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战略自生能力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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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战略自生能力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央准备在十月份召开十六届三中全会，主要的议题就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为什么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我们开始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度。
在过去的年间，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正如《中国的奇迹》一书所言，是一个奇迹。
尽管中国的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但是在经济运行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包括金融体制、国企改革、“三农”问题、地区收入差距扩大等等。
在国外，有不少人甚至认为中国的经济可能随时会崩溃。
上周《财经杂志》刊登了尚伟建（音）的一篇文章，他认为中国经济保持如此高速的增长，一旦减速，整个经济就会崩溃。
当然，国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评价可能有些危言耸听，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的经济体系中确实还存在一些问题，也正是因为存在问题，我们才要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十六大提出：
到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整个国民经济的规模要比年再翻两番，换句话说，在这年中每年都要实现的经济增长速度。
能不能实现这个目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如何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首先必须对现在的经济形势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不仅要知道存在哪些问题，而且要知道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
我个人认为，历史是延续的，现在出现的一些问题，其根源可能在过去，在新形势下问题发生了一些转变。
计划经济体制是如何形成的？
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从《政治经济学》里找到，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第二，我们照搬了前苏联的经验，这也是大家普遍接受的观点。
但是随着我对经济体制以及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以后，我觉得这种观点并没有解释清楚“为什么我们会形成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
比如，在计划经济时期，厂长、经理没有调配人、财、物的权利，一切物资都是根据计划，由行政手段进行配置。
至于“照搬苏联经验”，这种说法也有一点矛盾。
我们的革命战争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最重要的是毛主席根据中国的实际状况，分析中国各个阶级的力量对比，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从而指导中国革命取得最后的胜利，而不是照搬前苏联革命的经验。
如果说我们在革命战争时期是实事求是的，为什么建国后却是完全照搬前苏联的经验呢？
这种观点不成立。
前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斯大林模式”）并不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之后马上就能够形成的。
从年到年，新中国处于恢复时期，到年开始搞建设，当时我们面对的问题和斯大林在年时所面对的问题是一样的，各方面的限制条件也一样，要达到的目标也一样。
既然限制条件和目标相同，我们采取的政策和前苏联当时的政策当然是相似的。
即使是非社会主义国家，在同样的条件下要实现同样的目标，他们最后形成的经济体制也大致雷同。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前苏联和中国，会形成这样一种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呢？
前苏联在年和中国在年所要达到的目标是一样的，都是希望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农村经济中快速完成工业化的过程，而且不是一般的工业化，是希望在较长的时期内建立一套完整的重工业体系。
这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
一方面是实际情况的需要，年前苏联还被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包围，如果没有重工业体系就没有国防体系，这样就会被动挨打。
另一方面是认识上的问题，因为重工业在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重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主要指标。
但是，我们在年的时候资本稀缺，是一穷二白的农业经济，因此资本密集的重工业不符合我们的比较优势。
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上，国有重工业没有自生能力，只能靠国家的特殊保护和补贴。
补贴的方式有两种：
一种方式是垄断，按照比较优势的原理，重工业产品应该从国外进口的，但是国家为了扶持国内企业，就限制进口，让国有企业在国内市场占据垄断地位，这样企业就把价格提得很高。
第二种方式，就是压低各种投入要素，包括资金、外汇、原材料价格，在一些政府主导能力比较强的国家，甚至把工资都压低了。
通过政府的保护和补贴，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也可以生存下来，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也可以建立起来。
一些亚洲国家（印度、印尼）和拉丁美洲国家在二战后基本上都采取类似的做法，他们的目标都一样，都是希望快速建立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
我们知道，资金的利息、外汇汇率、原材料价格、生活必需品价格都是价格信号，如果价格信号被扭曲，尤其是被人为地压低以后，必然会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
如果出现供不应求，怎样能保证这些稀缺的资金、外汇、原材料被用于需要优先发展的产业呢？
这就需要政府把各种产业按照发展战略的目标排列顺序，在每个产业里，把各个项目也按优先等级排序，依照优先级别，通过行政手段对资源进行配置。
显然，市场的配置功能完全被国家以行政和计划的方式取代了。
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标准的计划经济体系。
不仅在社会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国家也会形成计划经济体系。
一提到印度，大家都认为它是资本主义国家，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
年我第一次到印度，发现他们也有一个庞大的计委，权力很大，在和工作人员交流的时候，他们关心的问题和我们计委关心的问题是一样的，都是怎么配置化肥，怎么配置钢材。
为什么在资本主义国家也会出现计划经济体系呢？
也就是我刚才讲的，在价格信号被扭曲的情况下，要完成国家的计划只能以行政代替市场，按照计划来配置资源，这样就形成了标准的计划经济体制。
在这样一个计划经济体制中，国家会干预企业的微观决策，投不投资不是由企业自主决定，而是由国家按照计划来决定，所以企业在投资上没有自主权。
印度的企业如果要投资，也必须得到国家计委的批准，计委批准后企业才能拿到资金购买机器设备。
因此，在资金稀缺的情况下，政府却要建立一套与自身比较优势不相符合的重工业体系，这就必然导致对价格的扭曲、通过计划配置资源以及政府对微观决策进行干预，这也是形成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最主要原因。
由此可见，社会制度不是造成计划经济的根本原因。
我们知道，北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没有形成计划经济体制，因为北欧国家的收入比较高，他们发展重工业是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他们也不用对微观行为进行干预。
计划经济体制既然是人为形成的体制，它就有一定的目标。
从目标实现的角度来看，计划经济体制在年以前是很有效率的。
六十年代试爆原子弹，七十年代人造卫星上天，这些都是五十年代初计划经济体制期望达到的目标，结果都实现了。
但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带来不少问题，比如我们集中发展重工业，但是重工业产品都是长线产品，而人民的生活必需品都是短线产品，生产结构与需求结构严重脱节。
再比如，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工资是由国家定的，但政府不可能对每个人的工作都进行考核，最后就采用“八级工资制”，根据毕业时间、工龄、工种来确定工资标准，这样的工资标准与实际劳动投入是没有关系的，因此激励机制不明确。
双轨制
由于在资源配置和激励机制方面都存在问题，就造成效率低下。
当然，这也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体制是一样的。
在资本稀缺的情况下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重工业的国家，不管是什么样的体制，它在资源配置和激励机制上都会存在相同的问题，都会出现低效率的情况。
幸运的是，我们比较早的、从年年底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
大家知道，我们当时推行的是一种双轨制的方式。
厂长、经理没有积极性，政府放权，让你提高积极性；农民没有积极性，政府也放权，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慢慢的，人们的积极性就被调动起来。
比如农民，向国家上交一部分粮食，剩下的那部分就归个人所有，可以用来消费，也可以进行投资。
在城市推行利润留成，留成的部分可以有三个作用：
福利基金、奖励基金和发展基金，发展基金就可以用来投资。
有投资就有产出，那么生产出来的东西必须让它有地方卖，原来物资都是由计委调控的，现在这部分多出来的物资不在国家计划之内，为了让投资得到回报，客观上就需要有计划之外的另一轨——市场的出现。
在对激励机制的改革取得成效之后，我们开始对资源配置体制进行改革。
开始的时候没有价格，只能以物易物，这样很不方便，于是出现了调剂价格，这样价格体系也出现了双轨制，有计划这一轨，也有市场这一轨。
在推进双轨制的过程中，企业机制也实现了双轨制。
原来我们只有国有企业，后来很多国有企业在重新投资的时候，并没有把资金继续投入国有企业，八十年代出现了一个现象：
很多国有企业下面都挂着好几个集体企业。
因此，企业体制也由原来的国有占主导，慢慢地变为国有与非国有并存的局面，这也是双轨制。
双轨制的推行，在八十年代，尤其是年底到九十年代期间，收到了非常显著的效果，为我们带来了十几年的经济快速增长。
前面我们讲到，体制的问题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
因此，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国家，他们的经济效率都非常低下，从七十年代末年代初，这些国家也都纷纷开始改革，最明显的是前苏联和东欧。
前苏联和东欧在刚开始改革的时候，他们推行的是“休克疗法”。
“休克疗法”从七十年代被提出，到八十年代形成了所谓的“华盛顿公式”。
“休克疗法”认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价格的形成和资源的配置都受到国家的干预，企业对价格信号没有积极的反映。
而一个有效运行的市场经济体系必须具备一些基本的要件，比如价格完全由市场决定、资源完全由市场配置以及产权私有化。
同时，只有产权私有化，企业才会真正对价格信号有积极性去反映，所以要私有化，而且在私有化的时候，企业的预算必须是硬约束的，国家不能提供财政补贴，这样企业的决策才会是正确的。
因此，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做法不符合市场经济原则，必须通过“休克疗法”，对价格、资源配置、私有化三个方面同时进行改革，才能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
对于“休克”疗法，有一个比喻：
如果你想把一只狗的尾巴砍掉，你必须一刀砍下去，而不能一小段一小段地砍。
九十年代，当前苏联、东欧开始改革的时候，国际上对中国的双轨制是持悲观态度的，大部分人认为尽管中国已经持续十几年的快速发展，但是一定会出大问题，他们认为市场经济体制是最好的制度。
我们经常听到关于经济学家的笑话，比如你向个经济学家问同一个问题，他们会提出种不同的观点，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曾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美国财政部部长）在他的一本书写道：
经济学家对很多观点一般都很取得共识，但是让人惊讶的是，对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怎么改革，他们竟然达成了共识，那就是“休克疗法”。
前苏联、东欧推行“休克”疗法已过十多年了，最近世界银行出版了一本书，对前苏联、东欧的改革经验进行了回顾。
在本书中引用了很多宏观数字，比如俄罗斯现在的国内生产总值与年（改革前）相比下降了，在独联体的国家当中甚至有剩下原来的的，乌兹别克斯坦的国内生产总值下滑。
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中，也有一些改革比较成功的案例，比如波兰，我们会发现这些国家基本上实行了双轨制。
这些国家的改革经验和中国一样，就是让市场这一轨的非国有企业增长起来，而且大部分都是中小企业。
同时，国家继续对原有的大型国有企业进行控制、干预和保护。
因此，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国家，双轨制是比较理想的改革方式。
现在的问题是，既然“休克疗法”在理论上很清晰，而且也是大家达成共识的改革方式，为什么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呢？
而双轨制是如何取代“休克疗法”，成为经济转型过程中比较有效的改革方式呢？
如果我们对原来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过程有了充分的认识以后，这个问题就比较容易回答了。
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国家的干预、价格的扭曲都会影响资源的最优配置，应该取消。
但是我们要看一看国家进行干预的原因是什么？
是要建立一批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这不符合我们的比较优势，因此国家必须干预，否则企业就要破产。
但是国家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不可能让这些企业破产：
第一，虽然这些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不能盈利，可是企业所在的行业被认为是很重要的行业，如果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发展这些行业。
比如前苏联在改革之前的经济规模比中国大，可是现在俄罗斯的经济规模只占中国的，但是俄罗斯仍然是“八国集团”的成员，因为俄罗斯拥有先进的军事工业，这也决定了俄罗斯在国际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政府当然不愿看到这些军工企业都破产。
这是第一点，基于政治利益的考虑。
第二，重工业企业的规模都很大，而且集中在一个城市里，如果让这些企业都破产的话，就会出现不稳定因素，社会不稳定，政治就不稳定。
对于任何政府而言，社会稳定、政治稳定都是首要的问题。
由于这两方面的考虑，即使把这些企业完全私有化，国家也要给予一定的保护和补贴。
如果保护和补贴不能取消，那么到底是企业在国有的时候国家给的补贴多，还是私有以后给的补贴多？
从激励机制来分析，一定是私有化以后国家的保护和补贴多一些。
企业国有的时候，必须依靠国家补贴和保护才能生存，但是厂长、经理不能把这些钱放在自己腰包里，那是犯法的。
私有化以后，厂长、经理就可以把这些补贴放进自己的腰包，所以企业向国家要保护和补贴的积极性会更高。
从前苏联和东欧的经验来看，企业私有化以后，如果不提高自生能力，政府的保护和补贴比在国有的时候还要多。
关于这个问题，我在九十年代的时候和国内、国外的经济学家有很大的争论。
我认为，如果不解决企业的自生能力问题，就会带来“战略性负担”。
在原来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时候，投资很多，创造的就业机会却很少，为了满足城市里的就业，经常是一个岗位由两、三个人来做，企业有很多冗员。
当时推行低工资制度，工资里不包含退休金，工人退休后由企业来负担，这种“养冗员，给退休金”的方式也给企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我把它称作“社会性负担”。
如果战略性负担和社会性负担不消除的话，实行私有化不但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还会使情况变得更糟，国家要给企业更多的保护和补贴。
九十年代我提出这个观点是理论的预测，现在前苏联和东欧的改革经验证实了这种观点，那些全盘私有化的国家在改革以后，向企业提供的保护和补贴比没有改革之前更多，而效率却更低。
同时，由于企业具有垄断地位，如果国家不加以控制的话，企业就会依靠垄断来抬高价格，造成整个生产链的中断以及经济的大幅度下滑。
而那些对国有企业还保持一定控制的国家，保护和补贴就比较少，生产链也没有中断，因而经济运行状况也比较好。
这也是“休克疗法”不成功的原因。
“休克疗法”在理论上有一个暗含的假设，即“在竞争的市场中，任何企业只要管理得当就能够盈利”，这也是现代经济学中的一个普遍的暗含假设。
但是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企业的管理没有问题，但是企业还是不能够盈利。
因此，这个假设在分析转型问题的时候是不成立的。
由于这个暗含假设不成立，现有的西方经济学，不管是产权理论、竞争市场理论还是企业合同理论，如果用来作为转型期改革的理论依据，就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因此，我国在开始改革的时候实行双轨制是正确的，对于不符合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进行保护和补贴，同时也保持一定的控制。
对于那些符合比较优势、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取消限制，让它们自主发展。
这样就能够维持稳定和维持的发展，效果也比“休克疗法”好的多。
当然，双轨制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方面有计划体制，一方面有市场体制，两个体制共存就必然出现体制性摩擦。
计划经济体制在逻辑上是非常严谨的，一环扣一环。
由于企业不符合比较优势，就必须由国家通过计划配置资源，并且对企业的微观行为进行干预。
两个体制同时存在，就会出现问题，这也是国外认为中国经济会崩溃的主要依据。
比如四大国有银行的呆坏帐比例很高、地区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国有企业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根本解决，以及三农问题等。
这些都是现实存在的问题，为什么经过二十几年的改革，这些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呢？
最主要的就是国有企业没有自生能力。
举例来说，为什么四大国有银行的呆坏帐比例这么高？
因为年我们实行“拨改贷”，给国有企业的补贴由直接拨款的形式改为银行的低息贷款，这是一笔政策性的贷款。
如果企业拿到贷款去投资，投入没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就会带来经营上的问题，如果拿来发工资，或者给退休工人发养老金，企业的运营资金就被占用，也会带来经营上的问题。
由于企业对资金的不合理运用，就使得银行的贷款变成呆帐、坏帐。
因此，国有银行的问题实际上是国有企业的问题。
再来看地区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
当然造成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农民收入比较低，还有一个原因是中西部的发展落后于东部。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呢？
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各不相同，东部主要是制造业，中部是农业，西部是矿产资源。
九十年代末之前，由于国有企业需要廉价的原材料，因此我们对农产品和主要矿产品的价格进行控制，通常是压低的。
东部地区从中部拿到廉价的农产品，从西部拿到廉价的自然资源，所以东部的制造业发展很快，这其实等于让中西部补贴东部的发展。
大家知道，中部和西部都是比较贫穷的地区，让“穷人”补贴“富人”的发展，地区收入差距当然越来越大。
增加农民收入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让大量农民离开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
但是城市里的资金大部分被国有企业拿走，国有企业把资金都投入资本密集的行业，创造的就业机会不多，农民能从农业转移出来的数量就不多，农民收入增长就很缓慢。
现在体制上存在的问题，说起来很复杂，背后的原因其实很简单，都是国有企业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这也是十六届三中全会的主要议题。
当然，这里面涉及的问题很多，我重点谈三个方面：
第一，必须以国有企业的改革为着力点。
应该说从年以后，每一年都是国有企业改革年。
农村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包括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的发展。
但这些都是在做了以后，我们认为是对的，是符合社会主义制度要求的，就给予肯定，而不是政策设计的结果。
我们每年的工作重点其实都是和国有企业改革密切相关的问题。
但是为什么国有企业改革到现在还没有成功呢？
我想，这里有认识上的问题，也有理论的误导。
从认识上来看，我们认为这些国有企业所在的行业（重工业）是建设现代化所需要的，如果不发展重工业，中国就不能成为大国。
从理论上来看，我们在改革国有企业的时候，用的都是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也就是假设这些企业都是有自生能力的，如果经营不善，就一定是管理的问题，是公司治理的问题。
当然，国有企业是存在一些公司治理的问题，包括产权不明晰等。
但更重要的是，国有企业有很大的政策性负担和社会性负担，有政策性负担就有政策性亏损，谁应该为政策性亏损负责呢？
必须由国家负担，所以国家就要给企业保护和补贴。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企业有经营性亏损，厂长、经理也会把它说是政策性负担造成的，要求国家来负担。
而国家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难以区分经营性亏损和政策性亏损，只能把企业所有的亏损都负担下来，这就形成了经济学里“预算的约束”的概念。
企业有预算上的约束，公司治理就会出现问题，就要向政府要保护、要补贴，政企就不可能完全分开。
从这个角度来看，政企不分、产权不明晰等问题其实是一个内生的现象，不是一个外生的现象。
如果不消除政策性负担，任何公司治理和产权的改革都是无效的，而且还有可能把情况搞得更糟。
最近我和我的学生正在做一个研究，对国有企业产权部分私有化以后的效果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和我的理论推断一样，国有企业部分私有化以后，国家的保护和补贴反而增加了。
因此要想改革国有企业，最重要的就是把政策性负担剥离。
把政策性负担剥离以后，企业自主发展，参与市场竞争，如果经营上出现了问题，责任归属就非常清楚。
国家作为企业的所有者，对企业的治理也就变得非常简单了，可以撤换管理人员（厂长、经理），也可以和别的企业合并，实在不行就让企业破产。
那么，怎样剥离政策性负担呢？
有一点国内已经达成共识，也比较容易实现，就是社会性负担的部分。
一个是养老的问题，养老属于社会保障体系，所以企业职工的养老应该由社会来负责，不应该由企业来负责。
第二个是冗员的问题，冗员应该下岗，当然对于下岗国家应该负一定的责任，比如对于接近退休年龄的职工可以让他提前退休，对还没有接近退休年龄的职工进行培训，帮助他们再就业。
因此，社会性负担比较容易剥离，难点在于战略性负担，也就是企业的自生能力。
因为这些企业所在的行业不符合我们的比较优势，企业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就没有自生能力，就只能向国家要保护和补贴。
如何剥离战略性负担呢？
我提几点建议，前提是对产品的特性进行分类：
第一类是国防安全方面需要的产品，没有这些产品，国防安全就难以保证，我们也不可能从国外购买。
对生产这类产品的企业，只能由国家通过财政拨款的方式来进行支持，实际上任何国家对于这类企业都采取同样的做法。
第二类产品是资本密集型的，有相当大的国内民用市场，虽然不符合我们的比较优势，但是由于发达国家资本相对丰富，他们对介入中国市场有积极性。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草船借箭”，采取两种可能的方式：
一种是让这些企业直接到国外上市，直接进入国际资本市场利用国际上的资金，像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石化等企业都采用了这种方式；第二种方式是合资，利用国外的资金和技术克服我们资金短缺的缺点，这样就解除了对企业的自生能力所造成的限制，以后的问题就变成经营管理的问题。
第三类，产品没有占据很大的国内市场，国际资本不愿意合资，如果到国外上市，国外也不欢迎。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怎么办？
只能转产。
原来的大型国有企业都有一个普遍的比较优势——人力资本优势，国内重点院校的优秀毕业生大部分都分配到这些企业里面工作。
因此，如果企业利用人力资本的优势进行转产，开发出符合比较优势、能够在国内市场占据很大份额的产品，企业就能够自主发展下去，四川长虹就是成功的案例。
第二，维持经济的快速发展。
要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到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就必须有相当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同时还要保证就业机会的增加。
要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突破口是金融体系的改革。
什么样的金融体系能够最大的促进经济的发展？
我们现在的金融体系是以四大国有银行为主，加上股票市场、资本市场。
这样金融体系有没有效率呢？
我觉得应该从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来进行分析。
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是动员资金、配置资金、分散风险，其中最重要的是配置的功能。
如果能够对资金进行有效的配置，就能得到很高的回报，积极性就被调动起来。
另外，如果配置得当，风险就降低。
把资金动员起来，投入到回报率最高、最有竞争力的行业中去，这样的配置才是最有效的。
我们现在回报率高、有竞争力的行业是劳动相对密集的产业，或者是资本相对密集产业中劳动相对密集的产业区段。
所谓产业区段，比如信息产业是一个资本相对密集的产业，联想集团是这个行业中的一个企业，它们做零部件组装，这就是一个劳动力密集的产业区段。
判断金融体系有没有效率，其实就是看这套体系能不能动员资金为中小企业提供比较好的金融服务。
我们知道，大银行很难给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股票市场也不适合中小企业的融资。
有人提出搞创业板，这也不适合对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
因为在资金来源中，成本最高的是创业板，其次是主板市场、银行，自有资金的成本是最低的。
如果我们要给中小企业提供最好的融资服务，当然是以最低的成本来提供融资服务。
真正能够给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是地区性的中小银行。
因此，在现阶段，我们应该建立的金融体系是以大量的地区性中小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
任何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是先从地区性中小银行开始提供融资服务，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企业规模的扩大，慢慢发展大银行和资本市场。
但是我们的情况恰恰相反，在改革之前是用财政代替金融，改革之后为了满足国有大型企业的需要，成立四大国有银行为企业提供资金，后来又发展股票市场。
但是我们最需要的、最欠缺的是中小银行。
因此，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同时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以及创造就业，在金融改革方面除了解决现有的呆坏帐问题之外，最重要的是要发展一批真正能够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中小银行。
第三，必须以政府职能的改革和转变为中心任务。
首先，要在思想上有所转变，从原来的“赶超战略”转为“发展战略”，即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的战略思想。
只有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企业才会有自生能力，才不需要政府去干预，政府才能够发挥在市场经济中应该发挥的公共职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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