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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现状、原因与对策选择

无忧会计网 

时间:

2006-9-716:

41:

00   作者:

沈伟任静   来源:

党政干部学刊20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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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机制在收入分配中作用的不断增强,目前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总体上呈扩大之势,特别是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

这一现象的出现,既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因素,也有分配体制改革不完善和管理上的漏洞等方面的原因。

因此,必须有针对性地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重点解决导致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矛盾。

 

    一、目前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现状及影响 

    目前我国城镇居民个人收入差距扩大已经到了比较严重的地步。

国际上通常采用基尼系数作为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定量指标,按国际标准,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最佳的平均状态,在0.3-0.4之间为正常状态,超过0.4是处于比较严重的警戒状态,达到0.6则属社会动乱随时发生的危险状态。

据世界银行测算,在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我国城镇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15,这反映当时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中平均主义盛行。

到1994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我国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提高为0.37,这表明,改革开放10多年,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已经合理拉开。

但是近几年,随着下岗和失业等城市相对贫困人口的增多,我国城镇居民个人收入差距开始出现过度拉大的现象。

世界银行统计认为,到1998年中国城镇的基尼系数就已经超过0.4的警戒线(当年为0.415)。

另据测算,我国全国的居民个人收入基尼系数首次超过0.4临界点是1994年(当年为0.434),此后逐年上升。

近几年的情况是,1999年为0.456,2000年为0.457,2001年为0.458,每年上升0.1个百分点。

城镇基尼系数偏高反映了我国城镇居民个人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现状。

 

“所有关于基尼系数的说法都是估计的。

中国是从2000年起基尼系数就达到0.4。

国家统计局最后一次公布国内基尼系数是在2004年,超过0.465,已经逼近0.47。

《中国经济周刊》2006年6月报道说:

“我国基尼系数已经接近0.5。

”这是非官方数据此后再也没有看到有关中国基尼系数实际情况的报道,现在许多文章引用的0.47实际上是国家统计局2004年的数据。

    具体看,我国城镇居民个人收入差距扩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不同阶层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贫富反差日益突出。

据国家统计局1999年的调查显示,人数不到总人口1%的高收入阶层(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部分企业承包经营者、有特殊专业技术或特殊专业的从业人员以及少数靠黑色收入致富的人等),人均年收入一般在20万元以上,年总收入上百万元、千万元甚至亿元的也大有人在。

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在城市中存在着大量以企业下岗职工和失业者为主的贫困人群。

 

    第二,不同地区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地区收入差距日益突出。

据统计,1997-2000年,上海和北京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幅度,平均每年要比上一年多增加1.57个百分点,而山西和河南只比上年增加0.25个百分点。

1997年上海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是山西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1.69倍,到2000年,这一比值增加为2.48倍。

    第三,不同行业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行业收入差距日益突出。

1990年,收入最高与最低的行业人均收入比为1.29∶1,到1995年达到2.23∶1,到1999年进一步达到2.55∶1。

随着收入差距的拉大,不同行业收入高低的位次也在发生明显变化。

 

    第四,不同所有制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收入分配的所有制差距日益突出。

 

    在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种既成事实的情况下,如何正确看待这一现象,是我们分析和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前提。

 

    我们认为,对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现象,应从两个方面来认识。

 

    1.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对我国经济社会的正面影响。

 

    市场经济是效率经济,实行按生产要素及其贡献支付报酬的分配原则。

我国改革开放前,实行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分配制度,社会成员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和不干一个样,严重影响我国社会资源配置的产出效率。

改革开放后,我国按市场经济原则,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分配方式,实行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方式,“多劳多得”,“多投入多得”,合理拉开了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极大调动了城镇居民的生产和劳动积极性,提高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推动了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

 

    2.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对我国经济社会的负面影响。

 

    收入差距扩大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生产力发展,不等于说收入差距可以无限扩大。

如果收入差距的扩大超过了社会的承受能力,超过了生产力发展允许的界限,或者收入差距是由某些不合理因素引起的,那么,就会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目前,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就已经对经济社会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影响。

 

    一是导致需求不足,影响经济稳定增长。

西方经济学理论和经验证明,收入差距过大导致需求不足。

近几年我国居民新增储蓄额一直居高不下和消费需求不断下降也说明了这一点。

目前我国居民储蓄余额已突破10万亿元人民币(2003年3月底),接近当年生产的GDP总额。

但据分析,这些储蓄在我国呈“倒二八”比例分布,即:

20%的高收入储户拥有80%的储蓄余额;80%的低收入储户仅拥有20%的储蓄余额。

这种现象,一方面反映了我国目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现实,另一方面也形成了我国近几年消费需求不足,经济不稳定发展的重要原因。

这是因为,高收入阶层消费倾向低,低收入阶层消费倾向高,由于社会收入过分集中在高收入阶层,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就会下降,这就引起全社会的消费需求不足,形成“生产过剩”,并导致企业开工不足,利润率下降,下岗失业增加,导致通货紧缩,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稳定发展。

 

    二是加剧经济秩序的混乱。

在我国高收入阶层中,有少数人的收入不是通过诚实劳动和正当手段获得的,而是通过非法手段和不正当手段获得的。

有人把我国的非法收入概括为“红、黄、蓝、白、黑”五色收入,其中,红色收入是利用职权的腐败所得;黄色收入为淫秽收入;蓝色收入指走私收入;白色收入指贩毒收入;黑色收入指黑社会团伙的收入。

除非法收入外,还有人通过偷税漏税、制假贩假、甚至压低工人工资等不正当手段,获取高额收入。

这些人虽然为数极少,但其暴富的现实在社会中引起了相当强的负面示范效应。

任其发展,势必把我国正常的经济秩序引向无序和混乱。

 

    三是产生信任危机,威胁政治与社会稳定。

如果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过大,贫富反差过分突出,广大职工看不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前景,在一定程度上就会产生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危机。

而且,如果收入差距过大导致群体性贫困或某些群众利益损失过度,还将引发群体性矛盾和冲突,严重威胁国家政治和社会稳定。

 

    二、对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原因的双重分析 

    从20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和城镇居民个人收入差距的现实出发,可以看出,导致我国城镇居民个人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既有合理因素,也有不合理因素。

 

    从合理的因素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市场经济按效率分配的原则是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合理拉大的基本原因。

目前,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实行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方式,这种分配方式引进了市场竞争机制,允许资本、技术、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因此,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企业和不同个人之间由于经济发展状况、自然条件和竞争环境的差别,以及个人天赋的差异,收入差距的存在和扩大就成为难以避免的现实。

它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必然要求。

 

    第二,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客观上决定了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

按照库兹涅茨倒“U”字型曲线原理,一个社会在经济起飞阶段,基尼系数会随着人均GDP的提高而上升,只有进入中等发展水平后,基尼系数才会随着人均GDP的提高而下降。

这是因为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初期,为了加速经济发展必须贯彻效率优先的原则,这就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拉大,基尼系数上升;而当这个国家达到中等发达水平后,由于经济基础相对比较雄厚,可以拿出较多的财力进行国民收入再分配,这样就可以相对缩小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降低基尼系数。

我国目前正处于高速增长的经济起飞阶段,在这个阶段,社会各个基层收入差距的相对拉大,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第三,不同地区和不同部门的经济增长效率不同,为不同地区和不同部门城镇职工收入水平的提高提供了不同的经济基础。

我国东部沿海的上海、北京等地区整体经济发展、特别是第三产业发展较快,这是该地区职工整体收入高于其它地区的重要原因。

而该地区第三产业的发展,又成为金融保险、邮电通讯等第三产业部门收入水平上升较快的重要因素,进而拉开了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

应当看到,在一定程度上,它和产业结构调整联系在一起。

 

    第四,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提高是职工收入差距扩大的另一个原因。

一般来说,脑力劳动者所进行的人力资本投资大于体力劳动者,其收益理应得到补偿。

目前,我国城镇职工队伍中脑力劳动者集中的行业的平均工资虽然还低于体力劳动者集中的行业的平均工资,但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已得到明显的改善。

 

    第五,各种相关政策性因素的影响也是造成职工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收入分配领域逐渐破除平均主义、“大锅饭”,实行合理拉开收入差距的政策,在国家机关逐步实行公务员工资制度,在企业实行工资与效益相挂钩,从而为收入差距的合理拉开奠定了制度基础。

 

    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不合理因素来看,主要包括下述几方面原因:

 

    第一,由行业或部门垄断所形成的收入差距。

众所周知,我国正处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历史时期,不同所有制企业尚未形成平等的竞争环境,一些带有垄断性的行业,依靠在国民经济中的垄断地位,在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中,获得高额垄断利润。

这就造成了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

据有关调查,目前我国国有金融保险证券业,电力、电讯业,煤气和自来水业及烟草业等,都不同程度存在由垄断地位所带来的较高收入。

 

    第二,由对生产要素占有初始不平等所造成的收入差距。

对生产要素占有的初始不平等,使企业间经济效益差距拉大。

就公有经济内部来讲,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由于资本的来源不同,则导致了两者间的收入差距。

因为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投资来源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由国家财政直接拨款,即使投资体制改革以后,全民所有制企业信贷来源仍比集体企业容易得多。

相反,集体企业则比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资金筹集困难得多。

这种生产要素占有的不平等,导致企业之间苦乐不均,劳动者之间机会不均,从而造成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异。

 

    第三,由管理上的漏洞和腐败现象等所导致的收入差距。

一方面在产权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管理体系漏洞较多,监督方法落后,使大量国有资产在市场的资源配置过程中,被少数掌管权力的无形之手攫取,造就了大量的“穷庙富方丈”。

另一方面,以权谋私、贪污受贿屡禁不止,偷逃税款、走私贩毒屡见不鲜,官商勾结、警匪勾结泛滥猖獗,不仅产生了一批贪官污吏,同时也产生了一批通过不法手段谋取暴利的暴发户。

 

    第四,由劳动力市场不完善、劳动力不能充分流动所形成的收入差距。

劳动力市场不完善表现在多方面:

1.国有企事业单位在用人方面,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但往往是“能进不能出”,单位所有制的影响仍然根深蒂固;2.劳动力流动受到政策、体制因素的制约,如户籍制度;3.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劳动力的流动。

劳动力市场发展不完善,限制了劳动力自由流动,使工资机制丧失了差距诱导功能,从而难以在全社会形成均衡工资。

由于劳动者不能自主择业,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一经形成就难以改变。

这种现象在地区差别和城乡差别中尤为明显。

    第五,由工会职能弱化、劳资双方市场竞争地位失衡所造成的收入差距。

工会是职工利益的代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会是劳动力市场上代表工人与资方谈判的市场竞争主体。

但是由于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对国有经济进行改制和放权的同时,工会制度改革相对滞后,工会还不能完全代表职工参与收入分配政策、工资水平和各项福利待遇等的制定。

面对普遍拥有用工权和工资水平决定权的企业,工人只能是企业收入分配的被动接受者。

这就导致劳动力供求双方的市场竞争地位失衡,使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绝对的强势地位,职工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

因此,在我国劳动力供给总体上大于需求的市场条件下,企业利用其市场竞争中的强势地位,压低工人工资水平和应有的福利水平,提高剩余占有率,也是导致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合理拉大的重要原因。

 

    三、化解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矛盾的对策选择 

    以上分析表明,导致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既有合理因素,又有不合理因素。

但不论其原因是否合理,收入差距的过分拉大都会对经济和社会产生不良影响。

我们的目标是既要保持城镇居民收入合理拉开差距,又要避免收入差距过大,特别是要避免收入差距的不合理拉大。

这就要求我们针对造成收入差距的不同原因采取不同对策,重点突破收入差距问题的主要矛盾。

 

    1.立足于发展化解收入差距过大问题。

收入分配中的差距是经济发展中的差距,发展中的差距要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来解决。

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就是在我国加快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由此也就决定了我们同样要立足于改革和发展的思路来积极寻求化解这一问题的实际对策。

因此,必须始终抓住发展生产力不放松。

生产力越发展,消除收入差距过大的社会条件就越具备。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发展生产力的思想认识水平显著提高,国家可集中调配的财力也明显增加,这无疑为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问题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和思想基础。

 

    2.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理清和整顿收入分配秩序。

目前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现状,除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之外,还在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政策和方式缺乏统一和规范。

由于分配的源头上就较为混乱,所以,二次分配的调节作用也解决不了源头上的不公。

据有关部门测算,在我国工薪阶层的薪金收入中,属于制度内的收入不足全部收入的一半,在相当多的部门中,制度外收入占到了主体地位。

再加上垄断、偷逃税款、权钱交易、走私、贩毒等社会腐败现象的滋生,使收入分配失衡愈发凸现。

因此,国家必须从宏观分配政策上加大和扩展制度内收入,缩小以至取消制度外收入,并要限制垄断,遏制权力投机,消除腐败毒瘤,加大扫黄打黑力度,从而达到保护合理收入,调整不合理收入,打击非法收入的目的。

 

    3.强化再分配功能,合理调节城镇居民收入差距。

市场经济条件下,再分配是国家调节收入差距的基本手段。

由于收入差距是市场调节的必然结果,因此,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无一例外,都通过税收和社会保障等社会再分配机制,来调节由初次分配所造成的过大的收入差距。

为有效化解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矛盾,在实际工作中,必须不断改进和完善社会再分配功能。

在这方面,一是要进一步完善和加强个人所得税制度,以强化对高收入阶层的调节,并减轻中低收入阶层的税收负担;二是要加紧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重点是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完善和普遍推行。

 

    4.建立体现职工参与收入分配权利的工资协商谈判机制。

如前所述,我国城镇职工在企业中的弱势地位是收入差距过大的重要原因,所以,建立完善的劳动收入分配机制,改变职工在收入分配中的弱势地位,是缓解收入分配差距矛盾的重要措施。

工资协商谈判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企业、雇主或其组织为一方,以雇员为另一方,双方在政府的指导协调下,就企业工资和福利待遇等收入分配进行协商的制度。

它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采用的工资制度。

我国目前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劳动关系已由计划经济下国家和劳动者的关系,转变为市场经济中企业和劳动者的关系。

这种新型劳动关系是建立在经济利益基础上的双方当事人关系。

在这种新的劳动关系下,如果分配仅由经营者做主,既不符合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原则,又为企业利用其强势的地位盘剥工人收入提供了条件。

因此,建立体现劳资双方利益的工资谈判制度,是我国劳动关系变化后的必然要求,是从源头上化解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最有效、也是最重要的选择。

   作者:

沈伟 任静 来源:

党政干部学刊20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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