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欧国家的外交政策定位取向及影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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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欧国家的外交政策定位取向及影响
中东欧国家的外交政策：
定位、取向及影响
孙晓青、王莉
2013-2-2718:
56:
57 来源：
《欧洲研究》2004年第2期
内容提要：
冷战结束后，“加（欧）盟入（北）约”是中东欧国家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首要目标。
从政治、经济、历史与地缘安全利益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中东欧国家将采取“亲美不脱欧”的外交选择。
同时，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在中东欧国家的外交政策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短期内这些国家将使正在形成的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和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受到大西洋主义的影响；从长远来看，中东欧国家将因与欧盟的利益融合而加快“欧洲化”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
中东欧 外交政策 跨大西洋关系 欧洲政治一体化
冷战结束后，谋求加入北约与欧盟，密切与美国、欧洲的关系成为中东欧国家外交与安全战略的最优先抉择。
虽然伊拉克危机中美欧矛盾加深使这些国家的“西向”外交面临“两个西方”的困惑，但大部分国家成为北约与欧盟成员的前景不可逆转。
未来中东欧国家不会做美国的“特洛伊木马”，而是成为立足欧洲的“大西洋主义派”。
与此同时，中东欧还将通过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力求实现自身经济与安全利益的最大化。
中东欧的这种外交与战略抉择会给跨大西洋关系和欧洲一体化带来哪些影响?
本文试图就此进行一些探讨。
一
与美国保持良好而密切的关系，通过加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来寻求安全保障，是中东欧国家对美国外交的基本出发点。
与此同时，历史因素和国力因素以及“9·11”后美国全球战略的变化，对后后冷战时期中东欧国家的对美外交也发挥着重要影响。
从中东欧诸国数百年的历史来看，这些国家一直是欧洲列强的争夺对象，大多处于被主宰的地位。
波兰自1772年三次被瓜分（前两次是被俄普奥三国，后一次是被德苏两国）的历史厄运至今使其外交战略文化含有强烈的忧患意识。
[1]英国、法国在二战中策划的“慕尼黑阴谋”也长期给捷克民族带来对欧洲大国的苦涩记忆。
冷战时期，中东欧国家被纳入“雅尔塔体系”，成为苏联的“卫星国”，使其主权形同虚设。
由于中东欧在历史上反复成为其“大邻国”利益的角逐场，这些国家在获得自主后民族自尊和独立要求格外强烈。
但从国力因素来看，这一地区大多是中小国家，尽管不幸的历史记忆使它们对沦为大国的附庸心怀警惕，但由于国力弱小，外交与安全资源相对有限，故在外交与安全政策上难以真正独立。
因此，美国和北约被其视为平衡欧洲各大力量的重要因素。
它们希望通过拉近与美国的关系来增强自己在欧盟内的影响力，避免在入盟后沦为“二等公民”。
作为中东欧地区第一大国的波兰，更想效仿英国，通过与美国发展特殊关系来确立自己在欧盟内的特殊地位和影响。
[2]
在后后冷战时代，中东欧国家所面临的安全威胁已从单纯的军事威胁，转为不同程度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的双重威胁。
由于它们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存在差异，不同国家的安全危机感程度也不尽相同。
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不再与俄罗斯为邻，捷克入盟后其邻国更是“清一色”的欧盟成员，因而这些国家对“来自东方”的军事威胁的担心逐渐减少。
但只因俄罗斯在可预见的将来不在欧盟之内，其发展前景具有不确定性，故与其邻近诸国对俄罗斯仍存疑虑。
靠近“东方边界”的波兰对其邻国乌克兰、白俄罗斯发展前景不明朗可能造成的地区动荡也心存担忧。
巴尔干地区虽然目前局势趋缓，但波黑、塞黑境内的科索沃省仍处于国际力量“保护”之下，马其顿仍靠维和部队维持秩序，众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使这些国家期望通过保持与美国的密切关系，使美国在未来可能发生的地区冲突中，采取有利于自己国家的解决方案。
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和马其顿等国为争取早日加入北约，也需极力迎合美国。
此外，中东欧国家对日趋增多的非传统威胁的担心也在上升，如潜在的种族、宗教和社会冲突，非法移民，有组织犯罪，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环境污染、自然灾害和瘟疫等等。
这些常常具有跨国性质的威胁，中东欧国家坚信只有通过一个有效的集体安全组织才能对付。
中东欧国家倚重美国和北约的安全保障，是因为它们或多或少对欧盟的防务力量心存疑虑。
一方面，欧盟的军费预算、武器装备和技术与美国“相差甚远”，中东欧对欧盟在中短期建立自己的独立防务力量缺乏信心。
另一方面，中东欧国家还担心欧盟独立防务成为北约的竞争力量会导致美欧关系不和。
因此，在欧盟制宪会议的有关讨论中，大部分候选国均十分关注欧洲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与北约的关系问题。
如斯洛伐克表示，“任何弱化或质疑大西洋纽带的可能性均应排斥”。
波兰更强调“所有防务改革的进行均应同时尊重与维持北约的作用”。
[3]加之俄罗斯在欧洲的定位不明确，许多中东欧国家认为在安全上依靠北约、拉住美国的格局必不可缺。
[4]它们普遍认为，美国更有实力对欧洲提供可信的安全保证，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与北约在欧洲的存在是绝对必要的。
[5]特别是“9·11”事件发生后，随着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重点的变化及伊拉克战争后美欧矛盾的进一步突出，“拯救北约”，不使美国对其失去吸引力，[6]维持美国对欧洲的义务，稳固跨大西洋联盟关系，已成为许多中东欧国家对美国外交的重要目标之一。
为此，它们支持美国提出的诸如建立快反部队、全力反恐等北约转型建议，为美国在北约内使用军事手段创造机会。
这也是诸多中东欧国家支持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及伊拉克战争的主要原因。
对许多中东欧国家而言，北约不仅是军事联盟，而且也是政治联盟。
加入北约有助于巩固和加强新生的民主制度，防止集权主义和极端主义死灰复燃，因此北约也是这些国家政治稳定的保障。
罗马尼亚外交部在申请加入北约的宣传材料中表示：
“加入北约和加入欧盟是两个相辅相成的目标……加入北约不仅意味着融进一个安全体系，而且意味着融进一个大体上与欧盟重合的价值、习俗和知识的共同体。
虽然加入北约并不自动导致加入欧盟，但加入北约是在准备加入欧盟的过程中取得重大进展的基础。
”[7]
必须指出的是，美国将中东欧视为实现本国全球战略的借重力量，对中东欧实现其战略目标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美国对中东欧国家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各方面的转轨“狠下功夫”，设想通过北约东扩，从地缘政治上进一步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填补冷战结束初期中东欧地区的安全真空，进而巩固与扩大“冷战成果”，并确立以美国为核心的欧洲安全结构。
美国对欧盟东扩存在复杂心理，但总体上支持中东欧加入欧盟，认为此举对美国利大于弊。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明确表示，“对所有东南欧国家最好的解决办法不是一味地划分边界，而是进一步融入欧洲一体化。
”[8]原因在于：
其一，美国认为中东欧入盟是“欧洲—大西洋结构的扩充”[9]，而欧洲的稳定与繁荣符合美国的利益；其二，美国认为欧盟东扩只是“水平扩展”而非“垂直深化”，与欧洲国际影响的提升并无必然联系。
[10]
近年来，特别是“9·11”事件发生以来，因欧美在处理一些国际事务时理念与政策取向多有不同，美欧矛盾加深。
欧盟独立倾向的日益抬头，美国全球战略与安全战略的变化，促使美国对欧洲及中东欧政策作出新的调整。
大部分中东欧国家在伊拉克战争中支持美国，使美国认识到其强烈的安全依赖。
因此，美国希望通过强化与中东欧的关系，使其在欧美矛盾中发挥杠杆作用。
正如美国政府内的新保守主义势力所“盘算”的，利用“新欧洲”国家来牵制“老欧洲”，用“正在东扩的北约”牵制“正在扩大的欧盟”。
这在美波关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美国欧盟决策，使“波兰思想”成为欧盟主流思想的组成部分。
[11]从伊拉克战争中欧盟内部矛盾及欧盟制宪会议的受挫，美国对波兰样板的培植效果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美国也认识到，美欧关系若真的渐行渐远，从战略上、经济上对双方均不利，故美国也需要借助这些国家对欧美矛盾激化的担心，在其入盟后增强欧洲内部大西洋派的力量，使之成为调和美欧矛盾的“建设性纽带”。
[12]
“9·11”后，中东欧在美国全球安全战略中的地位亦明显提升。
美国五角大楼智囊人士巴尔耐特认为，中东欧正好位于滋生恐怖主义的“空洞”区与在全球化中受益的“核心”区之间的“接合部”，[13]对于美国反恐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美国希望通过加速北约东扩进程，使中东欧新成员“成为除英国以外，美国在北约内最可信赖的盟友”，“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全球反恐做出贡献”。
[14]与此同时，谋划通过驻欧军事基地重心的“东移”和“南移”——从西欧移至波兰以及黑海沿岸的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国，提高美军快速向中东及高加索地区调兵的能力。
美国的种种举措在顺应调整后的本国安全战略需求的同时，也顺势满足了中东欧的安全需求，并对德国等反对美国出兵伊拉克的欧洲国家起到某种警示作用。
二
加入欧盟是冷战结束以来中东欧国家的长期战略目标。
伊拉克战争中欧美冲突给中东欧国家的外交政策带来巨大震荡。
其表面现象似乎是，在德法与美国的分歧中，中东欧国家是美国“无条件”的联盟伙伴，中东欧国家入盟后将对欧盟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但综合分析，中东欧国家对欧盟的战略目标不会改变，将采取“亲美不脱欧”的外交选择。
这一结论基于冷战结束后中东欧国家与欧盟的关系以及中东欧国家的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分析。
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是为自身建立政治、经济与社会广义的安全保障的长期战略。
入盟后中东欧国家可获得仅靠北约军事联盟难以全面提供的政治与社会稳定。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入盟对改善中东欧国家的经济环境，解决其资金、市场和就业问题具有决定性作用。
因此可以说，中东欧国家把“安全”托付给北约及美国的同时，其“发展”目标则期望通过加入欧盟来实现。
“入盟”是中东欧国家“安身立命的归宿”。
[15]
中东欧国家进入“大欧洲”区域集团，可以获得新的发展契机。
虽然中东欧国家进入欧盟对自身的竞争力和市场也有一定的抑制因素，但它们普遍认为，入盟利大于弊。
与欧盟的地区整合可对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结构调整和制度改革带来诸多好处：
第一个方面，中东欧国家将全面采用欧盟框架内的法律和法规，完善内部政治经济机制，推进经济结构与政策调整。
其宏观经济政策将纳入欧盟《马约》规定的稳定框架，按照趋同标准进行协调。
中东欧国家将建立统一的市场机制，同时为共同市场的有效运作建立促进公平竞争的市场监督机制和统一的对外经济管理体制。
[16]国家的社会保障和金融机制以及信息结构也将随之改进；第二个方面，可获得巨额财政补贴，有利于结构调整。
中东欧国家经济结构相对落后。
如其农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普遍高于欧盟平均水平，其中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等国比欧盟平均水平（2·3%）高出一倍，匈牙利、爱沙尼亚和立陶宛的比重更高一些。
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比重高达21·1%和17·6%。
根据2002年欧盟哥本哈根首脑会议达成的协议，中东欧国家入盟后，在2004-2006年间即可获得农业补贴和扶贫等援助基金共约400亿欧元。
[17]新成员国入盟初期获得农业直接补贴的25%，到2006年比率增到35%，2013年时可获得100%的农业补贴。
此外，在道路、环保、污水处理、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新入盟国还可得到相当数量的入盟基金；第三个方面，进一步融入欧盟市场，促进经济增长。
在入盟之前已签订《欧洲协定》的中东欧国家与欧盟实现了大部分商品的自由贸易，目前波、捷、匈、保、罗、斯洛伐克六国70~85%的商品出口欧盟。
中东欧国家直接投资的66~90%来自欧盟。
欧盟已成为中东欧最大的贸易伙伴和引资来源。
入盟将使它们完全进入欧盟市场，消除《欧洲协定》中对某些出口产品的限制，东西欧的商品、投资与劳务往来将会进一步加快发展。
由于以上原因，虽然入盟也会因市场开放而招致一定的竞争风险或冲击，但由于中东欧国家预计获得的利益更大，所以入盟成为中东欧国家坚定不移的政策。
如果说经济动机促使中东欧国家决心加入欧盟的话，那么在参与正在成型过程中的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的问题上，一些中东欧国家却怀有不同程度的保留。
波兰外交部计划司主任罗曼·库斯尼尔认为，欧洲需要有独立性，给欧盟及其周边地区提供安全和稳定保障，并参与全球制度。
但当前欧盟能否成为有完全行动能力的国际行为者还未可知。
[18]总体上看，中东欧国家，包括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斯洛伐克等国对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是审慎肯定的，但其官方表态却表露出明显的低调。
[19]捷克的布拉格国际关系研究所的专家拉德克·科尔的看法很有代表性：
中小国家出于成本原因愿意参加更紧密的防务和军备合作，但在定位上面临两方面的难题，一方面是欧洲安全与防务的意义和目的以及它对欧美关系产生什么后果，另一方面是在北约和欧盟的法律身份。
[20]伊拉克战争以来，波兰、捷克和斯洛伐克等国对其外交政策进行了大讨论，对在北约与欧盟两个结构中如何为自己上“双保险”，已有了基本的认识。
中东欧国家的顾虑并非在于与欧盟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有原则分歧，而是担心欧洲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与北约发生冲突，不希望它削弱北约内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更不希望欧美分裂导致欧盟成员国出现分裂。
鉴于中东欧多数国家认为欧盟的外交与安全政策代表着欧洲认同性的重要部分，中东欧国家还是从欧洲利益出发，原则上支持发展欧洲外交与安全政策，因为“欧洲目前的地位与19世纪的美国相似，有经济实力，但不具备相应的政治与军事实力。
当前民族国家仍对欧洲的决策进程有决定性影响，应该促进建立一种共同的政策机制，使欧洲更有行动能力。
但其条件是，欧洲的安全与防务政策目标应纳入跨大西洋合作的战略构想”。
[21]也就是说，中东欧国家所期望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和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的核心目标不仅在于自身保护，而且必须照顾到“欧洲认同性”的平衡，即加强欧洲外交与防务政策能力不是以对美国构成制衡均势为目标，而是以加强欧美协调的大西洋联盟关系、不与美国的政策发生冲突为前提。
中东欧的外交政策与欧盟“大欧洲”构想高度统一，因而双方的政策有较大的互动影响。
在中东欧“回归欧洲”和欧盟扩大的构想中，欧洲一体化的功能主义对中东欧的入盟进程起了推进作用。
欧盟将中东欧入盟候选国以及联系国纳入欧盟规定的经济框架，意在为“大欧洲”经济创造稳定协调发展的基础。
借助中东欧转轨经济的活力，欧盟将在全球化时代提高竞争力，成为经济上与美国并驾齐驱的战略一“极”。
[22]除了经济因素外，促进中东欧入盟也是欧盟对自身进行的“安全投资”。
欧盟在2003年6月公布的首份安全战略报告中指出，“对某一成员国的大规模入侵已不可能”。
但国际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及跨国犯罪已成为欧盟当前面临的三大新威胁。
欧盟将东扩首先作为“安全圈”的扩大。
一方面，在扩大后的欧盟内，与新成员合作解决这些国家本身因转型而产生的非传统安全问题，避免新成员对原成员带来“威胁输入问题”[23]。
另一方面，希望新成员协助欧盟向邻国“辐射稳定”，确保扩大后的欧盟的周边安全。
应该说，中东欧与欧盟在地区安全和经济方面的利益交汇对中东欧国家的外交政策取向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三
保持与俄罗斯的稳定关系是中东欧国家外交与安全政策中的战略目标之一。
这首先是由地缘政治因素决定的。
同时，地缘经济因素在中东欧国家对俄罗斯外交政策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1989年剧变后，中东欧国家在谋求加盟入约的同时，普遍采取了疏远俄罗斯的政策，双方关系在相当一段时期处于“冷和平”状态。
普京当选俄罗斯总统后欧俄关系的明显升温，以及“9·11”后美俄关系的总体改善，为双方改善关系创造了有利的客观环境。
大批中东欧国家加入北约与欧盟已成定局，也使这些国家具备了务实发展与俄罗斯关系的平和心态，其对俄罗斯外交思维趋于开放与理性。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东欧国家对俄罗斯的戒备之心已经荡然无存。
其俄罗斯观仍具有双重性。
一方面，俄罗斯的西化与欧化、双方良性互动是欧洲安全的最好保证。
因此，大多数中东欧国家相继与俄罗斯签订了政治友好条约，恢复并开展了与俄罗斯的经济合作。
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与俄罗斯成功解决了多年悬而未决的债务问题，对有争议的难题则表示要“留待历史学家去解决”。
但另一方面，基于历史阴影，俄罗斯现存国力、国际地位及其国内的“非民主化倾向”，中东欧担心“俄罗斯作为一个专制大国的野心与潜力并未改变”，[24]主张与俄罗斯关系不能拉得过近。
随着这些国家成为欧盟成员，它们同样不希望欧俄关系走向两个极端——恶化与孤立俄罗斯会使其帝国野心反弹，而欧俄关系过于密切又会引起中东欧担心。
因此，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等国均已提出要在欧盟与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国关系的“新邻居政策”中发挥重要作用。
这些国家试图积极介入欧盟对俄罗斯政策的制订，通过主动把握欧俄关系的深化尺度来实现三大利益目标。
首先是安全利益。
中东欧国家并不反对欧俄关系的深化，认为应利用自身历史渊源、文化传统及丰富经验等独特优势，协助欧盟向俄罗斯“输出稳定”，扩大欧洲安全圈。
但它们对欧盟“毫无保留地接受俄罗斯目前体制”颇有微词，认为欧盟发展与俄罗斯的关系不应以“牺牲民主原则”为代价。
因而，它们希望促使欧盟“密切关注俄当局对言论自由的压制，武装力量影响力的持续上升”等问题，并“对俄政治解决北高加索问题施压”。
[25]中东欧非常希望通过巩固俄罗斯的民主化方向及乌克兰、白俄罗斯的西方化进程，来确保扩大后的欧盟东方边界不致成为“新铁幕”，消除潜在的不稳定根源，并避免冲突引发的非法移民、难民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对欧盟的威胁。
其次是经济利益。
几乎所有中东欧国家均严重依赖俄罗斯的初级能源产品，特别是天然气。
如2000年斯洛伐克97%的天然气依靠从俄罗斯进口。
[26]中东欧剧变以来，一些国家试图实现能源供应多元化。
如捷克经过十余年努力，15%的天然气从挪威进口，6%来自德国，但目前仍有78%的天然气进口依赖俄罗斯。
出于能源安全考虑，稳定与俄罗斯的关系对这些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与此同时，这些国家也希望通过积极介入欧俄能源合作，避免俄罗斯控制整个欧洲能源市场。
中东欧发展与俄罗斯的关系还基于提升自身战略地位的考虑。
近年来，俄罗斯逐渐意识到，未来欧盟新成员既可能成为“妨碍俄罗斯多层面与西方拉近关系的障碍”，也可能成为“俄罗斯加速发展与欧洲深远关系及实现政治经济目标的推动力”。
[27]因此，俄罗斯日益关注中东欧在其对欧外交中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已将中东欧国家作为其实现“入欧”战略的重要桥梁。
在对外经济政策上，俄罗斯将该地区视为进入欧盟市场的门户。
特别是在俄罗斯能源出口方面，其最重要的输气走廊通过波兰、斯洛伐克和捷克与西欧相连。
有鉴于此，中东欧若在欧盟的对俄罗斯政策中发挥积极作用，凸显自己在欧俄合作中的重要性，不仅是中东欧实现自身与俄罗斯有关利益的一张王牌，同时也是提升其在欧盟内部地位的有效手段。
中东欧将以此证明，它们“不光是欧盟利益的纯粹获取者，也将成为欧盟利益的建设者”。
[28]
四
美国战略学家戴维·卡莱欧认为，战后的欧洲是在四个连环体系内发展，即大西洋联盟、欧洲一体化、全球经济体系以及“大欧洲”体系，[29]这些体系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并矛盾。
从不同体系的逻辑、动力和发展路径切入分析，可以看出中东欧入盟后的外交影响特别集中在跨大西洋联盟体系和欧洲一体化体系。
中东欧国家的外交政策以欧洲—大西洋关系为基石。
因此，中东欧国家入盟后的外交作用首先体现在欧洲的跨大西洋体系方面。
中东欧国家的入盟将给复杂多变的跨大西洋关系增加粘合因素，加重欧盟内大西洋主义的分量。
近年来中东欧国家在经济上与欧盟国家日趋紧密。
但在伊拉克战争中，中东欧国家却对美国表示“忠诚”，这表明当前安全战略因素是其外交政策的优先重点。
其大西洋主义外交政策选择的基本出发点是需要美国成为欧洲的平衡力量和安全保障，这是综合考虑安全环境因素的结果：
首先是俄罗斯因素。
俄罗斯在欧洲还没有明确的定位。
中东欧对欧盟与俄罗斯过于接近、对俄政策过软是有担心的。
不论是其逐渐减弱的“硬威胁”，还是日渐上升的“软威胁”，都令中东欧国家感到需要建立欧盟之外的“再保险”。
特别是波兰和巴尔干国家需要美国在内的跨大西洋安全结构对其不稳定性或安全威胁提供保障。
其次是德国或欧洲大国因素。
一些中东欧国家担心一旦跨大西洋关系受到削弱，美国退出在欧洲的军事存在，德国将成为欧洲的支配大国。
出于深刻的历史教训，波兰和捷克尤其希望将德国套在跨大西洋的多国联盟内，以保障自身安全并发展“平等”的关系。
从以上因素来看，中东欧国家的外交与安全政策以密切跨大西洋关系为优先重点（甚至认同“美国治下的和平”），并不意味着它们完全认同美国的安全与战略理念，而是从自身安全利益出发，需要借助美国建立平衡的安全结构，消除威胁因素，在欧洲大国之间巩固自身地位。
应该看到，慕尼黑交易和雅尔塔体系等历史因素使中东欧国家在外交上产生了特殊的防范和独立意识。
前一“安排”使其成为大国幕后交易的牺牲品，后一“安排”使其成为前苏联的附庸。
历史余悸令中东欧一些国家担心，假如让美国撤离欧洲或跨大西洋联盟瘫痪，等于将其命运交予“德法轴心”。
如果法德另搞一套，中东欧国家将有被“边缘化”的风险。
中东欧国家更加提防的是出现“德法俄轴心”。
欧洲大国与俄罗斯过于接近，可能使中东欧国家受到排斥，这是违背中东欧国家安全利益的。
以上考虑将促使中东欧国家入盟后努力维持跨大西洋联盟关系。
所以尽管中东欧国家与欧盟之间的贸易量约占其贸易总量的60~70%（如波兰70%出口面向欧盟，美国只占约3%），直接投资也主要来自欧盟国家，但如果在短期内欧美再度发生激烈冲突，影响到跨大西洋关系，中东欧国家仍然可能不同程度地与美国外交与安全政策保持直接联系，包括提供军事基地和参加美国的国家导弹防御体系，甚至不排除一些“亲美”的国家在某些情况下被美国外交政策“工具化”的可能。
可见，中东欧国家的外交战略选择实际上是被动的，它取决于安全环境的变化以及欧盟包括法德对其政策的调整。
究其实质，其大西洋主义的外交与安全政策取向实际上是受欧洲与全球形势影响的产物。
但是，中东欧国家对外战略的大西洋主义倾向仍然是有其限度的。
基于不同的民族特性、历史经历和地缘地位，各国的外交政策取向也不尽相同。
拉姆斯菲尔德给中东欧国家冠以“新欧洲”的称谓，但实际上中东欧国家并不是一个外交政策完全相同的集团，更没有在欧盟内结成“大西洋山头”的动机和意向。
可以这样说，受俄罗斯或德国因素影响较大的国家因防范紧迫感更强，因而“亲美”成分更明显一些，如波兰和巴尔干国家。
相比之下，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亚的“亲美”程度要少一些，其“亲美”政策有着明显的短期策略的性质。
在伊拉克危机中，虽然八个中东欧国家曾共同签字支持美国对伊政策，但并不表明这些国家完全认同美国的外交政策。
尽管波兰在伊拉克战争中对美国“最为忠诚”，但其与美国的双边关系也有矛盾。
[30]更何况欧美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差异同样可以在中东欧国家得到印证，[31]民众中的欧洲倾向可能逐渐影响到中东欧各国的外交政策选择。
随着传统安全威胁因素的逐渐减弱，经济因素将对中东欧国家的外交与安全政策产生更为重要、直接的影响。
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功能主义作用，对中东欧国家“欧洲化”的潜移默化将更加明显。
2003年欧盟的扩大进程加快，一部分效应已经出现。
[32]从中长期来看，鉴于中东欧国家基本的外交与安全政策目标是期望跨大西洋两岸的政策和战略“兼容”，而不是分裂欧洲—大西洋联盟，更不是削弱欧盟，因此随着安全威胁因素的减退以及经济利益的不断融合，中东欧国家的外交政策将与欧盟国家逐渐“趋同”，并在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发展的进程中，呈现“欧洲化”的趋势。
总之，安全因素使中东欧国家需要维护与美国的亲密联盟关系，而经济与社会因素又使中东欧国家是“最亲欧”的大西洋联盟成员。
这两种因素决定中东欧国家不会与大西洋联盟中的任何一方疏远，更不会与之为敌。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中东欧国家不会做美国的“特洛伊木马”，而是立足欧洲的“大西洋主义派”[33]，其外交政策一方面以密切跨大西洋关系为前提，另一方面也不违背欧盟加强东西欧的地区整合、提高联盟的地缘经济与政治分量的战略和政策。
中东欧国家的大西洋主义外交取向表明，弱国需要“美国治下的和平”、小国期望“搭便车”[34]的政策取向仍然是冷战结束后一种国际关系的典型现象。
但是，与冷战期间的一边倒不同，中东欧国家仅靠与一方结盟不能实现其利益目标，而必须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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