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战略自生能力和经济收敛.docx
《发展战略自生能力和经济收敛.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发展战略自生能力和经济收敛.docx（42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发展战略自生能力和经济收敛
发展战略、自生能力和经济收敛
林毅夫
（北京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
No.C20010102001年11月30日
发展战略、自生能力和经济收敛*
林毅夫
（北京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
内容摘要
通过较快的资本积累和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欠发达国家有可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
然而，这样的经济收敛仅仅发生于东亚少数几个欠发达经济。
我认为：
一个经济的结构是由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
一个发展中国家政府所采取的发展战略是决定收敛是否会在这个国家发生的重要因素。
假如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选择优先发展和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不相符合的产业/技术结构，在一个竞争的市场中，优先发展部门的企业将缺乏自生能力。
为了使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能够被建立起来并生存，政府将必须采用扭曲利率、汇率和其他价格并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方式来补贴/保护这些企业。
市场的作用会受到抑制，寻租行为将会盛行。
结果，这个经济的发展绩效会很差，收敛也就不会发生。
只有当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以比较优势做为产业发展的基本准则，这个经济才会有运行良好的市场，才能易于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维持高的资本积累率，达到快速的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和实现收敛。
根据跨国经验数据回归分析所得到的结果证实在产业/技术选择上遵循或违背比较优势原则是一个国家能否成功实现收敛的重要决定因素。
所以，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该以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为目标，改善市场的作用，鼓励企业在做产业/技术选择时充分利用这个经济的比较优势。
一、引言
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各国被分为两类，一类由富裕的、工业化的、发达的国家（DCs）组成，另外一类则包括贫穷的、以农业为主的、欠发达的国家（LDCs）。
第一类国家广泛使用现代的、资本密集型生产技术，而第二类国家却主要使用过时的生产技术。
发达国家的富裕根源于它们的产业和技术优势。
19世纪以来，如何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并赶超发达国家成为摆在欠发达国家政治领袖和知识分子面前的紧迫课题（Gerschenkron1962,Lal1985）。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欠发达国家的政府采取多种政策措施，力图实现国民经济的工业化。
然而，到目前为止，只有东亚少数几个经济体确确实实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并且趋向收敛于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
我认为大多数欠发达国家没有能够成功地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主要根源于它们的政府采取了不适当的发展战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多数欠发达国家的政府都执行了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战略。
然而，一个经济的最优产业结构是由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
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政府所要优先发展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是不符合该经济的比较优势的，这些产业中的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
于是，为了支持不具备自生能力的企业，政府就在国际贸易、金融部门和劳动市场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扭曲措施。
通过扭曲，虽可能在发展中经济建立资本密集型产业，不过却会造成资源配置扭曲、寻租活动猖獗、宏观经济不稳定等，使经济的效率低下，结果，收敛的目标未能实现。
欠发达国家政府应该以促进要素禀赋的结构升级为目标，而不是以结构的升级为目标，因为一旦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利润动机和竞争压力就会驱使企业自发地进行技术和产业结构升级。
要素禀赋结构升级意味着资本积累比劳动和自然资源的增长更快，无论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都是如此。
资本积累取决于经济剩余（或者说是利润），以及国民经济的储蓄倾向。
如果欠发达国家遵循比较优势发展产业，那么就会有最大可能的经济剩余和最高的储蓄倾向，从而最大可能地进行要素禀赋结构升级。
遵循这一发展战略，欠发达国家能够取得比发达国家更快速的要素禀赋、技术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并实现收敛。
企业的产业和技术选择取决于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的相对价格，因此，只有当国民经济的价格结构能够反映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相对丰裕度的时候，企业才能够根据比较优势选择自己的产业和技术。
只有当价格是由竞争性市场决定的时候，价格结构才能反应每一个要素的相对丰裕度。
因此，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基本职能是维持市场的良好运转。
我下面的演讲由以下内容构成：
我将首先对关于经济增长与收敛问题的最新理论发展做一简短的讨论，然后，我将讨论企业的自生能力决定问题和经济的比较优势，以及它们与要素禀赋的关系。
之后，我将分析政府的发展战略选择以及发展战略的统计测度，并给出发展战略对收敛的影响的计量经济学估计。
在总结性评论中，我将讨论本演讲的政策含义。
二、增长理论评论
战后发展经济学开始形成的时候，发展经济学家鼓励欠发达国家政府采取干预政策，加速资本积累，追求“内向型”重工业优先发展或进口替代战略，直接瞄准缩小与发达国家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差距（Chenery1961,Warr1994）。
苏联国家建设的初始成功，大萧条时期形成的对初级产品出口的悲观情绪，对市场缺乏信心，以及新古典增长理论，都强烈影响了这些经济学家的政策建议（Rosenstein-Rodan1943,Prebisch1959）。
1950年代以来，大多数欠发达国家无论属于社会主义阵营还是资本主义阵营，都采取了这类发展战略（Krueger1992）。
根据罗伯特•索洛（RobertSolow1956）的开拓性工作，从新古典增长理论可以推导出一个结论，发展中国家应该比发达国家增长得更快，两者的人均收入差距应该逐渐缩小，因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拥有同样的技术而发达国家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
然而，经验证据表明，虽然美国不同州之间，以及发达国家之间人均收入水平出现了收敛（BarroandSala-I-Martin1992;Baumol,1986），但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却并没有能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差距（Pearsonetal.1969;Romer1994）。
由于新古典增长理论不能解释发达国家的持续增长和大多数欠发达国家没有能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的事实，罗默（Romer1986,1990）和卢卡斯（Lucas1988）提出了新增长理论，将技术创新看作是由人力资本积累、研究和发展、“干中学”等因素内生决定的。
新增长理论对使用了世界上最先进技术的发达国家的持续增长的解释是很有见地的。
然而，对于南韩、台湾、香港、新加坡以及后来加入的中国等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在20世纪最后30年间超乎常规的增长和收敛的现象，新增长理论并未能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
（Pack1994,GrossmanandHelpman,1994）。
欠发达国家一般使用那些处于发达国家技术前沿后面的技术（CaselliandColeman,2000）。
采用新的前沿技术的发达国家技术创新只能通过研究和发展或其它创造知识的机制实现。
然而，对于欠发达国家来说，可以通过模仿发达国家的现存技术和技术转移实现技术创新。
很显然，通过研究和发展实现的技术创新成本要远高于通过模仿或其他技术引进方式实现的技术创新，因此，从发达国家向欠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扩散有助于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
将注意力主要集中于产生新技术的机制对理解欠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收敛性没有什么帮助。
不过，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到处都是，一个欠发达国家仍然面临哪类技术适合自己模仿或引进的问题。
合适技术的思想首次被阿特金森和斯蒂格里茨（AtkinsonandStiglitz1969）引入新古典贸易理论，他们提出了“局部性的干中学”（localizedlearningbydoing）概念。
发展经济学中的类似观点由舒马赫（Schumacher1973）提出。
对合适技术的研究最近重新被迪万和罗德里克（DiwanandRodrick1991）、巴苏和维尔（BasuandWeil1998）、阿斯莫格鲁和瑞立波蒂（AcemogluandZilibotti1999）等人的研究提出。
但是建立在合适技术观点的理论模型对于收敛问题并没有一致性的结论。
巴苏和维尔（BasuandWeil1998）认为欠发达国家资本存量相对较低是采用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一个障碍。
他们得出结论，欠发达国家如果能够提高储蓄率来利用先进技术，就有可能经历一个经济迅速增长时期。
可是，他们的观点不能解释为什么拉丁美洲、非洲和四小龙之外的亚洲国家政府提高储蓄率的努力没有能够提高经济增长率。
罗德里克（Rodrick2000）在一个跨国研究中显示，增长率决定储蓄率，而不是储蓄率决定增长率；同时，难于将提高储蓄率看成是触发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
相反，阿斯莫格鲁和瑞立波蒂（AcemogluandZilibotti1999）强调进口技术的坏处。
在他们的理论框架里，发达国家的技术是由熟练工人使用的。
当技术转移到欠发达国家的时候，技术是由非熟练工人使用的。
劳动技巧和技术之间的这种不匹配会导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均产出和总要素生产率方面出现巨大差距。
在阿斯莫格鲁和瑞立波蒂看来，改善工人的技巧基础和人力资本对于收入收敛是至关重要的，卢卡斯也持有类似的观点（Lucas1993）。
然而，阿斯莫格鲁和瑞立波蒂使用的假设条件过于苛刻，他们假设欠发达国家总是使用发达国家处于技术前沿的技术，而不是技术前沿以内的技术。
合适技术观点并没有回答欠发达国家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合适角色是什么的问题。
虽然知识扩散与合适技术之间的关系表明需要选择一个不同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实际遵循的发展路径，但是政府干预对于经济增长是否是重要的，政府是否应该采取提高私人部门储蓄率和人力资本存量的政策，政府是否应该对发展高技术产业直接提供补贴，这些问题并不很清楚。
三、自生能力、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结构
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是它的技术和产业的函数。
如果两个国家有相同的技术和产业结构，则它们的人均收入应该基本相同。
为了理解欠发达国家的收入是如何向发达国家收敛的，我们需要弄清楚欠发达国家怎样才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的差距。
我先解释企业自生能力的含义，以及企业自生能力和其产业和技术选择之间的关系。
我用一个开放、自由和竞争市场中的企业的预期利润率来定义自生能力（viability）一词。
如果一个企业通过正常的经营管理预期能够在自由、开放和竞争的市场中赚取社会可接受的正常利润，那么这个企业就是有自生能力的，否则，这个企业就是没有自生能力的。
很显然，如果一个企业预期不能获取社会可接受的正常利润，那么就没有人愿意投资，这样的企业除非政府提供支持，否则就不会存在。
在一个竞争的市场里，企业的经营管理将影响其盈利能力，这是一个公认的命题。
然而，一个企业的预期获利能力也取决于其产业和技术选择。
图1中的等产量线上的各点代表生产既定数量的某一产品的各种可能生产技术或所需要的不同的资本和劳动的组合。
A点代表的技术比B点更为劳动密集。
C、C1、D、D1是等成本线，等成本线的斜率代表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价格。
在一个资本相对昂贵而劳动相对便宜的经济里（如等成本线C和C1所表示的那样），生产既定数量的产出采纳A点所代表的成本最低。
当劳动的相对价格上升的时候（如等成本线D和D1所表示的那样），采用B点所代表的技术成本最低。
在一个自由、开放、竞争并只生产一种产品的市场经济中，如图1所示，一个企业只有在生产中采用最低成本的技术时才是有自生能力的。
在图1中，如果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价格是C曲线，则采用A点代表的技术就是成本最低的，任何其他技术选择，如B点，就会导致成本上升。
市场竞争将使选择A点以外的各种技术的企业不具有自生能力。
因此，在一个竞争市场中，给定劳动和资本的相对价格，企业的自生能力取决于其技术选择。
在一个竞争性市场中，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价格决定于该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中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丰裕或稀缺程度。
当劳动相对丰裕而资本相对稀缺时，等成本线类似于图1中的C线，当资本相对丰裕而劳动相对稀缺时，等成本线就会变化为类似于图1中的D线。
因此，在一个竞争性市场中，企业的自生能力取决于其技术选择是否位于经济的相对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最低成本线上。
上面的讨论可以扩展到生产许多不同产品的一个产业，以及拥有许多不同产业的经济中去。
如图2所示，I1、I2、I3分别代表产业I中具有相同产出价值的三个不同产品的等产量线，三个产品的平均相对资本密集度从I1到I3递增。
如图2所示，一个企业的自生能力取决于其产品和技术选择是否位于最低成本线上，该线又是由经济的相对要素禀赋所决定的。
一个产业可由其所有不同产品的等产值曲线的包络线来代表。
一个产业的等产值线上的每一个点都代表该产业中以一个特定技术生产的某一特定产品，同一个等产值线上的所有产品都有相同的价值。
如图3所示，一个有三个不同产业（用I、J和K三个产业等产值线表示）的经济，图上的三各产业有相同的产值。
如果劳动相对丰裕，等成本线是C，则该经济在I和J产业具有比较优势，进入这两个产业并选择相应的技术生产产品I1（或J1）的企业就具有自生能力。
假定随着资本相对丰裕度的提高，等成本线变化到D线，该经济的比较优势将相应变化，企业也只有将自己的产品或技术J1调整到产业J中的J2，或者转移到K产业并生产K1产品，才能继续保持自生能力。
在I产业生产I1产品的企业就会丧失自生能力。
从上面的讨论可知，企业自生能力的概念和经济的比较优势的概念密切相关，两者都是由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
如果欠发达国家想缩小与发达国家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差距，就必须首先缩小与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差距。
四、可选择的发展战略
在任何经济中政府本身是最重要的制度（institution）。
它的经济政策决定了国民经济中企业面对的宏观激励结构。
为了解释欠发达国家在收敛方面的成功或失败，我将分析政府的产业发展政策，并将它们概括为不同的发展战略。
我将发展战略大概分为两个不同的大类：
（i）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该战略试图鼓励企业在选择其产业和技术时，忽视现有的比较优势；（ii）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该战略尝试为企业按照经济中的现存比较优势选择产业和技术时提供便利。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一贯而不修改地遵循上述任一发展战略。
然而，有些国家偏向于某个发展战略而成为该战略的典型。
当然，遵循某种战略的国家，后来也可能放弃该战略。
不过，战略转换为我们提供了深入分析战略影响的好机会。
IV.1：
发展战略的特征
（i）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劳动相对充裕，资本相对稀缺的，因此，在一个自由、开放和竞争的市场中，欠发达国家的企业将进入相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生产中选择相对劳动密集型技术。
然而，欠发达国家的政治领袖和知识精英常常将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化，并推动他们的国家尽可能快地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并采用最先进的技术。
也就是，他们的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等成本曲线还如图3中的C时，他们就想发展一些类似K的产业，并K1所代表的技术（资本和劳动比率）来生产该产品。
给定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生产K1产品的企业在一个自由、开放和竞争的市场中是没有自生能力的。
如果一个自由、开放和竞争的市场能够得以维持，那么遵循政府战略的企业就会遭致相当于等成本曲线C和C1之间距离的损失。
我将这个损失取名为企业的政策性负担（policyburden）。
因为政府要对企业进入和选择这个产业和技术负责，所以政府要承担企业的损失。
因此，实施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政府必须对企业进行政策补贴（policysubsidy），来弥补这一损失。
在真实世界中，补偿政策负担的补贴需要有多大，取决于政府倡导的产业和技术偏离经济的比较优势有多远。
如果偏差比较小，那么政府就能够依靠税收激励或直接的财政转移支付对企业进行补贴。
然而，欠发达国家政府采取违背比较优势战略时，这一偏差常常很大，为了实现发展战略所定的目标，就需要有各种特殊的制度安排。
当欠发达国家政府追求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时，最常使用的手段是通过管制压低利率，以便减少项目的资本成本。
另外，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项目所需设备一般在国内不能生产，需要从发达国家进口，因此需要大量的外汇支撑。
然而，欠发达国家的出口有限而且主要是价值不高的农业和资源产品，外汇一般是稀缺的、昂贵的。
为了降低违背比较优势战略项目的设备进口成本，政府一般也会高估本币价值，低估外汇价值。
利率和汇率扭曲一方面刺激优先部门和非优先部门的企业需要更多的资本和外汇，另一方面也压抑了储蓄和出口积极性，因此减少了经济中的资本和外汇的供给量。
这样就会出现资本和外汇短缺，政府需要使用行政手段对资本和外汇储备实行配额分配，以便确保执行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企业能够有足够资源执行战略任务。
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因此受到抑制，甚至被直接的政府配给取代。
从理论上来说，选择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政府只要补贴企业因为政策性负担造成的损失即可，然而，由于信息不对称，政府不能区分政策性负担诱致的损失和企业经营不善造成的损失。
企业会使用政策性负担做为借口，并动用一定的资源游说政府提供事前的政策优惠，例如获取低息贷款，税收减免，关税保护，法律上赋予垄断权，等等，以便补偿政策性负担造成的损失。
除了政策优惠，如果企业依然还有损失，那么它们会再次要求政府提供事后的，特别的支持，如更多的优惠贷款。
经济中会充满寻租行为。
因为企业会利用政策性负担做为借口，要求得到更多的政府支持的，也因为政府很难逃避这种责任，企业的预算约束因此软化（LinandTan1999）。
一旦企业的预算约束软化，企业的经理人员就没有压力提高生产率，将会追求更多的在职消费和其它道德风险的行为。
企业实际得到的补贴将会大大高于政策性负担所增加的成本。
（ii）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
欠发达国家的政府可以选择替代性的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鼓励企业进入该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在生产中选择能够使企业具备自生能力的技术。
如上所述，该经济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适合在生产中使用的技术都是由该国的相对要素禀赋所决定的。
然而，作为微观单位的企业的经理人员，不大可能充分认识到或者辨识出实际的禀赋条件。
他们关心的仅仅是企业产出品价格和生产成本。
只有当要素相对价格正确地反映了各种要素的相对丰裕度时，他们才能进入一个正确的产业，选择一个正确的生产技术，而这又只能在市场是竞争性的时候才能做到。
因此，当欠发达国家的政府选择了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时，它的基本政策应该是为自由、开放和竞争的产品与要素市场的运转消除各种可能存在的障碍。
在前面的讨论中，我假定一个经济中的每一个企业都可以免费获取关于产品市场、产业和生产技术的各种信息。
所以，当该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的时候，企业能够相应升级它的产品或技术，或者顺利地从资本相对不密集的产业转向资本相对更为密集的产业。
然而，信息并不一定是可自由获得的。
因此，花费一定资源搜寻和分析产业、产品及技术的信息就是必不可少的了。
如果企业自己从事这些活动，那么它就会对这些信息保守秘密，其他企业相应也需要花费同样的资源去获得同样的信息，信息重复投资的现象就会出现。
然而，信息具有公共产品性质，一旦信息收集和加工工作完成，信息分享的成本接近于零。
所以政府可以收集关于新产业、市场和技术方面的信息，然后以产业政策的形式免费提供给所有的企业。
经济中的技术和产业升级常常要求不同企业和部门能够协同配合。
例如新的产业和技术对人力资本或技巧方面的要求可能不同于老的产业和技术，一个企业也许不能将这些新的条件的供给完全内部化，需要依赖外部来源的帮助。
所以，一个企业的产业和技术升级的成功与否也取决于企业之外是否存在新的人力资本的供给。
除了人力资本外，这种升级也可能需要有新的金融制度、贸易安排、市场营销渠道等。
因此，政府也可以使用产业政策协调不同产业和部门的企业实现产业和技术的升级。
产业和技术升级是一种创新活动，本质上是有风险的。
即使有政府产业政策提供的信息与协调，尝试实现产业和技术升级的企业也仍然有可能因为升级本身过于雄心勃勃，新的市场太小，协调不适当等等情况的出现而失败。
一个企业的失败会告诉其他企业，这个产业政策不合适，它们因而能够通过不遵循这个政策而避免失败。
也就是说，第一个企业支付了失败的成本，为其他企业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
如果第一个企业成功了，这个成功也会为其他企业提供外部性，促使其它企业从事类似的升级，第一个企业可能享有的创新租金也就会很快消失。
这样，第一个企业可能的失败成本和成功红利之间是不对称的。
为了补偿外部性和可能的成本与收益之间的不对称性，政府可以向首先响应政府产业政策的企业提供某种形式的补贴，如税收激励或贷款担保等。
需要注意的是，在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和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中都可以有产业政策，但这两种战略中的产业政策存在本质的差异。
在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下，受到鼓励的新产业和技术与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的变动是一致的，而在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下，政府所要优先发展的产业和技术并不符合这个经济的比较优势。
所以，在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下，企业应该是有自生能力的，少量有一定期限的补贴就足以补偿信息的外部性，而在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下，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它们的生存需要依靠政府提供大量、连续的政策优惠或支持。
比较日本、韩国、印度和中国的汽车生产方面的产业政策的成功与失败，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和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下的产业政策差异。
汽车工业是一个典型的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发展汽车工业是许多欠发达国家的梦想。
日本在1960年代中期选择了促进汽车产业发展的政策，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日本的经验经常被引用来支持发展中国应该采取促进重工业发展的产业政策的观点。
韩国在1970年代中期制定了促进汽车工业发展的政策，并且取得了有限程度的成功。
中国和印度的汽车工业开始于1950年代，两个国家的汽车工业自那时起到现在都需要仰仗政府的保护才能生存。
同样一个产业政策其成功或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
一旦我们将这些国家制定和开始执行它们的产业政策时的人均收入水平与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进行比较，问题就会变得很清楚（参见表1）。
表1：
人均收入水平（单位：
1990年GearyKhamis美元）
美国
日本
韩国
印度
中国
1955
10,970
2,695
1,197
665
818
1965
14,017
5,771
1,578
785
945
1975
16,060
10,973
3,475
900
1250
资料来源：
Maddison,Angus.MonitoringtheWorldEconomy,1820-1992,Paris:
OECD,1995,pp.196-205.
人均收入是一个经济的劳动和资本相对丰裕度的好的近似。
高收入国家资本丰裕，工资率高，低收入国家的情形则相反。
表1表明，日本在1960年代中期执行它的汽车产业政策时，人均收入超过美国当时的人均收入的40%。
汽车产业那时并不是最为资本密集的产业，日本那时也不是资本稀缺的经济。
日本通产省仅仅对日产和丰田提供了支持。
然而，超过十家企业置通产省不要进入汽车产业的劝告于不顾，也开始生产汽车，虽然他们没有得到通产省的支持，但也都取得了同样的成功。
上面的证据表明，在1960年代中，日本的汽车企业是有自生能力的，通产省推动汽车发展的产业政策属于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的政策。
当韩国在1970年代中执行汽车工业发展政策时，它的人均收入仅仅相当于美国当时的人均收入的大约20%，相当于日本当时人均收入的大约30%。
这可能就是韩国政府需要给予它的汽车企业比日本政府所给予的更多、更久的支持的原因。
即使有这样的支持，韩国的三个汽车企业最近还是有两个陷入破产困境。
当中国和印度在1950年代执行它们的汽车工业发展政策时，它们的人均收入还不到美国的10%。
中国和印度的汽车企业一点都没有自生能力，即使到了今天，它们的生存仍然要依靠政府的高度保护。
IV.2：
人力资本和经济发展
在上述讨论中，我们的重点放在物质资本的积累上，以及它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