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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的天堂作者留恋什么5篇
鸟的天堂作者留恋什么[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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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的天堂作者留恋什么
（一）
九月二十七日下午一点钟，我又来到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给学生上一堂《鸟的天堂》。
我请龚鸣和樊阳两位老师帮忙，事先打印一份巴金先生的原文发给听课的学生，请他们对照课文来看，哪些是被删过改过的，这样删改有什么不同？
教学大楼五楼大教室里前几排坐满了学生，他们身体坐得板直，两手叠在坐上，规矩得让我惭愧。
后排是二十几位语文教师，都比我年轻，我一看，哇好多美女啊。
我打趣说，你们这样看着我，让我很紧张。
我看着学生说，大家都放松些，叶开老师来上这堂课，不像你们老师上课那样有各种知识点各种生字生词各种练习。
我们这堂课会有很多提问。
你们提问我，我也提问你们，但是我并没有准备好现成的答案，要我们一起在课堂上讨论。
大家都要好好想一下，课文里有什么问题？
哪些问题是你觉得需要向我提问的？
如果你们提出的问题难倒了我，我会很高兴的。
我知道很多事情，但我不懂的事情更多。
这没有什么好惭愧的。
你们现在身处这样的一个时代，又这么聪明，相信你们懂的很多事情，我却一点都不懂。
我说，后排坐着教数学的高老师，她是副校长，我一见到她就紧张，因为我数学太差了。
听我说自己数学差，学生们窃笑起来，但还很规矩。
后来，渐渐地他们就情绪高涨起来了。
这堂课号称示范课，但我深知“示范课”自己“不配”上，因为这种课是要由教师行业里的老大，那些特级教师来巡回演出的。
上课时很讲究，要声光电一起上，要控制课堂气氛，要掌握课堂节奏，一堂课下来要表演得完美无缺。
而且还要细化要提几个问题，怎样回答，气氛怎样烘托——在一些特级教师的“示范”课堂上，你可以看到的是央视编导对场面的彻底控制，连发生意外时怎样掐断并插入其他镜头来掩饰，都考虑到了。
八月初，我在上海书展上与复旦附中特级教师黄玉峰老师一起做了个讲座，提问时有位教师侃侃而谈，讲了十几分钟自己的教学特点，说他主张课堂上要有“三声”，其中有朗读声、笑声，还有一声我忘记了。
这名教师在教师的行当里，应该算是有想法的，有追求的，但我以为这种追求并无太大意义，如果这样的笑声是内容空洞的话，如果朗读的是那些可以扔掉的垃圾课文的话。
在目前这种僵化的教育体制下，一名教师越敬业，对学生的伤害可能越大。
所以，单就语文课来讲，我和教师交流时，总会问他们，你们每天布置作业每天写作文，考试成绩是不是一定能提高？
得到的反馈仍是否定的。
我以为没有捷径，语文要成绩好，要真正学好，还是要多读，分级、有序、有选择地海量阅读；多写，有针对性、有目的、有实效地写。
在课后与教师座谈时，我提到一位摩根斯坦利的先生说起，现在大学生毕业到公司里，连一封邀请信都不会写。
这是谁的责任？
在座的小学语文教师、中学语文教师，不能说你们一点责任都没有吧？
中小学语文学习十年，毕业生应该学会写信、写邀请函、写申请书、写读后感、写说明书、写介绍信，这些都是基本的学习要求。
当然大学也可能有点责任，但到大学再手把手教这些基础知识，是不是浪费时间？
大学应该有更高的学习和研究的要求，这些基础要在中小学时期打好。
在中小学时期多读点“闲书”“课外书”，到大学时代，无论读理科工科还是文科，都只有好处，起码可以培育创造性思维，开拓想象力。
所以别说“课堂三声”，我只问问这些基础的应用写作，学生毕业后，有没有学会写好？
不好，语文的教学起码可以说是局部失败。
在我们习惯的教育体系里，一名教师要彻底掌控教室，成为教室的主宰。
而学生从进校的那一刻起就是“待宰”羔羊了。
这种教学模式已经习以为常，是打压式的、磨损式的、集体主义的教育，不是让学生学会思考，发现问题，而是要学生背诵标准答案。
我们都知道，语文教师都有一本教师参考书，里面有整齐划一的知识点、标准答案以及作家背景资料介绍。
这些书，记得我小时候是神秘之宝，只有教师孩子悄悄偷出来，我才有机会看到，并迅速地抄写几页珍藏。
现在是互联网时代，教师参考书里提到的一些知识或者背景资料已不再是被控制的秘密。
唯一仍然成为秘密的，是考试时出题者给出的标准答案。
我曾开玩笑地问过很多资深语文教师：
我出一份卷子给您考，您敢说一定能考出好成绩吗？
教师们立即摇头。
她们大多是有十几年二十几年教龄的资深语文教师，大多毕业于重点大学中文系，对相关课文知识想必是早已经滚瓜烂熟了的。
但是，我有自己的“恐怖主义”手段——标准答案。
即使你回答得很好，但我有跟你不一样的标准答案。
有着种种的差异思维，我来上这堂课，可谓“亚历山大”。
我的想法：
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一起思考，一起发现，一起讨论。
我先介绍巴金。
上海武康路113号有巴金故居，成都有巴金文学院。
有同学说去过成都，我问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一位男生说吃的东西很辣。
我开玩笑说，你看你，首先想到的就是吃。
同学们都笑了。
我的引子：
现在我们有什么样的旅行工具？
同学们回答：
飞机、汽车、火车、轮船、自行车、公交车、地铁、热气球等。
我说，最近英国曼彻斯特市准备开通一班公交车直驶喜马拉雅山，全程六千公里，耗时十二天。
同学们热烈地讨论起这十二天怎么住，怎么吃。
我说不知道，但这问题非常好，你们自己有空，可以去查查，研究一下。
我的讨论之一：
巴金那个时代人们怎么旅行？
同学们的回答五花八门，什么点子都有：
骑自行车、乘热气球、搭轮船，还有脚踏飞机。
还好没有人说乘潜艇，或者骑着天鹅旅行（本来我想趁机推荐一下《尼尔斯骑鹅旅行记》）。
我说，这些想法都很棒，可见你们懂得很多。
但在1934年的中国，巴金先生到底怎么去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县那个“鸟的天堂”？
我谈了一下自己的看法：
火车、汽车和飞机发明一百多年以来，地球面貌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跟我们祖先生活的时代可以说几乎完全不同了。
现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交通状况，跟上世纪三十年代巴金先生旅行时也大大不同。
当时还只有沪杭铁路，乘火车不能直接到达广州。
我想当时巴金先生从上海去“鸟的天堂”，是搭乘海轮到广州黄埔港，然后再乘车去江门，再搭什么车去新会。
这趟旅行中，光是海轮就要三四天。
可现在乘飞机到广州新白云机场再搭车去新会，一上午就搞定了。
巴金先生的旅行比起九百年前的苏轼那个时代又方便多了。
苏轼大家背诵过“正是河豚欲上时”，还背诵过“淡妆浓抹总相宜”。
我说，他那时被贬到岭南，从常州去南京沿长江逆行到九江入鄱阳湖再到江西省南边的赣州，然后翻越大庾岭，这样翻山越岭，千辛万苦地乘船骑马步行，整整花了一年时间。
同学们发出“哇”的叫声。
如果苏轼写一篇游记，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经过什么地方，看到什么事情，有什么感受了。
我们读巴金的这篇《鸟的天堂》也一样，可以知道他去了哪里，见到哪些人，看到什么有意思的事情。
引出问题：
对比巴金原文和被删改过的课文，找出哪些地方不同。
同学们纷纷举手。
集中的问题是，被课文删掉的那些具体的人物交代和景物介绍，有没有必要留着？
例如，在“朋友的小学校吃了晚饭”，留着好还是删掉好？
很多同学认为留着好，因为这样比较具体，比较生动。
又如返回时碰到几棵荔枝树，他们摘荔枝吃，这段留着好还是删掉好？
很多同学说应留着。
我也同意，我说摘荔枝吃很生动也好玩，并介绍苏轼当时的乐观主义精神，即使被流放岭南，他仍然兴致勃勃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但人们能不能每天吃三百颗荔枝呢？
这很难，但我六月份在广东茂名时参加荔枝节时，那里农业研究人员说是可以的。
我们算了算，三百颗荔枝起码有九公斤。
一般人大概是吃不动吧？
有男同学说，吃这么多要流鼻血的。
大家都笑了。
我说，荔枝树还有河流，这些景物描写，包括介绍当地朋友，都是一种具体情景的带入。
你不是一个人去玩的，是当地朋友带你去的，而且这朋友有名有姓，不是Z，不是H，而是小陈、叶等。
同学们都找出来了，原来是有五个人一起去“鸟的天堂”玩的，还去了两次。
关于独木成林，我介绍了一下大榕树的气根和具体的生长蔓延方式，告诉他们一棵大榕树何以能够长到二十多亩地这么大，并成为一片森林。
而且这是十五米高的大树，团团簇簇，人在林中只能听见鸟声，几乎看不到树上的鸟，文章里写了“我却看不见一只鸟的影子”，为什么呢，是森林枝叶太茂密了。
第二天去叶的家乡又经过“鸟的天堂”，“朋友陈把手一拍”，“我们便看见一只大鸟飞起来”——可见，在这片森林里，只有鸟飞过时才能看见。
这是我生活在广东时，对大树、对大榕树的经验。
这片“森林”是巨大的茂密的树林，不是灌木，不是幼苗。
因此，课文删改之后，很多额外添加的词都不准确。
归纳之一：
“鸟的天堂”不是只有一棵大榕树，还有其他的树木和荔枝等，并且周围环境还有人居，例如小学校、叶的家乡、茅草阁、塔、小路等。
一个自然状态下的森林，是和平、自然、共生的环境，不是单独的一棵树独霸天下。
核心问题：
为何独木成林的大榕树成为“鸟的天堂”？
同学们讨论热烈，答案集中在大树林可以休息、周围可以找到吃的。
我再问，这片森林对人来说是不是天堂呢？
比如，在座一位同学，放你在森林里待一个星期，或只过一个晚上，你觉得怎么样？
这会是人的天堂吗？
有同学对睡哪里有疑问，有同学认为只能躺在草地上，我说最好的办法是吊在树上，但我没有来得及说出伊塔洛卡尔维诺的《树上的男爵》，就被同学的热烈讨论岔过去了。
呜呜。
基本归纳：
“鸟的天堂”不是“人的天堂”，反之亦然。
我问：
如有只鸟来到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旅游，回去写一篇“人的天堂”，你们觉得应该怎么写？
同学们反应很热烈。
我介绍，现在大城市有无数摩天大楼，大楼的玻璃幕墙是候鸟杀手，每年有成千上万只候鸟因为看不清路途，而撞死在摩天大楼的玻璃幕墙上。
同学们听了很惊讶，也有几位女同学显得很难过。
我从这个问题，引导到“环保”问题上。
我说，华人世界对鲨鱼翅的消耗占到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这导致每年有七千两百万条鲨鱼（相当于每天有二十万条鲨鱼）惨遭割翅后杀害。
鲨鱼是保持海洋生态平衡的最重要环节之一，但很多种鲨鱼已经成了濒危动物，这样下去海洋生态即将失衡。
同样，如果人类过度开发破坏了河流湖泊的自然环境，缩减了“鸟的天堂”的面积，人的活动过多，那么，在巴金笔下那么丰富多彩、声音绚丽的“鸟的天堂”，可能就会失去原有的魅力了。
游记的写法：
时间、人物、事件、地点等基本要素，但不一定要拘泥。
比如说，日记要把日期某年某月某一天写清楚，但巴金直接写吃了晚饭就去，也可以，前面怎么旅行的，一点也不写——让我们猜。
集中讨论：
这么多人去那大榕树森林，会不会被鸟屎击中？
我介绍鸟喜欢飞行中拉屎，而这“鸟的天堂”有成千上万只鸟，被他们拍手惊起，难免趁机起哄拉一泡屎。
我介绍说，我的车停到单位，总被鸟拉屎砸得一塌糊涂。
有男同学介绍说，他爸爸开车到单位更惨。
可见，鸟是爱飞行中拉屎的。
很多人认为这么五个人一起在树林下，很可能被鸟屎击中。
我发起了一个投票：
假设作者被鸟屎击中了，你认为到底要不要写出来？
结果发现，反对写出来的多几票。
一位女生说她认为应该写出来，因为很有趣。
一位男生说不该写出来，因为这很丢人的。
我说，写出来或者不写出来，都有道理，这要看你是什么心情，你是什么态度了。
我的课就这么上完了。
叶开，著名作家，近年来密切关注语文教育，发表大量文章，引起强烈反响。
责任编校：
郑利玲
鸟的天堂作者留恋什么
（二）
什么是鸟的天堂
作者：
叶开
来源：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2012年第11期
九月二十七日下午一点钟，我又来到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给学生上一堂《鸟的天堂》。
我请龚鸣和樊阳两位老师帮忙，事先打印一份巴金先生的原文发给听课的学生，请他们对照课文来看，哪些是被删过改过的，这样删改有什么不同？
教学大楼五楼大教室里前几排坐满了学生，他们身体坐得板直，两手叠在坐上，规矩得让我惭愧。
后排是二十几位语文教师，都比我年轻，我一看，哇好多美女啊。
我打趣说，你们这样看着我，让我很紧张。
我看着学生说，大家都放松些，叶开老师来上这堂课，不像你们老师上课那样有各种知识点各种生字生词各种练习。
我们这堂课会有很多提问。
你们提问我，我也提问你们，但是我并没有准备好现成的答案，要我们一起在课堂上讨论。
大家都要好好想一下，课文里有什么问题？
哪些问题是你觉得需要向我提问的？
如果你们提出的问题难倒了我，我会很高兴的。
我知道很多事情，但我不懂的事情更多。
这没有什么好惭愧的。
你们现在身处这样的一个时代，又这么聪明，相信你们懂的很多事情，我却一点都不懂。
我说，后排坐着教数学的高老师，她是副校长，我一见到她就紧张，因为我数学太差了。
听我说自己数学差，学生们窃笑起来，但还很规矩。
后来，渐渐地他们就情绪高涨起来了。
这堂课号称示范课，但我深知“示范课”自己“不配”上，因为这种课是要由教师行业里的老大，那些特级教师来巡回演出的。
上课时很讲究，要声光电一起上，要控制课堂气氛，要掌握课堂节奏，一堂课下来要表演得完美无缺。
而且还要细化要提几个问题，怎样回答，气氛怎样烘托——在一些特级教师的“示范”课堂上，你可以看到的是央视编导对场面的彻底控制，连发生意外时怎样掐断并插入其他镜头来掩饰，都考虑到了。
八月初，我在上海书展上与复旦附中特级教师黄玉峰老师一起做了个讲座，提问时有位教师侃侃而谈，讲了十几分钟自己的教学特点，说他主张课堂上要有“三声”，其中有朗读声、笑声，还有一声我忘记了。
这名教师在教师的行当里，应该算是有想法的，有追求的，但我以为这种追求并无太大意义，如果这样的笑声是内容空洞的话，如果朗读的是那些可以扔掉的垃圾课文的话。
在目前这种僵化的教育体制下，一名教师越敬业，对学生的伤害可能越大。
所以，单就语文课来讲，我和教师交流时，总会问他们，你们每天布置作业每天写作文，考试成绩是不是一定能提高？
得到的反馈仍是否定的。
我以为没有捷径，语文要成绩好，要真正学好，还是要多读，分级、有序、有选择地海量阅读；多写，有针对性、有目的、有实效地写。
在课后与教师座谈时，我提到一位摩根斯坦利的先生说起，现在大学生毕业到公司里，连一封邀请信都不会写。
这是谁的责任？
在座的小学语文教师、中学语文教师，不能说你们一点责任都没有吧？
中小学语文学习十年，毕业生应该学会写信、写邀请函、写申请书、写读后感、写说明
书、写介绍信，这些都是基本的学习要求。
当然大学也可能有点责任，但到大学再手把手教这些基础知识，是不是浪费时间？
大学应该有更高的学习和研究的要求，这些基础要在中小学时期打好。
在中小学时期多读点“闲书”“课外书”，到大学时代，无论读理科工科还是文科，都只有好处，起码可以培育创造性思维，开拓想象力。
所以别说“课堂三声”，我只问问这些基础的应用写作，学生毕业后，有没有学会写好？
不好，语文的教学起码可以说是局部失败。
在我们习惯的教育体系里，一名教师要彻底掌控教室，成为教室的主宰。
而学生从进校的那一刻起就是“待宰”羔羊了。
这种教学模式已经习以为常，是打压式的、磨损式的、集体主义的教育，不是让学生学会思考，发现问题，而是要学生背诵标准答案。
我们都知道，语文教师都有一本教师参考书，里面有整齐划一的知识点、标准答案以及作家背景资料介绍。
这些书，记得我小时候是神秘之宝，只有教师孩子悄悄偷出来，我才有机会看到，并迅速地抄写几页珍藏。
现在是互联网时代，教师参考书里提到的一些知识或者背景资料已不再是被控制的秘密。
唯一仍然成为秘密的，是考试时出题者给出的标准答案。
我曾开玩笑地问过很多资深语文教师：
我出一份卷子给您考，您敢说一定能考出好成绩吗？
教师们立即摇头。
她们大多是有十几年二十几年教龄的资深语文教师，大多毕业于重点大学中文系，对相关课文知识想必是早已经滚瓜烂熟了的。
但是，我有自己的“恐怖主义”手段——标准答案。
即使你回答得很好，但我有跟你不一样的标准答案。
有着种种的差异思维，我来上这堂课，可谓“亚历山大”。
我的想法：
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一起思考，一起发现，一起讨论。
我先介绍巴金。
上海武康路113号有巴金故居，成都有巴金文学院。
有同学说去过成都，我问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一位男生说吃的东西很辣。
我开玩笑说，你看你，首先想到的就是吃。
同学们都笑了。
我的引子：
现在我们有什么样的旅行工具？
同学们回答：
飞机、汽车、火车、轮船、自行车、公交车、地铁、热气球等。
我说，最近英国曼彻斯特市准备开通一班公交车直驶喜马拉雅山，全程六千公里，耗时十二天。
同学们热烈地讨论起这十二天怎么住，怎么吃。
我说不知道，但这问题非常好，你们自己有空，可以去查查，研究一下。
我的讨论之一：
巴金那个时代人们怎么旅行？
同学们的回答五花八门，什么点子都有：
骑自行车、乘热气球、搭轮船，还有脚踏飞机。
还好没有人说乘潜艇，或者骑着天鹅旅行（本来我想趁机推荐一下《尼尔斯骑鹅旅行记》）。
鸟的天堂作者留恋什么（三）
发布时间：
2012-10-3017: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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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鸟花又叫极乐鸟之花，鹤望兰。
天堂鸟是一种名贵的切花，花美而形状奇特，似仙鹤独立，翘首远望，又似鸟儿飞翔，更似爱人脉脉含情的双眸。
它那不艳不娇色彩，不淡不浓的花香，受到许多人的喜爱，天堂鸟的花语什么呢？
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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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鸟花语
天堂鸟花又叫极乐鸟之花，鹤望兰。
天堂鸟是一种名贵的切花，花美而形状奇特，似仙鹤独立，翘首远望，又似鸟儿飞翔，更似爱人脉脉含情的双眸。
它那不艳不娇色彩，不淡不浓的花香，受到许多人的喜爱，天堂鸟的花语什么呢？
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天堂鸟的花语传说
花语是人们的愿望或祝福。
天堂鸟--来自天堂之鸟，关于它的花语有好多的版本。
有人说它是代表苦恋的花。
曾经看过一篇小说，两个相爱的恋人却无法永远的在一起，于是死后一个变成了鸟儿，在天上啼哭飞翔；一个变成了地上的天堂鸟，仍然不能在一起，只是遥远的相守相望着。
这也许是它天堂鸟最真的花语吧。
“与相爱的人比翼双飞”是另一种花语，从心里真的希望这是它唯一的花语。
并不是因为喜欢它，所以希望它有好的花语，只是觉得很多时候，美丽总是伴着凄美，圆满总是会有代价。
美好与美好的相遇是难得的奢侈。
其实，不管花语有多少，寓意是什末，它的最真切的心意是在拥花人的心里，以怎样的心情送出它，以怎样的心情接受它，在传递的那一刹那，它的语言才是真真切切的。
另外还有一种花语是「为恋爱而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男子」。
因为，无论再怎麽不注重外表的男子，一旦陷入恋爱，就会有飞翔在天堂乐园一般的心情，而打扮得漂漂亮亮呢！
鸟的天堂作者留恋什么（四）
《鸟的天堂》作者介绍
巴金，原名李尧棠，祖籍浙江嘉兴，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宦家庭。
自幼在家延师读书。
五四运动中接受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
1920年至1923年在成都外语专门学校攻读英语，参加进步刊物《半月》的工作，参与组织“均社”，进行反封建的宣传活动。
1922年在《时事新报文学旬刊》发表《被虐者的哭声》等新诗。
1923年赴上海，不久到南京东南大学附中读书，1925年夏毕业后，经常发表论文和译文，宣传无政府主义。
1927年赴法国，翌年在巴黎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1929年在《小说月报》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
1928年冬回国，居上海，数年之间，著作颇多。
主要作品有《死去的太阳》、《新生》、《砂丁》、《萌芽》和著名的“爱情三部曲”《雾》、《雨》、《电》。
1931年在《时报》上连载著名的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之一《家》，是作者的代表作，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卓越的作品之一。
1934年在北京任《文学季刊》编委。
同年秋天东渡日本。
次年回国，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出版“文学丛刊”、“文化生活丛刊”、“文学小丛刊”。
1936年与靳以创办《文季月刊》，同年与鲁迅等人先后联名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和《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
抗日战争期间辗转于上海、广州、桂林、重庆，曾任《呐喊》周刊（后改名《烽火》）发行人、主编，担任历届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理事。
1938年和1940年分别出版了长篇小说《春》和《秋》，完成了“激流三部曲”。
1940年至1945年写作了“抗战三部曲”《火》。
抗战后期创作了中篇小说《憩园》和《第四病室》。
1946年完成长篇小说《寒夜》。
短篇小说以《神》、《鬼》为著名。
抗战胜利后主要从事翻译、编辑和出版工作。
1949年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当选文联常委。
1950年担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
曾两次赴朝鲜前线访问，辑有《生活在英雄们中间》、《保卫和平的人们》两本散文通讯集。
1960年当选中国文联副主席和中国作协副主席。
“文革”中，遭到了残酷的迫害。
1978年起，在香港《大公报》连载散文《随想录》。
由他倡议，1985年建立了中国现代文学馆。
他的著作被译为多种文字。
1982年至1985年相继获得意大利但丁国际荣誉奖、法国荣誉勋章和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名誉院士称号。
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
鸟的天堂作者留恋什么（五）
叶开讲巴金散文：
什么是“鸟的天堂”九月二十七日下午一点钟，我又来到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给四年级小学生上一堂《鸟的天堂》。
我请龚鸣和樊阳两位老师帮忙，事先打印一份巴金先生的原文发给听课的学生，请他们对照课文来看，哪些是被删过改过的，这样删改有什么不同？
中午吃过饭，我搭乘地铁一号线在人民广场站换乘八号线，从黄兴路站下，四号口出站右转，就来到了熟悉的靖宇南路，走一百多米就到了学校。
教学大楼五楼大教室里前几排坐满了小学生，他们身体坐得板直，两手叠在桌上，规矩得让我惭愧。
后排是二十几位语文教师，都比我年轻，我一看，哇好多美女啊。
我打趣说，你们这样看着我，让我很紧张。
我看着学生说，大家都放松些，叶开老师来上这堂课，不像你们老师上课那样有各种知识点各种生字生词各种练习。
我们这堂课会有很多提问。
你们提问我，我也提问你们，但我没有准备好现成的答案，要我们一起在课堂上讨论。
大家都要好好想一下，课文里有什么问题？
哪些问题是你觉得需要向我提问的？
如果你们提出的问题难倒了我，我会很高兴的。
我知道很多事情，但我不懂的事情更多。
这没有什么好惭愧的。
你们现在身处这样的一个时代，又这么聪明，相信你们懂的很多事情，我却一点都不懂。
我说，后排坐着教数学的高老师，她是副校长，我一见到她就紧张，因为我数学太差了。
听我说自己数学差，学生们窃笑起来，但还很规矩。
后来，渐渐地他们就情绪高涨起来了。
这堂课号称示范课，但我深知“示范课”自己“不配”，因为这种课是要由教师行业里的老大，那些特级教师来巡回演出的。
上课时很讲究，要声光电一起上，要控制课堂气氛，要掌握课堂节奏，一趟课下来要表演得完美无缺。
而且还要细化要提几个问题，怎样回答，气氛怎样烘托——在一些特级教师的“示范”课堂上，你看到的是央视编导那种对场面的彻底控制，连发生意外时怎样掐断并插入其他镜头来掩饰，都事无巨细地考虑到了——当然，还排练过。
八月初，我在上海书展上与复旦附中特级教师黄玉峰老师一起做了个讲座，提问时有位教师侃侃而谈，讲了十几分钟自己的教学特点，说他主张课堂上要有“三声”，其中有朗读声、笑声，还有“一声”我忘记了。
这名教师在教师行当里应算有想法有追求的，但我以为这种追求无太大意义——如果这笑声是内容空洞的话，如果朗读的是那些可以扔掉的垃圾课文的话。
在目前这种僵化的教育体制下，一名教师越敬业，对学生的伤害可能性越大。
单就语文课来讲，尤其如此。
我和教师交流时，总会问他们，语文课你们每天布置作业，每天让学生写作文，考试成绩是不是一定能有效提高？
得到的反馈大多是否定的。
我以为没有捷径。
语文要成绩好，要真正学到东西，还是要多读，分级、有序、有选择地海量阅读；多写，有针对性、有目的、有实效地写。
在课后与教师的座谈时，我提到一位摩根斯坦利的先生说起，现在大学生毕业到公司里，连一封邀请信都不会写。
这是谁的责任？
在座的小学语文教师、中学语文教师，不能说你们一点责任都没有吧？
中小学语文学习十年，毕业生应该学会写信、写邀请函、写申请书、写读后感、写说明书、写介绍信、写情书，这些都是基本的学习要求，一点都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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