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仲恺与孙中山的政治思想比较之研究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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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仲恺与孙中山的政治思想之相同点：

第一、在对革命对象的认识问题上，两人都认为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

因此对孙中山思想廖仲恺是坚定拥护者和行动上的坚决的执行者，坚决封建主义的统治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对内要打倒官僚主义军阀及一切反动力量、对外要抵抗帝国主义者的重重压迫”。

第二、在对人民在国家中地位认识的问题上，两人都主张国家的主权应由全体人民掌握，人民应该行使直接民权而不是西方国家的间接民权，孙中山也提出民国应由全国人民做主，认为西方的代议制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因此要在间接民权之外，行使直接民权，以弥补代议政治的不足。

第三、在民主革命依靠对象的问题上，两人在晚年都认为应该发动工农群众参加革命，都对工农运动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发表演说时提醒国民党员要重视发动工农群众，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确立了“扶助农工”的政策。

第四、在寻求革命的合作伙伴的问题上，两人在晚年都主张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将国民党改组成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

廖仲恺与孙中山的政治思想之不同点：

第一、在治理国家的问题上，孙中山提出了“权能分治”的理论，所谓权就是人民掌握政权；

所谓能就是指政府的实施治权，即人民的权力和政府的权力要分而治之，既把政权交给人民、把治权交给政府。

廖仲恺则注重主权在民和“直接民权”而不是间接民权。

而不是像西方那样的间接民权。

廖仲恺的“直接民权”思想与孙中山的“权能分治”思想相比的确大进一步。

第二、在劳工教育问题上，廖仲恺比孙中山的认识更为深刻。

孙中山提出过教育问题是“民生主义四大纲领”之一，并主张“普及国家教育”，但没有突出“劳工教育”，更未将提高劳动阶级的文化知识作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一个重要手段。

第三、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上，孙中山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否认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源动力，廖仲恺则从物质生产的历史考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起源，认为阶级的存在和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

一直以来，关于廖仲恺与孙中山的政治思想比较的研究，理论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

无论前期还是后期，廖仲恺的思想主张都受孙中山的影响，是沿着孙中山的思想轨迹发展的，未能超越过孙中山。

另一种观点认为廖仲恺作为孙中山的最得力的作手，虽然其主要思想和孙中山的思想体系是一脉相承的，但在某些问题的认识上，廖仲恺有超过孙中山之处，主要表现在：

其一，在对待阶级斗争问题上，孙中山认为中国只有“大贫小贫”的区别，而没有阶级的区分，仅强调“民生问题才可以说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廖仲恺则从物质生产的历史考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起源，承认阶级斗争是“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

其二，在对国家资本的看法问题上，孙中山只主张发展国家资本，廖仲恺则认为就当时的中国政治和社会制度而言，大力发展国营经济是很难实现的，主张不仅要发展国家资本，还要大力发展合作经济。

其三，在平均地权问题上，孙中山只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理论，但没有提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解决途径，廖仲恺则不仅继承了孙中山的这一思想，而且还提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具体措施。

19世纪末，近代中国社会经历了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等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中华民族陷入了亡国灭种的危机之中。

1902年，廖仲恺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到日本留学，在留学期间，他受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对社会主义有了初步的认识。

首先，廖仲恺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是围绕孙中山以“平均地权”思想为核心内容的民生主义而展开的。

在此期间，他翻译了美国人亨利·

乔治的《进步与贫困》一书中的部分内容，其中主要介绍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弊端，以及解决贫困问题的方法，主张土地国有，征地价税归公，废除其他一切租税，等等。

同时，廖仲恺对资本主义的贫富不均表示出了强烈的不满，他翻译《进步与贫困》一书所用的笔名“屠富”就很明显地表现出了他的这一思想倾向。

据何香凝回忆，廖仲恺将资产阶级译作“豪富”，将无产阶级译作“细民”，并多次向她阐述两者之间的区别，强调“豪富”应在“打倒之列”

（1）其次，廖仲恺对于当时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思想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态度。

他对各种派别的思想都进行了考察和研究，认为“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是当代世界革命者应该掌握的三大“主义”，是引导革命者从事革命事业的先进的思想武器。

他在《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一文的译者按语中指出：

“现世界之革命者，有三大主义：

一、社会主义；

二、无政府主义；

三、虚无主义。

其学说、其历史、其派别、其运动各各不同。

译者深喜研究其真相，并拟一一介绍之于学界，但恨学识浅陋，眼不成章，⋯⋯惟译者今日尚在研究时代，自不欲发表意见，故俟他日。

”

（2）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廖仲恺为了寻求革命真理，仅是将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思想作为革命的思想来介绍的，并没有进行明确的区分和选择。

苏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人民深受欢欣鼓舞，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爆发了“五四”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

苏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五四”运动的爆发，使廖仲恺对社会主义学说的研究进一步加深，他的社会主义思想也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第一，对阶级问题有了新的认识。

五四运动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廖仲恺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科学社会主义，开始用科学社会主义的方法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认识到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认为在阶级社会里，“因地位职业及经济的条件这一群人和那一群人不同，社会就分成几种阶级。

其中一个阶级，拿它所占得的便宜，不绝的欺骗抢夺别个阶级劳动的结果。

而当时之法律制度，都是由特权阶级为特权阶级定的，承认这种欺骗抢夺的行为做当然的权利。

所以有整天劳动求不得一个温饱的，有独占社会经济的利益坐享其成，不劳而获得的。

被欺的阶级，渐渐地不服，常要奋起来抵抗。

这就是阶级战争的起点，也就是社会经济问题的起点。

大概经济越发达，这阶级战争越激烈，社会问题越难解决。

”（3）

第二，颂扬列宁领导的苏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主张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国民党“一大”前后，廖仲恺的社会主义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他决心以苏俄为榜样来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

他在追悼列宁的大会上，高度颂扬列宁及其领导的苏俄社会主义革命，指出：

“列宁是一个革命党领袖”，“他所做的事情都是为被压迫民族奋斗，为无产阶级而奋斗⋯⋯，我们中国，将来实在不知受他多少利益。

”（4）同时，廖仲恺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比较和分析，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很多的弊端，指出：

“欧洲自产业革命以后，有生产越多，贫民愈众，这种怪现象，就是国家社会的病症，资本主义的破绽，⋯⋯政治组织之经济的基础，那就是从根本上动摇起来，非至崩坏不止。

”（5）相反，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不存在这种弊端，“社会主义生产，是社会全体生产的，为消费而生产的。

生产之利，不归一人，而归社会，所以生产越多，社会全体之享受越多；

人人有平等之机会，社会无偏枯之病。

”（6）通过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优劣的比较之后，廖仲恺主张在中国应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认为“中国在这时代，自己经济的基础这样薄弱，而所受国际经济的压迫这样深重，若能够有所树立，除非是建一社会主义的国家”（7）

由此可见，廖仲恺对社会主义的研究，虽然刚开始对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思想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思想认识上有了很大的提高，认为中国只有以苏俄为榜样，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唯一的出路。

尽管他的社会主义思想与科学社会主义还存在很大的差别，但对于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来说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廖仲恺的三民主主义思想

在廖仲恺的政治思想中，他的三民主义思想也是颇具特色的，其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反军阀必反帝”的民族主义思想。

众所周知，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是以“反满”为主要内容的，廖仲恺和孙中山一样，在“五四”运动以前的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也没能认识到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

“五四”运动的爆发对廖仲恺的思想震动极大，此时，他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有了新的认识，认为“欧美各国出产过剩，则强迫劣等之国以泄之；

原料不足，则掠夺他人之地以益之”；

“及乎资本过剩，本国无利可图，则泛滥而之外国，值贫弱无知者，则课以苛酷之条件，缚其手足，而吸其脂膏。

若中国现状，即其牺牲之著者也”（8）在这里，帝国主义的向外侵略扩张，以及中国遭受帝国主义压迫的现实，深刻地教育了廖仲恺，他的反帝思想开始萌芽。

此后，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廖仲恺的反帝思想得到了发展，并日益趋于成熟。

首先，廖仲恺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进行了深刻的揭露，认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是造成中国贫穷落后的一个重要因素。

廖仲恺指出：

“帝国主义是一个民族以他自己的政治经济来压迫别的民族。

”（9）认为“吾人其不欲解决吾人之痛苦及谋国家人民之丰富则已，否则必须与帝国资本主义者战”（10）。

显而易见，反帝思想已经在廖仲恺的三民主义思想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其次，指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比政治侵略的危害更大。

“政治侵略只亡国，经济侵略则亡国灭种”（11）。

再次，认为要反帝首先必须打倒军阀，“吾人其不欲打退帝国资本主义者则已，否则必先与国内军阀战。

”（12）这是当时中国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军阀割据，民不聊生；

军阀不除，百姓永无安日，因此，反帝必须先打倒军阀。

第二，“直接民权”的民权主义思想。

通过对西方政党政治的研究，廖仲恺看到了欧美政治制度的不足之处，认为他们实行的政治制度不足以代表民意，在中国只有让人民真正成为主权的主体，直接行使民权，即民众直接行使创制权、复决权、罢免权，使自己名副其实地成为国家主人的思想是其旧民主主义思想基本成熟的标志，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制度。

同时，“国民有了这三种民权，民国的主权才算是回复到原本国民的身上，中国政治的毛病，虽不敢说是完全救治好了，也就是差不多好八九分了。

”（13）廖仲恺主张主权在民和直接民权的思想，无疑比孙中山所主张的“权能分开说”更前进了一步。

第三，“平均地权”的民生主义思想

“平均地权”既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纲领，又是孙中山民主主义的主要内容。

廖仲恺不仅始终支持孙中山“平均地权”的主张，而且丰富和发展了这一思想。

由于土地“物理上的限制”和“经济上的限制”，土地能使人不劳而获，“能令人独占社会经济的利益坐享其成不劳而得的就是土地。

”（14）因此，他认为应该通过实行“平均地权”的办法来消除这种不劳而获的现象。

同时，廖仲恺对“平均地权”还作了通俗易懂的解释，指出：

“民生主义者主张新都市所在和铁道、运河所经过的、经济上有重大价值的地方，收回国有，或归地方公有；

其他土地，经过测量报价之后，颁行土地增价税，这一来土地自然增值的利益，归地主就叫做不劳而得：

归民国的国家，拿这宗款项做扩张教育，交通改良，社会改良等费，这就叫做以社会经济发达的结果归还社会。

土地的权利就是国民大家平均了。

”（15）同时，廖仲恺还认为，土地问题解决之后，社会虽然还存在其他的问题，但土地问题的解决，可以为解决其他问题提供基础，作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廖仲恺的主张虽然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的“平均地权”思想对于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却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而且提出了具体解决问题的办法，继承并发展了孙中山的民生思想。

第四、“扶助农工”思想

廖仲恺从参加孙中山所领导的民主革命开始，就十分关注工农大众的问题。

“五四”运动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廖仲恺的思想实现了新的飞跃，他不仅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而且还认识到工农大众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

他指出：

“国民革命之主要分子为国民，国民中最多者莫如农民，故国民革命之唯一要件为须得农民大多数了解与集中本党旗帜之下”，“故我国国民革命之成功与否，全在乎农民之了解革命与否一问题”。

（16）同时，他还十分强调工农联合起来进行革命的重要性，认为“革命要成功，第一是要工农大联合共奋斗，若是分离，革命便不能成功”。

廖仲恺不仅在思想上注意团结和依靠工农民众的力量，而且在实践上也积极支持工农民众运动，他坚决维护工农利益，打击破坏工农运动的反动行径；

他经常深入工农民众之中，帮助工农民众组织工会、农会，建立工团军和农民自卫军，因此而成为国民党左派的一面旗帜和支持工农运动的楷模。

廖仲恺在“扶助农工”既有理论又有实践，在理论上他把对待工农阶级的态度当作区分革命派与反革命派的标准，并深刻认识到工农的作用。

在实践上他坚决维护工农利益，打击破坏工农运动的反动行径，他经常深入工农，帮助组织工会、农会、工团军和农民自卫军；

省港大罢工暴发后，他亲任罢工委员会顾问，并想方设法解决在罢工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成为国民党左派支持工农运动的榜样。

在廖仲恺与孙中山的政治思想比较的研究过程中之所以有两种不同意见，特别是在某些问题的认识上，廖仲恺有超过孙中山之处的争论，恐怕就是有些人担心抬高了廖仲恺而贬低了孙中山。

这种担心是多余而且是没有必要的，我们要本着实事求是之精神，客观地看待历史，公正地评价人物，这才是经得起考验的研究态度。

参考文献：

（1）何香凝，《回忆孙中山和廖仲恺》49页北京：

三联书店

（2）尚明轩，余炎光-双清文集（上卷）22—23页北京：

人民出版社，

（3）廖仲恺集，（增订本）67页北京：

中华书局

（4）尚明轩，余炎光-双清文集（下卷）609—610页北京：

人民出版社

（5）尚明轩，余炎光-双清文集（下卷）740—741页北京：

（6）尚明轩，余炎光-双清文集（下卷）741页北京：

（7）尚明轩，余炎光-双清文集（上卷）74页北京：

（8）廖仲恺集，（增订本）57页北京：

（9）廖仲恺集，（增订本）259页北京：

（10）廖仲恺集，（增订本）1947页北京：

（11）廖仲恺集，（增订本）263页北京：

（12）廖仲恺集，（增订本）194页北京：

（13）尚明轩，余炎光-双清文集（上卷）130页北京：

（14）廖仲恺集，（增订本）67页北京：

（15）廖仲恺集，（增订本）926页北京：

（16）廖仲恺集，（增订本）247页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