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具体分析统率三要素.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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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具体分析统率“三要素"
孙绍振
《语文建设》发动了关于议论文“三要素”的争鸣，看来抓住了当前中学作文教学低效的要害。
“三要素”的说法，最早源自陈望道的《作文法讲义》。
该书虽未有“三要素”之正式命名，但是讲了论题、判断、证据、证明法式，相当于今天的论点，论据，论证。
当然，陈先生的说法还可以溯源到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的逻辑学，甚至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那里去。
陈望道先生的著作写在1922年，当时即使是用形式逻辑的规律来讲议论文也有其开创性的功绩。
在教学实践中，把这种方法归结为“三要素”比较简明，故被广泛接受。
事实上，对于从感性记叙抒情上升到抽象议论，这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过渡。
观点是抽象的、普遍的，而论据则是具体的、感性的，包含着多方面的属性，从多方面的意味中抽出一种与论点一致的属性，使二者达到严密的对接，这在思维的训练上不失为某种循序渐进的阶梯。
三要素的根本原则是观点与材料的一致。
但是，观点与材料的统一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观点的普遍性与材料的特殊性不可能完全统一则是问题更重要的方面。
要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就不能不更加重视二者之间的矛盾。
无视于此，把三要素当成立论的金科玉律，其最大的危害就是让学生失去独立思考能力，没有自己的思想，陷于现代八股而不自知。
一、对论点的具体分析
“三要素”最大的缺点就是把预设的论点绝对化，不加任何反思。
这是非常危险的。
一切事物和观念都是复杂的，由多元的内部外部的矛盾构成，而论点则往往一个简单的论断，充其量也仅仅是多元中的一元。
其狭隘性在一些被视为民族智慧的结晶的格言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如人定胜天，有志者事竟成，知足常乐，笨鸟先飞，慢工出细活，大河有水小河满。
其实都是片面的，人就不能战胜天体运行的规律，在地壳漂移和释放能量的地震中，人是像蝼蚁一样渺小的。
光是有志而事不成者比比皆是。
知足了，不思进取，就不能常乐。
笨鸟后飞更是常见。
手工业产品比不上电子计算机程序控制的效率和精确。
大河有水小河满恰恰是把事情讲颠倒了，事实上大河都是从小河（支流）汇聚起来的，更科学的道理是小河有水大河满。
立论要求明确，故往往概括一种简明的概念或者判断，而概念或判断越是鲜明，就容易简单化，片面化。
片面性的反而是全面性，粗浅地说，就是正面和反面。
立论的起码要求乃是全面。
对于可能隐含着片面的论断，哪怕天经地义的、不言而喻的、众所周知的论点，都不能不假思索地追随，而是要加以全面分析。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立论的基本信念，就是：
一切命题都是可以分析的，在一切命题背后都可以分析出反命题来。
分析的前提，就是提出问题。
不提出问题，只能人云亦云，就不可能有自己的论点。
要提出问题，就要反思，从正面肯定到反面否定冷峻地审视其间隐藏着的矛盾。
从人所共知的常识到天经地义的权威，都要反思。
有了反思，有了对立面，分析才有切入口。
周敦颐的《爱莲说》，“出污泥而不染”得到普遍的赞叹，分析性思维拒绝被动地追随，而是向相反的方面联系：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当然，这并不要求你知道这是出自晋·傅玄《太子少傅箴》，原文为：
“故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声和则响清，形正则影直。
”）。
李白“天生有才必有用”固然是千古名句，但李白的坎坷遭遇恰恰说明天才没有得到重用。
议论文教学理论，强调立论新颖，要有个性，要有突破，但大都变成了老生常谈，原因在于按三要素以论点为纲的理论，对共识性的、权威性的观点只能是无条件的盲从。
而要提出问题，揭示潜在的矛盾。
就是备受瞩目的高考作文命题在这方面也每每有误导。
汶川地震那年,四川的题目是“坚强”，完全忽略了救灾不但须要意志坚定性，而且还要严密的科学性。
2012年某省的作文题为“手：
伸出是温暖的服务，摊开是放飞的想象，张大是创造的力量，捧起是收获的快乐……”这四项提示具有同类的性质：
都是奉献的、向上的、创造的、欢乐的。
很明显，这样单向的诱导事实上成了透明的牢笼，学生只能作片面的、被动的追随，其实，只要有起码的反思，就不难发现，手字，在汉字中还有种种与之异质的联想：
词汇中有“杀手”“凶手”“黑手”“毒手”，成语里有“心狠手辣”,“一手遮天”，“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歇后语中有“棺材里伸手—死要钱”.”
有了矛盾就可以对论点进行分析，就不难提出自己独立、新颖、突破性的见解了。
为什么会出污泥而不染和近黑者黑的矛盾呢？
主体本身的条件就是决定性的了。
同样为安禄山俘虏，王维接受了伪官，可以说是污染了，而杜甫却出逃了，可以说不染了。
李白无疑是有天才的，他的才华成就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辉煌的丰碑，然而在政治理性和实践方面却一味空谈，即使进入到最高权力圈子，也是一事无成，最后又投错了门路，弄得身陷囹圄。
这说明他在政治上并不是天才，只能当个花瓶，连庸才的建树都没有。
从科学发展来说，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没有提出问题的能力，从议论文来说，也就是没有根本意义上的议论能力。
就不能不为陈腐观念所束缚，所蒙蔽。
思想就活不起来。
如对牛弹琴，历来的共识是讽刺牛的愚蠢的。
典故出自汉朝的牟融的《理惑论》，一个叫做公明仪的人，对牛弹奏高雅的“清角之操”，而牛却兀自吃草，不为所动。
牟融的结论是：
“非牛不闻，不合其耳矣”，要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立论，就要提出问题。
这本来不一定绝对是讽刺的牛的，也蕴含着讽喻这个弹“清角之操”的高人雅士的，明知牛不可能有音乐感，为什么还傻傻地去对牛弹高雅的乐曲呢？
又如《列子天瑞》篇中有杞人忧天的故事（“忧天地崩坠，身无所寄，废寝食者”）本来是讽刺性的：
忧虑天掉下来，地坠下去，烦恼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完全是自寻烦恼，自我折磨的。
上千年来没有一个人对之提出问题，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个天体物理学家指出在这个荒谬的故事中包含着非常深刻的道理。
日明星辰，挂在天上，有什么力量使得它们不掉下来？
从天体物理学来说，这个问题非常深刻，直到牛顿发现万有引力，才回答了这个问题。
立论的生命不是对论点被动的追随，而是让论点在在具体分析的过程中深化中，对论点中包含的矛盾的分析，就是文章思路展开的过程。
如韩愈《师说》：
古之学者必有师。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
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
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
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
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韩愈提出了师者传道授业解惑的论点，并没有停留于此，以之为准，选择与之相符的论据，而是分析“惑”和“解”的矛盾：
欲“解”而不能自得（非生而知之），则必从师。
韩愈展示从师的矛盾在于，第一，与年龄矛盾（生于吾前者与生于吾后者），其次，是地位贵贱的矛盾。
韩愈的结论是，年龄贵贱都无所谓。
“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这就把核心观念在矛盾的分析中深化了。
南京师范大学附中王栋生先生在作文课上，给学生出了一个题目：
水滴石穿。
题目的矛盾很突出：
水是软的，石头是硬的，软水克硬石的条件是什么？
学生最初得出的论点：
持之以恒。
他让学生再想想，还有什么条件造成了矛盾的转化。
学生提出了目标不变。
这样的分析就比通常的认识深化了一步。
我后来对他说，其实，还可以分析下去，在一般空间如此，但是，在特殊的溶洞里可能产生相反的结果，那就是水滴不但石不穿，相反长出石笋来。
独特的、创新的论点是在具体分析的过程中层层衍生出来的。
二、对正例和反例的个体分析
“三要素”的论证原则是：
根据论点选择论据，这本是形式逻辑原则，但却丢弃了形式逻辑对论据规定：
要有普遍的涵盖性，不能是“孤证”，也不能是类比性的。
从辩证逻辑来看，论点是普遍的，而例证却是极其有限的。
从这个意义上观点和材料，不可能达到完全的统一。
有限的举例并不能证明普遍原理，其所以被广泛运用，仅仅是因为例子的感性，有助于对抽象的道理的“说明”。
严格说来，形式逻辑选择论据的原则本身就包含着矛盾：
选择就意味着排除。
选择了与论点一致的材料，就是排除了与之不一致的材料的结果，无视这样的矛盾，论证就必然是盲目的。
举个通俗的例子，面前有一群人，有男人也有女人。
如果论点是全都是男人，可以把女人排除，一个一个把男人排列出来。
如果论点是全都是女人，也可以把男人排除，把女人一个一个排列出来。
不管排列多少，也不可能证明它全部是男人或者女人。
把这种连形式逻辑都不及格的方法，堂而皇之地写到中学课本甚至大学教材中去，说明我们的写作理论家是多么懒惰，多么昏庸。
语言学大师王力先生早就批判过这种方法。
他在《谈谈写论文》中这样说：
“搞研究工作最忌的是先有结论，然后找例证，这是很有害的。
……凡是先立结论，然后去找例证，往往都靠不住。
因为你往往是主观的，找一些为你所用的例证，不为你所用就不要，那自然就错误了。
”在英国哲学家罗素看来，这无异于“自我蒙蔽”，属于应该避免的“愚蠢的见识”：
对于那些容易助长你狂妄自大的意见尤宜提防。
不论男人或女人，十之八九都坚信男性或女性特别优越。
双方都有不可胜数的证据。
如果你自己是男性，你可以指出大多数诗人和科学家都是男子；如果你是女性，你可以用大多数罪犯也都是男子来反唇相讥。
[1]
不言而喻，要对任何问题作严肃的论证，不但不能排除与论点不一致的反例，而是要十分珍惜。
自然科学理论（科学学）学者波普尔将之上升为理论：
反例高于正例，证伪高于证明。
有一个经典命题：
一切天鹅都是白的。
可以举出例子，中国人看到天鹅是白的，外国人看到天鹅是白的，古代人看到天鹅是白的，当代人看到天鹅是白的。
能否证明一切天鹅是白的呢？
不能。
只要有人发现一只天鹅是黑的，就被证伪了。
因为“一切”就是无穷大，无限，而所举的例子则是有限。
可以用数学方法计算其正确的机率：
一切，无穷大，是分母，而例证，有限，是分子。
有限加有限，加到n次还有有限，相对于无穷大分母，机率等于零，这个命题就被证伪了，而其结论：
并不是一切天鹅都是白的，则肯定是对的。
这就说明，证伪高于举例证明，三要素的所谓“证明”，只能“说明”已有的理念，而“证伪”却可以对现成的理念有所突破。
严肃的论证应该是把证明和证伪结合起来，在寻找白天鹅的同时寻找黑天鹅。
对白天鹅与黑天鹅的矛盾进行质的和量的分析，这就不但是分析论据，而且分析了论点，突破了旧论点，创造了新论点。
创新的论点不是用与论点相一致的例证确立的，而是从正例与反例中具体分析出来，逐步得以深化的。
在灵活驾驭反例方面，苏洵的《六国论》表现得最为典型。
针对世俗之见，认为六国之灭是战败于秦，他提出恰恰相反是不敢战而败。
表面上六国是战而败，其实，恰恰相反：
“弊在赂秦。
赂秦而力亏。
”在强敌面前，不敢战，总是割地求和，虽然得到一时的平安，但是，却在整体力量对比上，削弱了自己。
“破灭之道也”，种下了失败的种子。
文章的精彩，不仅仅在论点精辟，而且在于主动提出论敌有利的论据，然后加以分析，使之转化有利于自己的论点。
他提出的第一个反例是“六国互丧，率赂秦耶？
”六个国家并不是每一个都割地求和的。
苏洵的分析是“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
”不求和的，因为别人求和了，失却了强大的同盟军。
这就造成了奇怪的后果，对方奉送的和战获的相比达到“百倍”。
接着分析第二个反例是：
齐国并未向秦国割地求和，不也是灭亡了吗？
苏洵的回答是，因为五国在被侵凌的时候，齐国见死不救，等到五国都垮台了，齐国也就不能自保了。
第三个反例是：
燕赵两国敢于和秦国抗衡，最后不是也灭亡了吗？
苏洵的回答是：
“赵尝五战于秦，二败而三胜。
后秦击赵者再，李牧连却之。
”小国屡屡战胜大国，这是确凿的事实。
可惜的是，赵国把李牧将军诛杀了。
这个事实恰恰说明，不是战而败，而是敢战的战略不能坚持（惜其用武而不终也）。
大国灭亡得快，燕赵是小国，最后才灭亡。
更说明敢战之败优于不敢战之败。
从三个层次驳斥了论敌，文章本来就可以结束了，但是，光有破，没有立，文章毕竟不够饱满，最后，作者乘势直下，从正面必发展出自己的延申论点：
“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
”如果不是把物质财富拿来讨好侵略者，而是用在厚待人才，则秦人就吓得不吃不下饭了。
统一中国的就可能不是秦国了。
三、议论文的结构：
在具体分析中深化
三要素的“理论”的缺陷还在于暗示着按论点、论据、论证的顺序展开，似乎是议论文唯一的结构模式。
其实，这是一种极大的误导。
从根本上说，结论不是思考的开始，而是分析的结果，是在正面证明反面证伪的过程中得出的。
经典议论文很少是先有结论，再加以论证的，而是先提出问题，再加层层进行具体分析，最后得出结论。
真理是个过程，具体分析、论证的过程比之结论更为重要。
故《过秦论》（上），结论只有一句话“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而得出结论的过程则有占了文章的百分之九十的篇幅，只是提出了一个问题：
“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但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却毁在一芥草民之手；“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
”
鲁迅的《中国人失去自信力了吗》也一样。
文章就抓住“自信”加以分析：
第一，不断反反复复地揭示潜在的矛盾；第二，从正面到反面，矛盾是如何转化的。
原来我们相信地大物博，这应该是“自信”。
但分析的结果不是自信，而是“信地”。
后来，日本打进东三省，又把希望寄托在国联，这也不是“自信”，而是“他信”。
这两个层次，把分析放在自信的“自”上，都不是信自己。
然后提出近来的求神拜佛，就把分析的重点放到了“信”上，连“他信”都不如，而是自“欺”。
鲁迅严密和深刻，用的是关键词的具体分析方法，从肯定轻而易举地分析出反面。
以上均属质的分析。
鲁迅并未罢休，接着更进一步从量的方面进行分析。
他说：
这是公开的文字、表面的现象，“自欺”也并非现在的新东西，现在只不过日见其明显，笼罩了一切，也就是在量上占了“优势”罢了。
然而，在这笼罩之下，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
“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
不过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
鲁迅的结论是，“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如果鲁迅采取三要素的方法，先说我们中国存在着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人，举些例子，文章就没有分析的过程，也就没有活气了。
以层层具体分析达到结论，可以说是议论文活的灵魂。
四、从我思故我在，到“我分析故我在”。
其实，议论文教学的最高目标并不完全在作文，而在于作人。
杰出的老师呼吁把学生教得像人一样活着。
为什么有这样的呼吁呢？
因为，不在少数的学生被弄得活得不像个人。
没有形成自己思想的能力，满足于用自己的舌头讲别人的话。
要活得像个人，就要以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从流行八股中解脱出来，对之进行反思、质疑，进行层层深入的具体分析。
这可能就是西方哲人所说的“我思故我在”。
反过来说，我不思故我不在。
通俗地说，我不会反思，就白活了，瞎活了。
一所著名的大学念新闻系的课本中有这么一个论断：
中国发明了火药，火药传到欧洲之后，便冲破了欧洲中世纪封建的堡垒。
一位将军觉得这是是笑话！
你发明的火药冲破了人家的封建堡垒，你自己的封建的堡垒怎么没被冲破？
反而更加坚挺！
这位将军当然算是有独立之思想，有自由的精神的了。
但是，这还不够，还要具体分析二者的反差。
这一点鲁迅在《近代木刻小引》中倒是说过，“中国古人所发明，而现在用以做爆竹和看风水的火药和指南针，传到欧洲，他们就应用在枪炮和航海上，给本师吃了许多亏。
”（《集外集拾遗》）。
善于具体分析，不仅是作文的水平、为人的高度，而且是口语交际的素质。
我们一些学者、企业家、官员在正规的国际会议上，离开了事先准备的讲话稿每每就失语，不能即兴应对。
问题就出在不善现场随机具体分析，以自己超群的智慧和人格魅力赢得对手的尊重。
赫鲁晓夫这个人目前可能还有不小的争议，但是，他的随机应对的能力还是值得称赞。
在一次大会上他正在揭露斯大林的暴政。
有人递纸条质问：
您本人在斯大林当政时期也在权力核心，为什么不起而反对斯大林的独断？
赫鲁晓夫把纸条高声念一遍，随即大声道：
这是谁递上的条子？
站出来！
请站出来……下面轻轻骚动了片刻，但是没有人站出来。
赫鲁晓夫说道：
“你们瞧，我们现在这样民主，这样无须恐惧的情况下，递条子的同志尚且不敢站出来；试想，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的那种气氛中，有人胆敢站出来顶撞斯大林么？
”听此全场鼓掌！
这从论证上说，属于将不利于自己的证据（反例）转化有利自己的证据（正例）的方法。
能把这种方法运用得得心应手，不管是前期准备有素的，还是即兴发挥的，都是思想的高度自由，也是生命的高度张扬。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从“我思故我在”不但可以引申出“我不思故我不在”，而且可以引出“我反思故我在”“我分析故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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