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交流史.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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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交流史
第一讲
绪论：
文化概说
一、西文“文化”词义疏证
o英文Culture来源于拉丁文Cultura，原意是耕作、栽培，与Colere（动词）、印欧语字根Kwel-（翻动一块地方）有关，后引申为培养、教育、发展、尊重。
拉丁文Cultura由Cultus演化而来。
Cultus有两种涵义：
oCultusdeorum，指为敬神而耕作；
oCultusagori，指为生计而耕作。
o古希腊西塞罗“性灵的陶冶”（Culturaanimi）“智慧文化即哲学”就包含了这些转义。
o经过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阶段，“文化”内涵逐步扩大。
德国法学家S·普芬多夫（1632—1694）是第一个把“文化”概念作为独立概念使用的人。
他认为“文化”是社会人的活动所创造的东西和依赖于人和社会生活而存在的东西之总和。
二、中文“文化”之词源
o《周易·贲卦·彖传》：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文明以至，人文也。
¡±
o西汉·刘向《说苑指武》：
¡°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
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
¡±这可能是“文化”一词最早的出处。
o东汉·荀悦：
“宣文教以张其化，立武备以秉其威。
”
o晋代·束皙《补〈亡诗·由仪上〉》：
“文化内辑，武功解悠¡±。
o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
¡°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
三、“文明”词源及其与“文化”之区别
o“文明”（Civilisation），源于拉丁文Civilisatio（城市市民的身份状态）、civis（公民）、civilis（公民的）。
oCivilis（公民的）一词有两种基本意义：
一指作为一定社会成员的公民（如罗马公民）所特有的；二指对公民有益的。
o“文明”一词具有公民的地位、权利及品格修养、公民生活等涵义。
文明一词与古代都市的存在紧密相联。
o《周易·乾文言》：
“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唐孔颖达“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文章而光明也”。
o17世纪中期，“文明”概念才作为学术术语使用。
不过，“文明”概念在当时更多的是强调社会发展阶段或社会发展水平。
四、诸“文化”定义和文化学理论述评
o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把“文化”界定为：
“有理性的实体为了一定的目的而进行的能力之创造”。
o1871年，”人类学之父“、英国学者爱德华·B·泰勒（1832—1917）在《原始文化》中第一次把“文化”术语引入人类学。
他把“文化”定义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一个‘复合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社会一员的人所获得的任何能力和习惯。
”
o“文化”作为一个科学术语，在1920年前只有6个不同的定义，到1952年已增加到160多个。
目前达数百种之多。
但有四个共同点：
超自然性、超个人性、区别与评价的依据、文化现象包含物质财富、精神产品和活动方式（生产、组织、生存、生活、行为、思维、社会遗传方式）
o著名的文化学派有：
历史进化派、文化圈学说（又称播化主义）、文化历史学派、新康德主义文化哲学、区域文明论、文化功能论（功能主义）、文化心理学派、结构主义（结构人类学）、结构功能论、符号人类学（认知人类学）、新进化主义、文化生态学、生态人类学等等。
五、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范畴
o“中西文化交流史”，也称“中外文化交流史”，建国前称“中西交通史”。
o研究范畴，在地域上，所谓“中”，指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疆域；所谓“外”或“西”，指中国以西地区，兼及南亚次大陆，即包括中亚、西亚、欧洲、北非及南亚、美洲和大洋洲等。
o时间跨度上，主要研究从远古到鸦片战争爆发或1949年。
o具体研究：
①国家间或民族间之关系；②民族或人民的迁徙和交融；③中西通道的开辟和交通方式；④经济与物质生活的交流（动、植物交流、科技交流等）；⑤文化与精神生活方式的交流（思想、宗教、文学作品、艺术、习俗等）。
六、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的特点
o博大精深、范围特别广泛，疑难特别多，需要专门学问或绝学之处较多。
o多学科交叉，相互渗透，在治学中要吸收其他学科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
o带有国际性。
史料具有国际性，研究具有国际性。
o具有开拓性，本学科时空广大，史料非常丰富，空白特多。
七、研究动态
o中国从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开始，历朝正史中都有“西域”、“南海”、“东夷”等列传，其中就包含了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记述。
中国正史中的外国传是最早记录中外交往的典籍，为今人的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珍贵资料。
o欧洲人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大体上发端于东方学（包括中亚学、伊朗学、突厥学、印度学、阿拉伯学、马来学等）和汉学。
斯坦因、斯文海定、伯希和等较著名。
o欧洲东方学与汉学的兴起，大致上由元代东来西人之游记所引起。
o17世纪以后，东来的西方传教士把有关中国的著述、信函、汇报源源不断寄回欧洲，中国古代典籍也不断由传教士译成西文，这样便逐渐扩大了中西交往史的研究范围和影响，逐渐形成了学科性的东方学和汉学。
八、主要研究成果
o西方学者：
《中亚和西藏》、《中国土耳其斯坦考古学地形学探险考察初步报告》、《中国与罗马东部》、《西域考古图谱》、《张骞西征考》等；
o中国：
20世纪30年代，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欧化东渐史》、向达《中西交通史》、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西力东渐史》；40、50年代，朱杰勤《中西文化交通史译粹》、方豪《中西交通史》，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等；
o80年代以来，朱杰勤《中外关系史论文集》（河南1984），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1987），周一良主编：
《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1987），张维华《明清之际中西关系史》（齐鲁1987）、沈福伟《中国与非洲》（中华书局1990），季羡林《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江西1990）、《中印文化交流史》（新华1991），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华1992）等。
主要参考文献
o马树德编著：
《中外文化交流史》，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年
o李喜所主编《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5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
o王小甫等《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o张海林：
《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o周月亮著：
《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
o何兆武著：
《中西文化交流史论》，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
o沈福伟：
《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版
o何芳川主编：
《中外文化交流史》，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
第二讲中西交通的曙光时代
一、欧亚内陆的地理环境及与文化交流的关系
o第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将“山脉、河流、沙漠和森林是文化会聚线还是障碍物”列为主论题之一。
o地理环境对文化交流和传播，有很大的影响。
它在交通工具不发达的古代，直接影响了文化交流的速度、频率乃至交流的方式和内容。
欧亚内陆地区的特点:
o
（1）该地区中部和南部气候极其干旱，降雨极其稀少，形成植被分布极其稀疏的广大干旱地带，并存在着大片砾漠（戈壁）和沙漠，在沙漠存在着无数绿洲。
o在各个沙漠之间，分布着大大小小无数的绿洲，这些绿洲就成为驼队的交通站，货物的集散点（被称为“珍贵的项链”）。
在欧亚内陆，人们正是靠联结各个绿洲的一段段道路，从高山峻岭中筛选出可以通行的山口，逐渐确定东西往来的交通干线的走向。
绿洲在文化交往、文明会聚中起了重大作用。
o一旦绿洲的社会政治变动、地理环境变迁发生时，就会影响到交通线的畅通与否，甚至导致交通线的改向。
o这些高山险岭，成为古代人民往来的又一地理障碍，成为众多相对封闭的文化圈的地理屏障。
这些文化圈的文化特质差异很大，为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提供了必备条件。
o不同民族的文化，总是存在于相对隔绝的地域空间中；没有地域的沟通，便没有文化的传播。
因此，交通的开辟，成为文化交流的先决条件。
o在天山以北，往西北是伊犁河、伊塞克湖以及以楚河为主的七河流域。
在这些河流周边地区存在着大片草原，如哈萨克草原，吉尔吉斯草原。
由这些草原再经锡尔河、阿姆河流域草原到里海北岸,沿草原谷地直到黑海北岸和多瑙河流域。
逆锡尔河和阿姆河南下，即可进入中亚南部和阿富汗。
从哈萨克草原往东，越过阿尔泰山脉或准噶尔盆地可进入蒙古草原。
这片广大的草原地区，是古代游牧民族藉以生息立国的地区，也是游牧民族经常迁徙往来，并在世界历史上几度引起民族大迁徙浪潮的通道（如公元前2世纪大月氏的两次西迁，公元5世纪匈奴西迁）。
人们通常称之为“草原之路”。
o在草原地区以北多是贫瘠、寒冷地区；草原以南和东西两端是富饶的农耕地区。
因此，游牧民族就必然往南、往东西两端发展，与农耕定居民族交往。
o除了和平共处的时期之外，侵袭、劫掠、战争往往是古代游牧民族经常使用的一种对外交往方式。
农耕定居民族与草原游牧民族的冲突往往沿着山脉、沙漠、绿洲边缘地区等自然屏障而展开。
因此，农耕定居民族与草原游牧民族的多种多样的交往方式，其中包括占主要地位的战争冲突的方式，便构成了这个地区古代和中世纪历史中的内容丰富的篇章。
o游牧民族通过其特有的交往方式，充当了文化交流的使者，沟通了欧亚两端的交通，促进了物质文明和思想文化的交流。
o欧亚内陆某些地区还有大面积的盐原和雅丹（Yardang）地貌区。
盐原、雅丹地貌区和风蚀粘土层区连在一起，构成了戈壁、沙漠、高山之外的阻滞古代人民往来的又一地理障碍。
o欧亚内陆地理环境险恶，自古以来，行者视为畏途。
然而，面对这样不利的地理环境，中国与西域乃至欧洲从很早的历史时期就有了日益频繁的往来。
二、远古时期的文化传播
o考古资料表明，仰韶文化（公元前4115±110年—公元前3635±105年）为代表的中原彩陶文化，在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1000年向西扩散、传播到新疆地区。
新疆西部的和阗、皮山、沙雅、伊犁河流域是现在所知道的中原彩陶文化西传的终端。
o西藏细石器对南亚次大陆恒河流域的乔塔纳格普尔高原和西孟加拉一带的细石器发生了一定的影响。
o公元前2000年代末到1000年代初，在费尔干纳正在形成楚斯特文化，纳伦山口的遗物表明，这一文化和中国文化有某种程度的联系。
在巴里坤、吐鲁番、罗布淖尔、伊吾等地遗址中发现的小件铜器已经暗示，新疆的居民通过横贯天山南北的草原和沙漠路，在草原游牧民族和农牧定居民族之间业已充当着一种新的文化传递者的角色。
o1929年发现的叶尼塞河流域的卡拉苏克文化是北亚两个青铜文化中心之一。
它与安阳商代后期文化有许多共同之处，两者互相吸收，尤以商文化对卡拉苏克文化的影响为多（刀、剑）。
显然，随着北迁民族的活动，商文化在北方的传播达到了叶尼塞河上游和阿尔泰地区以及外贝加尔湖地区。
P27
o夏代，北方有称为“狄历”的丁零（丁灵）民族，居北海（贝加尔湖），夏代曾与狄历“会于中国”。
o商代，北方有鬼方，世居河西走廊，天山以东均为其游牧之地。
此外，还有荤粥（xunyu），居鬼方东北。
商代后期，鬼方东侵，荤粥或受压迫而北移，更促成了商文化向外贝加尔湖地区的扩散。
鬼方在向北方地区传播青铜文化中充当过重要的角色。
o商文化依靠这些分布在北方和西北的草原游牧民族，传入叶尼塞河、阿尔泰山和吐鲁番盆地。
o在北方的道路中，鄂尔多斯和阴山附近的漠南草原正处于十字路口，向西通过居延海南部可以进入天山北麓，直至伊犁河流域；向北通过蒙古到达贝加尔湖附近和该湖以西的萨扬—阿尔泰拱顶。
o所以，商代青铜文化和西北草原民族有密切的联系，通过草原民族的传播，在西伯利亚西部地区与欧洲的塞伊玛文化、中亚的纳马兹加文化发生最早的接触。
o古代两河流域、印度河河谷文明和中国的西域地区距离较近，很早就与中国西部地区有过来往，这种来往当初只能通过很多中间民族递续进行。
o但是，这种联系到了18至20世纪初西方学者的笔下，却变成了“中国文化西来说”的根据。
例如，1758年法国东方学家约瑟夫·德·基尼（JosephdeGuignes）武断地认为，中文源出埃及象形文字，是埃及移民的创造。
特林·德·拉克帕里在1894年写成《中国早期文明西源论》，认为汉族是公元前2300年由西亚巴比伦移入新疆和甘肃的巴克族（BaK）。
三、中西交往最早的文献记载
o从文献方面看，西方和中国的古籍都保存了有关东西交往的记载。
这些最初的记载不免零星、片断，甚至混入了神话传说。
尽管如此，这些记载和神话传说，仍折射出远古时期文化传播的一些情况。
o最著名的传说是周穆王（公元前976—前922年）西巡的故事。
周穆王时，犬戎势力扩张，阻碍了周和西北方国部落的来往，于是穆王西征犬戎，“益国二十”，打开了通往大西北的草原之路。
传说中周穆王曾向西巡狩，直到西王母居住的地方。
西王母之居地代表西方极远之处。
o西王母是塞人部落，“西”字兼有音义，译出了“斯基泰”（Scythia，Skyth）民族的首音。
希腊人把散居在东欧、西伯利亚和中亚细亚的游牧部落统称为斯基泰人，波斯人又称之为塞迦人，中国则将分布在河西走廊西端和天山南北的游牧部落称为塞人。
o公元279年（又说281年），在河南汲县战国魏襄王（公元前318年－前296）墓中出土的《穆天子传》记下了从群玉之山到西王母之邦，相距三千里。
群玉之山即指昆仑山北麓，这些山脉因盛产名玉而出名。
穆王曾在群玉之山大量采购玉石。
《山海经》记载的渠搜，一般认为是西王母的不同称谓，同地异名。
渠搜在葱岭以西五百里，北临锡尔河。
可见，西王母之地在中亚锡尔河流域的费尔干纳盆地一带。
o穆王在西王母那里受到隆重的接待，于是“乐而忘归”。
最后顺黑水（锡尔河）而返，向北二千里到了西北大旷原，取道伊犁河经天山北路东归。
o后人研究，周穆王西征路线大致为追随塞人西移的路线，即自宗周（洛阳）启程，北渡黄河，出关（雁门关）到河套以北，然后西向经乐都、积石，由柴达木盆地的西夏氏再向西到珠余氏，往前直抵舂山、珠泽、昆仑之丘。
o《穆天子传》反映出到战国时期，中国人对西部乃至中亚地区有了一些地理和历史知识，表明中原与西域之间已经存在某些形式的经济文化交流。
o《穆天子传》记下了周穆王每到一处就以丝绸、铜器、贝币馈赠给各部落酋长，各地酋长也向他赠送大量马、牛、羊和酒。
新疆玉石的成批东运和中原地区丝绸、铜器的西传，成为这一时期中西交通的重要内容，这些货物西运的终端远远越过了葱岭，一直伸向乌拉尔和伊朗高原。
o周穆王西征的故事，《竹书纪年》和《史记》（卷5秦本纪，卷43赵世家）都加采录。
o这个传说故事大致反映了公元前10世纪初黄河流域和中亚锡尔河上游地区已有比较牢固的联系。
由关中向西的道路，一经祁连山北的河西走廊，一经祁连山南的柴达木盆地，都与新疆建立了联系，天山北路草原路和天山南路的绿洲路成了中西交通的要道。
这条通道的打开，全靠往来于这一带的草原游牧部落。
通过这些游牧的羌人、塞人以及后来的月氏人，中亚各族人民和我国西北地区各族人民之间建立了友好的贸易关系，彼此在经济上、文化上有了较前更为紧密的联系。
o在西方，有关东西方交往的最早记载见于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公元前484—前425年）所述。
希罗多德曾到过波斯，他在其《历史》中引述了比他早200年的普罗柯尼苏人阿里斯提士（AristeasofProconnesus）的叙事神话诗《阿里麻斯比》（Arimaspea，《独目篇》），对欧亚草原上各民族，自西而东逐个作了描述，提到了天山附近的伊赛顿人（Issedon）。
伊赛顿人的东面居住着阿里麻斯比人和希帕波里亚人（Hyperborean），希帕波里亚人即月氏人。
伊赛顿人大约是居住在伊犁河流域的塞人。
o从希罗多德对欧亚草原各民族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从黑海边的顿河口有一条通往天山北麓的道路。
具体路线是：
由顿河而东，渡伏尔加河、乌拉尔河、恩巴河，过咸海北岸，转向东南到锡尔河和楚河，然后沿伊犁河进入天山北麓，这条通道早在希罗多德时代已为希腊人知晓。
o由此推断，公元前6—5世纪，中国和希腊之间确已有了来往。
四、春秋战国时期丝路的形成
o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织丝的国家，并且在公元6世纪以前是世界上唯一饲养家蚕和织造丝帛的国家。
（P11考古材料）
o远古神话传说（夏朝以前）有蚕神嫘祖（黄帝之妃）。
养蚕最早的文字记载是成书于春秋以前的《夏小正》。
该书三月记：
“妾子始蚕”，“执养宫事”。
“宫”即指蚕室。
栽桑树，《夏小正》记有“摄桑，委扬”；《诗经·七月》说：
“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猗彼女桑。
”说明当时已有桑树整枝，培植水平已不低了。
o到商代，养蚕缫丝已成为一项手工业，丝织物已经成批向外推销。
到春秋、战国时期，丝织业更有长足的进展，能织出提花文绮、绫罗、织锦、彩锦、锦绣。
这些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精美衣料吸引了西域游牧民族，成为重要的等价交换物，在各族人民中间起着货币的作用，并且通过他们流向欧亚草原各地，进而流传到欧洲大陆的希腊等地。
o在希腊，许多公元前6世纪晚期到公元前3世纪的雕刻和陶器彩绘人像都穿着细薄透明的衣服，质料柔软。
可以断定，这种衣料只有中国才能制造，决非野蚕丝织成。
（雕像：
科莱女神、命运女神、波利斯的裁判；凯撒、屋大维、埃及艳后）
o中国丝绸何以到达希腊？
o公元前9世纪以后，在欧亚大陆上的草原谷地，从天山以北草原可以经由哈萨克草原、吉尔吉斯草原、罗斯草原和一些草原谷地到达黑海之滨。
在这广大的区域，主要分布着斯基泰人、操北伊朗语的塞人和操东伊朗语的月氏人。
o公元前8世纪，一部分世居中亚北部的塞人，在同样操北伊朗语的萨尔马提人（Sauromathae）的压力下，从中亚西北部迁到黑海西北，他们在公元前6世纪时与希腊人在黑海的殖民城邦建立了频繁的贸易往来。
塞人部落通过他们的游牧方式，沿天山北麓通向中亚细亚和南俄罗斯的草原之路，在中国和遥远的希腊城邦之间充当了最最古老的丝绸贸易商，他们驰骋的吉尔吉斯草原和罗斯草原成为丝绸之路最早通过的地方。
斯基泰人和塞人在公元前6—3世纪时充当了中国丝绸的中介商和贩运者。
在公元前5世纪，中国丝绸已经成为希腊上层人物喜爱的服装。
o公元前334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率军东侵，横扫西亚、中亚，于前327—326年经阿富汗南下，侵入印度，建立起东起印度河、中亚细亚，西至巴尔干半岛的“亚历山大帝国”。
部将尼亚科斯和奥尼西克里特已知道再往东走，就是出产“绮”的赛里斯国（Seres）了。
o亚历山大东征中有一些人在今天巴基斯坦的白沙瓦附近居住了下来。
这些操希腊语的民族的东移，给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带来了新的活力。
后来影响汉地佛教艺术和藏传佛教艺术的“犍陀罗文化”，正是这些具有希腊文化心理的移民皈依佛教后的产物。
P38、p52
o在先秦时代，与草原丝路的开辟相伴随，中国到印度的通道也开辟出来。
这条道路从于阗出发，经过塔什库尔干出明铁盖山口，越过帕米尔，沿喷赤河上游西行，再由昆都士或巴尔克南转旁遮普。
至晚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从昆都士到印度的道路已经打开，因为马其顿亚历山大军队就由此入侵印度。
这条路由昆都士经过迦毕试（遗址在喀布尔北的帕格曼），到塔克西拉，然后南下印度。
这条经过塔什库尔干的克什米尔—于阗之道，又被称为中印雪山道。
到公元前3世纪，孔雀王朝（约前324—前187年）阿育王统治时（前268—232年），中印双方的往来已经确立。
o到东汉时，大月氏贵霜王朝兴起（公元1世纪上半叶—5世纪，邱就却）。
该王朝统治中亚和印度广大地区，与大秦（罗马帝国）经济往来密切。
罗马的商货就由这条雪山路运转到中国。
这条通道的重要性日益增长。
五、中国和中亚、西亚以及欧洲的文化交流
o欧亚草原上斯基泰部落的广泛分布和相互间的交往，使得中国和欧洲在青铜器时代的联系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这表现在各种器物式样上的类同和相似。
o兵器、马具和野兽纹饰（动物纹饰）构成了欧亚草原诸民族的三个主要特征。
o兵器互有影响；马具从中亚草原民族引进；兽形饰物也受草原民族影响。
P43-46
六、先秦时期中西交通的特点
o中西交通主要是通过游牧、半游牧的斯基泰人和塞人间接实现的，因此，草原之路开辟较早。
o战争、民族迁徙是促成中西交通开辟和进行的主要原因，物质和精神需要还不是文化传播的动因。
o由于历史的原因，西方人（波斯人、希腊人、印度人）对中国的了解胜过中国人对西方人的了解。
o文化传播和交流主要是自发的、不自觉的，因此，这个时期文化交流各方没有固定、紧密的联系。
七、关于“支那”、“赛里斯”P41
o卫匡国、伯希和、张星烺认为“支那”是公元前249—前207年“秦”国之对音。
后引申为历史“中国”的对称。
o在公元前5世纪，波斯的古文称中国为支尼（Cini,Sāini,cin,cinista），与粟特语中的Cyn相近。
“支尼”名字大约是从东伊朗语中传去。
o印度人最早也称中国为“支那（Cina）”。
《政事论》中有“Cinapatta”一词，Patta意为“绢”，译为“中国产的成捆的丝”（或缟素）。
这说明在印度人那里，“支那”一名是与丝绢的运输不可分开的。
o可见，不论波斯文或梵文中的中国名称“支那”或“支尼”的对音，都不应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
o古希腊称中国人为“赛里斯”（Seres），中国为Sericum，该字对音或说是“丝”，或说是“绮”。
李志敏认为，“支那”之对音是“丝”字。
沈福伟原先认为“支那”是“绮”的对音，现认为是“周”或“姬”之音读。
与希腊语语源ser（蚕）有关。
可见，古希腊人、罗马人也把“赛里斯”国与丝绸联系在一起。
o但希腊海员称中国为“支国”（Thin）或“支那”（Thinae），很有可能是从中亚人或印度人那儿学去的。
因为Ser发音与梵文Cina一致。
其源于梵文。
o因此，在公元前后，欧洲人对中国的称呼有二：
一为海路系统，称中国为“支国”；一为陆路系统，称中国人为“赛里斯”（Seres），称中国为“赛里古姆”（Sericum）。
公元150年，希腊学者托勒密地理书中同时就有支那（sinae）及赛里斯（seres）两名
第三讲两汉和西域各国的文化交流
o一、丝绸之路的形成
o1．张骞和中西交通
o
（1）张骞通西域的历史文化背景
o秦朝和汉初，匈奴迅速强大（阴山以南、鄂尔多斯草原为中心），东败东胡，西破月氏，迫使月氏从河西走廊西迁至伊犁河流域，后受乌孙胁迫在公元前139年¡ª前129年迁到大宛、大夏，称大月氏；小部分月氏人留在昆仑北，号称小月氏。
P51
o这时，天山南路城邦国家有三十六国，其中二十六国（楼兰等）都在匈奴控制之下。
天山北路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地区以乌孙人为主，也服属匈奴。
o匈奴的日益强大和侵扰，对汉朝构成一大危害。
汉初六十年，国力尚未恢复，对匈奴只能采取和亲政策。
（王昭君出塞）
o西汉初年，匈奴控制河西走廊和西域地区，割断了中国内地与西域各地、各国的贸易交通。
o汉武帝为了解除匈奴的威胁，恢复与西方各地的贸易交通，于建元二年（公元前138年）募人出使西域，联合大月氏人夹击匈奴。
o张骞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政府派遣出使西域的使者，为中西交通孔道畅通做出了巨大贡献，史称张骞的事业为“凿空”。
（由传闻到身临其境）P54
o张骞第一次出使（前139-前126）最远到达了大宛、康居和大月氏，获得了有关西域各国的地理、物产、军事知识，了解了许多匈奴的内情。
o第二次出使（前119-前115）分派随行副使到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和阗）、扜罙（今策勒）及其邻近国家，这些副使回国时带回了许多所到国的使者，于是西北许多国家都和汉有了正式的外交往来。
这是中国中原王朝和西域国家第一次正式的外交往来关系。
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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