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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实验表明,天然生物中药含有的硒多糖在抗癌基因层面上具有三大强抗癌功能:

一是抑制癌基因表达,促进抑癌基因表达;

二是阻断癌细胞能量供应,使癌细胞因能量枯竭而死亡;

三是破坏癌细胞端粒酶活性,使癌细胞不能异常增殖分裂而凋亡。

有些生物中药在临床上虽没有这些直接抗癌作用,但经过有机组合、科学配伍,取其相须相使、相恶相杀、相辅相成、刚柔相济、优势互补、

增效减毒等等,可提高药物效应,加强抗诱变和反突变的作用。

此外,有些天然生物中药具有清除自由基、抑制脂质过氧化活性

作用。

自由基是人体在氧化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有害分子,其主要危害是导致人体细胞发生脂质过氧化,从而引发包括肿瘤在内的

多种疾病。

因此,清除自由基,是防止细胞变异和阻断细胞突变的比较理想的手段之一。

据我国台湾医界证实:

癌症的发生与染色体变异密切相关,研究发现,若染色体变异率大于4.02%,罹癌风险将增加9倍。

中医药防治肿瘤如何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在新世纪取得长足的进步,能够有新的突破,这是治疗肿瘤须时刻思索的问题。

今将中

医药治疗与基因治疗的思路联系起来作一研究,以求索发展方向

与奋斗目标。

基因是遗传物质的基本单位,是负载特定遗传信息

的DNA片断。

研究发现,在正常人体细胞中都有癌基

因的存在,但绝大多数人并不因此而发生肿瘤,于是知道正常细胞中的癌基因是不活跃的,只有在它被“激活”后才会罹患肿瘤。

正常情况下它们为什么不“活化”?

为人体细胞内有专门对付癌基因的克星,这种防护作用的遗传物质基础就是“抗癌基因”。

人类肿瘤的发生一般为无性系起源,即绝大多数肿瘤起源于单个细胞的恶变,而在统一组织中的其余大部分细胞都能抗御这种过程。

正如《内经》中所说: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

这表明,癌基因参与肿瘤发生,而人本身又有与之相对应的防护机制以拮抗这种过程。

中医学称之为“相生相克”、“一阴一阳”、“阴阳平衡”的关系。

然而一旦在诸如致癌剂、辐射等致癌因素影响下,抗癌基因受到损害,癌基因便会过分活跃,两者失去协调。

这种“阳衰”(抗癌基因失活)、“阴盛“(癌基因激活)的结果是诱发细胞染色体中的基因变异,致正常细胞过分增殖而成肿瘤细胞。

2肾阴肾阳调控平衡

《内经》中说:

“肾为先天之本……元阴元阳之府。

”肾阴与肾阳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为用,阴阳互根,处于相对平衡协调状态,如一旦受某种因素影响,两者失去协调,即发生包括肿瘤在内的多种疾病。

因此,调控

肾阴肾阳之间的平衡,对调控癌基因表达与抑癌基因的表达有极大的相关性。

基因健康,细胞稳定,身体健康;

基因受损,细胞变异,疾病缠身。

因此,保护身体健康,首先要保护整体的基因健康。

以这一辨证思维方法,求得整体基因平衡,才有可能战胜局部病变,达到消除肿瘤的目的。

中医学认为,若机体失去阴阳平衡,治疗时就应调整阴阳,使之趋于平衡。

而通过肾阴肾阳的调节作用,

可达到机体的相对平衡。

肾阴肾阳为诸脏阴阳的根本,诸脏之阳全赖肾阳以煦之,诸脏之阴全赖肾阴以濡之。

肾的生理功能和病理表现都可用肾阴和肾阳两个方面来概括,它们是中医学认为最重要的脏腑,是各脏器的

调节中心。

肾阳,又称元阳、命门之火,是肾脏生理功能的动力,也可以说是人体热能的源泉。

肾所藏的精(包括先天、后天之精)均需命门之火温养,才能发挥其滋养体内

组织器官和繁殖生育等作用。

特别是后天脾胃的运化须肾阳的温蒸,才能更好地发挥消化运输的作用。

在此同时要认识到阴阳双方既是对立,又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

如张介宾在《景岳全书》中说:

“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阳得阴助则生化无穷;

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阴得阳升则泉源不竭。

”如运用得当,对整体治疗肿瘤则大有裨益。

由此观之,在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对于肿瘤的防治,中医与现代医学完全可以找到共同语言,主动积极地参与到多学科的研究中去,以最经济、科学、合理应用中草药资源,充分发挥中医整体治疗的优越性。

3扶正祛邪,探寻规律

恶性肿瘤这个病比较复杂。

在同一部位的肿瘤可出于不同的原因,并表现出不同的症状;

不同部位的肿瘤又可出于同一原因,并表现出类似的症状。

这对认识和治疗肿瘤带来不少困难,但这决不是说恶性肿瘤就不可认识,在治疗中就没有规律可循。

中医学认为,病有千变,医有千方,但在千变万化中总是有其共同的规律,其总的治疗原则都离不开“扶正”和“祛邪”两个方面。

治疗其他病是这样,治疗肿瘤亦同样如此。

早在两千多年前,我国第一部经典医学著作《内经》中就提到肿瘤的病因是由于“邪气居其间”“久而内着”。

其意思是说:

当致病因素侵入人体,长期停留在体内时,就会引起机体的病理变化,导致机体某一局部组织的破坏或增生,逐渐形成一个肿物——肿瘤。

明代《医宗必

读?

积聚篇》中说:

“积之成者,正气不足,而后邪气居之。

”说明正气虚弱,邪气(致癌因素)侵入,时间一长,就会引起机体的病理变化。

古人的这些看法,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远不能认识和掌握肿瘤病理的根本性质,然而在千百年前,已经提出肿瘤的发病原因是内外两方面因素所致。

因此,在治疗上,应“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它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

笔者认为肿瘤的发生原因确实是由于外因邪气邪毒(致癌因素)侵入,蕴聚于脏腑、经络等处;

内因正气不足,阴阳长期失调,气血运行失常,郁结壅塞而形成余赘所致。

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讲,通常认为是由于致癌物质的浸润,使人体免疫系统的抗病机能降低,机体正常

细胞由量变至骤然增生恶变,最后形成癌肿。

因此我们认为总结前人医疗实践的经验,对今天征服癌症是大有帮助的。

肿瘤患者不同阶段其机体生命活动状态和精神、情绪、生活环境等因素都不一样。

中医学对肿瘤防治研究的着眼点集中在患者邪正力量对比的过程中,以排除多因素的微妙影响、调理阴阳的盛衰和气血津液的盈虚通滞、协调脏腑功能为治疗手段,以抑制癌瘤生长扩散、并逐步消除其存在为治疗目的。

其疗效高低除受患病时间长短、患者体质、精神等因素影响外,还与中医理法方药运用是否得当密切相关。

4辨证精准,权衡利弊

中医学的整体观、恒动观思想在治疗学上的运用怎样?

如果脱离了中医辨证施治的原则,对整体与局部,邪气和正气,外因与内因等多种因素的复杂影响,以及癌症过程中,正邪双方的动态发展就无从把握。

最终导致辨病不辨证状态,使抗癌中药效价发挥受到不同影响,尤其是生活、情绪、环境等因素对患者的影响更大。

因此辨证是否正确,也是关键。

如患者脾胃虚弱,胃纳不佳,湿浊较甚,而以滋阴凉血等抗癌中药治疗,则必然加重湿遏气滞的程度,而使原来比较突出的脘腹痞闷纳呆情况更加严重;

如血虚的癌症患者用破气破血的抗癌中药,则必然加重其气血亏虚程度,使心悸气短、神疲乏力等症更加严重。

因此,我们认为抗癌中药的运用,也不能脱离辨证这个原则,只有瞄准癌症不同阶段发展变化的矛盾焦点,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抗癌作用。

若血瘀而补,则愈补愈塞;

气滞而补,则愈补愈困;

寒凝而补,则愈补愈闭;

湿遏而补,则愈补愈滞……其结果必然导致表里不通,升降不行,三焦气机壅滞,脏腑功能紊乱,病情加重。

因此,不能简单地把攻邪作为癌症治疗的唯一手段,更不能置症情不顾,以剧烈有毒的中药作为治癌的法宝。

因此,只有一方面总结前人长期临床实践的经验,同时汲取现代科学的新知识、新经验、新理论,并正确掌握中医辨证施治的治疗原则和具体体现出机体的整体观、平衡观、恒动观的辨证思维以及患者的精神、情绪、生活环境等多种微妙因素的影响,认真地实行中医辨证施治的特色优势,才有可能征服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癌魔。

新世纪医学是整体观的系统医学,这是中医的特色。

其中蕴藏着许多朴素的辩证分析思想,中医在治病用药过程中强调整体阴阳平衡,在中药的使用上,重视组方和科学配伍的概念,是一个完整的系统论医学。

辨证施治,体现了中国传统医学的个性化治疗理念,可为人类的健康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临证承启中医药防治肿瘤从基因层面探讨  摘要:

基因是遗传物质的基本单位,人体正常细胞中的癌基因是不活跃的,只有在被“激活”后才会罹患肿瘤。

而调控肾阴肾阳之间的平衡,对调控癌基因表达与抑癌基因的表达有极大的相关性;

中草药类的天然生物细胞分化诱导剂与人体细胞的基因有亲和力,对人体各组织器官功能有全面提升效果,能为失序的生理机能找回新的平衡。

将中医中药治疗肿瘤与基因治疗肿瘤的思路联系起来。

可以预言,二者在系统生物学和基础上进行整合,将为医学的发展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医学当随时代而发展。

中医药防治肿瘤如何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在新世纪取得更长足的进步,能够有新的突破,是我临证时刻思索的问题。

近年来在学习和接受有关系统生物学、系统医学和基因组学等现代新知识的过程中,我深受启迪,倍受鼓舞,对中医中药防治肿瘤的前景更加充满信心和期待。

现试就个人的一些粗浅认识,将肿瘤的中医药治疗与基因治疗的思路联系起来作一探讨,以求索发展方向与奋斗目标。

  基因是遗传物质的基本单位,是负载特定遗传信息的DNA片断。

研究发现,在正常人体细胞中都有癌基因的存在,但绝大多数人并不因此而发生肿瘤,于是知道正常细胞中的癌基因是不活跃的,只有在它被“激活”后才会罹患肿瘤。

那么,正常情况下它们为什么不“活化”?

因为人体细胞内有专门对付癌基因的克星,这种防护作用的遗传物质基础就是“抗癌基因”。

人类肿瘤的发生一般为无性系起源,即绝大多数肿瘤起源于单个细胞的恶变,而在统一组织中的其余大部分细胞都能抗御这种过程。

正如《内经》所说: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例如,吸烟会导致肿瘤高频率发生,但有些多年吸烟的人并不罹患癌症,个别晚期肿瘤患者甚至会发生自行性消退。

这表明,癌基因参与肿瘤发生,而人体本身又有与之相对应的防护机制以拮抗这种过程。

  正常人体中,抗癌基因负责机体细胞的正常发育过程及其不同特性的表现;

而癌基因与细胞的增殖生长有关。

正常情况下,这两种活动是相互配合、协调统一的,从而完成正常的生命功能活动,这在中医学称之为“相生相克”“一阴一阳”“阴阳平衡”的关系。

然而一旦在诸如致癌剂、辐射等致癌因素影

响下,抗癌基因受到损害,癌基因便会过分活跃,两者失去协调。

这种“阳衰”(抗癌基因失活)、“阴盛”(癌基因激活)的结果,是诱发基因变异,致正常细胞过分增殖而成肿瘤细胞。

《内经》中说:

”肾阴与肾阳是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相互为用,阴阳互根,处于相对平衡协调状态,如一旦遇某种因素影响,两者失去协调,即发生包括肿瘤在内的多种疾病。

因此,调控肾阴

肾阳之间的平衡,对调控癌基因表达与抑癌基因的表达有其极大的相关性。

基因健康,细胞活跃,身体健康;

基因受损,细胞变异,疾病缠身。

因此,保护身体健康,首先要保护基因健康。

以这一辩证思维方法,求得整体基因平衡,才有可能战胜局部病变,达到消除肿瘤的目的。

  肿瘤是一种复杂的多基因疾病,目前认为与肿瘤相关的基因至少有2000多个,接近人类基因组的10%,其病程长,变化多。

现已证实,中草药类的天然生物细胞分化诱导剂,与人体细胞的基因有亲和力,对人体内各组织器官功能有全面提升的效果,能为失序的生理机能找回新的平衡———当进入人体

各组织,使体内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内分泌系统、消化系统等协调稳定,增强人体的免疫系统,提升巨噬细胞、自然杀伤细胞、T淋巴细胞、B淋巴细胞等的作战能力,同时释放出消灭肿瘤细胞的因子,如肿瘤坏死因子和干扰素等,进而达到抗肿瘤的目的。

如在实验中发现,天然生物中药含有的硒多糖在抗癌基因层面上具有三大强抗癌功能:

一是抑制癌基因表达,促进抑癌基因表达;

二是阻断癌细胞能量供应,使癌细胞因能量枯竭而死亡;

三是破坏癌细胞端粒酶活性,使癌细胞不能异常增殖分裂而凋亡。

有些生物中药在临床上虽没有这些作用,但经过有机组合、科学配伍,取其相须相使、相恶相杀、相辅相成,使刚柔相济、优势互补、增效减毒等等,可提高药物效应,加强抗诱变和反突变的作用。

此外,有些天然生物中药含有抑制脂质过氧化活性,具有清除自由基作用。

自由基是人体在利用氧化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有害分子,其主要危害是导致人体细胞膜发生脂质过氧化,从而引发包括肿瘤在内的多种疾病。

因此,清除自由基,是防治细胞变异和阻断细胞突变的比较理想的手段之一。

  由上观之,在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对于肿瘤的防治,中医与现代医学完全可以找到共同的语言,包括病因、病机、治疗等层面。

而对中医来说,关键在于在坚持自身优势的同时,更要正视自己的不足。

由于历史的原因,从根本上来说,对人体机制缺乏深入细致的基础性了解,这也影响了对于病理机制和药物作用机制的了解和准确把握。

我们不能将“不足”强调为“特色”,并因此未能很好接受新知识、新理念。

应该认识到,不足之处,正是潜力所在,故当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克服片面性,增强自觉性,主动积极地参与到多学科的研究中去,以利最经济、科学、合理地应用中草药资源,更充分地发挥中医整体治疗的优越性,进而提升中医的学术地位。

  吴仪副总理在2004年全国中医药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

“要切实推进中医现代化……要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在不断实践的基础上,借鉴、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和技术手段,对既有的经验进行系统总结,制订科学的评价方法和技术标准,逐步实现中医诊疗的规范化,促进中医的现代化发展。

  有权威专家提出,被大家公认的新世纪医学应该是循证的、整体观的系统医学。

这是中医的福音,因为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医学,虽然存在着上述之先天不足,但蕴藏着许多朴素的辩证分析思想及系统论的观念。

中医在治病用药过程中强调整体阴阳平衡,在中药的使用上,重视配伍,“君臣佐使”

的概念是一个完整的系统论的思想。

在治疗上也十分注重个体的差异(人类个体差别正在于基因的不同),以及人与天时、地理、社会、环境间的关系,所谓因人因时因地而异,辨证施治,体现了中国传统医学的个性化治疗理念。

可以预言,中医和现代医学在系统生物学的基础上进行整合,相互扬长补短,将为医学的发展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从而创新出现系统医学体系,为人类的健康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活血化瘀法则治疗肿瘤与展望

摘要:

40多年来在中医、中西医结合肿瘤临床研究中,对活血化瘀法则的研究从未中断,也有多项令人鼓舞的研究成果,但总体来讲并不令人满意。

我们感到就活血化瘀法则应在临床及实验等方面加以进一步的探讨,使该法则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活血化瘀法则作为中医常用疗法,历来受到医学家的重视。

40多年来在中医、中西医结合肿瘤临床及实验研究中,对该法则的研究从未中断,也有多项令人鼓舞的研究成果,但总体来讲并不令人满意。

近年来在肿瘤的诊断、治疗等方面的研究有代表性的文献综述如下。

1肿瘤血瘀证的诊断意义

恶性肿瘤的主要特征是肿块、有形可征、坚硬不移,属于中医的血瘀证范畴。

临床证实恶性肿瘤病人的确处于明显的高凝状态。

高凝状态一般又与病情轻重有关,随着病情不断

加重,癌细胞不断生长、浸润、转移,机体逐渐显示高凝趋势。

血瘀是肿瘤形成发展的主要病理机制,而且出现在各个病理阶段,因而不同时期使用活血化瘀方药对肿瘤的防治有

重要临床意义[1]。

齐氏以血液凝固性变化为指标,对41例病人进行了有关检测,以阐明胃癌血瘀的变化特点,结果表明胃癌病人处

于明显的高凝状态,血小板聚集性增加,与血小板粘附、聚集有关的血浆因子Ⅷ(ⅧR:

Ag)相关抗原含量增加而参与灭活凝血酶Ⅶ(ATⅢ)降低,加强吞噬细胞清除激活的凝血物质

血浆纤维结合蛋白含量(Fn)也降低,因而造成促凝和抗凝物质的动态失衡。

揭示了胃癌病人血瘀证的存在[2]。

胡氏将70例鼻咽癌患者随机分为活血化瘀汤组和非活血化瘀中药组(简称对照组),动态观察两组患者放射治疗中青紫舌发生情况及治疗前后血液流变性变化。

结果表明:

和对照组相比,活血化瘀汤组青紫舌发生率明显降低,且青紫舌出现时间也明显滞后于对照组,但血液流变性两组无显著性差异[3]。

2活血化瘀法则配合化、放疗李氏采用肝康冲剂配合肝动脉导管介入治疗原发性肝癌34例,并与单纯肝动脉导管治疗原发性肝癌31例进行了对照观察。

结果显示:

单纯化疗组、中西医结合组部分缓解率(PR)分别为6.5%(2/31)、11.8%(4/34),稳定率为41.9%

(13/31)、50%(17/34),中西医结合组优于单纯化疗组(P>

0.05)。

平均生存期、中位生存期两组分别为7.32、6个月;

8.72、7.5个月,中西医结合组比化疗组有所延长。

此外,中西医结合组在改善患者的临床证侯、提高带瘤机体免疫功能等方面也明显优于单纯化疗组。

提示联合用药不但可以提高对局部癌灶的抑制率,减轻化疗药物的毒副作用,而且改善肝功能,提高机体的免疫功能,延长生存期[4]。

严氏将初治鼻咽癌患者135例先行血液流变学检测共11项,其中3项以上异常者随机分为两组:

常规放疗组(对照组)46例,放疗加中药组(试验组)60例。

两组放疗方法及剂量相同。

试验组在放疗同时口服中药活化生津液60ml/日。

治疗前、后观察口腔粘膜反应,肿瘤消退情况,血液流变学变化及免疫功能改变,近期生存率。

结果:

试验组治疗后血液流变学有5项指标明显改善(P<

试验组远处转移率

3.3%,对照组5.2%(P<

试验组和对照组1年生存率分别为98.3%及97.8%,2年生存率分别为95.4%及94.3%(P值均>

0.05)。

结论:

活血化瘀中药配合放射治疗鼻咽癌可以改善其血液高粘状态,改善微循环,减少远处转移。

能否提高长期生存率尚待临床长期观察[5]。

张氏报告扶正增效方能提高肺癌放射治疗的近期疗效,其有效率为69.7%,高于单纯放射治疗组(40.9%,P<

0.05);

其癌转移浅表淋巴结缩小率80.07%,明显高于单纯放疗组(54.99%,P<

其食欲下降、口干咽燥、全身反应出现率为26.41%、67.65%和11.77%,明显低于单纯放疗组(57.14%、100%和42.85%,P<

陈氏采用中医活血化瘀与养阴生津法对鼻咽癌放射治疗增敏作用的前瞻性研究,随机化开放式平行设计,治疗组疗效比对照组提高12.8%(P<

两组治疗中和治疗后对白细胞的影响,治疗组影响较轻或少有影响,对照组对其影响的病例数较多较重,两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

两组对体液免疫和T细胞亚群的影响,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极显著性(P<

0.01);

治疗中对口腔的影响,治疗组对口腔反应较轻,而对照组则较重,两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

0.05)[6]。

万氏将100例食管癌患者随机分为两组,观察组临床症状改善率(92.0%),X片基本正常率(72.0%)及放射性食管炎发生率(24.0%),均较对照组有显著性差异(P<

分析认为,中药生军、姜黄、女贞叶对食管癌放疗有协同增敏及加速食管粘膜修复作用[7]。

3活血化瘀疗法的肿瘤外治章氏采用痛宁药袋(麝香、三七、桃仁、红花等)治疗癌性疼痛210例,总有效率97.62%。

提示该药袋有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的作用[8]。

周氏应用中药治疗对化疗耐药及内分泌治疗无效的晚期乳腺癌。

根据中医活血化瘀、软坚散结、清热解毒治疗晚期(Ⅳ期)乳腺癌的原则,以中药(抗癌止痛膏)内服及外敷,总有效率67%。

提示内治与外治并用,即整体与局部治疗,不仅使瘤体缩小,并止痛、抗感染、抗癌而不伤正。

通过活血化瘀,可降低血粘度,改善血液高凝状态,解除抗癌药和止痛药进入癌组织的屏障。

对化疗药及止痛药有增效作用,故除晚期乳腺癌外,还可用于治疗其它恶性肿瘤[9]。

4活血化瘀法则的不良作用

徐氏回顾研究了益气生血方剂中活血化瘀强度与气血双亏型胃癌转移率之间的相关性,显示两者有较强的正相关,提示气血双亏型胃癌转移率随活血化瘀作用加强而增高。

推测可能与该型胃癌血小板数量及聚集性下降、血浆纤维蛋白含量低及凝血抑制、纤溶增强易于肿瘤转移有关,且大多数活血化瘀方药具有抑制血小板聚集、抗血凝和增加纤

溶的现代药理机制。

进而建议气血双亏型胃癌,在血小板数量及聚集率明显下降、凝血时间明显延长及FDP高时,尽量降低方剂中活血化瘀强度,以避免促进肿瘤转移[10]。

赵氏认为,恶性肿瘤患者血浆t-PA活性明显增高,纤溶功能亢进,血粘度下降,对恶性肿瘤的局部浸润和全身转移有促进作用,故中医治疗应慎用活血化瘀攻法而应以扶正祛邪为治则可获良效[11]。

有人研究中发现肿瘤病人应用活血化瘀中药肝癌病人出血率增加提示该法则在肿瘤治疗中应该用之有度。

5几点共识与展望

针对活血化瘀法则在肿瘤治疗现状,目前以下几个结论

应当成为共识:

①肿瘤病人临床表现多见肿块,疼痛、出血,面色晦暗,舌质暗紫,有瘀斑、瘀点、爪甲有瘀点,脉涩等,可见恶性肿瘤血瘀证普遍存在,且随着病情变化有不同程度的改变。

临床

观察到手术、放化疗等手段亦会增加血瘀证的发生,或使血瘀证加重。

②活血化瘀法是治疗肿块的大法之一,对于改善病人症状,如疼痛、发热等,及病理体征疗效确切,但应视病证不同合理选用。

③该法则在肿瘤放、化疗减毒增效中的作用疗效可靠。

④该法则属攻法,应中病则止,不宜过量应用。

我们感到就活血化瘀法则应在临床及实验等方面加以深入探讨,以便使该法则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①尽早制订肿瘤血瘀证的诊断及疗效评定标准,使肿瘤活血化瘀法则研究更加科学化、系统化。

对活血化瘀法则治疗肿瘤加以全面、系统的临床及实验研究,使该法则在肿瘤

临床上得到进一步的定论②在实验研究方面应对于各种活血化瘀药物进行全面广泛的筛选,应重点研究活血化瘀药味或剂量上的差别、抑或是其他因素,与促癌转移的关系,以期得到进一步的研究结论。

并对有争议的活血化瘀中药如丹参,在20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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