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阿城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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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说阿城分析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李宗陶发自北京
村里自是与城里不同。
没有门牌号的loft型工作室，青砖，平顶，随意栽些小树。
宅院开阔，要看清迎出来的主人，得用长焦镜推出去二十多米。
午后日光耀眼，将阿城推到近前。
此刻，相当于他的“天蒙蒙亮”。
20多年前，他也是喜欢在夜间写字的。
脸色略白，目光沉郁，礼节性的微笑挟着一丝腼腆在眼镜片后面一闪而过。
屋子像一艘大船，须有船长指点向左向右。
屋顶高挑，四壁素白，两台织布机上有布有绢，几台LP唱机开膛破肚摊在桌上，书、画册、唱片、收藏的文物，散放在屋里。
透过大玻璃，可以望见院子里的绿。
这是阿城的新宅。
“买不起城里的房子。
”他说。
沙发围着壁炉，壁炉连着漆成全黑的烟道外壁，像起居室的鼻子。
墙上挂着画家刘丹的作品“触石兴云”，画的是同一块石头的6个面。
阿城坐下点烟，没有表情，像一团雾。
茶几上，摆好了一盘瓜子一盘糖。
照片
阿城眼力之毒，很有一些传说。
初见“民国女子”朱天文，只着四字：
渺目烟视；在美国遭遇蒙面大盗，旁人看到大盗罩着丝袜，他却看到大盗的胡须从丝袜里钻出来；一群人围坐，高谈阔论，他不声不响看到“大家揣着一肚子下水坐着”；他还从《今生今世》里看出胡兰成的杀气。
他一眼望见摄影记者的大包，斩钉截铁表示自己不要做公众人物，从来不让媒体拍照，只拍公安局的证件照。
对主流和体制，他一以贯之地冷淡。
对新近被推为“名士”，他习惯性地从纠正概念开始：
“在体制里反体制，这叫名士。
《世说新语》里记载的那些人都有俸禄，是体制中人，然后做些放浪形骸的事情反礼教。
今天，某部长某日光了膀子上街，还没穿袜子没穿鞋，‘成何体统’！
这才是名士。
我是寒士。
”一低头，瞥见寒士没穿袜子。
不让拍照的阿城，对相机却很热爱。
他跟摄影记者谈装备，展示哈苏镜头、林哈夫相机，就像两个手艺人碰到了一起。
打开那具红漆斑驳的老柜子，里面有七八台七八十岁的柯达相机，带皮腔的，还有一台16毫米电影机，都是他在美国地摊上攒的。
他曾用那些相机给人拍照挣钱。
他一一打开它们，抚摸它们，动作温柔。
子夜，摄影记者面露倦色倒在沙发上，再次表示“拍几张，自己留着”，阿城笑道：
“好吧，自己留着可以。
”虽然快门按动的声音还是会引发不易察觉的一颤。
父子
阿城是钟惦棐的儿子。
钟惦棐当年从成都去了延安，建国后曾在***文艺处负责电影工作，后任《文艺报》艺术部主任。
1956年发表《电影的锣鼓》，文章分析、反思并提出警示：
“艺术创作必须保证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必须充分尊重艺术家的风格，而不是‘磨平’它。
”1957年钟惦棐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免职，行政降四级，下放农场监督劳动。
这一年，阿城8岁。
阿城第一次带到学校被老师没收的书，是德国漫画家卜劳恩的《父与子》，直到“一九八四年买到再版的《父与子》，翻来覆去看了一个月，终于将童年洗干净。
”但父亲的“洗干净”，则是22年以后的事了。
母亲拉扯5个孩子长大，这其中的艰辛怎么算也算不清楚。
耐磨的灯芯绒裤子在兄弟间传递，实在不能穿了，姥姥会糊成碎布渣做鞋。
“一年二十多只鞋一针针做成，姥姥总说膀子疼。
冬天，家里养的鸡排在窗台上啄食窗纸上的糨糊，把窗户处理得像风雨后的庙。
当时，全国的百姓都被搞得很艰难……”弟弟得了一次机会作客吃肉，差点成为全家第一个离去的亲人。
阿城初中时参加游泳训练，教练说“家里供不起每天二两牛肉的，以后就不要来了”，他便没有再去，只好到玉渊潭去游浑水了。
有那么二三十年，阿城吃得最多的就是面食。
住在德胜门外那两间幽暗小屋里的时候，朋友们常见他门也不锁，托着斤挂面高高兴兴地回来了。
他用面条待客，一视同仁。
在自家窗上龙飞凤舞的各种留言里，也有他写的：
“出门了，几日回来，钥匙和挂面在老地方”。
三王（《棋王》、《树王》、《孩子王》）发表，全国各地不断有人来找他，在那间屋子里，他创下过一天下面16次的纪录。
何立伟曾经劝：
长期吃面，营养不良呢。
他慢吞吞道：
还吃水果呵，维他命在水果里。
但是，何没有在他家里发现水果。
阿城一定向朋友们宣布过“我爱吃肉”，但那天我们有点欣慰，在小饭店坐下，阿城第一个点的是水煮鱼，听说鱼已经没有了，他有点一筹莫展。
陈村回忆初识阿城，说他穿着合体的中式棉袄，频频拿“汽水般好喝”的黄酒与人干杯，结果醉倒。
陈村很是纳闷：
阿城怎么能没喝过黄酒呢？
18岁那年，父亲对他说：
咱们现在是朋友了。
因此，当1979年右派平反的消息让父母开始张罗当晚的牛肉面时，这个朋友坐在椅子上，心事沉沉。
该组织怎样的语句，才能既表达自己的看法又不伤父母的心呢？
因为除去面条和灯芯绒裤子，阿城兄弟几个吃过的苦头还包括，无权考大学，后来在各个农场村寨度过青春。
1979年回到北京，“痴楞楞觉得自行车风驰电掣，久久不敢过街。
”……
阿城最后是这么说的：
如果你今天欣喜若狂，那么这30年就白过了。
作为一个人，你已经肯定了你自己，无须别人再来判断。
要是判断的权力在别人手里，今天肯定你，明天还可以否定你，所以我认为平反只是在技术上产生便利。
另外，我很感激你在政治上的变故，它使我依靠自己得到了许多对人生的定力，虽然这二十多年对我来说是残酷的。
这一年，阿城帮着父亲撰写《电影美学》，也陪“一介连洗澡都不好解决的中国书生”去公共澡堂。
他记下了父亲在热水里“闭着眼睛，舒服得很痛苦”的样子，也记下了许多与父亲有共同命运者洗澡后头发湿湿坐下来的样子。
及至在纽约听到父亲病重，他在雪地里行走，耳边响起的是父亲的大笑以及，“洗澡吧”。
对“跟别的孩子一样可爱”的自己的儿子，今天的阿城只说了几个字：
他已自立。
早年的片断隐在故纸堆里，也只是零星的几句，比如1984年末《中篇小说选刊》上的文章《一些话》，“儿子还小，但已懂得吃他认为好的东西。
他认为好的东西真是好东西，而且不便宜。
可为父之心，自然希望儿子把世界都吃光。
带他去吃冷食，三根冰棍几分钟便吞下去了，眼神凄凄地望着我，哆嗦着说：
‘还要。
’我就想：
等我写多了，用稿费搞一个冰棍基金会，让孩子们在伏天都能吃一点凉东西，消一身细汗。
”
插队
阿城的下乡，辗转了山西、内蒙、云南3个地方，前后11年。
1968年，五六个出身不好的朋友结伴下到山西雁北，在桑乾河边的一个村子里，有个北京来的高三学生对阿城说：
“像你这种出身不硬的，做人不可八面玲珑，要六面玲珑，还有两面得是刺。
”阿城从此备下两面的刺，直直挑向他厌恶的人与事。
玲珑，则留给亲人和朋友。
“今天对知青的回忆缺了非常非常大的一块。
对99%的知青来说，上山下乡是一辈子的负担。
真正的城市贫民究竟怎么过来的，没人知道。
这些人就求个安居乐业：
有吃有喝，不是很饱；冻一点没关系，但不是没穿的。
多子女家庭，兄弟姐妹过得差不多，可以互相关心一下，就是这些传统的要求。
谁想着要改造什么大自然、轰轰烈烈？
”阿城不太愿意回忆那段，他的“伤痕”记忆也跟别人有些不同。
在急于返城的焦虑里，人比较容易对周围的环境丧失兴趣、视而不见，但阿城有兴趣。
村里有各种把式，赶马的拿鞭子打马耳朵，打左耳打右耳，即能指挥向左向右。
碰到马惊怎么办，他都一一留意。
粮食收下来，转眼堆到场上，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会有把式一一指挥。
深秋灌麦地（农业上叫分糵，就是麦子发出芽来拿碾子压平，以培育冬小麦，这种小麦磨出的面粉，包饺子不会破皮），也有个把式，背着手走到地里一看，“唔，墒情不错。
”阿城学完农民，话锋一转：
“墒，这是老祖宗说了几千年的东西。
科学家后来借用这个概念描述能量，才有了熵。
”
于是你明白，面前这“人精”（王朔语）海洋般的知识结构不仅仅得益于宣武门外琉璃厂的旧书店，还因了他对人世的兴趣。
帮民间刊物《今天》画插图的时候，他对徐晓说：
“我这个人好色。
”紧接着又解释:
“色不光指女人，应该指一切好东西，比如好的音响、好的照相机镜头。
”日常生活、俗世样貌就是他的审美对象。
他多次被朋友瞧见“坐在马路牙子上，东张西望地打量过往行人，像个爱逃学的学生”。
这个坐，可不是白坐坐的。
于是，他抱怨今天的单调听起来也就入情入理，他总挂在嘴边的“回到常识”也显得迫切起来。
在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他让李恒久一定要把能记得的郭路生的诗全部抄录出来。
据李恒久回忆，每天干完重农活，从庄稼地里回到住处，背诵、朗读郭路生的诗成为大家共同的享受。
阿城后来格外推崇根子的《三月与末日》，跟随诗人一遍遍诘问“春天，温暖的三月——这意味着什么?
”这些一觉醒来又是一条好汉的年轻人，心中会溢出怎样的愤怒与悲怆？
从云南兵团回来的人，会传播一些阿城在云南的轶闻。
譬如他一个人躺在屋子里听音乐，可以不吃不喝呆上一天。
音乐高于文字，至今是他最深的牵连。
所以他会带着30倍的放大镜专门飞一趟广州，在著名的淘街买一个能读取完整信息的唱针呈超椭圆型的唱头。
他讲故事一样讲那唱头的构造和原理，还牵扯出一个日本做武士刀的家伙，正是这家伙发明了这种唱头。
虽然你只听了个半懂，但他的幸福你懂。
不奇怪啊，当年下乡的同伴是这样一些人：
好书画金石、好相机、好音响的，好音乐、好作曲、好电工的。
阿城到国外能打出像样的桌子、懂得维护明清古家具乃至重装（rebuild）汽车，也就不奇怪了。
在云南，他对村寨里的仪式格外留意，这是后来追问巫术与艺术起源关系的感性经验。
“有个上海知青牙痛，其实就是龋齿，山上寨子里有个巫医能治牙痛，我是积极推动这件事。
上了山，巫师拿一坨湿的牛屎贴他脸上，在太阳底下晒，完了说虫子拔出来了。
这明显是胡说八道，但里面有非常重要的催眠的暗示。
‘好多了好多了’，他接受了催眠的暗示。
在一个缺医少药的山沟里，你让他活活疼死啊？
这不好吧。
”
下乡日子里，阿城已经开始写作，《遍地风流》就是那时的作品。
从藏着掖着到印成铅字，足足10年。
“农闲的时候，知青开始串，到哪村去，找谁谁谁，坑上闲聊。
没有书，写点东西，赶集的时候交换着看，也就是日记，每天看到什么想了些什么，甚至一些私人信件也在传。
我就写点故事，后来被人尊称为小说。
”阿城说，70年代是个积累期，交换阅读的东西可以流传很远，常常不知道作者是谁，常常一首诗传到后来只剩半首。
他始终在汲取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原该传下去的“常识”。
4个0.5相加也等于2
人物周刊：
您对一个人知识结构的强调，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该读什么书？
怎么读？
阿城：
先不要判断好书坏书，先什么都看，你才会有一个自己的结果，必须要有这样一个过程。
中国传统有一种读书方法，叫“素读”，就是看书的时候不带自己的观点看，脑子空白地看，看它说什么，完了再用自己积累的东西跟它有一个思想上的对谈。
中国自从旧传统切断之后，就没有素读了。
才看一眼、一段，“这写得不对啊”，就开始批判。
现在网上那些吵架，一看就知道，他都不知道人家在说什么。
书应该是越看越少。
人生有限，你要不提高效率的话，读的书一定少。
对角线阅读，譬如这一页，你头里选个词，中间选个词，斜下角再选一个，对这一页的信息就基本有个判断，如果是知道的，那就翻过去了。
还有大量的形容词、修饰语，也都翻过去嘛。
那些你没读过的信息会自动跳出来，也许这本书读完只有一句话。
甘阳就有这个本事，几卷本他能提炼出一句最精的话给你。
我为什么说知识结构和文化构成要越开阔越好？
你如果只有那么一小块，看什么都“啊，好新鲜”，那你是抓不着东西的。
开阔之后，当下就能判断，这是不是新的。
人物周刊：
您没想过开些书单？
阿城：
开书单这件事是害人的，因为人是不一样的。
到底“仁”是什么？
孔子回答过很多人问的这个问题，弟子们后来把他的话整理出来。
现在的人发现有关“仁”没有统一答案。
不同的人来问“仁是什么”，他是针对不同人回答的，给你的回答跟给他的是不一样的。
书单不能开就是这个道理，跟禅宗的公案是一个道理。
人物周刊：
可常有统一的标准答案塞给我们。
阿城：
这就是集权性的教育。
现在能上好学校的孩子，常常是因为他们只知道一个答案，老师也在诱导或者灌输：
“哎，只能这么答啊，那么答没分儿。
”1＋1＝2，但4个0.5相加等于2就是不对的，所以能考上好学校的人在中国意味着这个人的思想是非常简单的。
毕业证书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把这个人改造得符合这个社会的要求了，那证就是产品合格证。
4个0.5相加也等于2，不需要很高的智商也能想出来，但就是没分儿。
人物周刊：
现在不少人让孩子家学。
阿城：
社会经验、人的判断力是要从小培养的，所谓察言观色。
你连外面是什么都不知道，怎么行？
人总要碰到流氓什么的，总是那种童稚，文化构成就简单了。
我有个朋友叫叶扬，小时候是家学，他父亲教到初中发现不行，这样下去这孩子会“残疾”，投到社会上要“死掉”的，因为在家学的都是文化、知识，对世事的理解和判断都没有。
他后来同等学力考进上海的中学，然后就下乡了。
这一下乡，全补回来了。
现在他在哈佛东亚语言系当教授，开的课是《世说新语》。
人物周刊：
那到底该怎么教孩子呢？
阿城：
教育系统要是主动些，就不会是现在这样子。
我们现在好多教材都是政治教材。
语文就是识字，没有那么严重。
就好比自助餐，每个人吃得都不太一样，但都活了。
一个班30个学生，一定是每个人自己取：
教材里这部分我有兴趣，那就把这部分学好，别的阅读就完了，一样给你5分儿！
老师这时候起什么作用呢？
就是在你身边观察，然后问，你为什么对这个有兴趣？
然后可能会说，哎，那个也挺有意思。
为什么有意思？
一点、两点，告诉你。
然后你发现，确实如此。
因为人除了本能的兴趣，还可能有潜在的兴趣，需要点拨。
只要教材对了，足够宽泛，学生越多，教起来越容易。
就跟放羊一样，一养一大群出去了。
就像畜牧，草地上什么都有，不是高尔夫球场上只有一种草。
以前有个很了不起的系，本科，也不是博士点，叫家政系。
涉及多少项目啊！
家庭财务收入支出，营养学，医学，社会学，美学。
以前清华有家政系，一个同学的母亲就是那儿毕业的，家里什么东西破了，永远不是方方正正一块补丁了事，永远是设计一个什么东西，比如一朵梅花补上，总之你不会觉得那儿是破了。
我童年震动最大的就是看到了曾经的生活方式，所以老师一天到晚讲“旧社会旧社会”的时候，我就产生怀疑。
谁是一流人才？
人物周刊：
这些年身在体制外，您有什么感触？
阿城：
就是我很同情那些在体制内的人，他们那些个抱怨我都深深地同情。
体制有各种各样的，比如你买房，就进入一个售房体制……
人物周刊：
我们刚做了一期房奴。
阿城：
对，房子的奴隶。
如果这个社会投资很活跃的话，也不怕，因为你可以抵押。
国外人贷款买房然后月供，他的目的是为了建个工厂，拿房产抵押再申请贷款。
房屋作为不动产，作为结构中的一环，是创业的一个信用。
中国是求安身，不过是安身的时候不免要求好一点、宽敞一点。
不仅个人知识结构有问题，整个社会结构也有问题。
脑子里有点东西的人，想做点事情，社会不提供结构性的条件给你。
中国有句话，好汉不挣有数的钱。
美国读商学院的，毕业的时候没有挣够或者没有潜力挣够100万（比如）的话，你等于没毕业。
月薪多少，那只能供房供车，你要用一个结构性的东西去生钱。
中国人认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读完书，这些都来了。
美国人则认为机会随时出现，如果大学一年级有个机会，那就去做了。
只有在经济萧条的时候，美国大学里才人满为患；有人退休以后去读大学，因为没什么事做了。
人物周刊：
为什么您说一流人才是商业人才？
阿城：
面临相同的数据，这1亿美金到底要不要投下去？
有可能一点水声都听不到就没了。
投是不投？
这就是考验一个人的心理素质。
你看民间那些做得好的所谓“土大款”，不要小看他们，人家心理素质是一流的。
读书人还在区分什么是美的、高尚的，人家早就超越那个阶段了。
对人际关系的精确判断，对多方压力的判断，吃得住吃不住啊，还有这后面自己应该承担的义务。
这样的人是一流人才，这样的人打仗是没有问题的。
反过来，一流的军事人才拿到金融市场上也是没有问题的。
心理素质这个东西不是能教出来的。
就像拍照，啪一下，我决断这个瞬间、投资这个瞬间，有点接近这个意思。
有的小子，天生就狠叨叨的，这不是谁教的。
这样的人，我觉得才是精英，他可能数学不及格。
数学不及格那部分，雇一个数学博士、雇一个好会计就完了嘛。
我出国以后，发现这些常识都还在，在中国，都没了呀。
王朔有点像侯孝贤
人物周刊：
您总说安身立命，安身在先。
回城以后，安身是个问题，因为好多知青发现城里容不下他们。
阿城：
这个城市就是容不下你。
你十多年不在这个城里，没有人脉，哪去找工作？
我一个快30岁的人，什么都没有，在父母家搭个行军床，每个月还要父母给你一块钱两块钱零花钱。
耻辱啊！
你在这个城市耻辱感特别强，因为你不能独立。
音乐绘画小说诗歌，解决的不是安身问题。
整天聊天，那是二流子。
到美国去，我一看，这地方好，打工不必认识人，好活。
人物周刊：
王安忆说您的小说里“全是骨头”，跟您谈过话的人都说您通透。
您现在是怎样的心态？
阿城：
通透？
没有。
通透弄不好会毒化你。
很多出身不好的人到现在还骂骂咧咧，“我这一辈子就给耽误了。
”耽误是实情，但这种情绪也可能会毒化你。
我们现在返回去说以前很多事是不准确的，你没有办法说出当时的状态。
当时你就像一只小兔子、一条小狗一样，不会去做一个价值判断，只是有一个生存判断。
但现在说通透，这是一个价值判断，这里有一个误差。
兑成文字，误差就更大。
我到意大利一所大学去开讲座，阶梯教室。
引荐我的是一个教授，他说，我读过阿城的小说，我真想过那样的生活，因为那样才会有些什么东西。
我当即打断他，我说人生不是这样，不是因为你穷就必然产生什么。
人生是任何人都会有绝境的，穷人会有，身价百亿者也有，在绝境面前，人是平等的。
当时阶梯教室里有几个意大利学生就哭了。
我猜是有钱人家的孩子，因为一般人不认为富人也会有心理绝境。
现在有个从中国来的秃头小子说人人有绝境，你怎么知道的？
他当然要哭了。
人生是这样的。
（点烟）
人物周刊：
您喜欢结交的男人，都有点像古代的人。
阿城：
像旧社会的人。
他们有忠、有信、有仁、有义，有做人起码的东西。
人物周刊：
您对王朔评价挺高。
可他那种文体从语言到立场，民间本来就有，王朔只是把它们写出来了。
阿城：
但为什么别人没有这样做？
这是选择，选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王朔早期的东西不是这样的。
他先是辞职了，不在主流里面了，从社会人格上把自己给剥离出来了。
从这点说，王朔有点像侯孝贤。
面对主流和专制，他的态度是拒绝。
魏晋时候，天下就是这样，没有办法，晋人，像王羲之，传下来的内容总是哀痛，痛哉。
个人能承担多少？
这是教人心很痛的无奈，也是新时期个人在能与不能之下的选择。
这些有谁写出来？
大作家用大话、大叙述回避了。
反而像王安忆、何立伟、陈村这样的，原来就有这个素质，摆脱大叙述，用细节去完成。
好东西啊，王朔（的小说）。
艺术人格和社会人格是两回事情
人物周刊：
前一阵看到说匈牙利作家彼得·那达斯有本《回忆录》非常好，可之前听都没听说过。
怎么就没人引进呢？
阿城：
我也奇怪啊，我不一直在推介嘛。
80年代初看到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出的。
我当时一翻，讲的是大历史，却从细节讲起。
哎，这个书好，我就跟李陀他们大力推荐。
意大利那个卡尔维诺也是我先推介的，译本不错，意大利原文还有音韵之美，是可以朗读的。
1937年以前是个黄金时期，那些从欧洲回来的无名留学生翻译了大量作品，后来全部中断。
1949年以后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谁有精力来做这个？
现在要续上，有一个是可以操作的，就是到国外念文科的学生把教授开的必读书目引进来，先不要内容，只要书名。
教授让你必读并且要写报告的，把报告翻译过来。
这样就有一个开始，铺开一个基本的面了。
任何人有心有时间，就来做这个事。
但那些留学生挺保守，教授让我看什么，我不告诉你。
（笑）
人物周刊：
桑塔格说，她通过自己的作品去看自己。
阿城：
（点烟）中国有个说法是误人很多年的，叫“文如其人”或“字如其人”。
蔡京，我们可能认为他是个坏家伙，但字写得非常好。
王献之，在《世说新语》里是个不堪的家伙，但字写得妩媚。
董其昌也是这样。
艺术人格和社会人格是两回事情。
往往是做不到的，他就把它放到作品里。
黑道大哥往往很尊敬读书人，就是因为他缺这个，他会对读书人有一个人格想象。
统一的也有，像侯孝贤，极个别的特例，普遍的规律不是这样。
文化与文明是两个概念
人物周刊：
中国一些诗人见到西方大诗人毕恭毕敬，崔健在滚石现场头两句没唱出声，今天的中国文化，是不是挣扎在西方巨大的阴影里？
我们众多的焦虑中是否也包含文化焦虑？
阿城：
那是文明的焦虑。
文化与文明我当它们是两个概念，当然文化里形成制度的东西，可以归到文明。
文化是相对武化而言的。
这两化都是在讲关系。
也就是说，人和人，集团和集团，阶层和阶层，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文化的还是武化的。
清末时，洋人船坚炮利，后来又发明了电视机、电脑等等，那叫文明。
文明有先进落后之分，先进文明你可以拿来用。
但文化没有先进与落后之分，文化可以在文明程度很低的地方譬如非洲的一个小部落里形成。
清末的时候搞混了，说我们的文化出问题了，其实未必，是我们的武化文明程度不够高。
文化和文明这两个问题到现在还是混讲。
鲁迅先生说的“拿来主义”应该理解为拿文明而不是拿文化。
日本在古代是既拿中国的文化又拿中国的文明，但明治维新变成拿西方的文明而保留自己的文化，所以才能既保有自己的文化，又能成为当今世界七个工业强国之一。
日本在日体（也就是文化）西用（也就是文明）这个问题上比我们清楚。
中国文化的主动性，发生得过早，三千年前有了“制礼作乐”，两千五百年前有了孔子的“有教无类”。
而欧洲是在工业革命时代才有教育的普及，因为要教工人识字，才能开动机器，此前只有贵族才能受教育。
制礼，是规定文化关系的行为规范。
而作乐（音乐），常常会改变一个人的状态。
听完音乐会出来，你至少有半小时还在那个状态里。
可到了公交车上，特别挤，完蛋了，你又开始骂人，但之前那半小时你不想骂人。
这叫文化，文渗入到所有的细节里去了。
为什么孔子说几天没有梦到周公，心里就有点不踏实？
因为春秋晚期和战国又开始武化了。
孔子虽是殷人的后代，但他跟从周公的“文化”，“郁郁乎文哉”，郁郁就是绵密、深远、有生命力。
今天一个开发商，对于拆迁地的居民，对于周围的环境，完全是武化的概念，他只要老子挣钱。
哎，我们坐下来谈一谈，那叫文化。
现在知识分子说的那些，那叫文化知识。
文化没有了，要补回来，我们只有回到文化的本意。
人物周刊：
这个话题蛮有意思的，“不能因为你胳膊腿比我粗，就要我服从”。
但是文化发展到后来，也会变成一种势力，也会压迫人的。
阿城：
这是我们要从武化的经验教训中不断反省的。
当文化形成到一定程度开始变形而对创造力造成束缚的时候，实际上就变成了武化。
这时文化就像一件外衣，专制就常常爱披上它。
现在的南北对话、六方会谈，都是在说，我们要文化，不要武化。
人物周刊：
从前像安徽这种地方，农民家里不管怎么穷，都有个书箱，传几本书给子孙读。
今天风气好像在变，都跑出来打工了，挣钱最要紧。
阿城：
我见到的不完全是这样。
浙江一个给法国做扣子的跟我说：
“听说你是文化人呐。
”我说，未必啦。
他问我，你在美国怎么看星星？
我说，一走出去就看见了呀。
他把个按钮一按，那屋顶刷地就开了。
他说：
“我们不用走出去。
”我当时也觉得，牛。
接着他说：
“我们再富，也弄不出当年的书院了。
原来我们这个村，有进士第、大夫第，还有个小书院。
”怎么怎么的。
富到一定程度，他觉得最大的面子还是在文化，不是有多少钱。
我相信最基本、最朴素的东西不会变，它会往回走。
人物周刊：
说说您收藏的这些文物。
阿城：
中国有一个东西是世界没有的：
孝。
从周代开始就有，是一个非常超前的老年保险制度。
工业社会是把养老社会化了，但那时候都是分散在家庭里头，老人你一定得养，老人去世你得守3年孝。
这个是鸠杖，年过70，可以得到皇家发给你的这么一个手杖，有了它，你可以挪到皇帝跟前，有话要跟皇帝说，卫士不敢拦你。
这里还有一点，中国传统上对智慧的积累是尊重的。
你70岁了，经过的事情比我皇帝多，那有许多大事情就要召集国内有鸠杖的老人一起讨论。
“啊啊啊，我30岁的时候，楚国打来过。
”当时是怎么怎么的，粮食运不上去是怎么运的，皇帝是大受启发。
老人没有什么权力，但可以发言。
现在是认为老人在身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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