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与潜在增长率基于长期视角的中国城市化增长效应评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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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与潜在增长率基于长期视角的中国城市化增长效应评估

一、引言

经济学文献中，对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上：

第一，为什么人口与经济活动会出现地理上的集中？

人口集中度的变化趋势如何？

马歇尔以来的传统解释认为人口与城市的聚集效应来自于技术外部性和交易成本的节约。

然而，从人口空间分布的趋势看，人口与城市的集中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呈现出明显的动态演进特征。

威廉姆森开拓性地研究了24个国家的城市人口空间集中度的演变过程，他指出城市的集中度往往会经历一个从发散到收敛的变化，即在城市化的初始阶段，人口会在某些特定的中心区域加速集中，然而，随着经济发展，后发的外围区域会出现追赶效应，人口的集中也开始向外围收敛，区域之间的人口分布会更加平衡，经济与收入差距也日益减小（Wlliamson，1965）。

日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城市化的初期，三大城市圈集中了全国45%的人口、55%的工业生产、72%的大学生，直到70年代，随着后发地区生产率的提高，人口也开始出现从三大城市圈向地方圈的逆向转移（Barro，1991）。

总体上观察，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城市人口的空间分布集中度往往会呈现一个“倒U形”的分散—集中模式。

第二，城市之间是否存在专业化分工？

跨城区交易网络如何形成？

理论上，不同城市的生产和交易方式、大城市和小城市的不同角色取决于城市的专业化分工，而分工的专业化与多样化又取决于城市劳动力的构成和人力资本的积累。

Henderson和Lee对美国、巴西、韩国和印度的经验研究表明，由于城市规模和教育水平的差异，不同城市的生产结构具有明显专业分工（Henderson，1988；Lee1997）。

所以，在他们统计的317个城市制造来样本数据中，分别有40%、17%、42%城市根本不存在计算机、电子元器件和航天制造业。

更为重要的是，不同行业的空间集中度和城市专业分工也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

Kim对美国的研究表明，虽然从1860年到1987年，美国整体上的城市集中度不断上升，但专业化分工程度却有显著下降，这意味着部分行业在美国不断消失。

进一步的研究同时也表明，小城市比大城市的专业化分工程度更高，一般意义上，大城市在商业服务、小城市在制造业上的专业程度更高（Kolko，1999）。

因此，既然不同城市存在明显的分工，那么一个跨城区的交易网络和城际交通网络就应该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三，公共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城市化，并最终影响着经济增长？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强调城市化的知识溢出效应，但仍需要解释政府、制度和公共政策如何影响城市化，并进一步影响经济效率与增长？

首先，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不仅影响城市生活成本，而且也影响着生产效率，它是信息和知识溢出效应得以实现的基础（Lucas，1988）；其次，土地与产权制度、地政府自治权、地方融资和债务规模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城市的规模和经济的增长（AdesandGlaeser，1995）。

再者，涉及人口流动、通讯和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公共政策会对城市系统、人口转移模式、区域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DavisandHenderson，2003）。

总体上，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人口密度、专业分工、知识溢出和技术进步、公共政策等一系列经济变量综合作用的复杂关系。

因此，表现在现实经验上，城市化既可以与高增长相联系，也可以也低增长甚至经济停滞相联系，城市化未必自然导致经济增长。

基于此，国内外文献普遍认为城市化路径和公共政策的选择对于经济增长才是至关重要的。

二、城市化与经济增长：

国际经验观察

从发展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的角度讲，城市化是一个空间转移过程，投资和就业机会驱动人口向城市的集中，并促进工业生产活动及服务业的城市聚集，而且人力资本和企业家的创新及对技术的生产性使用也反过来促进了城市的扩张和经济的增长（Helpman，1998；Krugman，1999）。

然而，世界范围内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则是近一个世纪的事情，1900年，世界城市化率仅为15%，而据联合国2009年的测算，今天全球已有34.2亿即超过5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80%的GDP由城市创造（UnitedNations，2009）。

（一）纵向观察：

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完全一致的序列相关性

从单个国家不同历史阶段的纵向来观察，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定量关系或者相关性强弱程度存在显著的差异。

历史上，从1880～1940的60年间，美国的城市化率与人均GDP增长率保持了极为一致的相关性，然而1940年之后，美国的城市化率超过60%的临界点，城市化速度明显放缓，但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却出现了极为显著的加速上升。

罗默和卢卡斯等人认为，在初始阶段，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强相关性反映的是劳动等资源从农业向工、商业转移所刺激的生产率上升，这是一种资源的产业配置效应；而在城市化的中后期，收入的加速上升反映的则是工业和服务业内部生产率的大幅度改进，而这通常是由技术进步、知识溢出和规模经济效应所引起（Romer，1986；Lucas，1988）。

然而，并非所有的国家都经历了与美国类似的城市化与生产率改进路径。

20世纪60年代后期，巴西的城市化率为50%，在其后的20年里，伴随着城市化的继续推进，生产率与人均收入也有明显的上升，但80年代之后，虽然城市化率仍在上升，但人均GDP水平却一直止步不前，甚至在1980年起的5年里连续出现大幅度下降。

这说明，城市化远远不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充分条件。

从巴西的情况分析，这里的根本原因在于，巴西在实现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的转移之后，城市化的后期阶段，工业内部的生产率并未实现提升，截至2009年，巴西的城市化率86%，超出美国4个百分点，但其人均GDP仅为美国的1/5左右。

肯尼亚则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例子：

有城市化，却有增长。

1960年肯尼亚的城市化为7%，其后，在这个很小的基数上，肯尼亚的城市化率有较快的进步，但人均GDP一直未出现明显增长，这说明其城市化并非由工业化所拉动，生产率也未有提升（FayandOpal，2000）。

非洲的其它几个国家也现了类似的现象，但总体上并不具有普遍性。

联合国2007年的一项研究显示，人口超过100万的109个国家样本中，只有25个国家的城市化率与人均GDP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UnitedNations，2007）。

后续的许多研究也表明，这些国家主要是非洲的一些小国，而出现这种反常现象的原因则在于地理和政治因素（Collier，2007）。

因此，总体上，同一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影响系数并不存在完全一致的相关性：

一般而言，在城市化的初期，城市化率与人均GDP之间的相关性比较强，生产率的改进主要由产业之间的转移所引起；随着城市化的逐步推进，相关系数将不断减少，这说明在不同阶段，影响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也在发生着变化。

（二）横向观察：

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存在明显分化

从跨国对比来分析，ArthurLewis的早期研究表明，在城市化率达到60%之前，很少有国家的人均GDP能达到10000美元（ArthurLewis，1977）。

这种简单的二元回归分析基本上可以解释不同国家之间55%左右的收入差异。

这意味着长期内，城市化是影响生产率和收入增长的重要变量。

为了进一步观察各个国家城市化与经济增长水平之间横向对比关系，我们根据联合国发布的2009年世界城市化报告，将各个国家的城市化率与人均GDP水平统一标准后，我们发现城市化差异可以解释约40%的国家间的收入差异，而且人均收入在1万美元以上的国家，其城市化率都已超过60%，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ArthurLewis的实证结果（图表1）。

同时，我们的研究也进一步表明，这类国家主要是欧美发达和东亚新兴工业体，其中美国、英国和德国等G7成员国既是世界上最早启动和完成城市化、生产率出现明显改进的国家，同时也是经济最发达、人均GDP水平最高的国家；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等东亚新兴工业经济体作为后起之秀，在实现快速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了城市化。

整体上，这些发达国家之间，随着城市化的成熟，人均GDP也出现明显的收敛趋势。

然而，这种收敛性并不是绝对的。

如果从象限图的角度观察各个国家城市化与经济增长水平之间的关系，我们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09年世界城市化报告，将各个国家的城市化率与人均GDP水平统一标准后，并将不同国家配置到不同象限后（水平轴为城市化率，纵轴为人均GDP，单位为美元），我们发现四个象限中，在同一时点，不同国家城市化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存在明显的分化：

第一象限为高城市化与高增长同步发展的国家。

这类国家主要是欧美发达和东亚新兴工业体，其中美国、英国和德国等G7成员国既是世界上最早启动和完成城市化的国家，同时也是经济最发达、人均GDP水平最高的国家；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等东亚新兴工业经济体作为后起之秀，在实现快速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了城市化。

第二象限为相对于经济增长，城市化水平略显滞后的国家。

这类国家的特征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但城市水平较低，但从数量上看，这类国家不是太多。

这里我们列举了两个例子，2009年斯里兰卡的城市化率仅为14%，但人均GDP为2041，相对于其他国家同类的收入水平，该国的城市化明显滞后；泰国的例子也大致如此。

第三象限为低城市化与低增长同步发展的国家。

这类国家的城市化率与人均GDP水平都较低，如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等，通常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属于这一类型。

第四象限为过度城市化的国家。

这类国家的城市化率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略显过度。

典型的国家如加纳，人均GDP仅为671美元，但是其城市化率已达到51%。

因此，不同国家城市化率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并不存在统一的范式，也不是绝对的正相关。

例如利比来虽然是全球最穷的国家之一，人均钢材、水泥和电力消费量均远低于中国，但其城市化率为47%，已超过中国。

原因就在于，一个国家的城市化可以通过快速经济发展来实现，给农民提供附加值高的工业和服务就业机会，但是如果仅仅是让没有土地和工作的农民进入城市的贫民窟，也能同样实现城市率的迅速上升。

总体上，国际经验表明，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在初期，城市化可以通过劳动力的转移、农业向工、商业的转换实现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增长，但在后期，城市化则必须通过人口的集中、城市规模的扩大、产业内部的生产率改进、专业化的分工等渠道才能真正产生增长效应，即顺利实现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传导过程。

（三）参照国际经验：

中国的城市化处在什么样的坐标点？

2009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不足47%，人均GDP为3678美元，那么参照国际经验，我们现在处在什么样的坐标点？

从时间纵向上比较，中国的城市化目前处在什么阶段？

从跨国横向上比较，中国未来的城市化空间还有多大？

从纵向对比来看，中国的城市化率有一个明显的转折点，即在2000年之前，人均GDP增速与城市化增速大致相当，经过标准化处理后的增速之差保持在20个百分点以下，这说明这一阶段的人均GDP增长主要是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服务业部门转移所推动的；但2000年之后，我们发现虽然随后的近10年是中国城市化平均增速最快的阶段，但是人均GDP的增长速度却更高，两者之间的增速之差直线上升至60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在这一阶段，城市工、商业部门的生产率有了更为显著的改进。

事实上，中国与美国历史上所经历的城市化进程十分类似，区别仅在于美国城市化的临界点是60%，而中国城市化的临界点可能是35%左右。

许多研究也表明，近年来，如果以工业生产率和整个经济体的生产率作为衡量城市化增长效应的标准，那么中国一直在稳步追赶中等和高收入国家。

无论是劳动生产率，还是全要素生产率都有比较明显的提升（OECD，2005；HeandKuijs2007；BosworthandCollins，2007）。

这说明中国已经进入城市化的临界点，即不断转化为依赖工业内部生产率改进来延续城市化的增长动力。

2008年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也指出，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在2005年至2007年间继续追赶中高收入国家的水平，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22%，而中等收入国家提高了11%，发达国家提高了4%，美国仅提高了3%（图表4）。

因此，持续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追赶发达经济体的趋势说明，中国工业的内部结构可能一直在升级。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城市中工业部门的资本将密集度一直也在持续上升，但是资本回报率增速相对滞后，而且就业岗位的创造速度也远远低于产值与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

这也意味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仍需要进一步深化。

表4中国工业的劳动生率，一个国际比较

国家

1995

2000

2005

2006

2997

中国

5435

9449

11112

11852

13582

中等收入国家

10198

13666

17352

18692

19323

高收入国家

49593

55408

61515

62076

63749

美国

58352

63365

73816

73420

75804

数据来源：

《世界发展指标》；世界银行，2008

从横向对比来看，按照联合国的统计数据，2009年世界、日本、印度、美国和中国的城市化率分别为50.5%、66.6%、29.7%、82%、46.1%，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仅高于相对滞后的其他发展中国家。

然而，从城市化平均速度看，过去30多年里，中国是世界上城市化平均速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其中，1975～2009年间，中国的城市化平均每年提高0.84个百分点，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多，是日本的3倍、俄罗斯的4倍，而且未来一段较长时期里，虽然中国城市化的平均速度可能会有所放缓，但这一速度仍远远快于世界平均水平和主要发展中国家，更快于发达国家。

表5世界主要国家城市化率与城市化平均速度

城市化率                  城市化平均速度

1950

1975

2009

2050

1950～1975

1975～2009

2009～2050

中国

11.8

17.4

46.1

73.2

0.22

0.84

0.68

日本

34.9

56.8

66.6

80.1

0.88

0.29

0.34

印度

17

21.3

29.7

54.2

0.17

0.25

0.61

巴西

36.2

60.8

86.1

93.6

0.98

0.74

0.19

俄罗斯

44.1

66.4

73.1

82.7

0.89

0.20

0.24

美国

64.2

73.7

82

90.4

0.38

0.24

0.21

世界

28.8

37.2

50.5

68.7

0.34

0.39

0.46

数据来源：

WorldUrbanizationProspects：

The2009Revision

三、中国城市化的增长效应：

基于现有政策框架的多维度评估

我们对城市化文献的回顾与国际经验表明，城市化对潜在及现实经济增长率施加影响核心渠道主要是：

城市化速度与人口结构通过新增劳动力的供给影响潜在经济增长趋势；城市规模、人口密度和产业分工通过影响全要要素生产率和产业结构的演进影响潜在的经济增长能力；公共政策则通过协调城市化相关的多个变量而施加综合影响。

那么，我们现在讨论如果在现有政策框架不变的前提下，城市化对潜在增长的影响大小，并以此为基础探讨未来城市政策调整的基本方向与立足点。

（一）维度之一：

城市化速度与人口结构

长期以来，研究领域集中探讨城市化速度与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绩效之间的关系。

研究表明：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新增劳动力供给水平以及劳动年龄人口持续的增加，这样一种生产型人口结构，为潜在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额外的源泉，经济学家们通常称之为“人口红利”。

威廉姆森在解释日本及东亚新兴工业经济体20世纪60年代的“东亚经奇迹”时，曾指出人口结构的改善以及人口抚养率的下降，可能使经济增长在超稳态水平上运行（Williamson，1997）。

那么，中国未来的城市化速度及人口结构的变迁过程将会是影响中国潜在经济能力的一个基础条件。

1、经验看，城市化速度在达到峰值会出现明显的回落，中国城市化的加速度将不可避免的放缓

首先，从发达国家的城市进程来看，不同国家的城市化速度在不同时期有较大的变化。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日本、英国、德国、美国、法国在其城市化快速推进阶段，年均城市化速度依次为0.96、0.67、0.55、0.45、1.2。

因此，不同发达国家进入城市化阶段的时间不同，其在不同阶段的城市化速度也存在较大的差异。

但是，一个基本的趋势是城市化速度在达到峰值会出现明显的回落。

其次，从世界不同区域的城市化速度对比，2010～2050年世界城市化率将由50.5%提高到68.7%；平均城市化速度为0.46。

其中欧洲和北美发达经济体的平均城市化速度分别为0.29和0.2；亚洲和非洲发展中经济体的平均城市化速度分别为0.56和0.54，是未来城市化速度较快的两个区域。

然而整体上观察，欧洲和北美早已走过其城市化速度的峰值，而亚洲和非洲最快的城市化速度也已接近高点。

那么，参照国际经验，事实上中国的城市化速度也正经历着类似的历史轨迹。

根据世界银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机构的研究，从时间阶段上考察，中国城市化速度的峰值可能已在2005年达到，在2000～2005五年间年均城市化增长速度为1.4个百分点，而2005～2010五年间该指标已下降到0.9，预计未来两个十年，这一数字将持续下滑到0.8和0.7。

因此，中国城市化的加速度可能会有所放缓。

当然，考虑到中国巨大的城市化空间，中国依然有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等加速城市化的空间。

2、中国的人口结构将逐步跨越老龄化的时间窗口，这也将对潜在的经济增长能力产生一定的负面冲击，要求加大结构调整和改革的力度

从人口结构来看，2010年，中国15～59岁之间的核心劳动和储蓄人口占比为67.8%，达到峰值，未来5年这一比重将下降到66.2%，平均每年下降0.3个百分点。

从数量上看，2005～2010年，这一年龄区间的人口平均每年新增740万，但2010～2015年，每年仅新增105万，每年平均减少635万。

这不仅影响城市化扩张的速度，也将对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产生重要影响。

表9中国人口结构的演变

时间      1950      1975      2000        2025        2050

人口（千）  554760.0    927807.6    1275132.9  1470786.8  1462058.2

0–14    186047.3    366377.6    316837.8    269923.8    238433.2

15-59    327140.5    497095.2    829395.9    913339.8    786644.5

60-64      16720.8    23504.5    41471.2    92730.2    105378.5

65-69      12569.1    17833.2    35061.5    68372.6    84241.7

70–74      7121.4    12024.7    25073.6    60802.9    73352.6

75-79        3602.2    5867.6    15766.4    34962.5    74850.1

85-89                          2  818.3    8805.4      28213.8

90–94      1558.7    5104.8    742.9      3116.8      10201.4

95-99                          126.8      668.7      3285.6

100+                            12.2        94.7        470.7

数据来源：

联合国全球人口统计

表101980～2010年人口结构变化对GDP的影响

15～59岁

人口（千）

15～59岁人口占比

人口抚养比

15～59岁人口变化率

人口抚养比变化率

GDP平均增长率

1980

560161

57.1

0.75

6.53  

（13.66）

7.9

1985

646422

61.4

0.63

7.53  

（16.22）

10.8

1990

721321

63.2

0.58

2.93  

（7.31）

7.9

1995

765614

63.2

0.58

0.00  

（0.28）

12.3

2000

814608

64.3

0.56

1.74  

（4.54）

8.6

2005

881313

67.2

0.49

4.51  

（11.94）

9.6

2010

918242

67.8

0.47

0.89  

（2.92）

10.5

2015

923491

66.2

0.51

（2.3）

7.78  

数据来源：

联合国全球人口统计及作者的计算（注：

红色字体代表负数，人口抚养比是指年龄在0-14岁和60岁以上的人口数与年龄在15-59岁之间的人口数之比。

）

（二）维度之二：

城市规模、人口密度与专业分工

从作用机制上讲：

一方面，在人口集中度高的城市，知识和技术的溢出效应使得创新的可能性增大，新技术更容易被投入到生产性领域，从而使得劳动生产率有普遍提高。

其次，城市的专业化分工和规模效应也将有助于一国产业结构的优化配置。

国际经验表明，发达国家的大城市如东京、纽约和伦敦往往是全国性的金融和商业中心，而中小城市则成为一般的制造业中心。

1、中国的城市化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城市数量的增加，而从总体上并没有明显表现为人口集中度的明显上升，这抑制了城市化的创新与规模经济效应

从城市数量规模来看，在过去20多年里，中国的城市化速度似乎也有惊人表现。

目前而言，中国已有655多个城市，包括287个地级以上城市，平均辖区人口125万人，另外还有374个县级市，辖区平均人口为15万。

其中120个较大城市所创造的GDP总和占全国GDP总量的75％（世界银行，2007）。

按照联合国统计署的数据，中国已有8个人口超过500万的大城市，其中北京和上海人口超过1000万，并有88个人口介于100万到500万的城市。

在当今全球人口最多的30多个城市中，中国有4个城市名列其中，分别是上海、北京、广州和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