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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不再改变命运
知识不再改变命运？
在经历了1000年的科举、20多年的“知识改变命运”后，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忽然成了头号难题。
不可避免地，这引发人们对于多少年来一直不惜工本地追求上大学本身的思考。
本刊三名记者分别对贫困的四川邛崃山区、富裕的浙江温州玉壶镇和大城市北京、上海展开调查，我们会看到，在乡村和中小城镇，人们会很现实地考量在教育上的投入产出，一旦有其他可能，就不再把上大学当成惟一的进身之阶。
而在大城市，人们对教育的崇拜，仍然是一种迷狂。
它背后显示出的，是中国上千年来，教育成为获得特权的门槛的历史沿习。
然而，在今天，这种惯例已经显示出维持不下去的迹象。
大学，上还是不上？
“山区的农民都是非常现实的，你给他说得天花乱坠也没用。
如果他们感觉上学的钱最后收不回来，是绝对不会让孩子去的”——一位山区教师
★本刊记者/王寻
北京西四环外的世纪城旁，有一片绿地，50岁左右的园丁孙文强正在挖树坑。
孙文强从家乡出来打工已经有20多年了，从每月挣200元工资干起，现在他每月的工资已是700元。
这700元钱，他每月只留给自己50元做生活费，再划出150元，是为将来买的一种养老保险，其余500元，他全部寄给正在上高一的儿子，作为学费。
儿子每年的学费，是6000元。
“我曾经对儿子说，别念书了，可是他一听就哭了”，孙文强说道。
“他本来是个爱说爱笑的孩子，可是自从上了高中，跟谁也不爱说话了。
”
与这位辛苦劳作的父亲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位来自贫困农村的研究生去年9月在“关天茶舍”发的一个帖子：
“随着后来大学生就业愈加困难，村民对大学生的印象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我们由原来别人羡慕的对象变成了别人敬而远之甚至是鄙夷的对象！
其实村民的变化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四年大学我们花了家里那么多的钱，把原来还算可以的家庭变得一贫如洗。
更要命的是，毕业后还没有好工作，甚至毕业就失业，在他们看来还不如高中毕业后就出去打工……‘大学无用论’和‘大学致贫论’就这样点点滴滴深入到村民的心中。
”
这个帖子引起空前强烈的反响，跟帖多达上千条。
山区青年的憧憬与现实
从成都市往西南75公里，就是邛崃。
这里地处丘陵，除了一小块一小块的坝子（平地），四周群山环绕。
特殊的地理状况，使得这里经济相对落后，2005年的人均GDP是9033元，在成都所属的19个区县市中位列倒数第三，不足成都市区的1/4。
酒厂技术员田维和这里的青年男子一样，每天骑着摩托车——这里最快捷的交通工具——穿行在乡间忽上忽下的小道上。
前面是一道山梁，翻过去又是一道，似乎永远没有尽头。
田维去年刚从西南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毕业。
他干的工作，是负责检查酒的装箱，并把出货的情况录入到电脑中去。
学了四年计算机，这工作简直就像“玩一样”。
自从上小学时起，他就憧憬着通过上大学，找上一份好工作：
像村里以前那些大学生一样，进一家企事业单位，工作稳定，每月拿3000多元的月薪。
而今天，他在试用期的工资，每月只有800元，甚至不如那些当年没有考上大学的同学们。
他骑的摩托车，还是一个没上大学的老同学借给他的。
田维初中时的班主任胡明清老师对记者说：
“（田维）这孩子的成绩可好啊。
他们那会儿的学生，每天都是5点钟就起床开始学习了。
现在的孩子跟他们那会儿相比，可差得太远喽。
”
功课好，是田维靠读书来改变命运的最好本钱。
但在今天，上大学光是学习好是不够的。
田维在考上西南科技大学时，计算了一下，每年的学费和生活费至少要1万元。
而学校提供的助学贷款是5400元/年，剩下几千元钱的缺口要由家庭负担。
上到大三时，在陕西汉中打工的父亲突然出了事故，不幸去世，好在田维只剩下一年的课程了，家里勉力支撑才把他的学业供了下来。
他没有想到，今天的大学毕生就业形势，比起几年前，已有天差地别。
邛崃市教育局高中科科长尹全文向记者回忆：
“在以前，邛崃能够考上大学的人很少。
当时孩子能够上一个大学，亲朋好友、乡里乡亲都会来支持。
”胡明清解释道，在农村孩子的眼里，改变自己的命运，将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使自己不会束缚在土地上，这是他们一辈子的愿望。
实际上，上大学还不是那时候邛崃农村孩子的最优选择。
“在过去，中等师范才是最受欢迎的。
”胡明清老师告诉记者：
“在2002年以前，我们这个初中最好的几个学生都考到了中师，比他们稍微差一点的才会去考高中，考不上的就回家种地去了。
”
“考上了中师就意味着你抱上了铁饭碗，国家负责分配，进了这个门，你便是国家的干部了。
”胡明清说。
一切在2002年发生了巨大改变。
从这一年开始，中师不再包分配，过去的门庭若市突然变得无人问津。
那两年的中师毕业生们，被田维称作最“霉”的一代。
因为其中很多孩子在初中时都是成绩出类拔萃的，而后来，他们的绝大多数只能够成为某所学校里的代课老师。
2002年，也是从1998开始的大学扩招的影响开始显现的时候。
“当年是不上大学一辈子受穷，现在是上了大学马上就受穷”
和田维不同，田维的堂妹田宗秀从小功课就不好。
两年前，刚上高三的田宗秀退了学，开始打工。
“我从高中退学的时候，一位室友对我说：
‘你一定会后悔的。
’可我到现在也没有后悔。
”她笑着对记者说道。
虽然开始的时候，田宗秀发觉打工比自己想像中的还要累，还要难。
在火锅店她吃过冷饭，在蛋糕店老板拖欠了她的工资，在小吃店她每天都要工作到夜里12点。
最苦的，还是在成都郊区的一家鞋厂里，从早上7点半一直干到夜里12点，中间只休息了1个小时，才最终把分配给自己的任务干完。
虽然吃了许多苦，田宗秀却没太把这些当回事，她觉得这都是迟早要经历的。
她记得，自己有一个月挣了1000多块，那时每天回到宿舍累得就不想动了，但是心里却觉得很值。
事实上，田宗秀原来所在的平乐中学11班，在高一入学时有78人，等到高三下学期就只剩下30多人，于是学校干脆把这个班级给拆掉了。
而在这30多名学生中，也只有十几个最终考上了大学，剩下的，几乎所有人都走上了打工的道路。
田宗秀告诉记者，大学扩招以后，许多大专，只要交学费，即使你没在学校，没有成绩，它都会接收你。
但是，田宗秀觉得，即使自己读个大专出来，恐怕也会像周围许多人那样，找不到好工作，况且上学还需要一大笔钱。
在邛崃，一名高中生一年的费用大约为4000元，考上大学后，一年的费用将不少于10000元。
而《2006年农村经济绿皮书》显示，200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3255元，邛崃的情况还要低于这个平均数字。
邛崃市道左乡教导主任吴刚告诉记者：
“在这里，人们已经开始算计，如果考上一所很一般的大学或大专，出来找不到工作，那还不如让孩子去打工。
”而按胡明清的感觉，最近几年回来的大学生，有40%都非常后悔读大学。
“当年是不上大学一辈子受穷，而现在是上了大学马上就受穷。
”
平乐中学政教主任吴忠说，为了便于管理和保证学校最后的成绩，学生一入学就会按成绩分班。
这样，排名最后的3个班级到高三以后，会有大约60%的学生保留学籍去学一门技术或是直接去打工，而不再参加高考。
而另一名平乐中学的老师张世蓉对记者说，“如今的家长已经基本不会因为贫困原因而让孩子退学，更多的家长都是因为就业问题而同意孩子放弃学业。
”
根据邛崃市教育局提供的数据显示，2002年毕业的99级高中生，入学时的总人数是1831人，毕业人数则为1673人，比例为91.4%。
之后的几年，这个比例一直在呈下降趋势，到了今年，这个比例为79.4%。
也就是说，这里的高中流失率达到了20.6%。
从高等学校方面的反馈，也可以从另一方面说明问题。
一些就业前景相对较差的学校或专业，新生报到率不足问题凸显。
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陈永芬对记者表示，为了最大限度避免名额浪费，每次正式录取时，学校都会打电话征询学生和家长的意见，愿意来就读的才予以录取。
但即便如此，该校今年最后仍有10%的学生未来报到。
田维觉得，现在中学生的选择其实是更加理性化了：
“比如考大专，就一定要选择就业前景好的专业。
如果能考上本科呢，也不会随便考一个大学就完了，不好的大学他们根本就不会去的。
”
不上大学，往哪走？
在计划经济的年代，一个农村孩子，如果不能靠读书考出来，出路只剩下一条：
回家种地。
到今天，这条路依然存在，却没有什么农村孩子再愿走了。
以田维家所在的太阳村6组为例，与田维年龄差距在3岁以内的年轻人，95%都是在外面打工。
不过与父辈们略有不同的是，这些年轻人大多还留在成都周边，没有去到很远的地方，并且不再愿像父辈们那样从事着重体力劳动。
这一代年轻人也已不太在乎有没有城镇户口，因为农业户口已不再能把他们束缚在土地上，“虽然与城里人所上保险的数额不同，但只要你在某个地方打工，他（雇主）都会给你上的。
”田维说。
进城打工，也并非就是这些农村青年们的最高理想，田宗秀悄悄告诉记者：
现在她每月至少可以存到500块钱。
她已经算好了，等到存够两三万，就可以回去开一个卖手机的铺子。
和田维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黄永科，比田维早一年就回到了家乡。
因为功课没田维好，黄永科最终只念了一个体育师范的大专，回到自己当年上过的初中当了一名体育代课老师，因学历不够还当不上正式教师。
但大专生黄永科的心要比本科生田维的更大。
他对记者说，教书对于他来说，只是解决一时的经济问题，他的目标是，在邛崃开一家健身房。
黄永科算了一下，先期投资差不多要4万，这个钱自己一时也拿不出来，准备找几个人合伙一起干。
他现在每周都有三天到邛崃市内的一家健身房带操，“当（健身）教练吃的只是青春饭，现在是在积攒经验，学习更多的管理理念，为将来打好基础。
”黄说。
黄永科的“野心”还不止于此。
在邛崃的乡村，他很个别：
不爱打牌，普通话说得非常流利。
“我不想把自己的时间浪费在打牌上；这一年来，我上课都尽量用标准的普通话跟学生交流。
我知道，我的普通话将来一定用得上。
”黄永科还总是时不时地感慨道:
“四川人休闲就是打牌、喝茶，不像北京、上海、深圳，一点健身的气氛都没有。
要真的想做健身这一行，还是要去那些地方：
北京、上海、深圳。
”★
玉壶：
富裕乡镇放弃教育的孤本
“这些孩子几乎都不通过高考找出路的”——对于这里的乡村教育来说，一旦开拓出一条低成本高收益的路子，教育这条鲤鱼跳龙门之路就会被放弃
★本刊记者/陈晓
从上午第一节数学课开始，除了起立，玉壶中学高三2班的宇杰（化名）几乎像雕塑一样，头埋到课桌的边缘，盯着这本在当地男孩子里颇为流行的魔幻武侠小说。
即使老师上课巡查走过他身边，他也一动不动继续自己的魔幻旅程。
数学老师在讲维达定理。
虽然还有几个月就要高考了，可是宇杰还不能理解这个定理，也不知道会解二次项方程，对他的未来有什么用。
被视为玉壶精神领袖的侨领们，曾经给他们留下一句话：
能写信就可以。
玉壶镇是浙江温州著名的侨乡，全镇2万多人口，在国外的是留守人口的一倍。
大规模的出国潮从1992年开始，从此，出国成为玉壶镇小孩的主要出路。
由于18岁以前以团聚的名义出国费用最低，大部分玉壶镇的孩子都会在高中毕业前出国。
玉壶中学初中有5个班，高三只剩下3个班，高三2班是惟一的文科班，高一时四十几个人，现在还剩18个人。
宇杰是班上的小说家。
他学习的“教材”是《末世血皇》。
这种怪诞的魔幻武侠小说是这些乡村小镇上男孩子最喜欢的题材。
班上看过他小说的女同学评价：
文笔不错，但是看不懂。
宇杰大度地说：
“她们女孩子就喜欢言情，我试着写过，没素材。
”
对这些镇上的孩子来说，要获得想象以外的素材很难。
欧洲的繁华，离他们的年龄很近，却离他们生活的城镇很远。
镇上没有公园，没有电影院，也没有图书馆。
一家台球室，一间电子游戏室，还有7家网吧，就是男孩子们常去的场所，或者是在几分钟就可以跑完的狭窄街道上，开着车呼啸而过。
宇杰从初三就开始写小说，但是他对语文读本上的文章却有些不能认同。
很多世界名著，卡夫卡的变形记，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看不明白。
”他说。
实际上，他从初二开始，除了语文、历史，其他的课程就已经听不懂了。
他的班主任吴老师说，“这些孩子几乎都不通过高考找出路的。
”
给了你希望，又让你失望
胡梦洁的QQ名字叫“追梦”。
这位15岁的女孩子，刚刚初中毕业。
喜欢穿白色T恤，扎一束直顺的马尾，白净的脸上透着乡村孩子少见的书卷气。
玉壶中学有一个传统，每年中考的前三名可以保送文成二中——这在文成县是一所明星学校。
考进去的孩子，高考至少可以考上“二本”，即第二批本科录取院校。
梦洁考了730分，是玉壶中学第二名。
这是一个光荣，但家里的反应很平静。
学习好在这里不是一个引人关注的事情。
梦洁喜欢数学，但是在镇上惟一一家新华书店关门后，只剩下的一家三味书屋，书都藏在店铺的侧面和里面，能提供给梦洁学习的教材也越来越少。
梦洁还有一些和镇上小孩不一样的习惯：
她喜欢看中央电视台10套的《人与自然》、科学探索，还有希望英语杂志。
经过二十几天的考虑，梦洁决定放弃保送文成二中的机会。
她的父亲几年前去了意大利都灵打工，在中考前几个月，她和妈妈、妹妹去意大利和父亲团聚的手续就开始办理了。
对这个喜欢学习的女孩来说，她看不清哪条路更好。
梦洁选择出国后，还想去看一眼文成二中，但最后放弃了。
这个远在县城、以高考晋级闻名的学校，据说像一个闭关修炼的秘地，大门禁闭，连家长给孩子送东西，也只能放在传达室。
梦洁有些胆怯。
她说，当她努力备考时，只是怀着一个模糊的希望：
“可以考上一个好学校，以后就会更好。
”而最后的结果，“就好像给了你希望，又让你失望。
”她有些惆怅地轻轻说。
教育和出国，一个是理想，一个是现实
如今还在玉壶中学高三上课的孩子，大部分是邻村的，或者是父母没有在国外，没有那么直接的出国理由的孩子。
胡圆只有哥哥在国外，因此出国不是首要考虑。
玉壶镇里长久的话题，还是在欧洲日进斗金的致富传奇。
侨领们是镇上当仁不让的榜样，影响着玉壶镇年轻人的道路选择，甚至还可以“震撼县领导”。
2005年玉壶镇外汇达到7个亿，占文成县的一半。
它是文成县下辖乡镇里惟一有农业银行的镇，排名在浙江省农业银行的前十名。
留在玉壶的人，也常用欧元来度量生活。
玉壶中学的老师周裕胜被学生们追问工资是多少。
周裕胜说1500元左右。
小孩子们惊叹一声：
只有150欧元啊。
我们到国外，一人给你寄一欧元，就是五六百欧元呢。
而胡圆对自己学校的评价是，虽然想学的孩子不多，但“如果你要学习，环境很安静，同学不会去打扰你。
”胡圆想考音乐学院，有时候课间也会吊吊嗓子。
有一次，一个男同学大叫，不要唱了，我受不了了。
旁边就有孩子说，你让她唱吧，她要考大学。
于是男同学转怒为喜，笑嘻嘻地说，那考上要请吃饭哦。
这种两种出路的互不干扰也反映在他们的分座上。
高三2班的学生们自动将座位分为三组，第一组挨窗户坐的看小说的是6个男生，第三组最靠里，是爱讲小话的。
中间最好的位置则留给了要听课的孩子。
教育和出国，在当地分别占领着两个位，一个是理想，一个是现实。
人们站在远处用尊敬的目光看着教育，胡全金的两个孙女在外地读书，都考上了名牌大学，当地人见他会伸出拇指说：
你们家祖坟埋得好啊。
但县城占主导地位的榜样依然是侨领。
玉壶中学的周峰老师正在筹划将玉壶小学墙上的画像都换成侨领，以激励小学生们向他们学习。
为什么教育如此容易放弃
下午3点多，沿着玉壶镇的河边走——实际这已经不算河了。
玉壶镇连遇了40多天无雨，整个镇惟一一条河——芝水已经干涸。
在玉壶邻近的乡镇，农民们为此焦灼。
但是玉壶镇的人仍是怡然自乐的样子。
在这个人均土地拥有面积不到0.3亩的地方，从来无法依靠农业过活。
早在20年前，出国路径还没打通的时候，玉壶镇和中国其他农村没有两样：
耕地为生，收入微薄，读书是离开这里获得好生活的惟一路径。
周峰还记得，当时他两个哥哥，每天除了完成农活，就是看书。
周峰的父亲是自学成材，先是在农村当了会计，最后成了玉壶镇的镇委书记。
周峰的妈妈则在周峰上瑞安师范的时候，跟着去那里进修了几个月。
这样的家庭在当地算是知识阶层。
这使得周峰在当年的选择上，成了班上的一个异类。
“当时我和玩得比较好的两个朋友约定，他们都出国了，我们就不出去，我们在国内也要干一番事业。
”
当时国家还实行就业分配，那时通过读书，确实可以得到国家资源的一些分配。
周峰当年约定不出国的同学，现在都在公务员系统，有稳定的收入。
可在一个地处偏僻的小镇，通过读书进入行政体系，并分享到国家资源的数量毕竟有限。
玉壶镇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周育朋曾经担任过乡长。
他眼见着从1992年至今，这里共有24个乡级干部抛弃在内地颇受青睐的乡官乌纱帽，去了欧洲，其中有的还是乡长。
“留下来，最多工资不超过2000元，加上奖金不到3000元。
靠工资就能盖起房子，靠正当收入能盖新房子的，说不出5个。
”周育朋说。
当年同班的班长回国来，看见周峰骑了六七年的摩托车，说：
“我在国外奔驰都好几辆啦。
”他现在在荷兰法国交界处的阿尔卑斯山脚下做酒店老板，资产上千万。
周峰说：
“每个玉壶人心里都有本账。
”按中国行政资源从上到下的分配体制，通过读书进入大城市，更多地分享国家资源，这是一条太遥远的路径，你看不到终点，像一条黑洞洞的甬道；而围绕你的现实是学费、生活费、垂老的父母，还有几乎没有升学希望的教育质量。
相比之下，在玉壶镇，出国前辈们给后代一个一眼可见的光明未来。
但玉壶镇的经验并不具有普及性，实际上，就在与玉壶相邻几十公里的乡镇，那里的人并没有近水楼台搭上这条出国的致富之道。
这些以务农为主的乡镇，读书还是跳出龙门惟一的办法。
★
城市中的教育迷狂
今天中国城市里的教育崇拜或是教育迷狂，不是能用经济学规律解释的。
它反映出人们想用教育来改变自己地位的一种扭曲的信念
★本刊记者/黄艾禾陈晓
在今天大多数的中国城市中，并不存在学生辍学问题。
在这里，教育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家长们不惜工本追求的目标，这种追求，无法用纯粹经济学的规律来解释。
2006年北京的小学升初中，北京市教委又一次申明，仍然实行电脑派位，即按照学生的住址划出附近几所好坏搭配的学校，由电脑随机摇出谁该进哪一所学校——这样做的初衷是为了减轻学生升学压力并保证相对公平。
但所有在北京经历过“小升初”的家长都明白，只有实在没办法了，才能寄希望于电脑。
今年女儿就要进初中的何晓娟，听一位朋友说，她儿子“小升初”时，班里没有择校而等着电脑派位的，不超过10人。
如果想进市一级的重点学校，光是小学成绩好是不够的。
最好是从现在开始，就进一个重点中学办的辅导班，强化学习数学、外语，届时才能通过该校的特定测试。
就算进了一个重点学校，仍然不能让家长们放心。
最好是能进重点学校的重点班。
如今从教育部到北京市教委，三令五申不许办重点班，连重点学校将来也要逐步取消，所以，学校里的重点班，今天是一件只可意会的事。
何晓娟朋友的孩子去年进了一所重点学校。
为了进重点班，他们也去找关系托熟人，各种相关小道消息在家长间满天飞。
有人说，十几个新生班中，一二三四班为重点班，有人说，是最后的四个班为重点班，有人说，是中间的随机的四个班。
开学的那天，十几个班的新生进了教室，家长们在外面惴惴不安地猜测。
到下课时分，孩子们纷纷出来对家长说，老师说了，我们班才是重点班！
——几乎一大半的孩子都这样说。
从幼儿园到大学：
环环相扣的“完美”教育链
在中国的另一个超大城市上海，家长们对教育的投入，与北京没有什么差别。
79届高中没毕业就顶替父亲进了工厂的女工杨雪梅，对儿子杨骏的将来，要求简单而笃定：
留在上海，平安稳定，“至少得有大专文凭，本科文凭就好很多”。
杨骏在龙湾区上高二，马上面临着进入高三前的分班。
杨雪梅下了指标：
一定要进直升班。
分出不同等级的班级，是现在学校最常见的做法，也是教育“社会分层”功能的初步实践。
从进入高中以后，杨骏就面临着一场接一场的考试。
每一次考试都要被记录在册，作为高二结束后，进入直升班还是普通班的凭据。
直升班又分为化学班、物理班、生物班。
杨骏想进入的是化学班，这就意味着他从高二开始的每一次大考，语文、数学、英语、化学，累积成绩必须要进入全年级前100名。
每一种类的班级，就是一条通向社会的出路，而结局又暗含在你此前的每一次考试里。
教育产业和它的社会功能，环环相扣。
如果要考察中国的教育和出路的体系构建有多么完备，上海是一个绝佳的样本。
对杨骏来说，最好能进最高等级的精品班，一个班只有8个人，这些人肯定会进市重点。
第二等级的是尖子班，可以进区重点，每个班约有二十几个人。
普通班则是大班上课，一个班有三十多个人。
区重点中学与市重点中学，差距有多少？
上海闸北八中属于闸北区重点，它去年的高考本科上线75%，在上海同类学校中的地位是中上。
而这个成绩是无法与上海市的实验性示范中学——如另一名高中生郑青就读的控江中学相比的，在那里，“第一批本科”的升学率是80%以上，在上海市排名前十。
但控江中学与有“四大名校”之称的复旦二中、上海师范附中、华东师大附中、交大附中相比又相形见绌了，它们的“一本”升学率都是90%以上。
“这几个学校拼的是名牌大学升学率。
”上海闸北八中校长刘京海说。
而在北京，几所最著名的市级重点中学之间，拼的已经是“北清率”（即考上北大和清华的比例）。
为了保证进重点大学，就要先进重点中学，这就要求从小学开始努力，这条起跑线甚至划到幼儿园。
一位名叫何云的家长告诉记者，她在少年宫排了半天的队，才为3岁的女儿报了一个吹笛子的班。
在那里，音乐、舞蹈、形体，早就人满为患——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上海的家长们尤为先知先觉。
“不合经济规律”的狂热教育投入
2003年，上海市社科院研究员徐安琪在以徐汇区为样本进行的调查中，教育费在孩子的养育成本中所占份额一路上升，幼托占30%，小学为22%，高中上涨至34%，大学为41%，接近一个孩子所有生活成本的一半。
2005年，《中国青年报》披露的数字是上海拥有18岁以下的孩子的家庭，孩子的教育消费占到全家总收入的四分之一左右。
以上海女工杨雪梅的投入来说，她的孩子几乎每个假期都会在补习学校里度过。
化学竞赛班、英语竞赛班、语文补习班、高三暑假冲刺班、英语高考班，种类繁多，每期辅导班的价格由1000～4000元不等。
在这种教育迷狂的气氛下，如果你的孩子学习成绩优秀，那是你的福气；如果成绩也不是太差，但离进入重点学校的分数还有点距离——其实大多数学生普遍如此——这就要靠家长花钱了。
在北京一家出版社工作的肖兰说，为了让儿子能进一所区重点中学，她托人找到校长，校长说，孩子可以先进一所“共建”的班。
听起来，这个“共建班”办在另一个私立学校里，但是，它的师资，都来自这所重点学校。
“期末考试的时候，如果你孩子的成绩好，我们可以把他调整到本校的正规班级里”，校长许诺说。
当然，进这样的班，花费是每年约10万元。
“就这么一个儿子，如果需要，确实学校好，这个钱我肯定会掏。
”肖兰说。
当被问到，你有没有想过，一年花掉10万元，这种投资，可能将来好多年也收不回来时，肖兰说：
我根本没考虑这些。
从来没有。
一到关于儿子的时候，是不拿经济学的原则来衡量的。
“在他这个年龄段，如果你不付出这些，有可能等他明白过来，时间已经无法挽回了。
”
北京大学附中校长康健，在谈到中国这种狂热的教育崇拜现象时，觉得有些东西不可解释：
当一个社会，在高考的毛入学率达到50%以上时，比如在美国或其他一些发达国家，会出现以下的变化：
第一，在考大学考生报志愿时，不再拿分数作为最高的选择原则，而是选择自己更喜欢、更适合的专业，要高于选择更合适自己分数的学校；第二，不愿意接受太高的学历教育、甚至放弃上大学的人会增多，不会像在中国，有这么多的本科生一定要读研究生；第三，职业技术教育成为每个人终身教育的一部分，而在中国，那似乎是低人一等的学历。
虽然近年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高考升学率都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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