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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读”与新义
摘 要：
中国的文本诠释学产生于战国时期。
从文本诠释的内容、性质和体例看，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义理诠释学，一般称为“传”。
另一类是语言诠释学，一般称为“训诂”或“诂训”。
传的特点是“解说经义”，“并经文所未言者而引申之”。
“多离经”。
诂训的特点是“第就经文所言者而诠释之”，追求文本原貌、原义。
但是，在文本诠释的历史实践中，传往往离不开训诂，训诂也离不开传。
“传”的内容在西方诠释学中又称作“误读”。
我们借用“误读”的概念只是为了吸收西方文本诠释中的合理成分，并不是同意放弃追求文本原貌、原义的真理性原则。
在中国文化史上，“误读”是创建新义理的一种方式。
也是为汉语增加新质要素的一种方式。
“误读”源于春秋战国间“断章取义”、“以意逆志”、“诗无达诂”的文本阅读诠释理论，是一种理论创新、语言创新的手段。
“误读”在易学发展史上，尤其《易经》与《易传》的关系上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有着突出的解释力。
一、“传”与“误读”
中国的文本诠释学产生于战国时期。
从文本诠释的内容、性质和体例看，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义理诠释学，一般称为“传”。
另一类是语言诠释学，一般称为“训诂”或“诂训”。
唐颜师古说：
“传，谓解说经义者也。
”（《汉书?
古今人表》注）清马瑞辰说：
“诂训，第就经文所言者而诠释之，传则并经文所未言者而引申之。
”章太炎说：
“古之为传异于章句，章句不离经而空发，传则有异。
《左氏》事多离经，《公羊》、《谷梁》二传亦空记孔子生。
”讲的都是“传”与“训诂”的分别。
但是，在文本诠释的历史实践中，“传”往往离不开“训诂”，“训诂”也离不开“传”。
所以，有的就干脆称为“训诂传”，如汉初毛亨诠释《诗经》，就叫作《诗训诂传》。
传世本《周易》，其中包括《易经》和《易传》两种文本，分别属于商末周初的语言系统和战国时期的语言系统。
但是，在内容上二者有着密切的联系。
《易传》是从义理上解释《易经》的，也就是刘大钧先生指出的：
“在先秦，人们已将这种解释、发挥《周易》卦爻之辞的文字，称作《易传》。
”不过，《易传》对于经的解释比较复杂，传中就有训诂，而训诂中也有义理。
“误读”是借用西方解释学中的一个概念。
西方解释学把“误读”推向极端，认为“没有解释，只有误读”。
解释中放弃对文献原貌、原义的追求，承认无根据释义的合理性。
这些说法，我们无论如何是不能同意的。
我们之所以借用“误读”这一概念，是因为被称为“误读”的解释中，对语言问题“误读”了，但解释的结果出现了新的义理内容，还有其合理的成分。
二、“误读”是产生新义理的一种方式
人类思维的成果是一代一代积累起来的，尤其是有文字记载以后积累起来的。
人类思维的创新成果，譬如创新的学说，创新的理论，往往是由前代成果的蛛丝马迹引发而出。
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哲学，来源之一就是由更古的文献引发的。
引发的方式就是“误读”。
义理泛指儒家经义，内容很宽泛。
用今天的眼光看，大多属哲学，特别是政治哲学的内容。
由“误读”引发出义理。
引发出哲学，实际上开始于孔子。
孔子宣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说他是“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
述而》）。
孔子说自己“述而不作”，实际上是以相信的态度，喜欢的态度，从古文献中机敏地发掘引申新学说、新理论，也就是寓作于述，以述为作。
如《论语?
八佾》：
子夏问曰：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
”子曰：
“绘事后素。
”曰：
“礼后乎?
”
子曰：
“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前两句见于《诗?
卫风?
硕人》，后一句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认为是鲁诗。
本来是描写卫庄公的妻子庄姜的貌美的，说她很会笑，笑起来脸上现出两个小酒窝，眼珠黑白分明，顾盼流神，就像洁白的底子上画的花一样。
子夏问孔子是什么意思，孔子回答说：
“有白色的底子后才能绘画。
”子夏一下子明白了，绘画是比喻礼仪呀，就说道：
“那么，有了漂亮的外表以后，就应当讲礼仪吧?
”孔子高兴地说：
“你真能启发我呀，可以跟你论《诗》了!
”于是，孔子师徒远离了《诗》本义，把对一个女人相貌的具体描写意义，转向礼仪诗教，抽象出有了好的底子才能绘画，有了好的基础就要讲礼仪的普遍道理!
其实，孔门弟子都擅长于把具体物象的描写，通过联想，达到语义的转向，抽象出政治哲理来。
如《周易?
系辞下》：
《易》曰：
“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
”子曰：
“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
也。
君子藏器於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
动而不括（括通适，《说文》：
“适，疾也，读与括同。
”），
是以出而有获，语成器而动者也。
”
“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
是《周易?
解卦》六三爻辞，说一个贵族射高墙上的鸟，射中了，没有什么不好的。
可是，孔子的解释。
首先通过把具体的“公”转换为“射之者”，把“射”的动作转换为“弓矢”，进而把下位词“隼”、“弓矢”、“射之者”，抽象为上位词“人”、“器”、“禽”，从而使全句语义溢出，层层远离《周易》古经本义，最后抽象出“君子藏器於身，待时而动”，必有所获的普遍道理。
正因为这种“误读”诠释学，产生了中国最早的政治哲学、语言哲学，也使语言在词、词义，句子、句义层面增加无限的新质要素。
这种解释，延续两千多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这种解释中，还有一类，具有明显的词汇、语法错误，但却积非成是，也产生了新的义理，并为汉语词汇、词义增加新质要素。
这种情况也是从孔子开始的。
如《论语?
为政》：
子曰：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
“思无邪”，来源于《诗?
鲁颂?
嗣》：
“思无邪，思马斯徂。
”两个“思”字，陈奂《诗毛氏传疏》说：
“思，词也。
”“思，皆为语助。
”可是。
孔子说：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想无邪恶”。
经过孔子误读，句首语气词“思”成为动词，于是产生三音节词“思无邪”一词，指思想没有邪念。
后人还有使用，如柳宗元《铙歌鼓吹曲?
吐谷浑》：
“凯族献清庙，万国思无邪。
”
春秋战国间，孔子和孔门弟子的诠释，使语义意向发生转变的方式，也流布到当时的其他学派。
如墨家后学的《经说上》、《经说下》，法家韩非的《解老》、《喻老》等。
如《老子》三十八章：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这句话一般理解为“上德之人（最有道德的^、――引者注）不讲求德，因此就有德”。
这是老子以无为有的观念。
但是，《韩非子?
解老》篇却说：
德者，内也。
得者，外也。
“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于外也。
神不淫于外。
则身全。
身全之谓
德。
德者，得身也。
凡德者，以无为集，以无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
为之欲之，则德无舍；德无
舍，则不全。
用之思之，则不固；不固，则无功；无功，则生于德。
德则无德（得，身外），不德则有德
（得，全身）。
故曰：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韩非认为第一个“德”指道德，“上德”指最高的德。
第二个“德”字是“得”，指“身外”，“不德”指神不淫于身外。
第三个“德”也是“得”，指得身，全身。
“德”假借为“得”，产生“身外”、“全身”二义。
全句是说，最高尚的道德不表现在身外，所以得全生命。
这表现了韩非道德以全身的功利道德观。
韩非的解释实现了句意由道家思想转向法家思想。
可见，“误读”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语言学史上的巨大作用。
三、“误读”是产生新语言要素的一种方式
一般说来，语言中新质要素的增加是由社会发展、新事物出现而引起的。
但是，我们发现，“误读”也可以产生新质语言要素。
首先是词的新义，例如《易?
乾》：
“元亨利贞。
”对这四个字的标点，好象可以随心所欲，有如下数种：
（1）元，亨，利，贞。
（2）元、亨、利、贞。
（3）元，亨，利贞。
（4）元亨，利贞。
可以肯定，
（1）
（2）（3）标法都不当。
因为都是把这四个字或其中的两个字看作了并列关系，而并列关系要求所并列的项，必需词性相同，如“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论语?
先进》），“子不语：
怪、力、乱、神”（《论语?
述而》），并列成分都是名词。
“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
述而》），并列成分是动词或动词性词组。
“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论语?
学而》）并列成分都是形容词。
而“元亨利贞”四字显然词性不同。
从语法上看，正确的标点只有第（4）种。
先谈“元亨”。
从语用方面，先看内证。
“元”在《易经》中共出现27次，都不是单独使用，“元亨”11次，“元吉”15次②，“元夫”1次。
再看外证，《大有》“元亨”，《彖传》解释说：
“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
”《蛊》“元亨”，《彖传》解释说：
“《蛊》‘元亨’，而天下治也。
”《彖传》两次把“元亨”视为一个词。
“亨”在《易经》出现43次，单用28次，“元亨”11次，“小亨”2次，“光亨”1次，“吉亨”2次。
可以看出，“元亨”、“小亨”、“光亨”（即广亨）为一类，都是偏正结构。
语义上是修饰关系。
因此，可以判定，“元亨”是一个词，意思是“大通，大顺”。
再谈“利贞”。
“利”在《易经》中出现99次，其中“利贞”22次，“利居贞”、“利君子贞”、“利武人之贞”、“利牝马之贞”的形式15次，“小利贞”1次。
显然“利贞”为动宾结构，语义是支配关系。
“贞”在《易经》中出现109次，作谓语动词15次，如“贞妇人”、“贞丈人”。
作宾语38次，如“利贞”、“利君子之贞”。
作主语56次，如“贞吉”、“贞吝”。
无论是谓语、宾语，还是主语，意义都是“占问”。
“贞”的基本功能是动词，汉语没有形态变化，动词既具有谓语功能，也具有主语、宾语功能。
也说明“利贞”是动宾结构，语义是支配关系。
但是，当我们把“利贞”译成现代汉语时，却变为动补关系，说成“利于占问”或“利于占问某个方面的事情”。
“元亨，利贞”的标点是唯一正确的。
但是，《文言传》却诠释说：
“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
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
‘乾，元、亨、利、贞。
…把本来的两个词诠释为四个词，并各赋予新义，形成所谓《易经》“四德说”。
又如《乾》九三：
“君子终曰乾乾。
”孔颖达疏：
“言每恒终竟此曰，健健自强，勉力不有止息。
”“乾乾”是自强不息的样子，《象传》、《文言传》却解释出多种新义：
，《象传》：
“终曰乾乾，反复道也。
”
《文言传》：
“九三曰：
‘君子终曰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何谓也?
子曰：
‘君子进德修业。
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
知至至之，可与畿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
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
又“终曰乾乾，行事也。
”
又“终曰乾乾，与时偕行。
”
又“九三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
这些语义，都不是“乾乾”自身所具有的语言意义，而是《象传》、《文言传》作者通过联想引申出来的思想文化意义。
“误读”也会创造出新词。
例如，《乾》卦卦辞“乾，元亨，利贞”，本来正确地反映了语言的原貌，而《彖传》：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
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
乾道变化，各正性命。
保合大和，乃利贞。
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文言传》：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又“乾元用九，乃见天则。
”又“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利、贞者，性情也。
”“乾”本是卦名，“元亨，利贞”本是卦辞，《彖传》、《文言传》把卦名、卦辞连读，生造出一个“乾元”词来。
朱熹《周易本义》：
“乾元，天德之大始。
”后来也有学者使用，并且衍生出天，帝王，元气，大气等多种意义。
又如《坤》：
“坤，元亨，利牝马之贞。
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
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
贞吉。
”《彖传》：
“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
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
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后顺得常。
西南得朋，乃与类行；东北丧朋，乃终有庆，安贞之吉，应地无疆。
”把卦名“坤”与卦辞“元”结合，造出“坤元”一词，表示大地之德。
又如《坤》：
“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
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
贞吉。
”“安”与“利”构成对文，而《彖传》：
“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
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
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后顺得常。
西南得朋，乃与类行；东北丧朋，乃终有庆，安贞之吉，应地无疆。
”“安贞之吉”本属读破句子的误读，却又造出“安贞”一词。
《汉语大词典》把“安贞”解释为静而正。
并举出用例：
蔡邕《上封事陈政要七事》：
“坤为地道，《易》称安贞，阴气愤盛，则当静反动。
”唐杨炯《盂兰盆赋》：
“上寥廓兮法天，下安贞兮象地。
”
又如《坤》：
“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
”“方”当绝句，因为“方”是韵脚：
初六，履霜，坚冰至。
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
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
六四，括囊，无咎无誉。
六五，黄裳，元吉。
霜，山母，阳部；方，帮母，阳部；章，端母，阳部；囊，泥母，阳部；裳，禅母，阳部。
二字为句，押阳部韵。
“直方”与上下文押韵，不可能与“大”相连属。
《文言传》却说：
“直，其正也；方，其义也。
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
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则不疑其所行也。
”读破句子误把“直方大”连接在一起，积非成是，形成一个新词。
《汉语大词典》收了它，并举出了例：
[直方大]平直、端方、正大。
《易。
坤》：
“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
《象》曰，六二之动，直以方也。
不习无不利。
地道光也。
”宋孙宗鉴《东皋杂录》：
“东坡喜嘲谑，以吕微仲丰硕，每戏之曰：
‘公真有大臣体，此《坤》六二所谓直方大也。
”’
四、“误读”的原因与性质
人们阅读解释古代文献为什么要“误读”?
第一，“断章取义”、各取所需，是春秋战国间社交、外交和孔门学者治学的一个特点。
《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记齐国庆舍的家臣卢蒲癸，曾以“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比喻娶妻可以避同宗，也可以不避，各遂自己的志愿。
杜预注：
“古者礼会，因古诗以见意，故言赋诗以断章也。
”杨伯峻注：
“春秋外交常以赋诗表意，赋者与听者各取所求，不顾本义，断章取义也。
”钱钟书《管锥编》说“赋《诗》者，引《诗》也。
”“盖‘断章’乃古人惯为之事，经籍中习见。
皆假借古之‘章句’以道今之‘情物’，同作者之运化；初非征援古语以证明今论，如学者之考信。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一论‘孔门说《诗》’不以‘文句泥’；曾异撰《纺授堂文集》卷五《复曾叔祈书》谓‘左氏引《诗》皆非《诗》人之旨’；卢文粥《抱经堂文集》卷三《校本（韩诗外传>序》称‘《诗》无定形，读《诗》也无定解’。
”古今学者一致认为，“断章取义”、各取所需的“误读”，是社会包括外交、社交，以及以“孔门”为中心的学者们的一个普遍习惯。
第二，“以意逆志”的读者理论与阅读理论，为“误读”开了方便之门。
春秋战国时期，典籍已多，对于如何读书，人们已经开始研究，孟子提出了“以意逆志”的阅读理论。
《孟子?
万章上》咸丘蒙曰：
“《诗》云：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
”曰：
“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於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
曰：
‘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
’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如以辞而已矣。
《云汉》之诗曰：
‘周余黎民，靡有孑遗。
’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
”
这里，“文”指字。
“辞”指词语。
“志”指诗作者本义，也即文本的实质意义。
“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是说解释《诗》，不要以文字意义损害词语的意义，不要以词语的意义损害诗作者的本义即实质意义。
孟子把文本意义分为“字义”、“词语义”和“作者本义”（即实质意义）三个层次。
他重视的是作者本义即实质意义，而忽视的是字义、词语义。
这里，“意”指读者自己理解的意义。
“以意逆志”，是说解释《诗》，要以读者理解的“意义”，去迎合《诗》作者本义即实质意义。
把读者与作者联系起来，重视的是作者本义，但实际上得出的，还是读者理解的意义。
这样，读者理解的“意”，也常出问题，往往“误读”。
第三，“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阅读理论，提倡了阅读理解中读者的主体性。
“书”，这里指《尚书》。
孔子时代，对《尚书》非常崇拜。
《论语》三次提到《尚书》，其中两次引用，都是“正读”。
一次说，孔子“《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论语?
述而》）那就是，孔子平时说鲁国话，也即鲁地方言，但是，在诵读《诗》《书》的时候，和举行大的典礼的时候，就不敢用方言而改用“雅言”了。
“雅言”就是标准语。
但是到了孟子，情况发生了变化。
孟子说：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仁人无敌于天下。
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孟子?
尽心下》）《武成》，是先秦古文《尚书》中的一篇，佚于东汉。
讲的大约是武王伐纣的事情。
这里，孟子提出两个问题：
， 其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对于《尚书》这一部古书，如果完全相信它，还不如没有它。
为什么?
因为它讲的内容与孟子的理解不同。
以《武成》篇为例，仁人无敌于天下，武王是“至仁”。
纣王是“至不仁”，以至仁伐至不仁，不会“其血之流杵”。
实际上提出了读者主体性的原则。
其二，对于古书“取二三策而已矣”的吸取原则。
古书的内容与读者理解发生矛盾的时候怎么办?
只取其二三根竹简的内容而已。
这是有用性的吸取原则。
到这里，孟子已经是有意的“误读”了。
第四，“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成为西汉说经者的共识，为“误读”提供了根据。
董仲舒是西汉独尊儒术的倡导者，治《公羊春秋》的专家，有人向他质疑：
“按照《春秋》笔法，即位不到一年的新君称‘君之子’，因为父亲去世不到一年不忍心，这符合正常人的心理。
但是，晋国的里克杀奚齐，避此正辞，而称‘君之子’，为什么呢?
”董仲舒说：
“所闻《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
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
”（《春秋繁露-精华》）既是“所闻”，即应当是前人的。
既《诗》、《易》、《春秋》“无达诂”，“无达占”，“无达辞”，解释的任务从权变还是从正常，只有“一以奉人”，全部留给解释者。
关于“误读”的性质，这要从“误读”与“正读”的关系说起。
“误读”实际上是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的一种思维方式、创作模式。
不是错误的读、错误的理解。
“误读”的第一批成果，就是孔门“阐述”《易》《诗》《礼》《春秋》等出现的《彖》《象》《文言》《系辞》《说卦》《杂卦》《序卦》、《诗论》、《大学》、《中庸》、《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等。
这些原始著作，在孔门的阐述下，实现了质的转向，《周易》由卜筮书转向宇宙论和人生哲学，《诗经》由民间歌谣和庙堂颂曲转向政治哲学。
《礼》由教条式的仪式转向伦理学。
“误读”实为“寓作于述”，在继承的基础上，实现理论创新的思维模式和语言表达模式。
五、“误读”不成词义例
“误读”作为一种解释学术语是有缺陷的。
首先，它容易给人以错觉，认为就是错误地读，错误地理解。
尤其是“误读”发明者美国诗学批评家哈罗德?
布鲁姆说的“阅读总是一种误读”，认为没有解释，只有误读，我们是不能同意的。
因为，那样的话，就会破坏能指和所指的统一性，否定文本意义的客观性，扰乱语义的系统性，无根据地在所指上跳来跳去，坠入谬误。
因此，上面所举“元、亨、利、贞”、“乾元”、“坤元”、“直方大”式的破词、破句的误读，是不值得提倡的。
我们所以借用“误读”一词，因为它可以与“正读”相对，而古代文献解读中有“误读”现象，并为政治哲学、语言哲学的发展，为汉语词汇、语义的发展，曾做出过重要贡献。
不是说我们放弃了解释的客观性、真理性，不是说放弃了文本、文本语义的客观性，真理性。
因此，下面一些解释，也不值得提倡。
如，《咸》：
“九四，贞吉，悔亡。
憧憧往来，朋从尔思。
”《系辞下》引“子曰”解释说：
天下何思何虑?
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
天下何思何虑?
曰往则月来，月往则曰来，曰
月相推而明生焉。
寒往则署来，署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
往者，屈也；来者，信也。
屈信相
感而利生焉。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
精义入神，以致用也。
利用安身，以崇德
也。
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穷神知化，德之盛也。
“思”本是动词性语句的句末语气词，被孔门误解为动词，解释思想的“思”。
《诗?
周南?
汉广》：
“南有乔木，不可休思。
汉有游女，不可求思。
”毛传：
“思，辞也。
”《诗?
小雅?
采薇》：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诗?
小雅-南有嘉鱼》“翩翩者骓，燕然来思。
”动词、动词性词组后之“思”，王引之《经传释词》说都是“语已词也”，杨树达《词诠》说是“语末助词”。
另如，《周易》“否”卦，马王堆汉墓帛书本借“妇”为之，有学者认为帛书本专为“妇女”设立一卦，说早在商末古人就认识到“妇女”是半边天，云云。
《周易》“?
ァ必裕?
马王堆汉墓帛书本借“狗”为之，有学者解释，帛书本专为“狗”设立一卦，早在商末古人就认识到“狗”是宠物，云云。
这些都有失客观。
希望以上资料对你有所帮助，附励志名言3条：
1、要接受自己行动所带来的责任而非自己成就所带来的荣耀。
2、每个人都必须发展两种重要的能力适应改变与动荡的能力以及为长期目标延缓享乐的能力。
3、将一付好牌打好没有什么了不起能将一付坏牌打好的人才值得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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