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东西小说中的悲剧女性形象塑造.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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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中摇曳的女人花
——试论东西小说中的悲剧女性形象塑造
［摘 要］东西的小说创作始终关注普通小人物的生存状态。
其笔下的女性形象光彩照人、熠熠生辉。
这些来自乡村或城市的女性因为身体的残缺、家庭的缺失和人性的扭曲等遭遇而上演了一场场悲剧。
东西小说通过对她们悲剧人生的书写和形象塑造，体现了一定的历史文化价值，体现出作家的悲剧意识，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对世俗化的批判和理想人性的呼唤，“提醒人们直面那些被遗忘的现实”。
［关键词］女性形象；悲剧意识；文化价值；历史反思；世俗批判；人文关怀
东西的小说始终关注普通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始终以幽默讽刺、戏谑调侃、既轻松诙谐又沉重忧伤的语言叙事风格剖析现代人的生存苦难和生命不幸，演绎出一曲曲生命的哀歌。
综观他的小说，我们就会发现：
在他笔下的众多人物形象中，最光彩照人、熠熠生辉，最能打动人心的，往往是那些被欺凌、被损害的女性悲剧形象，如《耳光响亮》中的牛红梅和何碧雪、《没有语言的生活》中的蔡玉珍、《后悔录》中的吴生和张闹、《祖先》中的冬草、《原始坑洞》中的秦娥等等。
她们的悲鸣与叹息，愤懑与孤寂，不甘沉沦而做的苦苦挣扎，都直逼人们的内心深处。
这些女性来自农村或城市，因身体或心灵的残缺，因家庭和亲人的冷漠，导致人性的扭曲和心灵的异化。
作家将这些形象放置于历史荒诞与社会进步、个性泯灭与道德沦丧的现实中进行刻画，从而使她们上升为某种生活现象的符号，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
本文通过对东西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整体概说，分析其悲剧的根源，指出这些形象塑造的历史文化价值，体现出作家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对理想人性的追求和对世俗化的批判，“提醒人们直面那些被遗忘的现实”。
[1]
一、东西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塑造
古今中外，一致地把女性比作花，可惜的是由于现实生活中无情风雨的摧残，本应盛开的花却往往早早地飘零、枯萎、凋谢了。
东西从生活出发，从自己的所见所闻中提取素材，描摹女性的悲哀与挣扎，以一个作家的独特见地挖掘蕴藏在女性身上的巨大力量。
东西的创作经历横跨乡村和城市两大“部落”，不仅将笔触聚焦在自己熟悉的乡土记忆中的农村女性，也瞄准了游弋在城市边缘的“都市女性”（并未真正融入到都市大潮流中）。
作家轮番在这两片净土上耕耘，不断创造出处于弱势地位的生命之花。
他笔下的女性形象，不管是主人公还是次要人物，都给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这些植根于现实生活土壤中真实可信的形象，历史跨度大致锁定在上世纪60年代至社会急遽转型时期，但也有几个形象是置身于解放以前，如《祖先》里的冬草和竹芝、《白荷》里的白荷、《相貌》里的云秀、《断崖》里的盘四妹等。
作家对她们并没有浓墨重彩，只是以拉家常式的笔法，使人物的主要特征凸显，女性形象便呼之欲出。
（一）苦难中挣扎的乡村女性
叙事主体与文本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作家在创作时不可避免地将自己的生活经历、追求、理想等主观因素融进作品。
对生于桂西北农村并从小深谙农村生活的东西而言，乡土记忆没有理由地成为其仰仗的文学资源。
作家对贫苦有着深刻的体验，“吃粗糠野菜算不了什么，贫苦疾病是家常便饭”。
[2]他非常重视题材与作家自身之间的亲密性，于小说中极力描摹与控诉苦难，于苦难叙述中对在贫困生存环境下和苦难中挣扎的乡村女性的经历极力渲染，对土地和祖辈的生活进行了无情的审视。
《祖先》中桂平巨贾冬铁甫的女儿冬草，“为了爱情”，怀着一颗良德之心，辛辛苦苦把丈夫光寿的灵柩护送到乡——一棵枫，却被光寿的原配竹芝拘留下来，供给村里的男人淫辱以换取水田，后来又被迫嫁给一个丑陋无比的男人扁担。
在这个物质生活贫困、人们素质不高的地方，冬草就这样先是充满屈辱然后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最后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乡村妇人。
通过这妇人的一生，我们看到了乡土的力量和人物的忍辱负重精神。
乡土的强大力量溶解了一切，无情地塑造着生活在它怀抱里的人的历史，而人在其中无可奈何却顽强挣扎。
小说中的另一女性竹芝的命运更加悲惨，水田被儿子见远嫖光后只能靠磨魔芋、吃魔芋度日。
死后就因为一对玉镯，她的坟墓当夜被人挖开，尸体被狗撕咬成无数块。
两个女人的遭遇都很特殊，却包含着普遍的意义：
命运难以抗拒，为了生存，先辈们不得不负重挣扎，在命运之途上苦苦跋涉。
《目光愈拉愈长》的农村妇女刘井，命运也如冬草一般悲惨。
她的不幸，来自好吃懒做的酒鬼丈夫马男方的无端猜疑和伤害，来自丈夫的妹妹马红英竟然拐卖自己侄子的丑恶行径，来自儿子马一定的丢失和出走。
灾难纷至沓来，给这个无助的农村妇女一次又一次打击和伤害。
她想反抗，想逃离苦海，要与丈夫离婚却不被允许；思儿心切却只能将目光拉长，想象儿子过上好日子的情景。
此时，我们不得不折服于这种女性抗争命运呈现的生存奇观和背后蕴蓄的原始伟力。
刘井也因此名副其实地成了当代乡村苦难女性的代言人。
（二）游走在都市边缘的女性
改革开放后，城市以其未曾料到的巨大力量影响着、改变着、左右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
步入城市后的东西以独特的视角揭示转型时期现代都市女性的心态和生活相。
她们游走在都市，贪婪地攫取着，肆意地放纵着，疯狂地享乐着，传统的道德素质已被堂而皇之地放弃。
她们或被生活所迫，或为利益所诱，从而通过征服男人实现对金钱的占有欲并乐此不彼。
《美丽金边的衣裳》里的希光兰就是这样一个女人。
她以青春和美貌作为资本，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接近幸福的筹码，以“玩爱”的方式心安理得地放纵自己。
她玩弄、勾引、调戏着男人也被男人玩弄、勾引、调戏着。
她是盛开在都市里的罂粟花，美丽而淫邪。
希光兰是一个沉溺于物质享乐的现代都市女性，但她对于人生、都市生活和自己并没有清楚地认识。
换言之，她只是一个游走在都市边缘的女性，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这个大潮流中。
这正是东西的本意：
不是展现种种光怪陆离的城里人生活，而是否定城市生活的虚假繁荣，进而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与灵魂。
现代文明城市五彩缤纷的生活同样诱惑着乡间纯真的少女。
她们试图逃离贫穷的土地，企图摆脱沉重劳动的束缚，跻身一直存在于幻想中的自由、文明的现代都市生活。
《勾引》中从高高的玉兰山被勾引到城市餐馆打工的十七个少女，《美丽金边的衣裳》中的李月月、崔英，无论是本不知情的身不由己，还是本就清醒的心甘情愿，她们的盲目及其健康饱满的身体已成为现代化盛宴一道可口的佳肴。
她们将自己的青春叠成一叶扁舟放逐于高度物化、欲化的世俗大海之上，没有人在意它起于何处，更没有人思考它将飘向何方。
因此，不管她们怎么努力，都只能沦落在城市的边缘，成为城市“飘族”的一员。
如果我们把这些人物及其行动统统看作作者意图的不同侧面在文本中的影射，那么这些女性的空虚体验无疑是作家对世俗生活的强烈焦灼和深深迷茫。
东西给我们展示的，就是这样一个女性世界。
无论是苦难中挣扎的乡村女性，还是游走在都市边缘的女性，她们都处于卑微的地位，被苦难和欲望压得喘不过气来，看不到希望。
迫于生活的无奈，她们的灵魂早已罩上了陈腐世界的阴影。
在她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历史的败落和人性的卑琐，见证了人在苦难面前、在物质面前的卑微屈膝和渺小。
二、东西小说中女性形象悲剧分析
文学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东西以一个作家的良知和真诚直面当下的生活本质、人的灵魂和人类面临的困境等诸多问题，着意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以悲剧的形式去展示生命的不幸、生活的苦难和生存的艰辛。
正如他所说的，“我是一个悲剧的鼓吹者，所以我常常写悲剧，这使许多读者认为我是为赋新词强说愁。
其实悲剧意识和我的生活息息相关……童年一睁开眼睛就没有喜剧的舞台，所以悲剧就深入骨髓无可救药。
”[3]正是这种特殊的生活经历，他所描绘的女性形象的遭遇汇成了一幅幅生存的悲剧画面。
（一）身体的残缺
有人将东西的创作称为“身体写作”或“器官写作”，因为“东西的小说总是专注于对人的感觉器官的感觉”，[4]塑造人物也倾向于“由于身体器官的残缺造成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的困境，由此对人物的命运所造成的影响”。
[5]东西极力写作平凡女性身体的残缺，不是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或是同情，而是向人们诉说现代女性的一种人生遭遇，直问人心：
在讲求人人平等的今天，我们的社会真正做到人人平等了吗？
无数的女性还是因为身体的残缺而受到歧视、凌辱、虐待，努力追求生活上的完美却遥不可及。
《没有语言的生活》中的哑巴蔡玉珍为生存来到偏远山村推销毛笔，阴差阳错地与瞎子王老柄、聋子王家宽成为一家，在本就贫困的农村背景下举步维艰的生活，以残疾之躯承受着外人强加的伤害和因没有语言而沟通失效带来的困顿。
但是，当她与父子俩齐心协力抓强奸犯时，那种“语言”上的对话不得不令人折服于这种沟通方式呈现的生存奇观。
蔡玉珍生活在这样一个由聋哑瞎组成的特殊家庭里，她的生存悲剧在于拥有真理而不能言说，取而代之的是欺辱和歧视。
她的遭遇揭示了现代社会人性道德的急速下滑，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和伤害。
《迈出时间的门槛》里的祖英妈和《经过》里的刘水的遭遇更加不幸。
由于穷乡僻壤的原始和闭塞及历史行进脚步的滞后，祖英妈与命运搏斗却造成了悲剧。
她试图用火枪阻止丈夫的不忠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但由于历史的捉弄而成了枪下的牺牲品。
瘫痪后的祖英妈已无力管制丈夫和寡妇的野合，无法忍受而不得不离婚，改嫁给远村的一个傻子。
得不治之症的刘水，远道而来向一个私人医生求医。
没想到，她来到这里后就再也无法走出去，被围困在这个大门紧闭的诊所里，成为医生及其儿子肉欲的对象，任受摆布，想逃却无法逃脱，最后忧郁而死。
求医治病是为了走出人生困境，但却走不出人为制造的障碍。
无论是哑巴蔡玉珍、瘫痪的祖英妈，还是得不治之症的刘水，她们都因为身体的残缺，不同程度地受到世人的歧视、凌辱、践踏。
如果说身体生理性的残缺是上天注定的话，那么身体社会性的残缺就是人类社会造就的悲剧。
作家透过女性身体的不幸残缺，挖掘出历史的荒诞，社会进步而人的精神世界仍无所依附的磨难。
作者正是通过身体感官的残缺这一层面透视现代女性的生存境遇，使文本获得一种形而上的意味：
在现代文明支离破碎的今天，人类还能前行多远？
是走进自己编造的绞索呢？
或是退守到原始的状态之中以保存那点美梦？
（二）家庭的缺失
家是温馨的港湾，是疲惫的灵魂得以休息的心灵驿站。
对于女性来说，家更是意味着一切。
家在女性的灵魂深处一直是挥之不去的情结，是女性物质和精神生存的源泉。
而东西小说中的大部分女性却没有温馨融洽的家庭，有的只是亲情的缺失、冷漠和对立。
《耳光响亮》里牛红梅的悲剧命运正是从父亲牛正国失踪后延续下来。
父亲的失踪，则意味着家庭的缺失，牛家人的生活和命运失去了依靠，变得无序混乱。
母亲的再嫁，使牛红梅的悲剧命运踏上了不归之路。
试想，如果父亲不失踪，母亲不改嫁，牛红梅就不会遭受宁门牙的无理强暴，就不会有“借腹生子”这一荒唐协议。
在牛红梅这段青春扭曲的成长史中，东西始终将悲剧性的故事情节安置在这个具有血缘家庭的内部，用家庭的缺失，父母的缺席和时代的动乱来彰显造成牛红梅悲剧命运的社会和家庭根源与可怕后果。
与牛红梅同样命运的，还有《白荷》里的白荷，《迈出时间的门槛》里的祖英，《相貌》里的云秀。
她们不幸命运的源头除了社会历史的原因，也均来自家庭的缺失，亲情的背叛。
或为了亲人的温饱，或为了逃离后母的虐待，或为了戏班的兄弟姐妹，她们不得不搭上自己的青春与生命，在自然和家庭的双重奴役下命运变得如此不堪和不幸。
东西的目的，或许在批判社会荒诞历史的同时，还在于点燃现代人心中那关于家庭伦理亲情的火种，唤醒根植于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情感记忆，让人们体验到作为一个鲜活的人的家庭需要和情感需要。
东西构建了众多生活在残缺家庭的女性形象，将笔触指向家庭缺失后她们的生存状态。
因为家庭的缺失就意味着她们必须无条件地面对自己的不完满状态，在不完满中只能以自己的身体去实现生命最大的完满。
（三）人性的扭曲
东西小说塑造了一个丑陋而扭曲的世界，各式各样的女性在时代的挤压下，在卑微晦涩的现实缝隙中，为生存而努力挣扎，有命运的拨弄，更有来自女性自身苍白麻木的精神重负。
没有大人物的大悲大喜，有的只是小人物的处心积虑，她们为生活所累，又不得不臣服于生活。
她们追求真理却达不到真理，追求善良却达不到善良，追求幸福却达不到幸福，最终只换来的却是人性的步步扭曲。
这种根植于人性深处的悲剧，呈现出一种荒诞的、变态的美丽。
1.物化的爱情与婚姻
爱情是一个千百年来最美好最令人向往的字眼，但是东西笔下的爱情“没有那么多的童话，都是一些现实的、病态的、和性有关的爱情”，[6]没有痴男怨女，没有相敬如宾，甚至没有温馨、浪漫。
正如他所说的，“浪漫只不过是我们的一种幻想，现实才是我们的终身伴侣。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让读者看到真相的快感远远大于给读者制造童话般的梦幻。
”[7]在东西眼里，现代爱情早已变成了交易、游戏和借口。
他对爱情打了个大问号：
“现在，即使动用了测谎仪，我们也无法得知：
爱情是不是可靠？
”[8]正因其犀利的透视，在他的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千疮百孔，支离破碎，充满着背叛、偷情和畸恋的感情世界，大部分女性把爱情当成谋生的工具，把婚姻当成生存的保障。
在这个爱情市场化的时代里，爱情婚姻是功利型的，是现实型的。
而情感婚姻一旦与功利联系在一起，一旦和现实联系在一起，一旦可以说出为了什么而在一起，为了什么而结婚，就常常没有爱情可言。
在《美丽金边的衣裳》中，希光兰一上场就没有尊严和矜持的姿态，以“快、狠、准”的方式勾引上有钱的丁松。
她非常清楚与丁松之间只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没有山盟海誓、忠贞不渝，任何世俗的利诱和暴力都可以摧毁爱情水晶般的品质。
为了一百万块钱可以毫不犹豫地答应为丁松生个儿子，但她并没有认真履行，慷慨地从丁松口袋里掏的钱甩给另一个男人易平，在两个男人之间轻松周旋并乐此不彼。
在希光兰眼里，爱情是生活中的奢侈品，是不必要的自寻烦恼，远不及金钱重要。
如果说希光兰是以青春作为物化爱情的诱饵，那么《后悔录》里的张闹、《耳光响亮》里的牛红梅则完全是物化婚姻下的追逐者和牺牲品。
张闹在金钱的诱惑下精心设计了一场骗局，诱使曾广贤同自己结婚，同时她还暗中和于百家通奸，之后又勾搭上一位律师。
最后曾广贤不计前嫌，分一半财产给她，只求和她过安稳日子，可她却说“档次上去了就下不来”。
在浪费了曾广贤五年时间，分得八万块离婚费后，张闹便杳无音讯了。
而牛红梅，“试图用少女最为可贵的无畏和纯真去寻找她的情感归宿，然而没有浪漫与温情的现实以其极为冷酷的手段消解了她对生存的诗意怀想”。
[9]面对冯奇才的窝囊、宁门牙的蛮横、杨春光的自私、苏超光的虚伪、刘小奇的下作，牛红梅变得迷茫、颓废不已。
她对婚姻的麻木到后来竟发展到为了成全弟弟牛翠柏拍电视剧的欲望而在“借腹生子”的合同书上平静地按下手印，以三十万的身价委身于五十八岁的富翁即她的继父金大印，从而完成财产的继承权。
在这个物欲可以自由伸张的商业时代，金钱对人的灵魂的腐蚀令人触目惊心，已到无可挽救的地步，完全替代了美好的爱情婚姻生活。
东西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的令人想笑却无法笑起来的小说正是将生活的肥皂泡逐个地戳破，给沉迷于愉悦和幻想的人们浇上冷水，不停地撕毁爱情婚姻表面的温馨和浪漫，让读者看到一种真实。
正如我们看到的，他笔下的女性形象个个是“狡猾的现实生存者”，为了寻求生存的安逸不惜抛开尊严，拼命的以物质上的依靠来寻求心灵的安全感。
这种物化的爱情婚姻观念造成了她们人性的扭曲，其结果不论输赢都充满了无限的悲凉。
2．异化的母爱与亲情
母爱与亲情在世人眼中大多是圣洁而美好的。
但是，在东西的小说中，母爱与亲情完全被世俗与异化了，没有慈爱的母亲与温暖的亲情，有的只是如动物舐犊之情般的原始母爱（如《原始坑洞》中秦娥对小儿子谋子过分保护的爱），更多的是一种冷漠的敌对的情绪。
比陌生人更恶毒的眼神与行为让人不寒而栗，来自最亲近的人的算计更让人冷汗淋淋，本该是最柔情的怀抱却暗藏刀剑。
这样让人噩梦连连的母爱与亲情却充斥在东西的小说当中，成为女性人性扭曲的进一步表现。
在这里，人性丧失了美好的最后底线。
《后悔录》里的吴生，深受文革时期“禁欲主义文化”的影响，努力清除不洁的思想，就连儿子曾广贤那天生的卷发和女儿曾芳右手心的黑痣也容纳不下，天天要求用肥皂洗。
讲究身体、思想上的清洁在当时达到了极致。
后来她在动物园被领导摸弄，正巧让儿子看见，便觉得在儿女面前树立的“不被人摸的形象”毁于一旦。
为维护她标取的纯洁高尚的人生价值观只好殉道，舍身饲虎，从不替儿女的将来着想。
自私的母爱造成了女儿的失踪，造成儿子性观念的偏激。
更有甚者如《耳光响亮》中的何碧雪，由于那段极其荒诞的社会历史的原因，由于生存的无奈，曾善良的她，改嫁给金大印后唯有金钱至上，儿子的死讯她无动于衷，女儿不幸的爱情婚姻她不闻不问。
为保财产继承，她居然送女儿给后夫充当生育工具。
母爱和亲情在金钱面前低下了高贵的头，物欲至上的观念使她传统的母爱发生异化而酿成悲剧。
何碧雪母性的异化，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急遽转型期人性变异的普遍现象，具有深刻的社会批判意义。
如果说吴生、何碧雪还只是自私冷漠，那么《故事的花朵与果实》里的莫太婆则完全是一个变态的恶毒的母亲。
她一生没有得到幸福，因不能生育而没有享受到真正的婚姻，导致人性的严重扭曲，见不得别人的幸福，连自己的干儿子也不例外。
她把对男人的怨恨全部发到干儿子江山身上，不停地使唤江山为她干活，总是用种种办法让充满青春活力的江山无法摆脱她这具已在腐烂的活尸，如幽灵般紧紧抓住江山的命运。
更不可思议的是，她在江山与金元之间不断制造障碍，不允许他们往来，更不允许他们结婚；即使死后仍控制着江山，因为她说过金元是他母亲转世。
在这个闭塞山乡里，由于残余封建意识和观念的长期存在，人性的扭曲到了不堪的地步。
东西善于挖掘人性的阴暗面，所以他笔下的女性是无望的，人性是扭曲的。
透过这些女性，生活的本质在他以灰色而犀利的笔调中显露出来：
生活消解着人们及其所演绎的各种故事中的一切。
活在戏剧化世界中的我们，就像在欣赏一场戏——在空屋子前面排演的悲剧，荒诞而真实。
三、东西小说女性形象塑造的意义
生命本身就是缺憾，东西不断地剥落浮华芜杂的生存表象从而坦露出无情的生活真实、生存的无奈、内心的荒芜及人的无处可逃的宿命，以文学的形式表达对女性生存苦痛的独特感受和深切关怀，用深刻而又不失幽默的文字为我们透视人类身体、人性、家庭等种种不幸并进行写真式的缩放。
作者塑造这些女性形象主要不是为了给人们留下难忘的、发人深思的性格审美形象，而是以她们的苦难和不幸印证历史与现实，抓住她们背后的痛处进行拷问，以揭示她们苦难的深重程度，“用个人的方式重新唤起对政治、文化、历史的真切关注”。
[10]
（一）历史反思
“东西的先锋意识很浓，偏重对历史重新的审视，以现代的视角重新构建历史，有沉重的历史感”。
[11]他喜欢站在时代的高度探讨现代女性所面临的人生困境，从女性生命价值和意义来表现她们的悲剧命运，从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揭示出触目惊心的严酷现实，指出其命运的不幸是与时代特征息息相关的，具有鲜明的历史现实意义。
东西小说将女性的塑造放置在历史的大潮流中，荒诞、离奇的故事情节背后隐藏着一段几乎被人们遗忘的历史。
《耳光响亮》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后悔录》从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年代。
牛红梅、张闹等人的思想境界正是在这段混乱的历史跨越中，在绝对政治话语时代里经历了痛苦的蜕变和转型，人性的极度扭曲有来自自身的原因，更多的则是历史的荒诞与残酷。
东西没有选择关于历史的宏大叙事，而是用细腻的笔法，剖析女性，展现出她们的物欲和肉欲，借此拷问女性的灵魂。
这种叙事，貌似淡化了历史，实际上却从另一个侧面对历史的反思与质疑书写了最具力度的一笔。
《断崖》中盘四妹的人生经历正是最有力的证据。
作为一支红军部队的副营长，盘四妹算是个英雄人物。
但是在革命解放后，在贫瘠的土地上，在残酷的历史现实下，土地以强大的力量吞没了英雄，四妹也逃脱不了成为土地的奴隶的宿命。
东西反其道而行之，只描写女性的苦难和扭曲人性，却加深了人们对女性命运与历史生活的认识。
这正是东西小说创作的独特所在：
只有记住历史，才能面对未来。
通过这种后现代的叙事策略，现实被诗意地篡改，被夸张得变了形态，然而通过人物痛苦的心灵体验，却能从变形的现实里看到更高的真实，看到几乎被岁月淹没的历史真相。
（二）文化价值
东西“以极为冷峻的笔法提示了一种极端困苦的状态，他提醒人们直面那些被遗忘的现实。
”[12]此外，作家也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提出质疑，从而考核现代人的文化价值观。
文化是造就和改变人性的最大原因之一，影响深入广泛，不仅塑造了成为历史的过去，规范着活生生的现实，也包含了未来发展的可能性。
在东西小说中，文化显示了强大力量，通过多方面的描绘，揭示出文化对历史和现实的作用。
长期以来，中国女性深受封建专制和封建礼教的迫害，挣扎在困难生活的最底层，荒谬的封建意识已经深入了她们的骨髓。
从出生伊始，女性就注定在男权社会里遭歧视、受压抑、卑于人，一切服从“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等清规戒律，毫无主见可言。
“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
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漂泊难寻觅。
”（《红楼梦》·林黛玉《葬花词》）正是旧时代女性人生遭遇的真实写照。
中国解放后，女性已翻了身，她们自尊、自强，追求自身价值，产生冬草祖先式的悲剧的社会基础已经不存在了。
但是，几千年来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旧的思想意识还在中国大地上游荡、延续着。
社会上有轻视女性的思想存在，女性中也还有依赖男子的想法，有的人舒舒服服地做“家庭主妇”，忙着带孩子、做家务。
甚至有的女子情愿去做“大款”的“金丝鸟”，如希光兰、李月月，不自立于社会。
“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正反映了当今社会上一部分女性的真实思想。
东西以犀利的目光，深入现代女性的思想境界，撕开温情的面纱，向人们展现了封建传统思想文化仍在现代文明制度中延续着，仍左右着女性的命运，现代女性并未真正摆脱传统思想文化的束缚。
作家倾心塑造这些女性形象并赋予深刻的文化内涵——传统思想文化的延续性，从而提醒人们在物化时代里擦亮眼睛，审视现实，摆正价值观念。
（三）人文关怀
当然，对女性形象的倾心塑造也体现了作家对女性这一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对人类命运的一种深刻反思。
文学作为人学所具有的意义在东西的小说里彰显无遗。
东西将有价值的、美好的东西慢慢地撕毁给人看，在对人类生存苦难、贫困的描述中并没有局限于一种纯客观的描述，更多的是对在历史生活中的人的精神状态的刻画。
据此，在塑造女性形象过程中，东西细致描摹了在贫困生活环境和苦难中努力挣扎的女性的生存状况，深刻剖析了在绝对政治话语时代女性的灵魂的扭曲。
正是在自然界的风雨雷雪和历史政治环境的双重压抑下，女性的命运变得更加悲惨和不幸。
东西始终关注普通小人物的生存和发展，高度符号化地概括了生活中难以想象的生存状态，极力表现像蔡玉珍、莫太婆等身体残缺女性的日常遭遇、精神困境和情感空白，反映了恶劣生存条件下卑微的生命为赢得生存空间所做的努力与抗争。
其小说以悲剧的形式塑造女性，对历史与现实进行严肃拷问，直达本心，从而唤起人们对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人文关怀，对女性命运的足够关注，提醒我们注意人性变质这样的生存危机问题，以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与发展，表达作者对完美人性、完美人格的追求与呼唤。
东西以独特的审美眼光，通过或夸张或荒诞的“漫画式”的后现代叙事策略，使一系列的女性形象各具情态，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
他笔下的诸多女性形象的种种行为也许让人觉得夸大其辞、不可思议，但却给人当头棒喝。
在她们身上，寄托了作者对美好人性的呼唤。
注释：
[1][12]陈晓明.直接现实主义：
广西三剑客的崛起[J].南方文坛，1998.
（2）
[2][3]东西.川端康成之痛[A].时代的孤儿[M].北京：
昆仑出版社，2002.29-30
[4]东西、李冯、鬼子作品讨论会纪要[J].南方文坛，1998.
（1）
[5]温存超.秘密地带的解读——东西小说论[M].台海出版社，2006.51
[6][8]东西.关于爱情[A].时代的孤儿[M].北京：
昆仑出版社，2002.42
[7]东西.不要问我·后记[A].谢有顺.爱情档案[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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