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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时评整理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用制度关爱纾解“空心化”之痛
一些农村地区，空巢老人“老无所依”，留守儿童“幼无所靠”，已经不仅仅是个体的生活困扰，更是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
“她比沈从文笔下的翠翠更让人感动。
”这几天，一组题为《弟弟要睡了》的照片在网上广为传播，湿润了千万网民的眼睛。
在摄影师定格的画面中，一个不到10岁的小女孩带着弟弟，一边听课，一边哄着怀里闹困的弟弟……
这幕场景之所以让人心酸，是因为照片背后有着无奈的现实：
小女孩的爸爸妈妈都出去打工了，8个孩子跟着爷爷奶奶生活，爷爷奶奶要干农活，只好由小女孩带着弟弟上学。
而在小女孩生活的苗族村寨，全村45岁以下的成年人大都在外打工，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留守儿童。
如果让目光跳出湘西山村这一隅，就会发现，“弟弟要睡了”折射出许多农村家庭的普遍处境。
来自全国妇联、全国老龄办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农村留守儿童人口约5800万，留守老人多达4000万。
伴随着中国社会快速走向城市化、工业化，在打工潮席卷之下，曾经“依依墟里烟”的村子，只剩下老弱妇孺的孤独背影。
“说村不是村，有院没有人；说地不是地，草有半人深”，一幅“空心化”的落寞图景，触动了转型期的一大社会痛点。
近年来，从街头流浪儿童到广西温江村“问题少年”成群，从邵阳沉船事故到留守女童与奶奶尸体独处7天，无不表明在“空心化”蔓延的背景下，一些农村地区的空巢老人“老无所依”，留守儿童“幼无所靠”，孩子们普遍存在学业失教、生活失助、亲情失落、心理失衡、安全失保等问题。
这不仅是他们的生活困扰，也是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
《弟弟要睡了》这张照片为什么能打动网友？
一个网络调查中，居前两位的回答分别是“折射了部分落后地区的贫困现状”和“反映了留守儿童权利保障的缺失”。
这告诉我们，在社会流动加剧的时代，流动者的境况备受关注，但留守者的权益如何保障、留守儿童的未来何处安放，还是一个有待破解的难题。
事实上，我们的社会一直在努力回答这些问题。
近年来，从政府部门到民间组织，代理家长、寄宿制学校、留守儿童之家、免费午餐、留守儿童关爱基金等创新举措不断涌现。
日前，国务院决定启动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2600万特困地区学生每人每日补助营养餐费3元，这也是许多留守儿童的福音。
一位领导同志曾在给留守儿童的回信中写道：
“在我们心里，每一个孩子都不普通。
你们现在是我们的至爱、祖国的花朵，将来是社会的财富、国家的栋梁。
你们成长的每一时刻都牵挂着我们的心，你们的幸福和健康成长正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真正价值所在。
”这样的殷殷深情，亟需化为破除城乡壁垒、保障留守权益的制度关爱，才能真正纾解农村“空心化”之痛，给希望的田野带来勃勃生机。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纪委干部“叫板官员”该由谁接招
“球来拍挡”只管一时，制度护航才有长治久安，也才是更好的接发球
一次为讨薪农民工讨公道的“微博叫板”，让湖南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近日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因怀疑长沙县警方在处理一起农民工讨薪事件中有殴打和非法拘留的行为，陆群以“御史在途”为网名在微博中公开表示，“如果经公正调查证实民工诉求不合理，我立即辞职以谢天下”，并质问相关领导，是否敢“谁错谁辞职”。
作为一个长期关注农民问题、在工作中也接触到大量农民投诉的纪检干部，陆群不会不懂，走组织渠道才是解决问题的正道。
但让陆群叫板领导的农民工讨薪被拘一事，发生在今年4月。
当时，陆群就曾质疑有关部门粗暴执法、殴打讨薪农民工。
虽然有关方有“高度重视”、“进行调查”的回复，但迄今未有结果。
在历经半年的等待中，有关部门“能拖就拖、能推就推”的轻慢，“拳打棉花，力道被泄”的敷衍，是失去信心的陆群选择网络平台帮助农民工维权的现实逻辑。
陆群的选择，就像一记无奈之下发出的险球。
这一发球引来的围观，让农民工讨薪被拘被殴升级成为公共事件，相关方面必须接好这个球。
从媒体报道可知，陆群微博叫板之后，有关方发布调查结果，认定是“正当执法”，裁处“是依法、正确的”。
但作为被质疑的对象，如果自己单方面调查得出结论，就像“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结果恐怕难以服众。
要更好地维护农民工或建筑公司合法权益，平息事态、取得信任，就需有超乎“当事人”的上级组织介入，给出更权威、更客观、更有说服力的调查。
此事之所以引发广泛关注，更在于这其中涉及的，是几十名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是一名纪检干部不惜以自己名声甚至前程为民工维权的勇气。
如此，对陆群“叫板”的农民工维权问题能否及时关注，对他质疑的警方问题能否介入调查，考验着相关部门的应对能力，检验着对群众的感情，更关系地方的公信力。
陆群的“发球”也表明，我们反映诉求的渠道，仍需进一步畅通。
如果一个熟悉相关程序和法律的纪检干部反映问题尚且要“微博上见”，农民工合法维权的难度更可想而知。
在爬楼跳桥、断指开胸、拜官拜神的诉求表达背后，还有更多无人接的发球，需要政府、社会以更大的责任、更多的精力去关注。
“微博约赌”当然不应是维护权益、反映问题的常态。
激烈的言辞、愤慨的叫板，或许能解决这几十名农民工的问题，但此时此地有用，彼时彼地却可能失效。
合理诉求的表达，需要规范化的渠道；公平正义的实现，唯赖制度化的保障。
这也提示社会管理者，维权才能维稳，制衡才能治权，“球来拍挡”只管一时，制度护航才有长治久安，这才是更好的接发球。
陆群表示，他会“呼吁媒体”、“用法律的手段”来解决问题。
我们希望相关部门同样能拿出建设性行动及时介入，有问题则依法依规追责，无问题则向社会说明情况，让公众对公义的吁求，能激起来自现实的回响。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请以商业理性终结“拍砖”式互伤
商业模式可以根据形势随时调整，但诚信守则、共同繁荣始终为商业持续发展的根本
中国商家之间的非理性商业经营纠纷似有愈演愈烈之势。
有乳业巨头蒙牛的高管涉嫌诬陷伊利产品，双方陷入互相攻讦；有饮用水企业康师傅和农夫山泉持续多年的“水之战”，结果让消费者对各种水源质量都疑虑重重。
前两天，淘宝纠纷再起波澜：
在淘宝方面宣布推迟商城老客户执行新规后，部分中小卖家集体转向支付宝提现，被指为“扰乱金融秩序，涉嫌严重违法”。
我们可以把淘宝商城和中小卖家的纠纷看成是电子商务“成长的烦恼”。
其所涉的诸多命题，比如平台企业和商家的利益均衡机制、相关法律法规建设等，都是电子商务发展必然碰到的“瓶颈”。
商务部的介入或让人有理由相信，漏洞会在纷争之后补阙，以维护电子商务发展的蓬勃之势，但电子商务企业自身也应切忌采取那些非理性、非法且恶性的竞争手段。
在目前淘宝纷争中，当事双方显然缺乏应有的商业理性。
中小卖家接到涨价通知，采取的是“拍砖”式维权方式；而马云身为电子商务领袖，能熟练运用国际规则与雅虎这样的巨头周旋，却扑不灭自家后院“草根们”的火，让人不能不为电子商务的未来捏一把汗。
不单是企业家，消费者的非理性维权在我国的商业活动中也不鲜见。
时常在各地上演的“砸车事件”就是此类“暴力维权”的代表作。
只是，这种方式在快意之后，留下一地废墟，并未给商业文明的建设添加些许砖瓦。
商业博弈或许表现为你死我活、波谲云诡，但究其本质，是契约精神下的生产、流通和消费各个环节的多赢，商家、中介、消费者的关系更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契约的意义在于，它以大家共同认可的规则，将各方利益捆绑在一起，并由此降低了交易成本。
商业模式可以根据形势随时调整，但诚信守则、共同繁荣始终为商业持续发展的根本。
消费者以及小微企业的“拍砖”式暴力维权，往往是由于与强势企业相较实力悬殊，缺乏议价渠道和维权的可操作性。
因此，要让企业、商家与消费者遵循商业理性行事，不仅要靠法律法规的完善、主管部门的协调监管和局部的妥协，还要培育强有力的小微企业行业组织、壮大消费者协会组织，让各方利益可以在平等合法的基础上通过协商达到平衡。
据说，创造新的商业文明是马云们一直以来的理想。
然而淘宝纷争让人们看到，新的科技手段并不必然地催生新的商业文明。
在“拍砖”式商业纠纷频现时，各方都有必要重温那些最基本的商业伦理，才能降低商业运营成本，维护商业信誉，更捍卫消费者的基本权益，也一扫中国商业在国际形象上的阴霾……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女童遭碾，我们都可能是“路人”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走过小悦悦身边的“路人”，请停下来，拉她离开街心；或伸出援手，将她抱离险境。
这是本分，更是底线
这是一段令人揪心的视频。
广东佛山一个五金城里，两岁女孩悦悦被一辆面包车撞倒、碾轧，接下来的几分钟，还有呼吸的悦悦孤零零地躺在路边，18个路人先后经过，但都当没看见，而其间悦悦又被一辆货车碾轧。
这令人心寒的一幕，直到拾荒阿姨陈贤妹经过，将悦悦搬离街心、在高喊中惊动了悦悦妈妈，才得以终止。
此刻，濒临脑死亡的小悦悦，躺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
18∶1，多么让人遍体生寒的数字！
尽管有人曾因见义勇为被冤，尽管救人常不免带来某些“麻烦”，但是，见死不救甚至用冷漠来助纣为虐，是在撕裂社会的良知底线，消解公众灵魂深处的仁义善念。
是陈阿姨的出现和奋力施救，让我们被冰冻的道德感有了一丝暖意。
怀揣一颗善良的心、在看到孩子躺在马路上抽动的那一刻“只想着救人”的陈贤妹，让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桩个案里的悬殊比例，并不能成为社会道德的代表。
陈贤妹并不孤独。
我们完全可以举出另外的个案，像勇敢地徒手接住坠楼女童的杭州“最美妈妈”吴菊萍；扶助摔倒老人、虽被冤枉却依然无悔的南通大巴司机殷红彬；还有合肥两位农妇以德报德的事例——主动做好事让老婆婆搭“顺风车”的农妇刘士圣，不幸发生交通事故后主动担责，赔偿对方，而老婆婆的儿媳李孝香善良宽容，坚决拒收上万元补偿金。
当然，更不用说汶川特大地震之后的举国相助和志愿者的驰援……在这些朴实的草根大众心中，守望相助、扶危济困，天经地义。
他们是这个社会里沉默的、平凡的、但善良的大多数。
公众之所以如此关注“18∶1”的恶性事件，如此激愤于冷血路人的“旁观心态”，因为它太过异常和触目，将大众的道德神经触碰得疼痛难忍。
这种疼痛感在网友们的愤怒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它与陈贤妹的出手相救一样，体现出对生命的尊重、对善良的坚守，蛰伏在草根大众的心中，构成社会道德的主流。
孔子说，礼失求诸野。
中华民族的礼义廉耻，原本植根于最质朴最底层的“草民”中间。
路旁行人口似碑，不管是大是大非的价值判断，还是急公好义、古道热肠的民间道德，都是五千年文明史得以绵延不绝的重要支撑。
基于此，我们一面对陈贤妹们的良知善行深深致敬，一面也必须对冷血的路人报以严厉谴责，他们对生命冷漠如斯，不仅是文明社会的耻辱，也让文明古国蒙羞。
阻止道德的滑坡、托举向善的力量，正成为今天我们这个社会必须面对的考题。
这道考题不仅涉及道德的考问，也关乎文明社会的公民责任。
在一些国家，见死不救甚至会构成犯罪，英国的“见死不救罪”规定：
如果涉嫌“没有对涉险人士予以协助”，将面临法律的惩罚。
在社会道德被严重污染的时刻，或者可以让法律来拯救道德？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走过小悦悦身边的“路人”，请停下来，拉她离开街心；或伸出援手，将她抱离险境，这是本分，更是底线……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淘宝伤城”背后是转型之痛
既需要鼓励更多企业做大做强，也需要保护大量合法经营的中小企业的生存发展权。
如此，才是发展的正道
15日，针对沸沸扬扬的“淘宝商城风波”，商务部表态，希望淘宝商城采取积极行动回应相关商户特别是中小商户合理要求，同时对淘宝中小卖家喊话“必须循合法途径表达诉求”。
这让反淘宝联盟对淘宝商城大卖家的围攻有所缓解——过去一周来，数千中小卖家和网民组成的反淘宝联盟，以拍商品、给差评、要退款等恶意购买手段，令一些知名品牌商铺损失惨重。
这场被称为“淘宝伤城”的风波，源于淘宝商城的新规——商城大幅度提高2012年商家年费和保证金，要求所有商家年底前拿出平均超过预算数万元的资金，招致部分中小卖家的激烈反对。
此次“暴力起义”的中小卖家，向淘宝商城中无辜的大型商家施暴，抗议方式极为不妥。
不过，他们的境遇也确实值得同情。
升斗小民，辛苦开个小店，本小利薄，赚钱养家殊为不易。
更何况，在淘宝的初期发展中，他们也曾立下汗马功劳。
此次淘宝商城高额提价，无疑让相当一部分卖家陷入两难：
跟进则承受不起高额成本，退出则前期投入和积累血本无归。
在当前中央鼓励中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背景下，淘宝应当充分考虑他们的权益。
对于淘宝商城来说，通过提高准入门槛，淘汰资质不够的商家，提升自身品牌的价值和服务，完全符合市场逻辑。
长期以来，淘宝商城上假货泛滥，投诉不断，通过提高门槛净化市场，对淘宝来说大有裨益，对广大网购消费者而言，也不啻是好事一桩。
从长远看，也有利于中小卖家提升产品质量和营销水平，让良币驱逐劣币，营造诚信健康的商业环境。
看似很难兼容的双方诉求，是当前电子商务发展出现的一个“阵痛”。
为什么阿里巴巴掌门人马云坚称的“做了最该做的事”、在很多人看来是“电子商务发展方向”的淘宝新规，却被不少人斥作是“有违道义”、“卸磨杀驴”的“强拆”之举？
在电子商务发展中，该如何解决好企业自身做大做强的需求与诸多弱小商户权益保护间的客观矛盾？
这个“转型之痛”需要理性的求解。
当前，电子商务年交易额超过4万亿元，占据市场支配地位的平台企业，其运作方式，包括收费模式、服务标准，会对整个行业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从这个角度上看，淘宝商城方面对小卖家的态度，具有行业的风向标作用。
这也正是商务部希望淘宝方面能以更积极的行动回应中小商户合理要求的含义所在。
联系此前的“3Q大战”，无疑提醒相关部门：
对于飞速发展的电子商务来说，恐怕应加快步伐，从平台企业、卖家商铺以及消费者多方利益出发，为电子商务发展建立适宜的制度法规环境；应加大力度，强化网络环境下的市场监管，维护电子商务的正常秩序，营造电子商务发展的良好环境。
无论对电子商务还是对中国经济来说，既需要鼓励更多企业做大做强，也需要保护大量合法经营的中小企业的生存发展权。
如此，才是发展的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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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行为不能“权力统筹”
把慈善这一社会性的分配机制变成行政摊派、权力统筹，容易让人产生逆反心理，无形中销蚀慈善组织的公信力
最近有两件事广受关注：
其一，广东东莞政府部门集体办理“月月捐”——绑定一张银行卡，每月固定扣10元以上“捐款”。
当地一名干部称，10元标准，并不过分。
其二，沈阳、济南、西安等地群众向媒体反映，他们正在读小学的孩子被学校要求加入红十字会，并要缴纳5元会费。
针对批评质疑，东莞市民政局表示，“月月捐”可以随时参加随时退出；几个地方的红十字会也强调，中小学生入不入会，完全自愿。
然而，在政府部门、学校这种对个人表现颇有压力的场合，即使内心对这种方式并不认同，又有多少人会因为几块钱的“小事”公然退出类似的“集体活动”？
小事其实不小。
“郭美美事件”之后，我国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公众的慈善热情，均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与此同时，人们对于慈善的关注程度则有了极大提升。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前一些司空见惯的“慈善模式”正在被重新打量，比如对动用权力募捐的反思，比如对善款去向的关切。
正如日前民政部有关负责人所说，一系列舆论风波引发的思考，让政府部门、慈善机构和社会公众对慈善事业的本质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对现代社会中如何开展让人民满意的慈善有了相当程度的反思，这对于提高慈善组织规范程度、运作水平是一个促进。
近段时期以来，中国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等慈善机构推出一系列举措，推进善款使用的公开、透明，力图重塑慈善公信力。
然而，改革不会一蹴而就，公众善心重聚需要一个过程。
在我国慈善运作“起步晚、底子薄、基础弱”的背景下，如何还原慈善的自愿本质，如何防止“慈善初衷”被随意篡改，如何提升社会整体的慈善质量，种种问题，都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企业、学校，可以号召、鼓励、引导慈善，但是不能将慈善作为一种“义务”去推广。
硬性摊派不是慈善，运用权力手段搜集慈善资源必然会破坏慈善生态。
把慈善这一社会性的分配机制变成行政摊派、权力统筹，容易让人产生逆反心理，无形中销蚀慈善组织的公信力。
至于那些假借慈善之名去圈钱圈地、牟取私利的行为，就更是与慈善全然无关，体现的只是权力的滥用。
正如有专家所分析的，目前我国的慈善事业存在着“三低三高”的局面。
“三低”是：
整体起点低，慈善组织数量低，捐款数量低。
“三高”则是：
需求极高，热情极高，开放度极高，而且因为有网络支持，现在已和世界连成了一片。
在这样的背景下，促进中国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使慈善真正植根于社会、依托于普罗大众，离不开慈善环境的培育、慈善文化的涵养、慈善制度的健全。
在这方面，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政府部门如何“有所为有所不为”，这既是对执政智慧的考验，也是对依法行政的检验。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拿什么根治“中小企业病”
根治“中小企业病”，要对症下药，更应完善应急状态下的金融保障，切实引导实业走向繁荣
高利贷资金断裂、温州老板跑路、台州老板自杀……近期充斥媒体的报道再度引发公众对江浙中小企业的关注：
悲观者以为这将严重影响国民经济向自主增长的有序转变，提出“中国式次贷危机”的担忧；乐观者则认为个别企业破产倒闭是正常现象，更欲以市场之名放任其自生自灭。
不同认识的背后，中小企业究竟有着怎样的尴尬？
突围之路又在何方？
中小企业的地位和作用无需赘言。
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言，“中小企业在扩大就业、推动经济增长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具有全局和战略性的重要意义”。
近年来，从宪法对非公经济“鼓励、支持和引导”的制度规范，到“新36条”对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政策保障，应该说，中小企业发展的环境正在不断优化。
然而，在国际金融危机以及经济波动阶段，一些中小企业的频频破产倒闭，除了自身抵御风险能力差的因素和市场经济正常的优胜劣汰，还有其他“非常”因素的存在。
事实上，中小企业面临的利润空间低、融资成本高等问题，使得它们往往格外脆弱，有人形象地概括为“中小企业病”。
要帮助中小企业走出困境，一方面固然要在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同时，按照中央的要求，实施差异化金融监管、机构信贷政策落实、财税支持力度加大等应急政策；同时也要认清“中小企业病”成因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它不仅是老板道德病、企业经营病，更是金融信贷病、实体经济病。
对此，我们除了采取灵活审慎的调控政策之外，更应着眼于长远和大局，加强制度建设。
当前中小企业面临的最大难题是资金问题。
因此，民间借贷和官方信贷对于应急状态下的中小企业，意义不言自明。
只有不断完善对中小企业的信贷保障才能从根本上纾解中小企业的种种困境。
对于民间借贷而言，应该相信市场，给予其合法的市场地位。
事实也证明，民间借贷宜疏不宜堵，应加强监管，引导其阳光化、规范化发展。
尤其在中小企业经营困难的特殊时期，更应建立风险评估、预警体系、秩序整顿等制度，发挥其积极作用，同时防范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
相信市场，但也不能迷信市场。
在民间借贷之外，还要建立一整套应急状态下的触发机制。
一旦发生中小企业融资成本过高，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金融机构、担保公司、小额贷款组织等便应自觉响应政府干预，按照比例、降息让利、分类发放中小企业贷款，切实落实支持发展中小企业的国家战略。
“民营经济成就了浙江，是浙江的瑰宝，我们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它们。
”目有疾，自当医。
而这种医治，不仅要给予其应急性的资金支持，更要着力约束资金流向，规避应急贷款再次流入资本市场的风险，引导中小企业走向实体繁荣的康庄大道。
由此而论，根治温州企业近年来从房产到能源再到古董的炒作之风，才能矫正被扭曲了的经济结构，才能尽量减少无谓的行政干预，才能重新提振实业起家的勇气与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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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时代”怎样呵护“留守未来”
对留守儿童的关注，要着眼于对单独个体的关切，更应扩展至对庞大流动人群的关怀
“村庄没有生气，孩子的内心是荒凉的”、“没有学校的村庄就像没有孩子的家庭”，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清华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师生深入农村，寻找乡村教育的希望，同时呈现了许多“空心村”的荒芜与纠结。
伴随着这样的“宏观关切”，前不久发生在湖南农村的惨剧，再一次以极端的方式，让“留守儿童”闯入我们的眼帘：
一个年仅1岁8个月的留守女孩小梦与奶奶的遗体共度7日之久，才被从长沙赶回家中的父亲发现，小梦的身心均受到了严重伤害。
“父母在远方，身边无爹娘，读书无人管，心里闷得慌，安全无保障，生活没希望。
”这则顺口溜，点出了小梦遭受伤害的直接原因，反映出许多留守儿童的生存现状。
亲情、教育、安全，缺失了这些至关重要的环节，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引人忧思。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亲情是所有社会关系的基础。
在经历了惨剧后，小梦的父亲痛定思痛：
孩子好了后，一定要带在身边。
然而，正如有人所担忧的：
进城后的小梦能在父母奔波忙碌中得到足够的关爱吗？
面对高高的户籍壁垒，又如何从稀缺的社会公共服务中分享到自己应得的一份？
留守儿童的问题，不只是一个家庭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
5800万留守儿童的背后，是超过两亿背井离乡的“流动大军”。
一边是“流动”，一边是“留守”，许多时候，正是流动人群权利的缺失，造成了留守儿童的种种困境。
在这个意义上，留守儿童的安全问题，不仅是能否与父母共同生活的问题；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也不仅是一本课本和一张书桌的问题。
对留守儿童的关注，既要着眼于对单独个体的关切，更应扩展至对庞大流动人群的关怀。
日前，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布了《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1》。
报告对流动人口生存发展状况、人口流动迁移与城镇化、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折射的现状有喜有忧。
但无论如何，伴随着中国不可逆转的城市化进程，人口流动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在这样一个充满转型与阵痛的“流动时代”，如何让追逐梦想的流动人群告别候鸟式的“半城市化”状态？
如何使留在农村的儿童避免过早被“社会性断乳”？
如何避免父母为孩子外出打工挣钱、下一代却在留守中荒芜的发展悖论？
法国学者孟德拉斯在其著作《农民的终结》一书中说：
“20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在20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
”对当下中国而言，这一命题的一个重要内容则是，为留守儿童提供必要的政府与社会支持，减少他们的亲情缺失、教育缺位、行为失范与安全隐患，实现《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强调的“所有儿童享有平等的权利与机会”。
这不仅关系到中国的城市化能否有一个稳定大后方，也关系到中国的现代化能否有一个可持续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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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违法强拆”是执政高压线
在拆迁这一“除旧布新”的过程中，我们理解地方治理者的不易与艰难，但更不能忘记为什么而出发、为了谁而发展
“把违法违规强制拆迁作为一条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触碰的红线，切实维护好群众的合法权益。
”近日，中办国办以转发文件的方式，再次重申了中央的立场。
一段时期以来，从制定《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法规，到下发严格征地拆迁管理工作的“紧急通知”，再到部署对违法征地拆迁案件的督查工作，党和政府连出重拳，体现了坚决制止违法征地强拆、维护群众利益的决心。
然而，吉林长春朝阳区违法强拆致人死亡案、辽宁盘锦兴隆台区违法强拆引发伤人案、湖南株洲云龙示范区强拆致农民汪家正自焚死亡案……有关部委近期查处的六起强拆致人伤亡案表明，一些地方的强拆冲动，并不会因某部法律的颁布彻底消弭，必须祭出更严厉的手段。
强拆悲剧大多有权力主导的因素，即便商业拆迁，也往往有钱依权势、权纵钱胆的“利益同盟”。
其背后，则是“权大于法”的拆迁思维。
这也是为何法律禁止“行政强拆”后，依然有一些地方政府铤而走险。
故而，对违法强拆，除了加大监督问责力度，更要强化司法作用。
法院要对政府的强拆申请严格审查，对“违法强拆”勇敢说“不”；各级党委也要为法院工作创造条件，使其有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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