茶租总量的一小部分，这从侧面反映了婺源茶叶产量会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到了宋代，浮梁茶的品质较之唐代有了极大的提高，已是唐代不可同日而语，这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形成了众多名贵茶叶品种，二是大量向朝廷贡茶，浮梁茶出现众多名贵品种以及一度巨大的贡茶量说明了该茶制作更为精良、质量大为提升。
浮梁茶在宋代出现大量名贵茶叶品种。
《文献通考》载：
“仙芝、嫩蕊、福合、禄合、运合、庆合、指合出饶池州，……先春、草春、华英、来泉、胜金出歙州”【13】，该书共列举了全国片茶38种名号，浮梁所在的饶州和祁门、婺源所在的歙州就达12种，接近三分之一，可想而知浮梁茶在全国的地位。
《文献通考》还列举有全国散茶11种名号，其中江南所出为茗子，茗子是否为浮梁茶，不得而知，但不排除其可能性。
该书记载有宋代茶叶的详细价格，“凡买价腊面茶每斤自三十五钱至一百九十钱有十六等，片茶每大片自六十五钱至二百五钱有五十五等，散茶每一斤自十六钱至三十八钱五分有五十九等”【13】。
《新安志》记载了歙州各种茶叶的具体价格，“真州务卖歙茶胜金为钱五百四十三，嫩桑五百八十八，华英五百二十，运合五百三十八，来泉四百六十二，先春四百八十八，仙芝五百三十，不及号四百四十六，无为军务卖先春四百七十一，来泉嫩桑并四百六十二，而州自买折税茗茶每斤二十七。
”【28】
（卷2，《贡赋》）歙州各名号茶价格除本州自卖的茗茶外均大大高于《文献通考》中茶价各等级的最高价位，这是因为一为卖价一为买价，也即分别是国家的出售价和收购价，这一方面固然说明宋代在茶叶专卖制度下对消费者剥削的残酷，也说明了《文献通考》中所载饶歙二州各名号茶都是价高的名贵茶。
当然饶歙二州所产大部分还应该是价廉的普通商品茶，“州自卖折税茗茶每斤二十七”。
《新安志》中所载歙州价格昂贵的各名号茶均为片茶，而茗茶则是散茶，“茶则有胜金、嫩桑、仙芝、来泉、先春、运合、华英之品，又有不及号者是为片茶八种，其散茶号茗茶”【28】
（卷2，《贡赋》）。
片茶价格是散茶的二十倍左右，价高的片茶消费对象主要是社会上层，而廉价的散茶则多有广大普通百姓消费。
宋代饶州一度大量向朝廷贡茶，歙州也开始贡茶。
唐代后期饶州就已向朝廷贡茶，但估计数量不会很大，但到宋代一度达到很高的数量。
《记纂渊海》载李深曾在范文正祠堂题诗：
“一章免奏鸟衔茶，惠及饶民几万家。
遗老至今怀德政，为余谈此屡咨嗟。
”【29】《方舆胜览》载该诗首句则为“一章奏免贡新茶”【30】。
范文正即范仲淹，景佑三年（1036年）被贬知饶州。
鸟衔茶具体为何茶不得而知，但肯定是当地向朝廷进贡的一种茶，范仲淹奏免以后竟“惠及饶民几万家”，说明贡茶量很大，以致一度造成当地沉重负担，也说明这种茶品质较高，否则朝廷不会令饶州大量进贡。
歙州在唐代不见有向朝廷贡茶的记载，但到宋代也开始贡茶。
《新安志》载：
“国朝贡表纸，麦光白滑冰翼纸、乾顶药、腊芽茶、细布。
（卷2，《贡赋》）婺源甚至出现了茶中绝品谢源，“高宗建炎初，……茶之产于东南者，……霅川顾渚生石上者谓之紫笋，毗陵之阳羡，绍兴之日铸，婺源之谢源，隆兴之黄龙、双井，皆绝品也”【27】
（卷184，《食货志下六》）。
谢源也是一种贡品茶。
北宋时期出于饶歙二州的浮梁茶承袭唐代仍大量运销至北方以至境外，这是不言而明的。
在北宋其榷茶制度是国家在江陵府、真州、海州、汉阳军、无为军、蕲州之蕲口设立榷货务，再在淮南、江南、两浙、荆湖、福建分别设立若干山场，由山场负责对各地的茶叶生产进行管理并负责收购，再由商人到榷货务购买集中于此的茶叶并贩运到各地。
北宋六榷货务除海州外，都在长江沿线，明显是为了方便运输。
据《文献通考》，“真州务受谭袁池吉饶抚洪歙江宣岳州临江军兴国军茶”【13】，又据《新安志》，“国家异时六榷务其在真州者受洪宣歙抚十五州之茶为额五十一万有奇，在无为军者受洪宣歙饶十三州之茶为额四十三万有奇，用以给商人”【28】
（卷2，《贡赋》），这说明生产浮梁茶的饶歙二州其茶是运到真州和无为军的榷货务，再由榷货务发售给商人。
真州、无为军离大运河与长江的交汇处都很近，茶商购得茶叶后，必顺长江东下，再沿大运河北上，将茶叶运销到北方各地。
北宋一代茶政虽多有变化，但浮梁茶北运的交通线路不会发生改变，先从饶歙山区沿溪流河水运至鄱阳湖，从鄱阳湖入长江，顺江东下，再从大运河北上贩运到各地。
入南宋，中原陷于金人之手，但浮梁茶仍大量销售至北方，而且可能从海上贩运到境外。
《江西通志》引南宋时浮梁人汪肩吾所著《昌江风土记》云：
“（浮梁）其货之大者摘叶为茗，伐楮为纸，坯土为器，行于中外，资国家利其余，纺布帛负贩往来盖其小者耳。
”【31】但乾隆版《浮梁县志》所引《昌江风土记》文字却小有差异：
“其货之大者摘叶为茗，伐楮为纸，坯土为器，自行就荆湘吴越间，为国家利。
其余纺丝布帛负贩往来盖其小者尔。
”【32】
（卷1，《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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