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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国清--整合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的一种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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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国清--整合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的一种设想

发布时间：

2004-5-109:

46:

整合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的一种设想

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季国清

曲解巨人的初衷而把思想的方向弄偏的事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诞生于20世纪并死亡于20世纪的科学哲学便是其中之一。

当维特根斯坦要寻找哲学背后的逻辑的时候，一方面它隐含着哲学可以变成能客观检验的事物，另一方面它也隐含着语言是一种实在，世界变成了精神、物质和语言三足鼎立的天下。

恰恰是这后一种附属效应变成了哲学语言学转向的动力，构成了20世纪哲学的主流。

科学哲学则是循着第一个方向致力于给科学知识的增长找客观轨迹的。

当卡尔纳普用归纳法则给科学知识加码干得正欢的时候，波普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他的证伪原则，即科学知识越增长，其被伪的可能性越大。

这充分说明越是科学的，就越有风险。

科学不该是我们顶礼膜拜的圣物。

20世纪50年代奎因把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即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二元性和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的二元性彻底打破了，从而迎来了60年代的科学哲学的历史转向，即库恩的历史主义总结了科学发展的线索，他留下了一个新的二元对立，即范式与内容的二元对立。

80年代戴维森论证了范式与内容的对立也是虚假的。

至此，原初意义上的科学哲学已经死了。

20世纪哲学的主流毫无疑问是现象学及其衍生物。

现象学的伟大功绩在于完全改变了哲学面对的世界，这个世界是被人类中介化的即我们意识之中的那个世界，我们必须以反思的形式认识它。

那末前反思的事物究竟是什么？

对它的追问把20世纪哲学一步步推向前进。

胡塞尔说它是先验的自我，海德格尔认定它是此在即被抛入这个世界的特定存在，福柯的历史性，德里达的延异性，布尔迪厄的实践，德勒兹的社会褶皱……都与此相关。

但有一点是千真万确的，那就是20世纪哲学是与客观性唱对台戏的大师表演。

科学哲学死亡的原因之一便是它追求那种在场的客观性，与时代格格不入。

整体性是20世纪哲学的另一个特点。

现象学整体性和过程哲学整体性是两大完备的理论体系，结构主义、系统哲学以及系统论、信息论等横断学科都是其派生的必然结果。

科学哲学单向度的探索方式则是其失败的另一个原因。

然而，新的世纪到来之际，科学知识的演进又有许多新的特征，诸如科学与技术的界限模糊，知识背后的权力越加明显，科学越发依赖于政治组织和市场机制，等等。

这告诉我们有重新构造科学哲学的必要。

一．当代知识增长三要素的哲学本质

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三大科学和与其伴生的三大技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飞速发展。

它们就是生物科学与基因技术，材料科学与纳M技术，信息科学与网络技术。

这种迅猛发展的科学势态有三个非常显著的特点：

一是科学与技术密不可分。

生物科学主要研究基因的信息表达即基因—表现型同构问题，内含子与蛋白质编码的关系，人类基图谱的解秘等，这同时也是基因技术研究的热点。

材料科学是沿着纳M尺度的量力隧道效应、小尺度效应、表面效应等纳M材料的独特现象进行研究的，纳M技术也在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努力。

信息科学和网络技术都是在关注信息的使输、编码，扩大带宽，增加网络信息容量等问题。

二是科学探索被市场的需求所推动变成了一种世界性行为。

人类基因图谱的国际合作、网络的全球化、材料科学的跨国际研究皆因为它们的市场前景十分诱人。

三是科学知识的增长创造了浓厚的人文氛围。

克隆技术的突破使人类不仅仅能用改变空间的方式创造人化自然的世界，同样也可以用改变时间即使时间可逆来创造人化自然。

这充分体现了人类的类本质，即自由地自我创造的意向和能力。

同样，网络使世界平面化，减小了由科层结构带给人类的不自由。

纳M量级的材料具有量子隧道效应，即量子可以越过势垒，人类用这一特征制造了量子隧道显微镜，彰显了人类的本质。

这种新的形势，凸显了当前有关知识的三要素：

科学、技术与市场。

人类在历史中创造自己的历史性。

新的历史性使科学、技术、市场形成了一个系统，构成了布尔迪厄意义上的场域，以及哈贝马思的交往模式。

然而，我们还必须看到，它们自身具有的互补的哲学属性则是它们整合到一起的根本原因。

科学是一种为了求知的目的而积累起来的知识体系。

它没有自身之外的目标，没有自身之外的动力，没有自身之外的标准。

因此，科学的起点必须是自由的，即科学家在自我意志的支配下对自我同一性的追求。

但是，科学一旦离开了它的起点它就被不自由的因素所束缚。

科学探索依靠经验。

经验既是研究的工具又是研究的对象。

这样，经验的能力和处理经验的能力严格限定了科学的路径。

同时，科学要形成对世界的理解、解释和预见的模本，它要规定一套必然的逻辑形式，与世界的结构同构。

因此，科学是一种从自由到必然的过程。

市场是一种交换体系。

社会分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人类个体必然要参与市场交换。

人进入市场的起点是动机与利益的统一。

伦理学、经济学、社会生物学、精神分析学、人类文化学等学科皆揭示了动机与利益的统一是人类行为中最普遍的预设，是一种必然。

换句话说，市场以必然作为它的起点。

市场交换的过程要求每一个人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使用价值，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交换价值，以自己生产的特殊价值换回一切价值的等价物——货币。

货币既储藏时间也储藏空间，货币便是自由的物质形式。

这样，市场即是一个从必然要自由的过程。

技术是把科学的符号形式变成物质形式或变成可行性形式的过程。

这是一种从一到多的对应，从不在场到在场的对应，从认知世界到生活世界的对应。

换句话说，技术是把科学定律变成市场行为的过程。

科学的终点是必然，市场的终点是自由。

于是，技术便是从必然到自由的过程，以技术形态获得的自由必然反馈回来变成对科学的追求，科学将产生新的动力。

在现实社会中，当然表现为由技术的市场效益所体现的货币，这些货币中有相当大一部分转化为对科学的投资。

这就形成了科学、技术、市场的良性循环。

当我们把这些传统的科学社会学问题进行必要的哲学分析之后，我们就会看到，当代科学知识的增长完全被哲学机制所推动。

走出封闭的哲学视野是完全必要的。

二、从本体论到社会存在本体论

统一和整合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最要紧的是必须认清技术哲学的哲学本质。

20世纪50年代初，当奎因发表《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前后，技术哲学才刚刚产生。

当科学哲学日薄西山的时候，技术哲学正方兴未艾。

这其中的原因并不是技术哲学的思想深邃，而是技术哲学正好迎合了整个时代的悲观情绪。

技术哲学有四个流派：

埃吕尔学派、海德格尔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和杜威学派。

前三者皆强调技术的发展严重破坏了地球的生态，形成了对人类的统治，异化了人类的本真性，限制技术的过快发展是必要的。

三者几乎都期盼着某种人文精神尤其是由宗教体现的义务感和合目的性来抑制技术的泛滥。

唯独杜威学派认为技术是一种能产性和实用主义力量，它增加了世界的多样性。

然而，杜威学派的观点几乎完全被其他流派所淹没。

这样，使人不得不认为技术哲学和科学哲学是两个风马不相及的思想体系。

最近，德国哲学家汉斯?

波塞尔就熊彼特关于创新问题撰写的一篇文章给技术哲学吹进了新鲜空气。

我们应该另辟蹊径，探索技术哲学的本质。

熊彼特把创新的步骤分为四个：

发明（invention），创新（innovation），扩散（distribution）和选择（selection）。

波塞尔将其分别解释为：

发明是一种关于物件或过程的全新的技术观念；

创新是发明的进一步深化，它是指由一原型观念进而到一个新的产品，并交付市场；

扩散是指把这种新产品出售给消费者；

选择是指如果消费者购买这种新产品，它就获得了生命，否则它便夭折。

在这四个步骤之中，解释“全新的观念”是最关键的问题。

在技术中，“全新”仅仅指其物质形式尚没有出现，而不是指它的纯粹的观念形态。

严格说来，它的观念形态已经在科学中存在，就好比柏拉图把“新“只看作是灵魂记忆着彼岸世界的事物那样，科学便是技术的彼岸。

因此，一个技术的新的观念是科学依靠人类自由的性，依据已有的规则，综合历史性与结构性，创造出来的。

因为科学的起点是自由的，也就是说，科学家用自由来创造新奇和新颖的与世界的经验形态同构的形式，所以，自由是科学家的本体特征，当然就是人的本体特征。

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的那样：

按照康德的模式，主体在他们意识到自己，并与自己完全同一的程度上是有自由的；在这样的同一性中，他们在行动中和其强制性永久化的程度上又是不自由的，而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又是自由的，因为在压倒他们的冲动中，他们亦在同一性的强制性中逃脱出来”。

人追求与自己同一，又从同一中挣脱，实现新的自我。

这就是科学创造的本体论。

在技术发明的关键点上，科学的创新形态转化为技术的起点，它同样是一种本体论。

而离开这个起点，就发生了质的变化。

技术不仅追求在场性的物质形态，而是追求在市场上被广大消费者选择。

消费者选择了技术，就是供应者制造了需求者，或者说需求者提供了供应者的生存空间。

这就是许茨所说的此在（being

here）变成了彼在（being

there），这就是交互主体性的产生过程，也就是交互主体性的现实化。

一言以蔽之，技术的实现就是一个从本体论到社会存在本体论的过程。

只有把技术看成是从本体论到社会存在本体论的过程，才能真正解释人文的技术。

人文技术是历史学年鉴学派的创始人布罗代尔倾其一生研究的内容。

他发现，人类组织自己的方式其实是一种技术，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归根结底是人文技术的进步。

15世纪产生于威尼斯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如契约制度，会计双轨制原则，远洋航运的保险制度，诉讼的律师制度，权力相互制约的制度，等等，都可以称为人文技术。

它们是保证一种社会存在本体论实现的技术手段。

此外，像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的开头描写刽子手处死弑君者的行刑方式，我国周礼以及《礼记》等书记载的各种礼仪，都是人文技术，当然，也是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存在方式。

当我们了解了技术的本质，把技术哲学整合到科学技术哲学的大系统中就不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

不过，在此之前理清一个最重要的社会关系，那就是知识与权力。

三、权力与知识的对话

20世纪哲学的伟大历史功绩之一就是它看到了知识不是一个和社会实在毫不相干的独立体系。

是巴什拉第一个提出了“认识论断裂”这样的断言，他揭示了所谓知识的主体无非是知识的奴隶，人是在一定的历史性中生产着符合这种历史性的知识的。

培根的那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除了具有蛊惑人心让人成为知识贵族之外再也没有其他作用。

正是在巴什位的启发之下，福柯一生致力于权力与知识关系的研究。

知识绝不是保险箱里的财宝，而只是权力手中的玩偶。

康德的认识论神话破产了。

我们只有明确权力怎样运作知识，才能真正实现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的整合。

福柯的学说在20世纪后25年间由晦涩难懂的杂记史学变成了后现代谱系学的显学，人们解读福柯的热情一浪高过一浪。

最近，国内外均有人提出一种貌似合理的说法，认为福柯是一个主动地与科学主义思潮的科学哲学相抗衡的人文主义科学哲学家，其论据就是福柯找到知识背后的权力，是权力充当了知识的主宰知识的生产者。

其实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

福柯对权力的研究情有独钟。

但他所观察、所判断的权力附体的对象并不是那种仅仅为了求知的欲望而积累的知识体系（我们在人类学和文化学中已经看到了这种知识体系的存在，哲学人类学把人定义为未特定化的动物，客观性的动物，符号化的动物……时，已经暗含着这类知识体系的存在），而是指那些具有物质性和可操作性的技术。

在《癫狂与文明》中判定精神病的标准依据时代而变化，这关键是一种技术。

《临床医生的诞生》中那些产生医生话语权力的知识无疑也是技术，《规训马惩罚的》中那惩戒犯人的方法无疑更是技术。

在《词与物中论述的几种知识型对人的桎梏，其实是在说由各种知识型直接形成的话语实践范式对人的桎梏。

这是一种独特的技术。

权力是通过技术作用于我们的。

因此，可以说福柯是在技术哲学的层面而非科学哲学的层而来论证权力对知识的运作的。

经过这样的分析，问题变得简单了。

技术完全可以变成一种权力，这是技术的哲学本质决定的。

它是把科学的必然和市场的自由或广义所说社会的自由联系的中介。

自由变成一种物质的力量就形成了权力。

技术正是物质力量的体现，因此，技术就是权力。

它实现自己权力的途径就是使自己变成一种社会存在。

这里有必要区分社会性存在与社会存在本体论。

社会存在本体论必须是主体间性的现实化，也就是每一个人都在主体间性的世界网络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这不是一种伦理学的解释，而是社会实在论的解释。

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人既是此在又是彼在，既是权力的主体又是权力的客体，是许多力的交汇点，而各种力又在个体这里相互抵消了。

而社会性存在只是被社会成员和社会运行机制认同的那种此在，它不可能被彼在抵消，它往往是其他权力主要是社会管理权力宠坏的那类势力，它常常是根据某种需要随时制造出的社会性事物。

也许举一个大家最熟知的例子能充分说明问题。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论述的资本原始积累完成后的资本家无疑是一种社会性存在，他们远不是社会存在本体论意义的存在。

在当时的特定历史环境下，资本主义文明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文明有巨大的落差，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产品大部分供应资本主义之外的许多地区。

资本主义国家内的劳动者不具备社会消费者功能，也就是说，无需他们消费来维持供求关系的平衡。

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变成了权力。

资本的统治只能造成社会灾难，而不能形成本体论意义上此在与彼在的平衡。

因此，经济危机每十余年便发生一次。

这是权力畸形运作的必然结果。

由于福柯的学说是一种历史性演进的知识范型分析，它又提供给我们一种全新的视角，即每一个大的历史周期皆形成一个规则的系统。

这些规则就是权力本身，它笼罩时间与空间之上，它决定着生产什么样的知识，以及怎样生产知识。

知识的增长不会有超越历史的方式。

这是福柯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四、前反思与反思之间

人类是反思的动物，这几乎已成定论。

我们反思前人遗传给我们的那个中介化了的世界，我们也反思我们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形成的有关外在世界的意识网络。

也许在前反思的意义上，人与人之间，历史的人与现实的人之间不会有差异。

不过我们决不可能倒退到种系的和个体的前反思阶段。

人类靠什么来反思自己？

20世纪哲学不乏这方面的探索。

世界被两类东西所规范，历史与结构，或广义地说，时间与空间。

这两种东西所形成的系统我们可以给它不同的称呼，布尔迪厄把它叫“场域”，吉登斯把它叫作“历史性”，德勒兹把它称为社会的“褶皱”。

总而言之，全社会成员都想争夺的那种东西在运作它自己时形成规则。

我们就按这些规则来反思自己。

德勒兹把人类的历史共分为三个阶段：

统治模式时期是由权力的统治模式——土地——铁——暴力四者共同构成的规则体系。

近代世界的禁锢时期是由权力的惩戒模式——金钱——碳——资本共同构成的规则体系。

当代世界的控制时期是由权力与控制模式——知识——硅——信息共同构成的规则体系。

这些大的规则体系，经过历史的凝聚力变成了一种符号，技术往往是这种符号的能指，规则的核心便是其意义，人自己的反思方式最后变成生存方式就是它们的所指。

这种符合就像语言学符号一样，具有区别性特征，例如，统治模式时期，暴力不可分解，不可让与，不可传播，就是其区别性特征。

禁锢模式时期，金钱可让与，可分解，不可传播就是其区别性特征。

控制模式时期，知识可分解，可让与，可传播就是其区别性特征。

用以上的理论来解释科学知识的增长就不在是一个难事。

科学知识的性质与时代的符号性特征越接近其增长的速度越快，反之，越慢，甚至完全可能被扼杀。

一切有关科学知识的问题都也包括未来的规则，提炼出时代的符号性特征时，我们也就大体上知道了哪些知识会获得发展的动力，哪些知识即或是产生了也会被历史杀死。

这不就是李约瑟难题的最佳答案吗？

谁都知道，我国家宋代的技术远远走在世界的前列，但和时代的模式不合拍，一定要被历史淘汰。

而伽利略的时代，尽管还有代表旧的时代的传统势力，但是，生产人的禁锢模式已露出端倪，文艺复兴时期既发现了自然又发现了人，自由主义思潮正在播撒着秩序和规范只能增加人的自由的信条，望远镜的发明增加了科学家的自由度，等等，都已照示着伽利略的学说很快会长成参天大树。

随后的天文学振兴正是这种时代系统效应的产物，第谷、开普勤、牛顿，不正是借助于技术的自由把时代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吗？

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控制模式。

这是个生产自由的时代。

基因技术和生物科学、网络技术和信息科学、纳M技术和材料科学正是迎合了自由生产的需要应运而生的。

世界贸易组织是自由资本为了突破民族国家壁垒的产物，它是经济之中争取自由的力量，它对三大科学与三大技术的市场需求与其本来的哲学属性天衣无缝地吻合。

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不正是这个时代的产物结晶吗？

看来我们已经有了整合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的思路。

确定一个时代的历史性这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这肯定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却是可以操作的，历史性的维度是一个可数的量，甚至是一个在突变论的模型中可控变量，即不多于四个。

这样，我们便能给出一个时期历史性的大致结构，把已有的技术看成是维护这个结构的保守的量。

我们再来把知识的类型与历史性的模式进行匹配，匹配的相似性越多，知识就会越增长；反之，知识就会受到阻碍。

这不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模型，因为形而上学必然具有内在性和超越性的二律背反。

这是一个凸显性的模型。

它告诉我们几种因素的整体性效应决定着知识的命运。

这应该是科学技术哲学的正确道路。

科学必须在更宽泛的意义上理解，即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人文科学。

人类学的浩瀚著述中已经一劳永逸地证明了人最先产生关于自己的知识，也就是说，无论这一民族多么原始，它都有人文观念，并且要依据它形成一种人文技术，即人组织自己的技术。

这种技术把人文知识封闭起来了。

由人文知识和人文技术构成的体系直接指挥着、规范着理解自然和世界的知识体系。

如果这种知识范型允许异质共生，它就既能产生曼海姆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也能产生乌托邦。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自然科学就会产生。

因为自然科学是与现行秩序具有内在冲突的知识体系，它以创新性作为它的标准。

这样，自然科学的命运就有点类似于生物遗传的中性漂移，可以随时产生于自由人的大脑，但需经过环境的选择，才能获得真正的生命，一旦自然科学成了一个完备的思想体系，它就会转化为技术，或者说转化为权力，技术将其封闭起来了。

这便构成了一个大的知识型。

多数情况下，一个大的知识型自它产生以来就不会有变化，例如中国的知识体系就如此。

福柯在《词与物》中所说的知识型其实是一个大的知识型中的亚类。

只有知识型的格式塔转换才能创造一个新的时代的新的历史性。

一种新的历史性依然是先产生人对自身的理解，然后才是对世界的理解。

技术再来充当“精神水泥”的作用。

这就是人类知识演进的历时逻辑。

发布者：

郑学军转载自:

浙江大学哲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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