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的文献综述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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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重要研究内容，过去的研究多集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命题与规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等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和现代化的关系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探讨，比较研究的领域还太窄。

因此，鉴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将对今后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健康发展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以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的提出、内涵、提法、进程及经验、成果等进行了简单的分析和综述。

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开始，就不断有学者对其进行研究，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近代革命和现代建设中思想指导等理论指导作用的逐渐凸显，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了研究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行列中来，并且在近百年的理论研究与实践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下面我们就近几十年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成果，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的提出、内涵、提法、进程及经验、成果等进行简单的分析和综述。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的提出问题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是适应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发展的需要传入中国的。

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理论体系，伟大的中国革命无疑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

但是，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特点和民族特色，对中国来说，马克思主义只有不断与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即实现中国化，并且转化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成功地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

因此，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首先必须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的提出问题作出系统的考察。

毛泽东在其作品集《毛泽东选集》中指出：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1]学者周全华、马爱云在文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消失及重提》中提出：

“1936年3月张闻天在中央政治局作的政治报告，在党的中央文献中首先为“民族化”破题，他提出要将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民族化”，“使之适合于我们的具体环境。

”[2]许全兴在文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与新文化运动》中指出：

“李初梨总结过去十年（1927年至1937年）文化运动时提出了“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的任务。

他提出的现阶段文化运动的第四项任务为:

提高文化水准，使马列主义更具体化中国化，同时更广泛地深入地进行通俗化大众化的工作。

”[3]曹泳鑫、吴军在文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与构建范式——从毛泽东“38命题”、后续阐述到当代化“链结”》中指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是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来的。

”[4]黄少群、任匡胜在2008年10月27日《北京日报》撰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张闻天最早提出来的》指出：

“如果说在“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概念的第一人”，据我们查证资料证明，不是毛泽东，而是张闻天。

”[5]

无论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还是众多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的提出都有自己的见解，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或引申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张闻天从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于我们的具体环境这一角度引伸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李初梨从发展文化的角度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之前则同样是从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来引伸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这些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却都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括为一个具有可研究性的思想理论命题，直到六届六中全会时毛泽东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是这一命题真正被人所认识，被人熟知，并且在之后被越来越多的研究学者关注并深入研究这一命题，所以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是由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来的，而这也是普遍被人所认同的观点。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的问题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以中国共产党为倡导者。

开启了它的中国化的进程。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命题。

正确理解和把握这个命题的科学内涵，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基础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同时又是需要进一步深入讨论的难点问题。

近年来，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进行了诸多的思考和讨论，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何继龄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一书中认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四个方面，即马克思主义民族化，马克思主义具体化，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统一化，实践过程和认识过程的同一化。

”[6]汪青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一书中提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国化、运用的中国化和创新的中国化的统一过程。

”[7]雍涛在文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中认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对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关系的总体性概念，它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在中国具体化和中国实际必须马克思主义化的双向互动过程。

”[8]陈红娟在文章《内在与超越的统一性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解读》中提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是马克思主义内在性和超越性的统一，所谓内在性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精神实质，是马克思主义中那些超时代意义的价值追求和具有永恒价值的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实质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前提;

所谓超越性就是在一定的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中，以中国不同阶段的新的具体情况为既有的事实根据，扎根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总结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独创性经验，在变化着的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超越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形态。

”[9]陈占安在文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中指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10]边立新在文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与理论成果》中指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

”[11]许全兴在文章《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中指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和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相结合两个方面。

”[12]郑德荣在人民网的发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重大战略意义》中指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时代化、具体化和民族化。

”[13]代霞、张建明在文章《试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指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同时又是中国丰富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并且同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国的优秀文化相结合，不断赋予中国马克思主义以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

”[14]孙显元在文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构成》中指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解决中国问题为目的，以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为途径，以实现社会变革为最终成果，创造具有中国内容、中华民族形式和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新形态。

”[15]

以上列举的各位研究学者不同的观点各有其价值或特色，对于我们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但是，长期以来，中国的理论界、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不够全面，只讲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只讲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老祖宗”不能丢，而不讲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不讲中国自己的“老祖宗”同样也不能丢，忽视了毛泽东思想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概括和总结。

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就很少考虑用中国哲学智慧来补充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

现今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连引些中国古代哲学语录，做些形式上的点缀也没有。

应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现状的同时，注意研究中国历史、哲学、文化，继承和发展中国历史优秀遗产，以有益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的问题的研究

现有的文献资料表明，毛泽东1938年10月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命题后，就几乎不再使用这一提法;

1951年他“亲自主持编辑”的《毛泽东选集》在将《论新阶段》的第七部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收入时，又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修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近些年来，国内学术界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一些探析和争论，提出了不少很有启发性的见解，主要观点有以下几种：

冯蕙在文章《六届六中全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指出：

“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因，主要是1948年6月共产党情报局通过决议，谴责南共领导的所谓民族主义、反苏和亲资本主义倾向，“大概是中央考虑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毛泽东思想’这两个提法，容易被误认为带有所谓民族主义的倾向”；

而中国革命胜利后，需要得到苏联的帮助，为了搞好中苏关系，避免“民族主义”的误解，一般就不再使用这一提法。

”[16]鲁振祥在文章《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贡献——兼述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使用》中同样提到并肯定了“大概是中央考虑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毛泽东思想’这两个提法，容易被误认为带有所谓民族主义的倾向”；

”[17]这一观点。

龚育之在《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当代化问题答记者问》中说：

“逄先知同志曾经撰文说明，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修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是“毛泽东亲笔”所为，是由于外国的影响在当时形势下所做的纯粹文字上的修改，以及精益求精的更加细致的表述，没有实质意义上的修改。

”[18]易杰雄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应当慎用》一文中提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在逻辑上面也容易产生混乱。

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解决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与发展还是不是马克思主义?

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是，难道对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还要中国化吗?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不仅不是什么理论创新，而且不科学。

”[19]胡为雄在《毛泽东修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法的文本分析》一文中指出“毛泽东对自己的著作精益求精，理论的精确性是他进行修改的内在动力和最高原则；

外在政治环境的影响或许是存在的，但不会有太大的直接作用。

”[20]李建勇在文章《也谈毛泽东为什么改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中指出：

“七大以后，随着王明教条主义已经被全党认识清楚而丧失其影响力，毛泽东领袖地位得到全党公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词作为一种党内斗争的武器的运用便是无的放矢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基本不再使用这一概念是可以理解的。

”[21]封来贵在文章《毛一泽东改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法原因研究述评》中认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这样的提法相比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不够精确。

”[22]

以上的学者们的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毛泽东等改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结合自己的研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但是，它们大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历史语境及其变迁对于毛泽东改变提法的影响，视野有局限性。

我认为，毛泽东在提出这一概念后便很少再使用它的主要原因就在于：

一是与这些特定的背景发生变化有密切的关系，二是因为在历史上关于“中国化”可以给出不同的解读，因而某种意义上它并没有“相结合”的表达精确；

但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简洁通俗的提法有它不可代替的优越性和吸引力，它所能传达的丰富内涵是相结合的表达方式难以相比拟的。

在今天，这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过程中又获得了新生的简洁概念又给我们传达出了新的丰富的时代信息。

四、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的问题的研究

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马克思主义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不断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最终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艰难曲折，是在不断斗争中前进的，85年来，党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断作出新的理论贡献，产生新的理论成果。

这些成果虽然形成于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着不同的历史任务，但都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都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是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

新世纪新阶段，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辛历程，探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轨迹，是中国共产党人保持先进性的必然要求，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使命，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

马乙玉在文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问题理论辨析》中指出：

“党的二大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正确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及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动力，并由此制定了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纲领、方针和政策，因而才可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

”[23]刘少奇在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的讲话（后被收录进刘少奇选集上卷）中指出：

“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之统一的思想，是唯一正确的救中国的理论与政策，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24]田克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指出：

“历史经验一再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深入认识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使之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发展的过程。

”[25]成弓、贺金浦在文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与经验》中提出：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形成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形成了关于中国革命最重要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的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理论性飞跃。

”[26]尹庆双、龚文海在《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点思考》一文中认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分为两个阶段：

引进阶段和运用发展阶段。

在运用阶段，出现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左的倾向，即教条主义的倾向；

另一种是“右”倾向，即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

”[27]张琳在文章《马克思主义中国研究的现状分析与思考》中认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实践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的发起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肯定、认同和初步研究阶段。

从时间上来讲，主要是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

第二阶段是从建国到文革期间。

这一时期马克思中国化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对毛泽东思想基本内容大规模的宣传阐释及通俗解说。

第三阶段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

”[28]张步仁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一文中也坚持“三阶段说”，但在分期上与张琳不同，他认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经历了三个阶段：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阶段（1917到1921年），马克思主义准中国化阶段（1922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阶段（1935年1月遵义会议至今）。

”[29]陈超在文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沿革及其发展逻辑》中认为：

“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突出地体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化进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历程经历了概念的提出、第一次飞跃、新探索与挫折、第二次飞跃和与时俱进的新阶段第五个历史时期。

”[30]

一部中国共产党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

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发展过程，就是在实践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过程;

也是将实践经验升华，先后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创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向前发展的过程。

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

学术界各位学者对于这一历史过程进行了系统梳理，基本的历史线索和历史脉络已经清晰。

但是，学术界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专门问题进行理论分析、理论探讨的成果尚不多见。

如从理论上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如何化、怎样化才是科学的、合理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机制是什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关因素有哪些?

衡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标准、尺度是什么?

怎样才能避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偏差和失误?

怎样才能避免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误解与误读?

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应该回答和诠释的问题。

遗憾的是，目前学术界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意识”还不那么明显，研究的进展和问题解决的程度也就相对有限。

五、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的问题研究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长达八十多年的历史中，有一条根本原则是不变的，也是不能变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且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道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这些经验中，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主要经验以及具体经验。

认真研究和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为了更加深入的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近几十年来众多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的研究总结。

石仲泉在文章《从党的历史发展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指出基本经验是：

（1）真正地了解中国实际，一切从中国国情出发。

（2）继承优秀历史文化，创造民族形式，形成中国特色、中国作风、中国气派。

（3）坚持世界眼光，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

（4）让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群众，使之成为改造中国的强大物质力量。

（5）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反对错误倾向，不断总结实践经验，推进理论创新。

[31]柳国庆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经验研究》一文中认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历史经验：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基础；

立足于中国的特殊国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基础；

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渊源；

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根据。

具备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胆略和理论勇气，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条件。

”[32]霍霞在文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与理性思考》中认为：

“

（1）要在发展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坚持中发展马克思主义。

（2）准确把握中国国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前提。

（3）中国共产党必须具有创新精神。

”[33]王海、甄巍然在《甄巍然.基本经验·

主要经验·

具体经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解读》一文中认为：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通俗化，让马克思主义理论为群众所掌握，使之成为改造中国的强大物质力量，这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条具体的经验。

”[34]田克勤在文章《建国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其基本经验》中认为：

“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前提，也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条基本经验。

”[35]雍涛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一文中认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不仅是要求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与应用马克思主义，更重要的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独立的光辉补充，进行大胆的理论创造，提出新理论、新结论。

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灵魂。

”[36]崔德华在文章《近年来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研究综述》中认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项承前启后的伟大事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始终坚持理论创新，既要继承前人，又要不断开拓创新，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活力源泉。

”[37]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过的80多年历程的经验十分丰富，需要不断地深入研究和挖掘。

从上述的几位学者的观点来看，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基本经验的归纳主要是：

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坚持与发展相结合、吸取中国和世界文明一切优秀成果、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等等，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方位来看，这些观点是由他们的道理的，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另外需要我们注意并谨记的是，马克思主义是个发展的理论，只要将它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地植根于一个国家的实践土壤，就会有强大的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是一个不断结合的历史过程。

这个结合应当是科学的、辩证的、和谐的结合。

只要坚持这样的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化的事业就会不断地向前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就会不断地向前推进，这是在我们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当中需要特别谨记的。

六、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问题研究

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近百年来，对马克思主义关注并加以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众多的研究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呈现出可喜局面，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也不断扩展和深入，他们主要表现在研究成果的数量逐年放大，研究涉及的学科领域愈加广泛，研究视角和方法日益多样，研究重点更是越发突出，观点百花齐放，使得总体研究质量不断提高。

而研究领域的拓展、方法的创新和资料的丰富，带来的是研究成果水平的提高。

现有研究成果中不乏思想深刻、视域广阔、资料翔实、论证缜密、文风朴实的力作，这些成果无不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的发展和创新。

下面我们就来简单的分析了解一下近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成果。

韩振峰在《试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上）》一文中指出：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它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具体实际而形成的科学理论。

”[38]杨丽娟在文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研究综述》中指出：

“毛泽东在实践上开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造道路，为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积极探索。

”[39]阎树群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