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史课件整理 5.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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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史课件整理5
第三章中日友好交往的第一次高潮——隋、唐时期
一、圣德太子与遣隋使
□圣德太子：
日本古代的政治家、外交家。
593年被推古天皇立为太子，行摄政。
在职期间，制订“冠位十二阶”和《十七条宪法》，初步确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政治的原则。
对外，则派出遣隋使和留学生、学向僧，努力吸取中国文化。
笃信佛教，修建法隆寺、四天王寺等，并著有《三经义疏》。
（一）向隋遣使的目的
自隋文帝时代起延长至炀帝时代的多次对高句丽的战事，强烈冲击着与朝鲜半岛南部关系密切的倭王政权，促使大和国家的执政者改变前几代倭王不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做法。
（1）学习隋朝的中央集权的统治制度与方法，以巩固大和国家的中央集权制度，解决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斗，加强对人民群众的统治。
※王权加强和豪族反王权；苏我氏。
※据《隋书·倭国传》记载，在倭皇迎接抵达都城的隋使裴世清的欢迎词中，可以看到这样的一句话：
“冀闻大国惟新之化。
”
（2）与隋朝建交，可对新罗施加压力，以挽回大和国家6世纪末以来在朝鲜半岛上军事失败的局面。
※加罗（任那日本府）
（3）向隋朝学习佛教文化，可使国民做到扬善去恶；国家则会恶去刑息，实现太平。
※“三武灭佛”又称“三武之祸”，指的是北魏太武帝灭佛（438年开始）、北周武帝灭佛（574年开始）、唐武宗灭佛（841-846年）这三次事件的合称。
这些在位者的谥号或庙号都带有个武字。
若加上后周世宗时的灭佛则合称为“三武一宗”。
以上在佛教史中称“三武”之厄。
110年以后，即公元955年，五代时期后周的周世宗又下诏废天下无敕额之寺院，毁铜像，收钟磬钹铎之类铸钱。
合周世宗，称“三武一宗”。
（二）圣德太子向隋四次遣使
据中日史籍《隋书》、《日本书纪》记载，自公元600年至614年间，日本曾四次派使节到隋朝。
其间，隋朝使节去日本一次。
1、第一次遣隋使
第一次遣隋使是在圣德太子第一次征讨新罗中派出的，时当推古天皇八年（隋开皇二十年，即600年）。
《隋书·东夷传·倭国》说：
“开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
，号阿辈鸡弥，遣使诣阙。
”《北史·倭国传》也有同样记载。
但这次遣隋使的情况，日本史书《日本书纪》上却没有记载。
当时隋王朝已完成统一中国大业，国富兵强。
《隋书·高祖纪》载，这一年突阙、高丽、契丹等东方诸国多人来隋朝贡。
据此情况，日本遣隋使来华当属可信。
2、第二次遣隋使
在第一次遣隋使来华七年之后，即隋炀帝的大业三年（607年），日本派出了第二次遣隋使。
出发于该年农历七月秋，翌年四月返日。
《隋书·东夷传·倭国》上记道：
“大业
三年，其王多利思比孤遣使朝贺。
”《日本书纪·推古天皇纪》上也说：
“（推古天皇）十五年秋戊中之朔庚戌，大礼小野臣妹子遣于大隋，以鞍作福利为通事（翻译）。
”此时，隋炀帝力图扬威远藩，派遣使臣去招抚诸国，一时来隋朝贡者达三十余国。
小野妹子等适于此时抵隋都洛阳。
《隋书·东夷传》上记述此次与遣隋使同来了不少学问僧。
“使者曰：
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有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
”
不料，这次遣隋使呈递的国书却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这就是“国书事件”。
小野妹子呈递的国书是以“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为首句，作为问候语。
炀帝览后不悦，以为一个东夷小国，竟敢与隋分庭抗礼，而且措辞不逊，用词僭越。
于是，对负责外事接待的鸿胪寺卿交待：
“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
”让下面的人替他挡驾。
不过，后经日使再三解释，以日本人粗学汉字，不善文章辞令，不但得到炀帝的谅解，且“犹怪其意气高远，遣裴世清等十三人”为答礼使，取道朝鲜半岛西南的百济回访日本，以示泱泱大国的恢宏气度。
今天看来，炀帝这一容忍大度的措置，对后来中日友好关系的长期发展起了有益的作用。
608年农历四月，隋的答礼使裴世清等人到达筑紫（今北九州）时，圣德太子马上派人前往迎接；又命在难波（今大阪）建造迎宾馆。
六月十五日，隋使一行抵难波，即日，由
餝船（“餝”意为银饰，“餝船”当系为银之船）三十五艘迎人新宾馆。
五十天之后，于八月三日进入日都。
天皇派人设仪仗、鸣鼓角迎接。
八月十二日入朝，圣德太子和诸王大臣出宫迎接。
一个月后，裴世清以“朝命既达，请即戒涂”，提出回国。
九月十一日，自难波启程回国之际，日朝廷第二次任命小野妹子为大使、吉士雄成为小使（即副使）、鞍作福利为通事，以及留学生、留学僧各四名，陪送隋使回国。
是为第三次遣隋使。
3、第三次遣隋使
第三次遣使既是出于外交礼节上的考虑，更重要的目的则在于派遣留学生、学问僧赴隋留学，汲取先进文明，特别是引进佛法。
这次也是以后规模巨大的“遣唐使”的前奏，因
此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日使小野妹子翌年（609年）九月返日，而八名留学生、留学僧在华时间，少则十几年，多则三十余年，直到唐高祖甚至唐太宗贞观时才回国。
（第三次遣隋使所带的八名成员，其姓氏全部清楚。
其中留学生是“倭汉直福因（留学16年）、奈罗语译惠明（不详）”、高向汉人玄理（留学33年）、新汉人大国（不详）”四人，留学僧是“新汉人旻（25年）、南渊汉人请安（32年）、志贺汉人惠隐（32年）、新汉人广齐（16年）”四个）
4、第四次遣隋使
第四次遣隋使于推古天皇二十三年（隋大业十年，公元614年）六月出发，以犬上御田耜、矢田部造为正副使。
犬上御田耜等翌年七月，偕同百济使者回国。
这次遣隋使只见于《日本书纪》，但语焉不详，而《隋书》则付诸阙如。
此次随来的留学生、留学僧有惠光、惠日、灵光、胜鸟养、惠云等。
不久，爆发了隋未农民大起义，隋炀帝客死江都（今扬州），618年隋亡。
而日本方面，负责派遣隋使的圣德太子也在三年后的推古天皇二十九年（621年）死去（一说622年）。
从此，开始进入了下一个“遣唐使”时代——古代中日交流大放异彩时代。
□遣隋使：
日本派往中国隋朝的政府使节。
据《隋书》、《日本书纪》等史书记载，自公元600年至614年间，日本曾四次派使节到隋朝。
第二次607年、第三次608年的使节为小野妹子，第四次614年的使节为犬上御田锹。
据说第二、三次遣隋使呈递的国书是按与隋对等的格式书写的，曾触怒了隋炀帝。
第三次以后有高向玄理、南渊请安等留学生和学向僧随行，学习中国先进文化，回国后对日本文化的发展和大化革新作出了重大贡献。
遣隋使为遣唐使的先驱。
（三）“倭国”改称“日本”问题
1、国号更改的时间
（1）公元648年至703年之间。
《旧唐书》中“倭国”、“日本”二传并立。
前者记述648年之前事，后者记述703年之后事。
（2）公元670年。
《新唐书·日本传》则明显地交代了此事的年代起点:
“咸亨元年（公元670年）,遣使贺平高丽。
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
使者自言:
‘国近日所出,以为名’。
”此外,《古今图书集成》曾就《唐书·高宗本纪》未载之事作过特别补录:
“咸亨元年,倭人始更号‘日本’,遣使贺平高丽。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日本的正史也有与之相应的历史记载:
“（八年己巳）是岁,遣小锦中河内直鲸等使于大唐。
”此事双方所记存在一年的时间差异,盖因日方所载为使团出发年份,而中方记的则是使团到达唐都长安的年份,故而无碍。
咸亨元年为日本天智天皇九年,亦即公元670年。
《新唐书》的记载虽有带有一个“稍”字,但其前提是“咸亨元年,遣使贺平高丽”,故当年就将国名改为“日本”是可信的。
据此,“日本”这一国名是从公元670年开始启用的。
○覃启勋：
《日本国名研究》，《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总第241期）。
（3）712年至720年之间。
汪向荣在《中日关系文献论考》第121页谈到：
712年成书的《古事记》仍称己国为“倭”；720年成书的《日本书纪》已称己国为“日本”。
（4）720年．
《日本书纪》上首次出现“日本”字样，是该年确立日本国号的最有力证据。
（盛邦和：
《透视日本人》，文汇出版社1997年，19-21页。
）
2、更改国号的原因：
□从《旧唐书·日本国传》和《新唐书·日本传》等典籍中可找出三条原因。
《旧唐书·倭国·日本国传》写道：
“日本国者，倭国之别种也。
以其国在日边，故以日本为名。
或曰，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
或云，日本旧小国,并倭国之地。
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故中国疑焉。
”《新唐书·日本传》也有同样的记载：
“日本，古倭奴也。
…后稍习夏音，因恶倭名，更号日本。
使者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
或云日本乃小国，为倭所并，故冒其号，使者不以情，故疑焉。
”
北宋时编撰的《唐会要》云：
“则天时自言，其国近日所出，故号日本国，盖恶其名不雅而改之。
”
□第四条原因：
（703年到中国的第七次遣唐使栗田真人已自称是日本国的使者）
663年的白村江之战，严重损害了倭人在中国王朝心目中的形象，引起了中国王朝对倭人的怀疑。
故白村江之战后。
倭人决定放弃“倭国”国号而采用“日本”国号。
因更改国号存在难言的动机，故不好向中国方面解释。
（沈仁安：
《日本起源考》，昆仑出版社2000年，370页。
）
（四）日本国统治者自称“天皇”的时间
1、圣德太子摄政时期（593-622年）
《日本书纪》推古天皇16年（608年）条：
“东天皇敬白西皇帝。
”
王晓秋、大庭修：
《中日文化交流大系·历史卷》赞成此说：
在公元6、7世纪的继体、钦明、用明及推古朝倭王的称号中，相继出现了“治天下⋯⋯大公王”、“治天下天皇”和“治天下大王天皇”等字样。
这说明倭王的称号是由“王”到“大王”再至“大王天皇”不断发展的。
2、670年之后
大化改新之后，日本建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天武天皇继承了兄长天智天皇皇位之后，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建立起了律令制国家，故而把自己由大王提升为唯我独尊的皇帝，则在情理之中。
与此同时，在中国的唐王朝，唐高宗上元二年（674年），即日本天武天皇三年，唐王朝尊高宗为“天皇”，尊皇后武后为“天后”。
中国出现了这一显赫的尊号，日本统治阶级在吸收、引进中国文化的同时，大有可能受到影响而以此为范例，也使用“天皇”一词。
（五）隋日交往中的“国书”问题
1、事情的原委
所谓“国书事件”,始于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
据《隋书·倭国传》记载,在这一年,日本的推古朝派出了以小野妹子为首的第二次遣隋使到达洛阳,向隋炀帝献上了以“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为开头语的国书。
炀帝阅后十分生气。
608年，小野妹子和裴世清一起抵达日本后，先行晋京（飞鸟,今奈良县）,上奏云:
隋帝回致日皇的国书,途经百济时被人掠走,故无以呈递。
8月12日,推古天皇在皇宫举行了隆重的接见裴世清仪式。
裴世清献上了隋炀帝给日本的国书。
据《日本书纪》载,其国书曰“皇帝问倭皇”（日本的另一史书《经籍后传记》载为“倭王”。
此处疑为《日本书纪》的编纂者所窜改）⋯⋯远修朝贡,丹款之美,朕有嘉焉⋯⋯故遣鸿胪寺掌客裴世清等,指宣往意,并送物如别。
”据日本史书《经籍后传记》载,当推古朝的摄政圣德太子看到这份国书时,同样很不高兴,“恶其黜天子之号为倭王,而不赏其使”。
同年底,小野妹子一行至隋都。
由于上次的国书引起了隋炀帝的不快,故这次携带的国书作了稍微变动,改成了“东天皇敬白西皇帝”。
对于这次国书,《隋书·倭国传》中没有关于隋炀帝“览而不悦”的记载,很可能是采取了默认的态度。
至此,一波三折的“国书事件”始告平息。
2、关于第一次国书引起炀帝不快的原因
两国史学界几乎都一致认为,这是因日本国书的内容有不合礼节之处引起的。
但在哪些词句不合礼节的问题上,日本史学界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解释。
一种意见认为,“日出处”“日没处”本身就包含有优劣
的意思;而“致书”以及“无恙”的词句则具有把日本置于优越地位和卑视中国的意见。
因为,按照中国的传统观点,中国自古以来便自认为处于世界的中心,并非处于“日没处”;而“致书”意为“送上”,是一般词汇,也没有尊敬的语气。
（藤家礼之助：
《日中交流二千年》）
另一种意见认为,隋炀帝感到不悦的主要原因在于日本自称“天子”,“而不是一般所谓的是因为倭国把自己的国家比作‘日出处’,把隋王朝比作‘日没处’之故”。
3、关于小野妹子遗失国书事件的真相
主要有三种说法。
其一,掠走或自毁说。
其二,根本没有回书说。
其三,小野隐匿未奏或史书故意删除说。
黄尊严老师观点；小野妹子第一次访隋归国时,隋炀帝并“无回书说”较为合乎情理。
其理由是:
（1）隋炀帝派裴世清等人陪送小野妹子回访日本,并带去了国书,已没有必要另修国书交小野妹子带回。
（2）小野妹子作为遣隋大使丢失了比生命还重要的国书,而推古女皇却不予追究,随后又再次被委任为遣隋大使,显得极不合理。
（3）第二次使隋回国后,小野妹子因出使有功,由大礼破格晋升为大德（由十二冠位中的第五阶晋升为第一阶）,也似乎不应有此过失之罪。
（4）从裴世清所携国书的内容来看,只是赞扬了日本政通人和局面,褒奖了日本“远修朝贡”的诚意,而丝毫没有提到日方的国书之事。
这似乎意味着隋朝并未把日方的国书作为正式国书接受下来,因而没有回复的必要。
（黄尊严：
《隋日交往中的“国书”问题研究述评》，《北方论丛》96年5期。
）
4、对第二封国书的评价问题
小野妹子第二次使隋所带的国书改成了“东天皇敬白西皇帝”。
对于这次国书的含义及改动的原因,日本学者藤家礼之助评论说:
在这里把东与西相对置,以暗示先前国书中的“日出处”与“日没处”是意味着东与西的修饰词。
更为重要的是,用“天皇”这一最高君主称号的别称来称呼我国（日本）方面,而对中国方面则用中国自己认为是正式的最高君主的称号“皇帝”来称呼,在这里作了明确的区别。
因而他认为,“这次国书在尽力维护我国（日本）荣誉的同时,又充分吸收了中国的意向,它是在这种可能限度内妥协的产物。
”
隋炀帝对这次国书的反映如何?
《隋书·倭国传》没有记载。
对于此中的原因,我国学者认为:
很可能是默认了日本为“对等国”;也可能是鸿胪寺卿遵照炀帝的旨意,未呈炀帝览阅之故。
日本学者藤家礼之助则认为:
“承认我国（日本）为‘对等国’,对中国来说,或许不是出自其本意。
但是,由于退让了一步,承认其为‘对等国’,这样就可以在这个前提下来处理事务并补救了册封体制所规定的原则。
这是一次极有趣的外交策略。
”
（六）圣德太子向隋遣使的意义
（1）频繁地向隋遣使，派出留学生和学问僧，学习了隋朝的政治统治制度与社会经济制度，推进了日本的政治、经济改革。
□冠位十二阶：
603年由圣德太子制定并实施的一种根据官吏的才能和功绩分别授予十二种冠位的制度。
其具体内容是：
以德、仁、礼、信、义、智各分大小，组成十二级官街；并以紫、青、赤、黄、白、黑六种颜色各分浓淡的冠帽来区别官位的高低。
此项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抑制氏姓门阀和选拔人才的作用，并促进了贵族的官僚化和以天皇为中心的官僚体制的形成。
□十七条宪法：
日本最早的成文法。
604年由圣德太子制定。
内容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兼取法家、道家及佛教思想，阐释了君臣之间的上下关系及其应当遵循的道德规范，强调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意识，成为建立律令国家的政治原则，对日本后代的法典编纂有很大影响。
（2）它标志着日本民族已不满足于通过朝鲜半岛间接吸收和输入中国文化的“自然”传播方式，而采取了直接从中国输入先进文化的积极行动。
（3）圣德太子在对隋外交上，改变了过去向中国求封、朝贡的态度，采取了对等立场，既有利于确立日本皇室的权威，又提高了日本的国际地位。
（4）频繁地向隋遣使，学习了隋朝的佛教文化和其他中国文化。
促进了日本文化的进步。
※飞鸟时代（593-710年）；飞鸟文化（约593-645年）；607年建法隆寺。
二、唐代中日友好关系高度发展的原因
（1）统一、繁荣、强大的唐帝国对日本具有长时期的吸引力。
（2）7至9世纪，日本对中国方面有着不同的需求，依次变化的需求极大地推动了唐代中日友好关系的高度发展。
※《大宝律令》（701年）、《养老律令》（718年）。
三、遣唐使的次数、分期和航行路线
□遣唐使：
七至九世纪日本派往唐朝的政府使节，目的是输入唐朝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科学文化。
630—894年间共任命过19次，实际到达唐朝12次（一说13次）。
使团成员包括正使、押使、判官、录事等官员，还有大批留学生、学向僧等随行人员，人数多至数百人。
航线初取北路，八世纪起改行南路。
对汲取中国的先进文化及推动日本国内的改革起了重大作用。
894年后，由于唐朝衰落及经费筹集困难等，在菅原道真建议下中止。
（一）次数
公元630年，舒明天皇终于派出了第一次遣唐使，从630-894年的二百六十多年间，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的日本朝廷一共任命了十九次遣唐使，其中任命后因故中止者三次，实际成行的十六次。
但是有一次仅抵朝鲜半岛的百济国，有两次（一说1次）是作为送回唐朝专使的“送唐客使”，另有一次是因入唐日使久客末归而特派使团前往迎接的“迎入唐使”。
因此实际上真正名副其实的逍唐使是十二次（一说十三次）。
（二）分期
这13次遣唐使的派遣，因派出的时代不同，其目的、组织规模、航线等多有变化，故可以分为4个时期：
1、第一时期
其中前4次为第一时期，日本舒明天皇（629～641）到齐明天皇（655～661）时期，当时唐朝正值太宗、高宗当政时期。
出发时间在630年至659年。
这4次遣使，前后历时30余年。
正值大化改新前后，日本急于学习唐朝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空前的政治、经济改革，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统治。
这一时期的使团规模较小，人员配备也不齐全。
第一时期遣唐使所走的航线多为北路，又称新罗道，即沿着朝鲜半岛西海岸航行，然后穿越黄海，在山东半岛登陆；或继续沿辽东半岛东岸航行，然后横渡渤海湾口，再从山东半岛登陆。
这时的船只都在离海岸不远处航行，比较安全，但时间较长，每次航行都需要四五十天。
2、第二时期
第二时期包括665-669年间出发的第五、六两次遣唐使，为日本天智天皇（662～671）时期。
这两期虽然走的路线以及使团规模都与第一时期类似，政治意义却大不相同，是具有国家战略意图的外交活动，为的是修复被白村江之战所破坏的两国关系。
其中665年的第五次遣唐使，大概是专门为送唐朝前来修好的使者而派遣的。
当时的情况是中日白江口海战后不久，唐朝因将战略重点转向征服北部的高句丽，希望与日本修好；而日本因为战争的失败，正惶恐于唐朝会乘胜进攻其本土，对于唐的主动示好求之不得。
所以当唐朝的使节出访日本后，日方为了回应唐方的友好，而有了这次遣唐使的派遣。
669年，唐军攻克高句丽，日本天智天皇闻讯后，特意派河内鲸为使，专程赴唐祝贺，显然是为了表示对唐朝的友好。
3、第三时期
702-752年间出发的第七次到第十次为第三时期，为日本文武天皇时期（697～707）到孝谦天皇时期（749～758），4次遣使前后历时50年之久。
这一时期的唐帝国正如日中天，日本也正在全面、系统地学习唐朝的法律制度和各种文化，因此是遣唐使的巅峰时期。
该时期，日本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统治也达到极盛时期。
这一时期遣唐使团的特点是规模庞大，配置齐全，使团的总人数往往多达五六百人，船的数目自然也由过去的2只增加到4只，故而这一时期的遣唐使团又有“四只船”之称。
经济文化交流是这一期日本派遣遣唐使团的主要目的，像名垂千史的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藤原清河、菩提仙那等人，都是在这一时期作为遣唐使或留学生被派往唐朝的；而中国的高僧鉴真也是在这一时期东渡日本的，说明当时中日的相互往来也开始频繁起来。
就航线而言，这一时期走的是南岛路，指从九州逐岛南下，在适当地方横渡东海而至长江口一带的航线。
为何此时舍弃由来已久比较安全的北路不走而改走南路呢？
主要是因为朝鲜半岛的新罗在作梗。
当初新罗统一朝鲜半岛时，日本支持百济，双方即结下怨恨。
新罗强大后，双方关系一度恶化，759年日本甚至大规模整军备战，准备讨伐新罗。
强大的新罗也把唐帝国的势力逐回大同江以北。
因此，就战略而言，新罗自然不希望中日之间来往过于亲密。
4、第四时期
公元777至838年出发的第11-13次为第四时期，为日本从光仁天皇时代（770～780）至仁明天皇时代（834～850）时期，前后历时约60年，是遣唐使的衰落时期。
此时的唐帝国经历“安史之乱”后，已经逐渐衰落，吸引力大不如前。
这一时期，日本古代天皇制的经济基础也逐渐解体。
日本方面经过数百年对唐文化的引进，基本的国家制度已经建构起来，需要对已经引进的唐文化作进一步的消化吸收。
所以这一时期的遣唐使，虽然组织规模不下于第三期，但遣唐者的精神状态已经发生变化，热情大不如前，遣唐使、留学生和留学僧多为解决实际问题而赴唐，来去匆匆。
像早期那种慕华不肯归者极少。
派遣的主要目的，是从唐朝得到高级消费品，满足皇室、贵族的生活需要。
航线是南路，又称大洋路。
【见航线、遣唐使船等图片】此线路不循岛南下，而是由值嘉岛一带直接横渡东海到达长江口附近。
相比而言，大洋路的最大优点是距离近、时间短。
一旦离开值嘉岛，中间没有任何岛屿停靠，使团须一鼓作气横渡东海。
之所以由南岛路改为大洋路，是因为第九、十次遣唐使接连出事，尤其是第九次损失惨重。
与其在海上长时间颠簸，不如一鼓作气直接穿越。
（三）航行路线
北路；南岛路；南路（大洋路）。
四、遣唐使的任务和作用
（1）完成外交使命，进行与唐朝中央政府的政治交往。
（2）学习、移置唐朝的先进文化。
（3）遣唐使还起到了贸易使团的作用。
（4）历次遣唐使还出色地完成了入唐留学生、学问僧的护送、接回及入学、从师等事宜。
五、遣唐留学生、学问僧和东渡赴日的中国人
（一）遣唐留学生、学问僧的数量
（二）遣唐留学生少于学问僧的原因
（1）唐朝收纳留学生的国子监名额限制很严，而对接受学问僧却无名额限制。
（2）日本崇信佛教，乐于多派学问僧到中国留学。
（3）日本当时政权仍为少数世家豪族所垄断，他们不愿过多选派学成回国后可能参与政治活动的留学生。
（三）著名的遣唐留学生和学问僧
阿倍（朝臣）仲麻吕；吉备真备；橘逸势；空海；最澄。
□吉备真备：
（694—775）日本奈良时代的政治家、学者。
出身于吉备地方的中等贵族之家。
717年，作为留学生入唐，通晓儒学、天文、法律、音乐、兵法等各种学问。
19年后学成归国，献唐礼、历学、音乐诸书及乐器等，受到孝谦天皇的赏识。
752年又以遣唐副使随大使藤原清河入唐，回国后官至右大臣。
著有《私教类聚》50卷。
传说他根据汉字楷书的偏旁部首创立了日文字母片假名。
□阿倍（朝臣）仲麻吕：
（698-770）日本奈良时代遣唐留学生。
717年随第8次遣唐使与吉备真备等人一起入唐留学，仕于唐，累进至从三品秘书监。
在中国使用汉名朝衡，也称晁衡、晁卿。
753年随遣唐使藤原清河回国，遭遇风暴漂流到安南（今越南）。
与藤原清河重返长安后继续在唐朝任职。
与中国诗人王维、李白等交往密切，互有赠答。
死后，唐代宗追赠“潞州大都督”（从二品）。
（四）东渡赴日的中国人
□鉴真：
唐朝的高僧，日本律宗的开山鼻祖。
742年应日本僧人邀请东渡传法，几次挫折，754年第六次东渡成功抵日。
翌年在奈良东大寺建筑戒坛，传授戒法，曾为日本天皇、皇太后等受戒。
759年创建唐招提寺，传播律宗，并将中国的建筑、雕塑、医药学等介绍到日本，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贡献。
六、遣唐使被废止的原因
※菅原道真
原因：
（1）经过两个半世纪吸收移植盛唐文化，日本已基本上完成了仿唐改革，并在此基础上开始萌生具有日本特色的国风文化，故失去了过去追求唐文化的热情。
□唐风文化：
日本奈良时代至平安前期受中国唐代文化影响而发展起来的日本民族文化。
唐代，随着中日两国之间的频繁交往，唐朝的政治、经济制度、思想文化以至于风俗习惯全面传入日本，并为日本所效法和模仿，故也称“中国式文化”。
公元894年停派遣唐使后，唐风文化开始衰微，国风文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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