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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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1年10月，他到上海擔任同文書會（後名廣學會）總幹事，開始了他在華生活的新的一頁。

上任以後，他對廣學會工作進行一系列的改革，使其有了明顯的起色。

第一，他強調廣學會的工作對象，應以中國的士紳和官員為重點，對中國上層社會進行了具體的調查和研究。

第二，擴大、加強業已開展的有獎徵文工作，曾征得英商漢璧禮的支持，在北京、蘇州、廣州等地，進行影響廣泛的徵文活動。

第三，強化了廣學會會刊《萬國公報》對維新變法的宣傳意識。

第四，加大了廣學會宣傳變法書籍的出版量。

《泰西新史攬要》、《中東戰紀本末》等名著，都是在他主持廣學會工作以後出版的。

與此同時，他本人加強了對中國上層人物和關鍵人物的聯繫與活動。

他與李鴻章、張之洞、曾國荃、左宗棠、翁同穌、孫家鼐、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等人都有接觸。

張之洞資助他以大筆經費，李鴻章對他相當器重，梁啟超當過他的中文秘書。

甲午戰爭期間、戊戌變法期間、義和團運動期間，他都積極活動於上層人員之間，企圖影響政局的發展，結果都未如願。

義和團運動以後，他提出利用山西的賠款銀五十萬兩，在山西開設學堂，講授中西學問。

山西大學堂緣此辦成，李提摩太成為這個學堂的首任西學專齋總理。

利用庚子賠款在中國辦學堂，這是首倡，它對近代中國文化教育的發展，有過很大的影響。

20世紀初的幾年，李提摩太往來於上海、太原之間，既負責廣學會，又兼管山西大學堂。

歷史進入民國以後，李提摩太年事漸高，精力不濟，社會活動漸少。

1916年他辭去廣學會總幹事之職，返回英國。

1919年去世。

李提摩太比較集中傳播西學、宣傳變法，始於80年代，即他的傳教方式發生變化以後。

80年代初，他的變法主張集中地反映在《近事要務》中。

《近事要務》連載於從1881年11月12日至1882年1月28日的《萬國公報》上，署名’“中西友”。

這是短劄式的變法提綱，凡98則，每則幾十到一二百字，舉凡天文、地理、物理、化學等各門學科，工業、農

業、教育、衛生等各個部門，以及宗教、道德、外交、立法等涉及國家和民族前途和命運的重大問題，均有涉及。

我們只要列舉一些題目，就可以看出其內容之大概了：

廣集益以振國脈，繼製作以比前聖，廣善法以助不及，悟水氣以盡地利，籌新法以備凶荒，創化食以養餘丁，廣學校以謀民生，通有無以便民用，查日點以防旱澇，辟草萊以盡地力，究格致以得新界，設報館以博見聞，廣著作以利物我，究水利以救洲荒，興大工以利萬世，辟水穀以救燃眉，盡心思以免勞力，通水陸以便往來，稽各國以求治道，立普試以求賢能，立學會以興大利，訪大學以求精博，務專門以精其業，習西語以便翻譯，通往來以博所學，窮未知以明要理，興格致以益世道，廣醫術以解險症，立信局以便民生，禁讒言以和萬國，極傳聲以達萬國，究電學以知未能，立銀會以備荒欠。

這些主張，是李提摩太在中國生活了十年時間以後，特別是他深入中國內地賑災、對中國社會有了比較切實的瞭解以後，以他所熟悉的西方社會為參照體系提出來的，因此，既有針對性，又有先進性。

這是近代來華傳教士就中國社會、經濟、教育、科學、文化諸方面提出的第一份綜合性變法建議。

1882年，供職於《萬國公報》的中國知識份子沈毓桂，認為李提摩太的意見，很多是對中國國計民生大有裨益之事，為中國應辦之要務，於是，以“匏隱氏”筆名，在《萬國公報》上連載《近事要務衍義》，對李氏所提建議，進行演繹、發揮。

在傳播西學方面，李提摩太譯作最多、影響最大的時期，是他擔任天津《時報》主筆以後到戊戌政變發生的八年。

這一期間，他翻譯、編撰、出版了《泰西新史攬要》、《百年一覺》、《八星之一總論》、《論生利分利之別》和《新政策》等十幾種書籍。

所譯編諸書，均由廣學會出版，多由中國學者蔡爾康述稿。

治的介紹，二是針對中國實際提出的變法設想。

當然，這兩方面的內容也有交叉，對世界知識的介紹，本身就有針對性，對中國變法

的設計，也少不了要以西方、日本等國的情況作為參照系統。

介紹世界歷史、地理、社會政治情況的書籍，主要有《七國新學備要》、《泰西新史攬要》、《B寸事新論》、《中西四大政》、《天下五洲各大國志要》、《八星之一總論》、《大國次第考》、《列國變通興盛記》和《歐洲八大帝王傳》。

《七國新學備要》，寫於1888年，1卷7章。

七國，指英、法、德、俄、美、日本、印度。

新學，指作者寫書之前，即19世紀七八十年代

各國教育、普及科學文化的機構，包括學校、報刊和圖書館。

李氏將他所說的新學具體內容，歸納為四個方面：

橫、縱、普、專：

何謂橫?

我國所重之要學，學之；

即各國所重之要學，亦學之。

何謂縱?

一國要學中，有當損益者知之，即自古至今，歷代之因何而損、因何而益者，益必知之。

何謂普?

斯人所需之要學，無不兼包並舉，可以詳古人之所略，並可以補近人之不足。

上天所造之物，無不精思審處，不使有扡格之難通，並不使有纖毫之未達，則普學之說也。

何謂專?

專精一學，而能因事比類，出其新解至理於所學之中，莫不驚其奇而悅其異，則專學之說也。

是皆新學之大綱也。

書中具體介紹了七國的學校數目，包括初學（即小學）、中學、上學（即大學）；

主要課程；

在校學生數字、教師數字；

各種學校的費用，包括經費總數、學費數目、經費來源。

書中列述了各國報紙、報館數目，書樓即圖書館數目、藏書種數或冊數。

此二項均缺印度數字。

書的最後三章，是討論、設計中國如何取法外國，訂立章程。

作者按照七國的比例，推算出中國應有的小學、中學、大學學生人數，以及所需經費；

應有的報館和圖書館數字．並提出從當前實際情況出發，中國可以採取的變通措施。

他認為要點有四：

一、國家必須先立新學部，以專責成。

部臣則行令各地，皆設立新學校。

二、朝廷宜特賜專權於新學部，使其能統轄各省學政。

三、國家每年至少要撥銀一兆兩以辦新學，以後隨時酌補。

四、督飭各地紳商富戶，各令量力輸銀，以補公款不足。

李提摩太樂觀地說：

“循是以進，天下各國之事，中國人必盡知之，凡今日假手於外人之事，他日必能自為之，從此人材眾多，國無廢事，富強可待，億兆蒙福”。

《七國新學備要》影響相當廣泛，1898年就印了一萬冊。

光緒皇帝訂閱的書中，也有這本。

戊戌變法期間，李提摩太又據其中有關內容，加以擴充，單獨出版，名曰《速興新學條例》。

1鄭觀應在修改《盛世危言》時，曾將《七國新學備要》有關內容輯入

《八星之一總論》，蔡爾康述稿，1892年寫成。

八星之一指地球。

當時僅知太陽有八大行星，即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和地球，第九大行星冥王星是1930年才由美國科學家發現的。

這是一本關於世界地理的通俗小冊子，不分卷，凡21節。

書中首先介紹地圓說，地球的體積、面積，各大行星的運行軌道、週期及其在太陽系中的位置，然後依次介紹地球生物與日光的關係，地球五大洲、五大洋概況①，世界人種分佈，基督教、印度教、回教、儒教、猶太教等各大宗教分佈與人數，最後說了一通全地球之人應該大公無我、泯滅紛爭、共臻至善的道理。

此書曾在1892年的《萬國公報》上連載，1897年由廣學會出版單行本。

《大國次第考》，一名《大國次第》，1892年寫成。

這是一份篇幅不大、份量不輕的讀物。

書中縷列天下三十餘個大國的人口、幅員、糧賦、貿易、學校、工價方面的統計數字，及其在世界各國中所排的名次。

一堆數字，看似枯燥，但時人可以從中品出特別的味道。

例

如，按照所排名次，中國人口為第一，面積為第三名，⑧但是貿易是倒數第三，不但落在英、法、美、德諸國之後，而且不及瑞典、瑞士、西班牙；

中國糧賦也是排在倒數第三位。

至於新學校數字、工價數字，中國則既無統計、也無從折算。

對於工價，按書中說法，“大抵生齒多者必賤，生齒少者必貴”，中國必然排在末尾幾位。

這對於刺激人們的覺醒，不無積極意義。

《天下五洲各大國志要》，一名《三十一國志要》，1892年寫成，1893年在《萬國公報》上連載，後出版單行本。

書中列述英國、法國、俄國、美國、奧地利、義大利、印度、德國、西班牙、澳大利亞、土利宜廣增新法以生。

所述包括發展教育，提高勞動者素質，發展科學技術，提高生產能力。

李氏以中國印刷技術的不斷進步為例，說明從竹簡寫字到紙上寫字，再到刻板印刷，其間不知費了多少人的心血，凝結了不知多少人的腦力勞動。

他又以西方的機器發明和進步為例：

泰西人亦然，其始作火輪機器，不知用若干心，亦不知用若於力，用能製造形模，成就新器，推而至於各項汽機，大率類此。

要其所以不憚心勞而力瘁者，無非日增新法以生利耳。

新法既增，成物之多，固不待言，物且彌速而彌精，利且愈生而愈廣。

是以泰西大工程局，不但樂給重資，使人出力以成物，更複豐其束修，遠聘才士，浼其用心以創物，則知力也、心也，皆生利之源也。

在19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學習西方堅船利炮、聲光化電的洋務運動起步以後，守舊

人士有一種普遍的憂慮，即輪船、鐵路、採礦、新式紡織等業興起以後，勢必影響原先船夫、織女、匠工等人的生計。

李氏針對這種議論，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他說，無論農人、工人，還是從事運輸的人，科學技術的進步，都能提高他們生利的水準，創造出更多的財富。

他將世間生利之人分為八大類：

農夫、製造機器之匠和紡織工人、建築工匠、貿易商人、水陸運輸者、治民保民者、博學之士、雜流，對每一類都進行具體分析，說明科學的發展、技術的進步，能大大提高生利的能力。

例如：

蓋屋者得新法，如創煤氣燈、自來水之類；

成衣者得新法，如用機器縫紉之類；

教養兒女者得新法，如應需銀二十兩，僅得十兩已足濟事之類，不但煤氣燈公司等獲利，眾人亦皆獲利。

貿易者得新法，四出經商，以有易無，貨物美於前而價反較廉於前，因而易於行銷，商賈固獲厚利，用貨之人，裨益亦非淺鮮。

他得出結論說：

“總而言之，凡不知輪船、火車等類之有益於民者，反謂有害於民，殊不思運費因之而減，實屬有益於民。

偶有未獲其益者，國家本宜導以新法，使之皆沾惠澤者也，若仍守舊而不謀新，則如農夫等類之只需百人已足集事者，強令之增加百人以分其利，吾知百姓之斷無生色矣”。

介紹照相技術的發明及應用：

四十餘年前，有人得一奇法，凡日光反照之物，能攝其影以印於用藥煉就之片紙，較之明鏡鑒形，毫無區別，昔者歐洲人欲子留其廬山真面目，則倩畫工圖之以筆，然雖具煩上添毫之技，仍不過依稀仿佛，大抵無失其形摸而已。

今得此法，則子孫瞻祖交之遺容，無不惟妙惟肖。

人遂爭就映之。

《養民有法說》，1893年寫。

內容主要為中西對照，說明中國在教育、科技、運輸、商業、貿易、新聞、旅遊等十個方面，都可以學習西方、加速發展。

李氏指出，科學技術的發展．可以大大地提高勞動的效率：

泰西昔年製造百物，大半借助手工，今則純用機器。

昔日二

百人所紡之紗，今則一人足矣。

一女用機器縫衣，可抵12名成衣匠的工作。

他說，科學技術的發展，勞動水準的提高，不只是富人更富，普通人的生活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五十年來，英美兩國，緣此諸益富於前者三倍。

環顧其民，不第有資本以通貿易者，富益加富，下至傭工人等、，工價所獲，加至一倍，上下皆富。

故居處服食，無不精美於前”。

《新政策》，1895年10月23日（光緒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一日）寫。

時值甲午戰爭失敗、馬關條約簽訂以後，國勢危急，李提摩太向清廷上了此書。

書中提出教民、養民、安民、新民四條改革措施。

教民之法，分通泰西各國之情和通中國上下之情兩方面。

通泰西各國之情措施有四項：

一、將世界各國政教概況如實告訴皇帝；

二、選派王公大臣往各國遊學；

三、遣派京官及各省督撫子弟出洋讀書；

四、選派翰林、知縣等官出洋分門學習。

通中國上下之情亦分四項：

立報館、譯西書、建書院和增科目。

所說各法，用意都不錯，但也多為時人所道及，無甚新意。

惟“增科目”一法的具體設計，頗有可行性：

中國科目，意美法良，不可廢也，惟題目不廣，只講本國之事，不知各國治平之法。

……應請明發諭旨，增設中西一科，府取秀才，省中舉人，京師中進士，每年均約百人。

欽點中西學翰林，每年十人。

所費有限，收效無窮。

日後清政府舉行的經濟特科，實際上是這一建議的實施。

養民之法，共列十條，即通道路、捷音書、開礦產、墾荒田、勸工作、造機器、開銀行、鑄銀元、保商賈、刻清單。

前九項意思都很明白，最後一項“刻清單”是指仿照西方，政府將各項應辦已辦之事，列出登報，以此杜絕欺蒙，利興弊去，

安民之法有二，一日和外，二日保內。

和外包括三項：

與外國通好、參加萬國太平會、與外國商定和睦之法。

保內包括四項：

化偏私、籌帑金、修武備、勸新法。

所謂化偏私，是指為學不管中外古今，只問是否合宜有用。

新民之法，與日後梁啟超所說的新民含義不同。

這裏的新民，意思是指端正中國人對外國的觀念，所提措施有六項：

多見西人、閱已譯之西書、閱日報、派遣學生出洋、派遣使節出國、辦好同文館。

四法之外，李提摩太還提出了中國眼下立即應該辦理的急事九項：

一、聘請深可信任的西人二名，合籌良法，速與天下大國立約聯交，保十年太平之局；

二、設立新政部，以八人總管，半用華人，半用英美之人；

三、善謀鐵路，聘請西人某某前來合辦；

四、聘請年富

力強的西人某某，來中國負責籌款借款各事；

五、暫聘英美人某某，隨時入見皇帝，詳細奏陳西國各事；

六、聘請英美人某某，總管報館事務；

七、聘請德人某某、美人某某，負責學部；

八、聘請外國軍事專家，以備任用；

九、以上各事，明發諭旨，宣示天下。

李提摩太認為，上述各項新政策，中國在二十年前，早應舉辦，延至今日，事機已迫，受害已深，“果能迅速舉行，中國尚有得半之望，倘再遷延貽誤，竊恐燎原之火，立見焦糜，滔天之流，即時昏墊，無窮大禍，近在目前”。

在寫《新政策》之前，李提摩太的教民、養民、安民、新民四策，已在《泰西新史攬要》的序言中一一闡述過，此時，他再將其擴充成冊，可見他對這些見解的自信。

憑情而論，李提摩太所提各項新政策，不乏切中時弊、切實可行的內容，包括教民八法、養民十法、新民六法，其中不少意見，是當時或稍後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反復陳述、屢見報端的，有些意見在清末新政中事實上被付諸實施了。

比起同年康有為領銜發起的公車上書，《新政策》借助外力促變的色彩更濃·

，公車上書依靠內力自變的意識更強。

以外國人言中國事，在近代中國尚無廣泛聘用洋客卿先例的情況下，《新政策》東也要聘請英美人，西也要聘請英美人，這就不能不讓人懷疑其動機，是否要變中國為英美的殖民地。

晚清人評論此書：

《新政策》“立為四端，曰教民、曰養民、曰安民、曰新民，所列諸法，半已見諸施行。

惟其以樞要之地必曰並用西人，其居心可想”。

還在1876年，李提摩太在山東賑災時，就面見山東巡撫丁寶楨，說明發生自然災害，不在天意，而在人事。

他建議建造鐵路，加強運輸能力，開採礦藏，增加社會財富，擴大就業，以增強防災抗災能力。

這些建議，因丁寶楨不久調離山東而未見回音。

1878年，他在山西賑災時，又向山西巡撫曾國荃提出類似建議。

措施有三項：

一、大規模移民滿洲；

二、以工代賑，先由修築鐵路辦起；

三、向未受災省份，徵收救災稅。

曾國荃認為如果修築鐵路，必須雇傭大批洋人，勢必引出許多麻煩，因此作罷。

稍後，就防災救災問題，他提了一百多條建議，諸如政府應設法控制自然，改良農業，開礦設廠，發展交通，開辦銀行，促進貿易等。

這些建議，以《近事要務》為題，發表在1881年11月至1882年1月的《萬國公報》上。

1882年，張之洞繼任山西巡撫，查閱檔卷，發現在曾國荃任內，李提摩太曾上書建議修鐵路、開礦山、辦學堂、興實業等，很感興趣，派人徵求李氏意見，能否放棄傳教活動，參加政府建設。

李氏對此婉言謝絕，但他接受了張之洞委託的另一項工作。

當時太原河水氾濫，危及城垣，張之洞請李代為勘測地形，設法防堵。

李提摩太與另一傳教士，到實地進行測量，攝取影片，制具報告，送呈張之洞。

張又囑他探詢開礦機器的種類及價錢。

不久，因中法戰爭開始，張之洞被調至兩廣前線，無法顧及實業建設，李提摩太的意見被擱置一邊。

但是，張之洞已被李提摩太關於加速近代化經濟建設的意見所打動。

1889年，他調任湖廣總督以後，再次約請李提摩太到湖北商討建設大計，並按照李的建議，開鐵廠，辦學校，使湖北成為全國近代化建設的先行地區。

一、以一名中國親王為首，以若於著名政治家如李鴻章、左宗棠、曾國荃為輔，組成一個代表團，應出國周遊世界，實地考察別國的情況。

二、由若干名帝國著名學者組成一個代表團，應出國考察世界各國的教育制度，回國後提出考察報告。

三、由若干最聰明和最虔誠的人士組成一個代表團，派他們出國研究世界各國的宗教狀況。

四、組成一個工業代表團，考察別國的工業狀況，回國後提出考察報告。

五、組成一個交通代表團，考察別國的各種交通工具狀況。

．

六、在北京設立一個聯絡局，將以上所獲得的報告內容通報各省。

1886年，李提摩太至天津，面見時任直隸總督的李鴻章，建議清廷每年撥款一百萬兩銀，作為設立學校、造就人才之用。

李鴻章告以政府無力籌此鉅款，且百年樹人，難以濟急。

李提摩太說，這是國家根本大計，可能需要等20年才能見效，雖然所費甚巨，但這是播種所需的種子錢，將來一本萬利。

李鴻章並沒有將這一建議立刻付諸行動，但李提摩太所說，實屬切中時弊、具有長遠眼光的重大問題。

李鴻章日後頗為重視教育問題、在天津創辦中西醫學堂等學校，很難說與李提摩太的影響沒有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