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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级性
二、地方性
三、民族性
四、伦理性
五、功能性
第四章行旅交通生活
第一节行旅习俗
一、卜行择吉、行神祭祀
二、行旅送别习俗
三、题记
四、尚早、尚俭、尚快
五、软脚、洗尘、接风
第二节价值功能与社会取向
一、行旅生活的社会功能
二、行旅生活的价值取向
第五章婚姻生活
第一节婚姻的起源与婚嫁过程
一、婚姻的起源与进化
二、婚嫁仪式
第二节婚姻形式
一、掠夺婚
二、买卖婚
三、表亲婚
四、童养婚
五、招婿婚
六、交换婚
七、冥婚
八、私奔婚
第三节婚姻禁忌
一、同姓不婚
二、同宗不婚
三、宗妻不婚
四、尊卑不婚
五、中表不婚
六、良贱不婚
七、官民不婚
八、僧道不婚
九、奸逃不婚
十、仇雠不婚
十一、居尊亲丧不婚
十二、居配偶丧不婚
第六章生老礼俗
第一节人生成长礼俗
一、诞生与生日礼俗
二、成年礼俗
第二节敬老养老
一、敬老礼俗
二、养老礼俗
三、民间敬老养老习俗
第七章卫生保健习尚
第一节对环境卫生的重视
一、重视环境与健康长寿的关系
二、讲究环境卫生
第二节疫病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一、历代流行病种类
二、古代疫灾原因
三、疫病与社会
第八章丧葬习俗
第一节葬俗与葬仪
一、葬俗
二、葬仪
第二节丧葬与中国传统文化
一、人生礼仪的终结
二、社会风貌的折射
三、葬俗衍化的文化基因
第九章信仰习俗
第一节民间信仰
一、图腾崇拜
二、自然崇拜与灵物崇拜
三、社会崇拜与祖灵崇拜
四、占卜与巫术
五、禁忌
第二节传统信仰习俗的特点
一、信仰心理上的功利性
二、信仰对象上的多样性
三、信仰意识上的人文气息
四、信仰传承上的巫术色彩
“中国社会生活史”课程部分教案
第一章绪论
中国社会生活史是国家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1998年颁布）规定的高等学校历史专业必修课程之一。
它是一个新兴学科，是门新课程，因此在学习它之前，有必要对这一学科的相关问题作些扼要的介绍。
中国社会生活史，以中国历史流程中带有宽泛内约意义的社会生活运作事象作为研究系列，它是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关于其在历史学中的地位，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哈罗德·
铂金曾如是说：
“灰姑娘变成了一位公主，即使政治史和经济史不允许她取得独立地位，那么她也算得上是历史研究中的皇后。
”
然而这位“皇后”在中国却历尽坎坷，步履维艰，她或为其他学科的绿荫所遮盖，或为时代风暴扬起的尘沙所掩蔽，使得中国社会生活史没有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也没有清理出必要的历史资料，整体性的研究尤其薄弱，甚至于今日提到“生活史”这个词，许多人仍不乏茫然之感，这不能不说是个缺憾。
作为历史学一个分支的社会生活史，在中国兴起，只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事。
但其萌芽却可追溯至古代，中国古代史学家治史，都十分注意搜集、整理有关社会生活方面的史料。
如孔子辑集的《诗经》，采诗以观民风，凡邑聚分布迁移、氏族家族组织、衣食住行、劳动场景、男女恋情婚媾、风尚礼俗等等，均有披露。
但社会生活史作为一个学科，则是伴随着20世纪初社会学的兴起而出现于西方。
开风气之先的是法国的“年鉴学派”。
他们主张从人们的日常生活出发，追踪一个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过程，并进而分析社会的经济生活和结构以及全部社会的精神状态。
“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雅克·
勒维尔在《法国史》一书中便指出：
重要的社会制度的演变、革命以及改革等等历史内容虽然重要，但是，“法国历史从此以后也是耕地形式和家庭结构的历史，食品的历史，梦想和爱情方式的历史”。
史学家布罗代尔在其《15至18世纪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将首卷即题为《日常生活的结构》，叙述了15至18世纪世界人口的分布和生长规律，各地居民的日常起居、食品结构以及服饰、技术的发展和货币状况，表明他对于社会生活是高度关注的。
英国著名史学家G·
屈维廉，在他的《英国社会史》一书的前言中将社会史定义为：
“除去政治的人民史”，认定社会史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社区、家庭、妇女、婚姻、儿童、教堂、监狱等方面的历史和各种社会集团的生活状况、特征，而将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的研究排除于社会史之外，此一看法，虽有某些局限与片面性，但将社会史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区别开来，从而使社会生活研究的价值和地位进一步得到强调。
在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大潮中，社会生活史研究与方法也被介绍到中国，并迅速蔚成风气。
揭橥大旗的是梁启超。
他在《中国史叙述》中激烈地抨击旧史“不过记述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是帝王家谱”，指出：
“匹夫匹妇”的“日用饮食之活动”，对于“一社会、一时代之共同心理、共同习惯”的形成，极具重要意义。
为此，他在拟定中国史提纲时，专门列入了“衣食住等状况”、“货币使用、所有权之保护、救济政策之实施”以及“人口增殖迁转之状况”等等社会生活内容，从而开启了中国社会生活史研究的新局面。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社会生活史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
1911年至1949年为第一个阶段。
这一阶段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成果丰硕，著述迭出。
重要的有张亮采《中国风俗史》（1911）、陈顾远《中国古代婚姻史》（1925）、贾伸《中华妇女缠足考》（1925）、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1928）、瞿宣颖《汉代婚俗制度史前编》（1928）、吕思勉《中国宗族制度小史》、《中国婚姻制度小史》（1929）、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李安宅《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研究》（1931）、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1933）、于世琦《三国时代薄葬考》（1933）、陶希圣《婚姻与家族》（1934）、王书奴《中国娼妓史》（1934）、黄现璠《唐代社会概略》（1935）、袁业裕《中国古代姓氏制度研究》（1936）、陈顾远《中国婚姻史》（1936）、邓云特《中国救荒史》（1937）、瞿宣颖《中国社会史料丛钞》（1937）、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1938）、高观达《中国家族社会之演变》（1944）等等。
尽管这时期的研究多集中在社会生活方面，并取得了不少值得欣喜的成绩，但对于究竟什么是社会生活史，其研究对象是什么，内容范围怎样等问题，却很少有人进行理论上的探讨，而这些问题又是研究者所无法回避的，于是人们便按照自己的理解规范社会生活史的内容，致使社会生活史范畴的界定不清，理论上存在着诸多的混乱。
自50至80年代初，为社会生活史研究的第二个阶段。
这是社会生活史研究的“停顿”时期。
之所以出现“停顿”局面，原因有两方面：
一是社会学等课程被取消的影响。
二是对阶级斗争理论的片面理解。
由于社会生活史这位“皇后”被打入了“冷宫”，因而，这一时期有关社会生活史的著述寥若晨星。
专著方面只出版了董家遵《中国收继婚姻之史的研究》（1950）、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1981）、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1981）、王兴亚《中国旅馆史话》（1984）、李季芳等《中国古代体育简史》（1984）、孙景隆等《中国舞蹈史》（1983－1984）、叶大兵《中国百戏史话》（1985）、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1985）等几种。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港台地区及日本的学者对于中国社会生活史的研究一直没有中断，并取得一定成绩。
其中港台地区主要有董作宾《殷代的奴隶生活》（1950）、曹德宣《殷之卜辞与中国古代社会的生活》（1965）、许倬云《周代的衣食住行》（1976）、何联奎《中国礼俗研究》（1983）等。
80年代中期至今，为社会生活史研究的第三个阶段。
在这个时期里，社会生活史研究这位“皇后”走出“冷宫”又得以复归，成为史苑里的一株奇葩，是近年来中国史学繁荣的显著标志。
社会生活史研究的复兴，包含着史学思想的重大变革。
一方面它体现一种“自下向上看”的历史观，把对普通民众的关注放到了首位。
另一方面，它深刻地意识到，无论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还是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不仅是思想的精彩绝伦和文物制度的美仑美奂，而且更鲜活地植根于社会生活之中。
正是衣食住行一类琐碎生活，构成了特定历史时期或特定民族的文化样式。
这一阶段，人们在进行社会生活具体研究的同时，还注意对其名称、定义、对象、范畴等以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理论问题进行探讨。
探讨中，相当一批学者把社会生活史纳为“社会史”的范畴，按照各自的理解，进行种种论证，出现了众说纷起、意见迭出的局面，这是可喜的现象。
因为当一个学科兴起或重建时，对一些理论问题不能不大体上规划一下，否则便丝毫无所遵循，使人无从下手。
但如果争论旷日持久，一时难以休止，也不免带来“空疏”的弊端，扭转落伍现状和繁荣学术研究则无从谈起。
再说，一时间要给这门学科下个确切而科学的定义尚有很大困难。
目前中外学术界关于社会学、文化史竟有几十种、上百种的定义，也说明为一个学科下定义并使之被公认，绝非易事。
因此没有必要把过多的精力放到解决这些问题上面，而应静心契志多做些专题研究，通过成果的点滴积累为学科建设提供依据。
况且，社会生活史，语义通俗而不浅显，宽泛而不浮虚，适合当今国民文化素质背景下的吸收消化，不妨由此着手。
总之，中国社会生活史的创立，前景是乐观的，但学术耕耘的甘苦也是自不待言的。
二、学习中国社会生活史的意义
学习和研究中国社会生活史，在当前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强社会生活史研究，是史学研究向纵深发展的需要。
目前，我国史学正处于革新之中。
史学研究如何才能进一步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内容狭窄、风格单调的状况？
途径当然很多。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加强社会生活史研究，不失为一条切实可行的重要途径。
这样做，可以使史学另辟蹊径，进行改革和创新，突破流行半个多世纪的经济、政治、文化三足鼎立的通史、断代史等著作格局，从研究社会生活史入手，开拓和填补鼎足之外的边缘地带和空白区域，同时再以社会生活的历史演变为中介，使鼎立的“三足”互相沟通，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使历史学血肉丰满，容光焕发，改变以往史学那种单调、干瘪、不形象、不生动的局面，使历史真正成为立体式的、形象化的，并使之更加充实和完善起来，成为不断发展的真正的科学。
这种别开生面的研究,还有另外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方面有助于通过生动具体、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深刻揭示历史演变的真实过程和不同层次的发展规律，检验和纠正过去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历史时发生的公式化、简单化缺陷；
另一方面通过这种新的研究和探索，还可以锻炼和提高史学工作者的理论思维能力，并且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丰富和发展提供可能，而这又是提高我国史学研究水平的重要条件。
第二，社会生活史研究的发展能够带动中国史学研究范式的革新。
传统的
史学研究范式与长期的政治革命紧密联系，研究课题大多与阶级斗争、政治制度、经济形态、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有关；
研究手段主要是史料辨伪、考证、分类、排比，分析模式坚持从终极意义上说明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
通史和断代史的编著模式多采用章节体，按王朝更替和重大事件划分历史发展的阶段等等。
用这样的范式来研究中国史学，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
社会生活史则与政治史、经济史不同，它所展示的是一种全新的范式，它把具体时空条件下的最常见、最大量、最生动、最富变化、最具人情的社会生活作为自己的研究范筹；
在研究方法上广泛吸收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等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丰富历史学的理论来源和解释模式。
特别是历史学学科体系的革新和与新的研究方法相结合，无疑将会使历史学从内容到编纂模式发生根本性的变革，打破王朝体系和时间的限制，在保持其专业和学术特色的同时使史学著述模式多样化、社会化。
学术发展史表明，有的边缘学科带动了有关学科的发展，使老学科变得富有生气。
作为边缘学科的社会生活史与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有交叉内容，从别的学科吸收研究方法和新的研究方向，容易发展。
把这种新的研究范式带进历史学中，自然会促进历史学有突破性的发展。
国内外许多学者指出边缘学科对于老学科发展的意义。
美国沙费尔在《历史方法手册》一书中认为：
各门学科间的联合会促进历史学的繁荣。
此外别无他途。
我们想社会生活史研究的实践一定会证明，生活史研究的发展能够带动中国史学研究范式的革新，从而促进历史学的繁荣。
第三，社会生活史研究能够促进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
社会史研究提供的历史图景，将大大拓展社会学、民俗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视野，这对社会科学相关学科的发展，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如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必然会促进少数民族社会生活史研究的深入开展，从而有利于加快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和对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的决策。
同时，也使我们有可能较充分地运用至今尚存在于许多少数民族现实生活中的“活的社会化石”，这不单为研究少数民族本身的历史所需，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社会生活史的研究也大有裨益。
开展社会生活史研究所提供的成果，将充实、丰富、验证和说明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一般规律变得具体、生动而又更为深刻，易于为人理解和掌握。
同时也可为概括出新的认识提供可能，进而推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发展。
第四,开展社会生活史研究，还可以为清除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种种陈规陋俗、封建主义残余和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贡献。
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达二千多年，虽经过近代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了封建制度，但封建主义思想意识、习惯并没有随着君主制的推翻而消除殆尽。
它还严重地残存下来，在政府机关作风中，在群众生活方式中至今散发着它的腐臭，影响我们社会机体的健康，妨碍我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诸如：
买卖婚姻、虐待妇女、重男轻女、大办丧事以及家长制遗风、一言堂现象等等。
开展中国社会生活史研究，使我们对中国传统制度、风俗、习惯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有利于我们今天移风易俗，消除封建主义残余，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的步伐。
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是在历史留给我们的基础上进行的。
历史的遗留既有优秀的成果，又有对今天的两个文明建设来说是消极的因素。
我们只有加强对社会生活史的学习与研究，才能对历史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状况有所了解，对其成果有科学的分析认识，也才能在借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社会主义的新的生活方式,提高全社会物质、精神生活的水平与质量，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
马克思曾经说过:
“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
”这种“深入”应当也包括社会生活史研究。
我们相信，蓓蕾初现的社会生活史之花，经过广大史学工作者的浇灌栽培，必将以其独特的风貌，盛开于姹紫嫣红的学术园林。
第二节怎样学习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
社会生活史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门类，在研究方法上与社会科学的其它学科有相通之处；
而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社会生活史又有自己独特的研究理论和方法。
在这里，我们主要介绍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的方法。
开展社会生活史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非常重视社会生活的研究。
在他们的心目中，社会生活是人类丰富多彩的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他们从不把人们的生活方式排斥在自己研究的视野之外，而总是按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把生活方式同生产方式紧密联系起来，考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斗争，剖析各个社会形态，阐述历史发展规律。
在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社会生活在历史发展中并非无足轻重的琐屑小事，而是综合体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各种社会关系变化的标志。
倘若我们基于这一认识，再去重温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如《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国农民战争》、《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名著，一定会从中得到重要的启迪和教益。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正是从包括社会生活史在内的历史研究中升华而来。
我们强调开展社会生活史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不仅仅是由于在社会生活史这一学科创立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作出过重要贡献，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今和今后的社会生活史研究中,具有持久的方法论价值，具有其他学术理论无法替代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最一般规律的科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在社会历史领域里的推广和运用，它既是科学的世界观，又是科学的方法论，通史的研究离不开这种理论的指导，社会生活史的研究也同样离不开它的指导。
社会生活史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是，这种指导只能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观点、方法进行生活史研究。
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社会发展是曲折复杂的，它比抽象的哲学层面的理论具体、生动、丰富得多。
因此，我们只能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原则为指导，从历史实际出发，在大量可靠的史料基础上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综合，而切忌简单“套用”，只有这样，才能反映出极其生动、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也才能在社会生活史学科的研究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社会生活史研究具有指导作用，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对社会生活史研究的对象、范畴、作用作过系统的论述。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不能取代社会生活史研究。
社会生活史在它的研究过程中，还要构建本身特有的理论，才可能完满地去说明自身及其在历史整体中的作用。
因此说有了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作指导，并不等于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就不用下力气，社会生活史这门学科就能很快建立起来。
恰恰相反，不作积极的努力，不进行探索性的开创工作，是进不了社会生活史的殿堂的。
二、引进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
社会生活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历史学的方法仍是社会生活史学习和研究的基本方法，对于这些方法，我们不再赘述。
这里，我们着重简单介绍一下个案研究法、比较方法、计量方法和相关学科渗透法，这些也是学习、研究社会生活史的一些主要的方法。
1．个案研究法
从整体上对某一个研究对象进行全面细致考察的研究方法叫做个案研究法。
法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都把这种方法当作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
在历史学领域中，这种方法的使用也由来已久，近年来更为人们所青睐。
这里所说的个案，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个家庭、宗族、比较小的群体或小的社区。
个案研究法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它可以对某一历史现象作全面的研究，既清晰地描绘其外部面貌，又深入地揭示其本质。
许多学者把这种研究方法应用于生活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
2．参照比较方法
所谓参照比较研究法，是指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历史研究对象比较对照，分析其异同并进而揭示共同规律和特殊规律的研究方法。
这种研究方法在传统史学中早已被广泛采用。
如司马迁的《史记》、刘知几的《史通》、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古希腊希罗多德的《历史》，近代德国莱布尼茨、法国伏尔泰、孟德斯鸠以及我国梁启超等人的著作中，都自发的运用了历史比较法。
社会生活史研究同样不可忽视这种方法。
生活史研究中的比较有着多种多样的方式，既可以从时间上进行纵向的比较，从空间上进行横向的比较；
又可以对相关问题的内容、形式、内部结构、外部联系等各个方面进行比较。
3．精准计量方法
运用数学方法，通过数量关系来认识事物本质和规律的研究方法叫做精准计量研究法。
在社会生活史研究中，有目的地运用计量方法分析历史问题，用电子计算机技术处理历史资料而形成的历史精准计量研究法，其实质就是通过对生活史资料的精准定量分析，来认识历史现象，进而揭示历史的本质和发展规律。
这种方法改变了传统史学手工操作的落后局面，使过去无法处理的大量史料得到合理利用。
同时，这种方法通过精确的定量分析，使原来不够确切的历史问题，得到了可靠数据的证明，从而使研究成果更具有科学性和准确性。
近年来这种方法在社会生活史领域中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4．相关学科交融法
所谓相关学科交融法，是指社会生活史与其相关学科在研究方法上的借鉴与交融。
我们知道，社会生活史与社会学、民俗学、人口学、人口史、民族学、民族史、家庭学、婚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许多学科有相互交叉之处。
因此，在生活史研究中，上述相邻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就有许多可资借鉴和使用。
社会生活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将在这种相邻学科研究的相互交融中发展、完善起来。
最后，我们要强调一下学习和研究社会生活史所必须遵守的一些具体的原则。
例如，为了确保学术研究的科学性，要对历史上的社会生活做客观的、具体的研究，也就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观察研究过去，不能用当代的标准去改变古代的本来面貌，不能用个人的想像来塑造历史。
此外，历史上社会生活中的现象和问题不是一成不变的、永恒的，而是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的运动过程中，这就要求社会生活史研究必须符合社会本身运动发展的客观实际，进行动态的考察。
同时，社会生活史研究的社会现象，是最常见、最大量、最生动、最富变化、最具人情的，即是最具有群众性的，因而社会生活史研究必须以社会下层的民众为主要研究对象，特别是要注重研究广大民众的生活和生活方式，而不能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社会上层。
中国史籍素称浩繁，有关社会生活史的文献也是为数众多。
但这些资料十分零散，不集中，不完整。
为了找到足以说明问题的证据，我们的资料工作就不得不尽量从宽撒网，搜集的范围包括历代正史、政书与类书、地方史志、游记图籍、谱牒、笔记小说、诗文集及其他资料等。
以下对这些方面的有关资料逐次稍作介绍。
1．正史和《资治通鉴》
“正史”历来是历史研究的基本资料，当然也是生活史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
这些资料主要集中在一些志里，如礼，乐、舆服、仪卫、食货，五行，刑法等志，涉及社会生活的内容较多。
传里所包含的生活史资料也不少。
传的类型很多，文苑、忠义、孝友，隐逸、日者、方伎、列女，外戚、宦官所含生活史资料又较多。
纪中也不乏这方面的资料。
正由于“正史”含有丰富的社会生活史资料，所以要研究社会生活史，不可不通读之，杨树达著《汉代婚丧礼俗考》，主要资料来源于“两汉书”，就是很好的说明。
《资治通鉴》的史料价值历来为史家所重视，无论是正文还是考异中均有一些涉及到社会生活方面的内容，同样值得重视。
2．政书和类书
先说政书。
政书是记载历史时期内典章制度的史书，其中著名的有《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合称为三通，此后又有续三通、清三通合为九通，其中礼、户口、宗庙、乐、氏族、灾祥、蠲免，谥法、器服诸类所含生活史资料较为集中。
会要也属于政书范畴。
它按朝代编写，反映一代典章制度及有关事迹，分类详细，检索方便。
其中较为重要的有清姚彦渠的《春秋会要》，明董说的《七国考》，秦孙楷的《秦会要》，南宋徐天麟的《西汉会要》、《东汉会要》，清杨晨的《三国会要》，宋王溥的《唐会要》、《五代会要》，清徐松的《宋会要辑稿》，清龙文彬的《明会要》。
会要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关于社会生活史的，以《东汉会要》为例：
该书设有《民政》、《礼》、《乐》、《舆服》等类，其《民政》类设有户口、崇孝行，戒奢侈、荒政、奴婢、禁厚葬等目，反映人口、社会救济等东汉社会生活史内容。
关于中国古代史事的类书资料较为丰富，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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