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对晚清文学革命的作用及影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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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对晚清文学革命的作用及影响
梁启超对晚清文学革命的作用及影响
晚清文学革命的成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梁启超的贡献也主要表现在这些方面：
一、散文的解放
甲午战争以后，新派学者竞相著述，一般地说，他们使用的都不是原来意义的古文。
康有为、谭嗣同、严复，章太炎等都以自己的实践，不同程度地改变着古文的风貌。
至少也使古文由无用变为有用，由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变为宣传维新，鼓动革命的工具，由束缚思想的枷锁变为传播新思想的利器，为文体改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就连以古文家自居的林纾，实际上也打破了桐城派的樊篱。
但比较起来，坚持文体改革，取得巨大成功并产生广泛影响的，当首推梁启超。
他的学生吴其昌在《梁启超》一书中说：
“当时一班青年文豪，各自推行着各自的文体改革运动．如寒风凛冽中，红梅、腊梅、苍松、翠竹、山茶、水仙，虽各有各的芬芳冷艳，但在我们今日立于客观地位平心论之；谭嗣同之文，学龚定庵，壮丽顽艳，而难通俗。
夏曾佑之文，更杂以《庄子》及佛语，更难问世。
章炳麟之文，学王充《论衡》，高古淹雅，亦难通俗。
严复之文，学汉魏诸子，精深邃密，而无巨大气魄。
林纾之文，宗绪柳州而恬逸条畅，但只适小品。
陈三立、马其昶之文，祧祢桐城而格局不宏。
章士钊之文，后起活泼，忽固执桐城，作茧自缚。
至于雷鸣潮吼，恣肆淋漓，叱咤风云，震骇心魄，时或哀感曼鸣，长歌代哭，湘兰汉月，血沸神销，以饱带情感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洋洋万言，雅俗共赏，读时则摄魂忘疲，读竟或怒发冲冠，或热泪湿纸，此非阿谀，惟有梁启超之一文如此耳!
”这里对各家的评论未必尽是，但从整体上看，我以为这个比较是恰当的，符合实际的。
梁启超的散文所以能吸引当时的读者，首先是因为它有振聋发聩，令人耳目一新的思想内容。
从《时务报》起，他就选取国人所密切关心的题材，为救亡图强、变法维新而锥心泣血，奔走呼号。
一部《变法通议》，在今天看来简直平庸极了，三尺童子亦知其必难成功。
但当时人却认为“于中国贫弱窳败之故，洞究原本，俾圜颅方趾之伦，昭然发其蒙蓓，微管之望，中外翘仰”。
[1]报上所论，国人目为“新说”，因此“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分，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趣之，如饮狂泉”。
[2]
戊戌政变以后，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国风报》等，不仅“明目张胆以攻击政府”，而且以“救国”、“新民”为己任，以饱含情感之笔，写大有魔力之文。
在他公开与革命派论战之前，他的散文到处洋溢着“爱国爱群爱真理”的信念和热情，讨论国人关注的时政问题，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思想、新知识。
他把他的全部感情集中于笔端，或为祖国的危难而呼号，或为清廷的腐败而切齿，或为社会的黑暗而愤惋，或为民气之不振而痛心……在他的认识范围之内，他对旧事物的抨击不遗余力，对新思想的追求热烈执著。
他反对那种悲观丧气和无所作为的论调，主张“知不可为而为之”，他反对不负责任的旁观态度，宣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他深信中国不仅不会亡国，而且将经由“过渡时代”，由“老大帝国”而变为“少年中国”。
他号召人们为争取这个美好的前途而英勇奋斗。
凡此种种，都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进取精神和那个时代的时代潮流，有着一股震撼人心的强大力量，受到爱国人士，特别是有志青年的热烈欢迎，产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1902年黄遵宪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赞扬他的文章可以“震惊一世，鼓动群伦”，真是“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
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
”这里虽不乏同道之间的标榜之意，但也并非无中生有的阿谀之辞。
后来严复在给熊纯如的信中说：
“往者杭州蒋观云尝谓梁任公笔下大有魇力，而实有左右社会之能。
故言破坏，则人人以破坏为天经，倡暗杀，则党党以暗杀为地义。
”这里虽有为攻击而夸大之嫌，但也并非捕风捉影的诬妄之语。
直至30年代以后，郭沫若云：
”20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的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
”[3]郑振铎云：
“许多的学者们、文艺家们，其影“同与势力往往是狭窄的，限于一部分的人，一方面的社会，或某一个地方的，然而梁任公先生的影响与势力，却是普遍的，无远小届的，无地不深入的，无人不受到的——虽然有人未免要讳言之。
”[4]缪凤林亦云：
“其生平与著作关系最密……凡所著述，大抵气盛而文富，意诚而词达，加以‘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故一文之出，全国争诵，老师宿儒．犹深翘仰。
清末士气之奋发，思想之解放，梁氏之宣传，实与有大力焉。
虽其主张开明专制、拥护清帝，言立宪而不言民主’，言政治革命而不言种族革命，与国民党为政敌，其言论之攻击国民党者，无所不用其极；然《时务》、《清议》、《新民》诸报之出世，皆在《苏报》、《民报》之先，梁氏固不愧为新思想界之陈涉。
即后此民族民权之说风靡全国，亦以梁氏温和之理论与夫暴露满廷之失政及维新之绝望，为间接之动力。
至与梁氏政见相反之人，其初实多赖梁氏文章而启发志气，更不待论。
”[5]以上诸论，非臆想之说，泛泛之言，论者皆亲历其境，我们当作文献及证词读之可也。
试一翻检中国历代文学史，在梁启超之前，可曾有过某个作家的文章包含如此广博的内容、新颖的思想，产生过如此巨大的影响?
梁启超的散文所以能吸引当时的读者，还在于他创立了“新文体”这种雅俗共赏的、能够适应内容需要的新形式。
就文学本身的变革和发展来说，这一点有着更为突出的意义。
由于梁氏薪文体的推广和普及，影响和改变了整整一代文风。
陈子展在《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中说：
“那时海外的华侨、留学生，国内学堂里的教师、学生，尤其是报馆里的记者，都好读他的文章，好作他这派文章。
他们用这种文章向当道上书，向报馆投稿，来谈洋务，谈政治。
”李剑农在《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说：
“到辛丑年科举程式改变，废弃八股，改用策论后，一班应考的秀才童生们，骤然失了向来的揣摩工具，《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就变成了他们的’小题文府’、‘三山合稿’了；政府尽管禁止，国内却是畅销无滞；千千万万的士君子，从前骂康梁为离经叛道的，至此却不知不觉都受梁的笔锋驱策，作他的学舌鹦鹉了。
”郑振铎更说：
梁启超的散文，“最大的价值，在于他能以他的‘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的作风，打倒了所谓恹恹无生气的桐城派的古文、六朝体的古文，使一般的少年们都能肆笔自如，畅所欲言，而不再受已僵死的散文套式与格调的拘束；可以说是前几年文体改革的先导。
”吴其昌亦说：
“就文体改革的功绩论，经梁氏等十六年来的洗涤与扫荡，新文体的体制、风格，乃完全确立，国民阅读的程度一日千里，而收到神州文字革命成功之果了。
”
二、诗歌的革新
近代诗歌的革新肇始于龚自珍，张大于黄遵宪，定鼎于梁启超。
早在1868年黄遵宪就喊出了“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口号。
他要求打破旧传统的桎梏，反对摹拟古人，主张要写出“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而又“不失乎为我之诗”的作品。
这已经带有资产阶级文学改革的意味了。
但那时候，黄遵宪还是孤军奋战，未能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新派诗运动。
“诗界革命”作为一个运动，策源于北京菜市口附近相邻的三条小胡同——1895年秋冬间，夏曾佑住在贾家胡同，梁启超住粉房琉璃街新会馆，谭嗣同来京住北半截胡同浏阳馆，衡宇望尺咫，他们几乎天天见面。
在一起谈新学，作新诗。
不过起初的所谓新诗，只是“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非常在一块的人不懂”。
直至1899年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对这一段活动进行了总结，提出“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的新主张，诗界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同时他在《清议报》上开辟《诗文辞随录》，发表新派诗，后来又在《新民丛报》上连载《饮冰室诗话》，标榜新派诗人，把诗界革命推向新的高潮。
特别是《饮冰室诗话》，宣扬“诗歌首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提倡用诗歌“改造国民之品质”，主张革命首先当革其精神。
引进《诗话》的作品，或者宣扬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或者反映时事、攻击时弊，或者表彰爱国御悔的精神、忧国忧民的情怀、为国牺牲的壮志，或者表现崇高的人格、雄伟的气魄，或者表述进化论的哲学思想和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以及科技的进步带来的生活中的新事物。
这些都是旧文学中没有或罕见的，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武库中的东西。
在总的倾向上表现了那个时代先进人物的精神风库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现实。
这些现实主义的作品，加上梁启超的推荐评许，形成了——至少是推进了——包括南社在内的“鼓吹新学思潮，标榜爱国主义”的诗歌新潮流。
在形式革新方面，梁启超提倡“新语句”，甚至以“日本译西书之语句”人诗，提倡通俗化，“以民间流行最俗最不经之语人诗”，提倡史诗式的磅礴气势和宏伟规模，主张“诗不一体”，“惟作者所欲，极自由之乐”，提倡诗歌和音乐相结合等等，对近代诗风的转变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格律诗向自由诗的过渡作了精神上的准备。
正如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所说：
这个诗界革命，“在观念上，不在方法上”，“对于民七的新诗运动”“给予很大的影响”。
梁启超本人不以诗名，诗词作品也不算多，但他早期的诗自有一种踔厉风发、清新郁勃之气，表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进取精神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有强烈的时代感，在近代诗坛上亦可自成一家，诗如《去国行》、《雷庵行》、《读陆放翁集》、《壮别二十六首》、《纪事二十四首》、《留别梁任南汉挪路卢》、《刘荆州》、《赠别郑秋蕃兼谢惠画》、《留别澳洲诸同志六首）、《自励》、《志未酬》、《举国皆我敌》、《二十世纪太平洋歌》、《拆屋行》、《赠台湾逸民林献堂兼简其从子幼春》等；词如《水调歌头》、《贺新郎》，《十五小豪杰题词》等，放到祖国诗词之林里，亦不失为佳品。
特别是这些作品中表现的火山喷发似的激情，曾给当时的有志青年以很大的激励，致使他们在多少年之后还记忆犹新。
例如他的《自励》二首，作于1901年，直到1919年左右周恩来同志留学日本期间还把其中的一首抄赠给同学王朴山先生。
[6]周恩来同志的“大江歌罢掉头东”诗，在命意和遣词上也颇受梁启超《去国行》等诗的影响。
又如李墨卿的《墨园随笔》中有两段话亦能说明问题。
《乙卯归国日记》：
“晚十钟抵市门，是晚停泊此处，予只身于舱上散步，夜中明月皎洁，风平浪静，因忆梁任公先生渡太平洋歌，再三朗诵，气为之壮。
”《墨园随笔序》：
“最后借几句成语说明我的主张与国政前途之感想：
主张：
十年以后须思我，举国若狂欲语谁!
……”这都足以证明梁启超的某些诗篇人人之深、生命之强。
他的诗词在风格和形式上也纵横恣肆，波澜起伏，雄健豪迈，形式多样，不拘一格，有时直接以散文句法入诗，说理同抒情相结合。
汪国垣《光宣诗坛点将录》说他“才气横厉，不屑拘拘绳尺问”。
郑振铎说：
“他的诗也自具有一种矫俊不屈之姿，也具有一种奔放浩莽，波涛翻涌的气势，与他的散文有同调。
”都可为的评。
郭沫若更说：
“他的许多很奔放的文字，很奔放的诗作，虽然未脱旧时的格调，然已不尽是旧时的文言。
在他所受的时代的限制和社会的条件之下，他是充分发挥了他的个性，他的自由的。
”[7]
三、小说的崛起和戏剧的改良
小说的崛起是近代文学发展到高潮阶段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晚清文学革命的重要成就之一。
中国的小说虽起源甚早，代有发展，且有许多古典名著，足为祖国文学争辉，但在文学观念上却少有人视其为文学正宗，在社会观念上则普遍视之为“闲书”，如果说谁嗜读小说，无异于说他玩物丧志。
迨梁启超之小说界革命论出，人们看小说才另换了一副眼光。
梁启超从小说最善于反映社会人生，最能满足人类认识社会的需要的角度，肯定了小说的社会价值；又从小说有燻，浸、刺、提四种力，最能吸引人，感动人的角度，肯定了小说的文学价值，从而给小说以“文学之最上乘”的地位。
他还号召有志于改造社会的政治家以至魁儒硕学，都来关心以至从事小说的革新．和新小说的创作。
这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鄙薄小说的传统观念，而且鼓舞了一大批作者自觉地去从事创作和译作，从而促成了晚清小说的空前繁荣和普及，正如吴趼人在《月月小说发刊词》中所说：
“吾感夫饮冰子《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之说出，提倡改良小说，不数年而吾国之新著新译之小说，几于汗万牛，充万栋，犹复日出不已，而未有穷期也。
”小说创作的大量涌现和小说家队伍的飞速壮大，也改变了长期以来诗文宗主文坛的文学结构。
今天，在卓立如林的文艺之邦里，小说已经蔚为超级大国，短中长篇小说，无论数量上、质量上、艺术上以及反映社会、抒写人生的深度和广度上，都大有领袖文坛的气象，在各种文艺形式中，比较起来，小说也最受读者欢迎。
汉的文坛是赋的天下，唐的文坛是诗的天下，宋的文坛是词的天下，元的文坛是曲的天下，明清时代小说虽然得到长足的发展，但并未取得统治文坛的地位，晚清迄今的文坛才是小说的天下。
这虽然是由时代的变迁和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所造成，但梁启超辈的首倡之功，我们是不应该忘记的。
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论，强调小说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实际上提出了文艺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主张。
在当时，这是一种崭新的、带有革命性的观点，能够适应时代的要求，并且促成了一批揭露社会积弊，宣传维新和革命思想的作品的产生。
这一观点对当时激进的青年文学家亦有影响，例如鲁迅主张“欲救中国必须从文学开始”，不能不说多少带点梁启超的影子。
梁启超对小说的社会作用和艺术魅力进行正面的概括的论述，也改变了以序跋、评点、笔记等为主要体裁的传统小说理论形式，带有一定的开创性。
稍后出现的《小说原理》、《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等一系列小说理论文章，或直接承袭梁氏之论点，或受梁氏启迪而有以引申。
这类小说理论文章的涌现，体现了我国小说研究的新发展，标志着我国小说理论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即有一定学术体系的较系统的独立的研究阶段。
它们既是我国古代小说理论的总结和发展，又是从古代小说理论到现代小说理论之间的一个过渡桥梁。
在小说创作方面，梁启超算不上有什么成就，但他的《新中国未来记》是我国的第一部政治小说，是他关于小说界革命理论的一个试验品。
且不说该书前四回洋溢着高度的爱国热情和民主思想，表现出强烈的反帝和排满情绪，即使从小说发展史本身来说，尽管在写作技巧上存在着概念化的倾向，但作者试图采用浪漫主义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手法，反映现实生活，抒写美好理想，塑造中国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人物类型，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胆的尝试。
稍后出现的《黄绣球》、《狮子吼》、《玫瑰花》、《东欧女豪杰》等，同《新中国未来记》属于同一种类型。
这类小说的最突出的特点是塑造了作者心目中理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管塑造得是否成功，都可以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文学发展的一个标志，因此在小说发展史上不能不给以特殊的地位。
当时人还把戏剧视同于小说，因此，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论中也包含着对戏剧革命的呼唤。
在《小说丛话》、《饮冰室诗话》等著作中，他又专门从文学发展的角度肯定了戏剧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指出小说、戏曲的发展是祖国文学的一大进化，戏曲为文学中之“大国”，韵文中之“巨擘”，其代表作家足与世界文豪相颉颃；他还从戏曲本身的特点肯定了戏曲的文学价值，指出曲本体裁较为自由，能够根据作者的意图，“淋漓尽致”地描写环境、表达感情，“各尽其情”地塑造不同类型的人物，总而言之，较易于表现纷纭复杂的社会生活；他还分析了中国乐学退化的原因，呼吁对雅乐和俗剧进行改良，介绍了戏曲对西方社会的影响，提出了改良中国戏曲的设想；他用新观点评价古典戏曲名著，也有开辟风气的意义。
在戏剧创作方面，梁启超的贡献同在小说方面一样，主要在于开新，而不在于有成。
特别是他的《新罗马传奇》的前六出，作者在其中满腔义愤、痛快淋漓地揭露了独裁者的罪恶、卖国者的丑行，满怀激情、笔酣墨饱地表现了革命者的崇高思想、壮烈情怀。
作品中描述的几个正面人物，包括无名的烧炭党男女二首领在内，同黄克强、李去病、狄必攘、黄绣球、苏菲亚、晏德烈、陈千秋等一样，是我国创作文学中首批出现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或民间志士的形象，在文学史上应有划时代的意义。
《新罗马传奇》还是我国戏剧史上第一部以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史为题材的传奇剧本，在本世纪初的传奇杂剧创作中起着转捩风气的关键作用。
在旧剧没落的沉闷气氛中，它异军突起，独树一帜，为传奇杂剧创作输入了新血液；它的新颖的题材、新鲜的思想，奔腾的激情，不为音律所拘的词藻，也成为挣脱格律枷锁的有力榜样，为传奇杂剧创作开辟了新途径。
他在1905年创作的广东戏本《班定远平西域》，不仅同样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而且在形式上有了更大的突破。
该剧大量使用民间曲调，更通俗，更具地方色彩，并且在对白中夹杂外语，让剧中人着西装登场，甚至让大同学校师生手执标语彩旗登场，欢迎班定远凯旋归来，带点后世活报剧的性质。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这种手法运用得是否成功姑且不论，套用一句梁启超的话说，在那个思想闭塞的时代，非用这种鲁莽疏阔的手段不足以烈山泽以辟新局，其意义正在于此。
这种手法的运用，同文明戏和早期话剧的兴起是步调一致的。
阿英认为，这类班本“对于后来的戏曲改革运动，有很大的影响。
”[8]所言极是。
四、翻译的勃兴
数晚清之翻译家，人必推严、林，此固不谬，但是不应忘记，于晚清翻译之勃兴有大贡献者尚有梁启超。
梁启超的贡献首先在理论鼓吹上。
早在1896年，他作《论报馆有益于国事》，论及报刊体例，首推“广译五洲近事”，认为如此“则阅者知全地大局与其强盛弱亡之故，而不至夜郎自大，坐眢井以议天地”。
以后他又陆续发表了《西学书目表序例》、《论译书》、《大同译书局叙例》、《读日本书目志书后》、《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西政丛书叙》、《译印政治小说序》、《论学日本文之益》等一系列文章，论证之透辟，规划之精详，当时诸家实无出其右者。
梁启超指出：
“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
”他一方面尖锐批评了自江南制造局起以迄当时译书的种种弊病，一方面提出“择当译之本”、“定公译之例”、“养能译之才”三条主张，其中许多具体意见，汇各家之说，至今仍不失其学术理论价值。
他反对“徇华文而失西义”和“徇西文而梗华读”这两种倾向，主张“凡译书者，于华文西文及其所译书中所言专门之学三者具通，斯为上才，通二者次之，仅通一则不能以才称矣。
……三者之中，又以通学为上，而通文乃其次也。
”[9]这种见解，至今仍有实际意义。
毫无疑问，梁启超的翻译理论对晚清翻译事业的勃兴和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和指导作用。
梁启超还非常重视翻译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例如他在《夏威夷游记》中表示，他“将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
在《新中国未来记》第四回《总批》中，他主张“取索士比亚、弥尔顿、摆伦诸杰构，以曲本体裁译之”，以为“必取泰西文豪之意境、之风格，熔铸之以入我诗，然后可为此道开～新天地”。
在《饮冰室诗话》中，他讴歌荷马、莎士比亚、弥儿敦，田尼逊，谓“其诗动亦数方言，伟哉!
勿论文藻，即其气魄固已夺人矣”。
希望有志青年能为索士比亚、弥尔顿，以报国民之恩。
这种自觉地主动地试图从外国文学汲取营养，以丰富和改造中国文学的主张的提出，在当时是需要一点革命精神的。
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看，这一点更有意义。
至于他的《译印政治小说序》、正如阿英先生所说：
它“是阐明翻译小说重要性最初的理论文章”、“从‘有关世道人心’，到可以作为政治及社会改造的武器，这是对小说理解的长足的进步。
因此，大家便注意于小说的翻译，而范围也依次渐广，形成极繁荣的局面。
同样的，由于国人对翻译小说的注意，在写作上也受了很大影响。
”[10]
梁启超自己也从事翻译。
在晚清翻译极端繁荣的情况下，翻译的形式也多种多样。
有直译派，可以周氏兄弟为代表；有意译派，可以严、林为代表；有改译派，如苏曼殊之《惨世界》；有译述派，则当以梁启超为代表。
梁启超也有以意译为主的作品，例如《佳人奇遇》、《十五小豪杰》等，也产生过不小的影响，但他的主要贡献却在译述。
梁启超主张将西方的学术思想作无限制的尽量输入，于是便更多地采取了较为便当、较易被读者理解的译述方法。
他所做的多种泰西学案、《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岁兰夫人传》，以及《饮冰室自由书》的某些章节，其实大多是自日人的翻译中转述过来的。
就翻译本身来说，自然以直译和意译为正宗。
但就当时的情况而言，译述对传播新思想和推动翻译事业的发展起过更普遍的作用。
梁启超自己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
“壬寅癸卯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
然皆所谓“梁启超式”的输入，无组织，无选择。
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而社会亦欢迎之。
盖如久处灾区之民，草根木皮、冻雀腐鼠，罔不甘之，朵颐大嚼，其能消化与否不问，能无召病与否更不问也，而亦实无卫生良品足以为代。
”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郑振铎在《梁任公先生》一文中说：
梁启超介绍西方的哲学、经济学等学说，“他的根据当然不是原著，而是日本人重述、节述或译文。
然而因了他的文笔的流畅明达，国内大多数人之略略能够知道培根、笛卡儿、孟德斯鸠、卢梭诸人的学说一脔的，却不是由于严复几个翻译原作者，而是由于再三重译或重述的梁任公先生”。
王哲甫在《新文学运动史》中也说：
“至于个人方面介绍西洋学术文化，当推梁启超为最有功绩之人。
梁氏自戊戌变法失败后，即逃避日本，蛰居饮冰室中，专心著作，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卢梭的自然主义，培根的经验哲学，笛卡儿派的推理哲学，罗兰夫人的革命事迹，以及平等自由等等新思潮，均由梁氏由日本转介绍于中国。
他的《饮冰室文集》，现在虽然不像以前为青年人所爱读，但在那时候却是最新颖的学术，而发生极大的影响。
”
五、报刊的发展和新文学队伍的联络
梁启超是资产阶级维新派最有影响的新闻理论家。
他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农会报序》、《萃报叙》、《蒙学报演义报合叙》、《知新报叙例》、《清议报叙例》、《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等，集早期资产阶级新闻理论之大成，开后起资产阶级报刊之新风，实为我国新闻学史之重要文献。
中国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是在外患日急，内政腐败，经济凋敝，思想闭塞的情况下登上政治舞台的，他们又无权无势，无拳无勇，所靠只有一个名存实亡的光绪皇帝，所以他们的事业只能从扩大宣传、争取群众人手。
因此，维新派的领袖们无不重视报刊及学会，梁启超对此尤屡屡言之，所谓“度欲开会，非有报馆不可，报馆之议论既浸渍于人心，则风气之成不远矣。
”[11]所谓“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
”[12]所谓“发端经始，在开广风气，维新耳目，译书印报，实为权舆。
”[13]至于他对报刊作用的强调，对报刊内容的规划，前已略及，兹不赘述。
不过有一点还需要特别提一下，即他指出“有一人之报，有一党之报，有一国之报，有世界之报”，并且公开承认他主办的《时务报》以及《知新报》为“一党之报”，而，《清议报》则“在党报与国报之间”。
[14]承认报刊的党派性，也就承认了报刊的阶级性，这证明了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新兴资产阶级对自己的力量和事业的正义性的自信，比20年代以后的资产阶级报刊用“公正”、“客观”等字样掩盖其阶级实质，所胜多多。
这个认识决定了报刊宣传的政治倾向，他们从理论和实践上把报刊作为新兴资产阶级向封建地主阶级进行斗争的重要工具，也充分证明了他们借报刊推行的文学革命的阶级性，说明这时的近代文学确已进入资产阶级文学的新阶段。
梁启超的资产阶级新闻学理论之所以有力量、有影响，还程于他有丰富的办报实践作后盾。
他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第一份机关报《中外纪闻》和第一份面向社会的正规报刊《时务报》的主笔。
这是百日维新以前国内最有影响的报刊，戊戌政变后，他又第一个创办了《清议报》，以后又办《新民丛报》，开辟了海外宣传阵地。
他还创办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份专刊小说的杂志《新小说》，并在上面开辟了史无前例的《小说丛话》专栏。
在同类报刊中，因为它们创办最早，规划最完善，持论最新颖，实际上起了样板的作用，继起者多以为轨范。
例如他自己说：
“《时务报》起，一时风靡海内，……《时务报》后，澳门《知新报》继之。
尔后一年间，沿海各都会继轨而作者，风起云涌，骤十余家，大率面目体裁悉仿《时务》，若惟恐不肖者然。
”[15]又如黄遵宪说：
《新民丛报》发行后，“此半年中中国四五十家之报，无一非助公之舌战，拾公之牙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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