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Word文件下载.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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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鲁迅、蔡元培、胡适等先后参加编辑或撰稿工作，使《新青年》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进步杂志，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对学校进行了深入的改革。

他积极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大力倡导进步的思想文化。

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聚集北京大学，使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又一个重要阵地。

杜威来华初期，正值中国人民掀起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也是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文化的新文化运动。

在此期间，《新青年》杂志继续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反对旧道德、旧文学，提倡新道德、新文学；

介绍西方的民主政治、科学思想和文化教育，探索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新思路，从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扩大了中西文化、教育、学术的交流。

杜威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氛围中应邀来华访问、讲学的。

二、杜威的中国之行

1919年4月27日，美国哲学家杜威和夫人奇普曼坐船离开日本熊本港，前往中国。

到日本讲学时，杜威并没把中国列在他的远东之行计划之内，但在日本期间，杜威接到了北大胡适教授的邀请信。

恰巧当时北大的蒋梦麟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郭秉文等也在日本，他们登门拜访杜威夫妇，并以北大、新学会、尚志学会、中国公学的名义，向杜威发出正式邀请。

杜威这才决定到中国走一趟，把行程暂定为由上海到汉口再到北京。

杜威到中国的本意是想游历一番中国的名山胜水，讲演只是附带的事情，但他没有想到在中国小住几月的计划竟延长到两年多的时光。

杜威是4月30日下午抵达上海的。

刚上码头，便见到了蒋梦麟、陶行知、胡适，他们三位昔日都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曾师从杜威。

三人把杜威夫妇接到沧州别墅，胡适用流利的英语介绍了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以及请杜威到华演讲的用意。

这勾起了杜威的好奇心。

他隐隐感到，这个古国正发生着一场文化巨变，这变化还与眼前这位侃侃而谈的年轻人有关。

杜威到沪的第三天，便在上海江苏省教育会会场作了题为“平民主义的教育”的讲演，当时的热闹场面在上海十分少见。

就在讲演期间，“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爆发了，北京学生运动的消息不断传到他的耳中，杜威夫妇急于北上，5月30日便到了北京。

杜威有幸目睹了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刻，并为那种浩大的声势所震撼。

像许多西方人一样，杜威先前也觉得中国是个积重难返的民族，但通过数月观察分析，他发现事实并不如此，所以他于1919年12月发表在《亚洲》杂志上的《中国人的国家情感》一文中，告诉西方人说，“五四”运动是“中国国家感情存在与力量的突出证明，如果还有什么地方的人对中国人爱国主义的力量和普及程度抱怀疑态度，那么这种证明就是深切而且令人信服的教训”。

一年之后，杜威还写了《中国的新文化》一文，他一方面大力宣扬“新文化运动为中国未来的希望打下了最为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则试图让中国人相信，只要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那么政治、经济、军事、技术等的改革也将随之水到渠成。

胡适和蒋梦麟知道自己的恩师对中国发生的事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便挽留他多呆一段时间，杜威欣然应允。

经与他任教的哥伦比亚大学磋商，定下了一年的期限。

后来又延长了一年。

杜威在中国居留的时间长达两年又两个月，在杜威一生的讲学或旅行史上，这是绝无仅有的。

为此杜威重新调整了自己的讲演计划，增添了多方面的内容。

这样，从1919年6月8日开始，杜威先后在教育部礼堂、清华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地作了十六次社会与政治哲学讲演，十六次教育哲学讲演，十五次伦理学讲演，八次思维类型讲演，三次关于詹姆士、柏格森和罗素的讲演。

在这些讲演中，杜威总想通过不同的角度不厌其烦地告诉中国人，现代西方文明的精髓在于精神文化，中国人若想从西方得到启示，就得从这一点着眼，来改造自己的民族精神。

杜威还毫不客气地指出了传统中国文化的痼疾所在，那就是中国人对国家问题的冷漠和无视。

最后杜威终于发现，冷漠和无视问题在于中国人的保守，在于他们对自然、对土地的依赖超出了对国家的关心。

于是杜威有意识地把自己的体会渗透到讲演中，想使中国人明白自己的处境。

1919年8月他和胡适等人到山西，在《学问的新问题》的讲演中，他说，人们必须要把握时代的变化，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去解剖不合时宜的传统文化，看清文明的真义。

在《中国人的生活哲学》一文中，他也指出，保守是促使中国国力羸弱的主要原因，他的这种观点在“五四”时期产生了很大影响。

杜威来华时，是作为一个教育家享誉世界的。

在杜威的总体计划中，教育改造仍然是首要的环节，所以也是他讲演的主要组成部分。

1919年5月3日至4日杜威首次在上海江苏省教育学会会场做的讲演，实际上就是其教育改造的开始。

杜威到北京后，从7月4日开始，在北京男女高师专门开设了《民主主义与教育》的课程。

1920年4月，杜威一家又到了南京，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讲授“教育哲学”。

在他两年多的讲学即将结束时，1921年6月30日午间，北京大学、男女高师、尚志学会等师生在北京中央公园来今雨轩为杜威夫妇及其女儿饯行。

杜威的心情非常激动，他在掌声中缓缓地站起来，说了一番饱含深情的话：

这两年，是我生活中最有兴味的时期，学得也比什么时候都多……我向来主张东西文化的汇合，中国就是东西文化的交点。

杜威回国后，仍对中国恋恋不忘，接连不断地在《新共和》和《亚洲》杂志上发表有关中国的论文。

正像他的女儿简·

杜威后来所讲的那样，中国一直是杜威深为关切的国家，这种关切仅仅次于他自己的祖国。

三、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的发展

（一）杜威教育思想与中国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

因为杜威是在“五四”运动时期来华的，他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因有胡适等人的大力宣扬，那么在此后的二、三十年代兴起的中国乡村建设运动不可避免的受到杜威思想的影响。

杜威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教育领域内，针对“以课堂为中心，以教科书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注重强制性的纪律和教师的权威作用”的传统教育，他提出了“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以及“儿童中心主义”等新型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强调教育对于社会进步的作用，称教育是“人类社会进化最有效的一种工具”，“社会的改良，全赖学校”。

并指出：

“教育即生长，除他自身之外没有别的目的。

”该理论适应了资本主义社会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美国的教育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过渡，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杜威哲学理论的引进，为中国教育界指明了一条美式的民主主义教育改革方向。

1921年中国学制改革，就以美国现行教育体制为蓝本，明确提出了“发展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注意生活教育”等教育标准，实用主义之体现昭然纸上。

而与学校教育平行发展的平民教育——在二、三十年代发展成为风起云涌的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则是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在中国的教育领域影响深远的另一个重要表现。

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兴起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社会危机的日趋加重与国家政治的极度腐败。

要挽救国家危亡，必先拯救占中国人3/4的农民，有远见的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终于发出了“中国唯一的出路是要把广大的人力开发起来”的呼声，将视野转向广阔的乡村，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由是蓬勃开展起来。

受杜威哲学影响，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多少都带有实用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意味及社会改良思想，其手段多以调查和实验为主。

下面将从乡村建设运动的几个主要派别的思想渊源及其发展中，探讨杜威实用主义理论的影响。

一、晏阳初与平民主义教育

中国的平民主义教育发端于民国初年蔡元培、蒋梦麟等人提倡的平民教育，时称“德谟克拉西”（Democracy）教育。

平民教育的大力推行者首推晏阳初。

早在1916年，负笈美国耶鲁大学学习的晏阳初，就曾尝试办教育。

1920年他回国后，先在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从事平民教育工作，不久，担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干事，开始了终其一生的平民教育活动。

在身体力行的同时，晏阳初还极其注重经验的和理论的探索，逐渐形成中国式的平民教育理论体系。

他认为：

“欧美的教育是要求适应生活”，中国则是要“改造社会”、“改造人民的生活”，据此，平民教育的出发点是解决中国的贫、愚、弱、私问题，其对应的解决方法是文字教育、生计教育、公民教育和健康（卫生）教育。

同时，晏阳初还总结出：

“中国大部分的文盲，不在都市而在农村，中国是以农立国，中国大多数的人民是农民，农村是中国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人民的着落地，要想普及中国平民教育，应当到农村里去。

”因此，到二十年代后期，他开始把平教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以河北定县作为乡村平民教育的实验区。

1929年，平教会的总部亦迁至定县。

以后十余年中，定县工作成绩卓著，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

至1949年国民党政府在大陆彻底崩溃前，平民教育运动在中国大地持续进行有25年之久，影响及于海内外，美国耶鲁大学前校长詹姆斯·

安吉尔曾高度赞扬道：

“这是一场划时代的运动，据我所知，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与之相提并论的运动”。

为之付了全部心血的晏阳初，也在辛勤耕耘后，得到了世人的认可与赞同，1943年5月，在美国纽约纪念哥白尼地动说400周年大会上，晏阳初被选为“世界上为社会贡献最大、影响最大的十大名人之一”。

二、陶行知与晓庄师范

陶行知初涉平民教育工作时，是杜威的忠实弟子。

1915-1917年他在美哥伦比亚教育学院攻读教育学时期，正是杜威鼓吹进步教育运动最力之时。

1921年冬，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陶行知任总干事。

1923年，他又与朱其慧、晏阳初等发起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

“平民教育是改造社会环境的一个重要方法”，他指出，“平民教育的宗旨是要叫种种人受平民化。

……我要用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可以看出，这种希望通过教育的推广及达到救国目的的言论仍包含着杜威社会改造理论的因素。

二十年代中后期，在参加平民教育运动多年以后，陶行知逐渐认识到美国的教育模式并不适于解决中国乡村的贫穷和落后，因此，他决然放弃了都市化和西方化的价值取向，与少数知识界精英一起将视线由城市转向农村，开始更具现实意义的乡村建设工作。

按其设想，他选择了南京城郊设立了一所试验学校——晓庄师范。

1928年3月11日，晓庄师范正式成立。

与民国时期其他学校相比，晓庄有许多独特之处：

其经费来源全部为民间捐赠；

校舍由师生自己参与建筑，且名称新颖，如犁宫（大礼堂）、书呆子莫来馆（图书馆）等；

教学内容则包括师生共同开荒种地、烧饭、盖草房、说书、演戏、办民校等……，别开生面的教学方式开创了乡村教育的新模式，使时人为之耳目一新，前往参观者不绝于途，冯玉祥、吴稚晖，甚至蒋介石、宋美龄等军政要员也前往考察。

1929年下半年，实验主义教育理论的发源地哥伦比亚大学的克伯屈教授在参观晓庄之后，将陶行知在晓庄的实验作为超出杜威的事物而大加褒扬，终使陶行知及晓庄实验斐声海内外。

在晓庄实验取得成功的同时，陶行知教育理论的核心——生活教育论也得到了发展与完善。

1928年，在办晓庄师范之前，陶行知首先否定了其师杜威的“教育即生活”理论：

“我可以说‘教育即生活’是杜威先生的教育理论，也就是现代教育思潮的中流。

我从民国六年起便陪着这个思潮到中国来。

八年的经验告诉我说‘此路不通’。

在山穷水尽的时候才悟到教学做合一的道理。

所以教学做合一是实行‘教育即生活’碰到墙壁把头碰痛时所找出来的新路。

……到了‘教学做合一’的理论形成的时候，整个教育便根本的变了一个方向，这方向是‘生活即教育’”。

接着，他又提出：

在劳力上劳心，是一切发明之母，由“劳力上劳心”得出的结论是“行——知——行”的认识论，即为生活教育理论得以确立的前提。

陶行知提出的生活教育论，包括三大主张：

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

显然，他是以中国现代社会生活需要为出发点，以十余年从事平教、乡建工作的经验为依据，以前人的哲学成果为借鉴，在大胆推翻传统教育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带有浓郁中国特色的新式教育体系。

三、梁漱溟与乡村建设

与晏阳初、陶行知不同，梁漱溟是乡村建设运动中最激进的社会活动家，也是最坚决的排外主义者。

他认为近代中国农村日益深重的凋零，其根源在于固有风俗道德的败坏、农村社会的失序，即中国文化的失调。

因此，作为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的乡村建设的实质是人与人之间的“伦常关系”的重建，而民众教育则为乡村建设最重要的步骤，“乡村建设不取道于民众教育将无办法可行”。

1928年他提出了改造社会要从乡村着手的“乡治”主张。

次年，他在河南辉县百泉村创办河南村治学院。

1931年他转向山东，在韩复榘的支持下，于邹平县创办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并以邹平及菏泽两县为实验区，推广其乡村建设理论。

在实验县中，梁漱溟实行乡村建设的基本组织是“乡农学校”，以村学代替以往的乡公所，乡学代替区公所，在对乡民实行教育的同时，并负有行政管理的责任，以达到最大限度的地方自治。

在教育观点上，梁漱溟自称与杜威的生物学化的教育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处，他从杜威“教育即生活”的论点出发，把教育理解为极为广泛的事物，他说：

“什么是教育？

统是教育。

在学校里读书是教育；

在家里做活也是教育；

朋友中相得的地方是教育；

街上人的谈话，亦莫不是教育，教育本是很宽泛的东西。

”同时，他强调中国新教育首先是一种实践性的教育，其真正目的在于提高生产，轻课堂而重实践。

（二）杜威教育思想在现在中国的市场

杜威的民主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二、三十年代乡村教育建设运动中像一阵飓风一般的刮过，对中国的教育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这是因为中国的二、三十年代的积贫积弱社会背景要求教育担当起救国的责任，而那时的乡村建设运动又是中国教育史上重要的一个阶段。

而此后呢？

杜威还有当年的那种“风光”和魅力吗？

杜威的教育思想在中国现在的社会环境下是否还仍有市场？

杜威的教育思想是否适合时下中国特色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教育？

而事实上杜威实用主义最终让位于马克思主义，没有能够对中国社会产生多大影响。

他的实用主义体系虽然对大众民主理想进行了非常激进的重构，但是这对于正在寻求革命的中国人民来说，实在是远水救不了近火。

在民众对实用主义最初的期望完全变成失望之后，主张对社会进行全盘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逐渐占据上风，最终将在改革现实面前完全是小打小闹的杜威实用主义哲学思想挤出了历史舞台，从此实用主义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至上个世纪末，前后半个多世纪。

现在看来，杜威的实用主义对在中国现时下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教育却有着似有若无、若即若离、与无声出细润物的作用。

事实上也是这样，杜威实用主义的意义似乎应该越来越引起社会上教育思想家的重视，它越来越在社会的细微处发挥着微妙的作用，特别是在教育的领域，因为这种实用主义的东西在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毕业的学生要求一定的实践技能是有着积极的推进作用。

那么强调实用的教育是十分必要的，还有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目前存在的中小学学生包括一些大学生的“高分低能”（分数高，但缺乏实际应用的能力）的现象的存在，而实用主义或许可以为这个现象打上一个补丁，可以让中国的学生实际操作能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变。

从一定程度上说，杜威的实用主义是适合现时中国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教育的状况，那么对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我们应该和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以后的“冷清”局面做一区分，杜威那一段时间在中国受到的冷遇实在是不应该，但那是历史的选择，我们现在是无法再去评说的，我们能做的就是现在再把它拾起来，还不迟。

让杜威重新“风光”吧，一如哪个年代！

注释：

注：

《教育哲学》《杜威五大讲演》第133页。

蔡克勇《高等教育简史》，华中工学院1982年版，第81页。

史全生主编：

《中华民国文化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51页。

宋恩荣主编：

《晏阳初全集》第二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5页。

《晏阳初全集》第二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78页。

晏阳初编撰：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工作大概》。

《晏阳初全集》第二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25页。

《陶行知全集》第五卷第55-56页。

《陶行知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449页、第451页。

《中国现代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84页。

《陶行知全集》第二卷第404页。

《中国现代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33页。

《中国现代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32页。

参考资料：

《杜威与中国》张宝贵编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民主主义与教育》杜威著王承绪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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