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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法制建设不断加强，依法治国深入推进，教育、科学、卫生等社会事业全面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日益繁荣，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明显提高，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空前增强，全社会焕发出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
但我国在方方面面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同时，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更加凸显，引起了人们的担忧。
比如，城乡发展差距较大。
改革开放后城乡收入差距曾一度有所缩小，1983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为1.82∶1，但后来又逐步拉大，2009年扩大到3.33∶1。
从绝对差距来看，197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差209.8元，1992年差距突破千元大关，达到1242.6元，2009年达到12022元。
比如，区域发展差距明显。
30多年来，各地居民收入都有了大幅度增长，但不同地区间收入差距在拉大。
2009年我国东部地区年人均收入为38587元，西部地区为18090元，差距达2万余元。
从省际差别来看，最高的上海市年人均收入为76976元，最低的贵州省为9187元，两地相差67789元。
目前全国4007万贫困人口中，中西部地区所占比重高达94.1%。
比如,除经济差距外，城乡、区域之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也较大。
目前西部地区人均教育经费支出仅为东部地区的73.5%；
城市拥有约70％的卫生资源，而广大农村只拥有约30％的卫生资源，农村居民人均卫生费用不足城市居民的1/4。
再比如，同经济发展相比，社会事业等发展相对滞后。
优质教育资源短缺，教育公平的问题比较突出；
医疗服务供给总量相对不足，人民群众对看病难的反映仍比较强烈；
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一些基本保障制度有待健全；
等等。
应该说，目前我国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很多方面和不同层次，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我国发展不平衡的原因何在？
2009年12月下旬，一部名叫《国情备忘录》的电视纪录片在广大观众中引起强烈反响。
这部纪录片以广阔的视角、形象的手法对我国国情作了深入解读，也生动展现了我国发展不平衡状况，使人们对城乡、区域等方面的发展差距有了更加全面客观的认识。
发展不平衡，概括地说，是指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协调、不匹配和不和谐的关系。
它是人类社会发展中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无论在全球还是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发展过程的不平衡性始终广泛存在，只不过在不同阶段表现程度不同而已,必须客观辩证地看待，历史地、全面地、具体地进行分析。
那么，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一是自然原因。
我国幅员辽阔，地区间自然条件迥异，决定了不同地区发展存在“先天性”差异。
比如，东部地区以平原为主，气候宜人，土壤肥沃，交通便利，占据先天发展优势；
西部地区多为山地丘陵和戈壁沙漠，气候干燥，生态恶化，交通闭塞，与外界的信息交流及贸易往来受到限制，经济社会发展不利因素多。
观点声音
中国不仅需要蓬勃发展的朝气，也需要协调发展的合力。
中国国情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各地区条件差异显著，发展极不平衡，可以说是“一个中国，四个世界”。
中国的三大特点，就是一个中国，两种制度；
一个中国，四个世界；
和一个中国，四种社会。
这种提法是一个创见，作者以长期的国情调查所
得出的这个结论，不仅是真正认识中国，研究中国的标准，而且是解答当
前海内外对中国的前途唱衰还是看好的争论的关键。
所谓的一个中国两种制度，指的不是大陆和香港和澳门的这种一国两
制，而是中共建国以来因为户籍制度造成的城乡分割社会。
具体地说就是
城乡经营的两种身份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公共服务制度和财政转
移制度。
在城乡分割的情况下，政府的政策和资源都向城市倾钭。
这本书
估记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二，但是政府财政支出直接用于农村人
口的比重只有七分之一到十分之一之间。
同时农民缺乏自己的政治代表，
也缺乏社会的声音，不足以影响政府的政策，以至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
差距越来越大。
沿海几个大城市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了中等发展国家的水
平。
但是内地的农村经营连温饱都不容易。
所谓一个中国，四个世界，是指中国发展不平衡在各个地区都有反应
。
第一世界是指已经进入世界高收入组的地区，包括上海、北京、深圳，
大约占全国总人口的数量2.2％；
第二世界是指相当于世界上中等收入组的
地区，象天津、广东、浙江、江苏等沿海地区，大约才占全国总人口数的22
％，第三世界是指相当于世界下中等收入水平的地区，大约占全国总人口
数的20％。
第四世界是相当于世界的低收入的水平的地区，主要分布在中
西部的贫困地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数量的一半。
所谓一个中国，四种社会，一个是指农业社会，至今我国农业劳动力
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比重还有50％。
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力的水平很低，
粮食和其它农产业与商品业也低，所以农民长期收入水平低下，而且有下
降的趋势；
二是工业社会，包括建筑业，劳动人数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23
％；
三是服务社会，其就业比重为22％;
四是知识社会，包括教育、卫生、
文化、科技、金融、保险和它的政府部门等等，就业人数占全国总就业人
数5％，这有点象上次我所讲的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
这三大特点充分反映了中国基本国情的特点，就是多样性、差异性和
不平衡性。
存在着相当大的城乡差别、地区差别和社会差距，研究中国的
问题及中国发展的前景，必须重视这个基本的中国国情。
要从这个基本国
情出发，否则，眉毛、胡子一把抓，当然得不到要领。
忽视这个基本国情
，就会知其一不知其二。
单从一个方面出发，例如只看城市不看农村，或
者相反，就难免有如瞎子摸象，陷于片面性的失误。
胡鞍钢的研究成果表明：
如果放在国际背景中比较，中国地区发展差距最突出的特点是“一个中国，四个世界”。
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三个特点：
第一，中国东西部之间存在三大发展差距：
经济发展差距、人类发展差距和知识发展差距，其中知识发展差距明显高于经济发展差距。
第二，投资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无形资本的收益大大高于投资于自然资源开发、物质资本和有形资本的收益。
第三，不同的发展战略和政策会导致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
2001年4月10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胡鞍钢详细阐明了他的观点。
如果按人均GDP美元值（PPP）计算，则无法让世界真正了解中国的发展不平衡状况
据胡鞍钢介绍，过去的20年，中国是世界上人均GDP增长率最快的国家之一。
1913年中国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的13.0%；
1950年降至为6.4%；
1973年为7.1%。
但到2000年则迅速上升为23.0%，成为1973-2000年期间与美国人均GDP相对差距缩小幅度最大的国家之一。
如果将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台湾除外）的人均GDP增长率与世界各国比较，人均GDP增长率最快的前10名地区中，中国就占了9个地区。
“从国际背景来看，世界各国人均收入在20世纪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提高，但是它们之间的相对差距并没有缩小。
其中，亚洲（也包括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与发达国家、领先国（指美国）的人均GDP差距已不断缩小，而非洲、东欧和前苏联与发达国家及领先国的相对差距则有所扩大。
”胡鞍钢分析，中国属于20世纪下半叶现代化的“后来居上者”。
“中国正是因为‘后来居上’，才明显缩小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
”
“如果按人均GDP美元值（PPP）计算，中国已经由低收入国家行列进入了下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但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极其特殊的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发展不平衡的大国。
”胡鞍钢说，“经常让人感觉头痛的一个问题是，外国人到中国来，只会去北京、上海、深圳这些高收入发达地区，而很少有人会去贵州、西藏、青海这些穷地方。
所以，国际上一般都认为，中国已经由低收入国家进入到了下中等收入国家，不应该再属于发展中国家系列，而应属于发达国家系列。
胡鞍钢说，“其实，这是一个误会。
“第一世界”是上海、北京、深圳等高收入发达地区；
“第二世界”是大中城市和沿海上中等地区；
“第三世界”是下中等收入地区；
“第四世界”是中西部贫困地区
胡鞍钢的研究表明，上海和北京两市人口虽然只占全国总人口比重的2.2%，但1999年上海和北京人均GDP（按照平均购买力计算）分别为15516美元和9996美元，明显高于世界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8320美元）。
分别为高收入国家收入水平（24430美元）的63.5%和40.9%，在世界206个国家和地区中分别列第45位和第64位。
其中，上海浦东1999年人均GDP为25472美元，高于高收入国家水平，相当于美国人均水平（30600美元）的83.2%，位居世界第11位。
它们是中国的“第一世界”。
天津、广东、浙江、江苏、福建、辽宁等沿海省份人均GDP均高于世界下中等收入国家水平（3960美元）而低于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
6省人口约27404万人，占全国总人口比重的21.8%。
它们是中国的“第二世界”。
沿海地区的河北，东北、华北中部部分地区人均GDP均低于下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位居世界第100-139位之间，人口约32783万人，占全国总人口比重的26.0%，是中国的“第三世界”。
“中国约有一半以上的地区位居世界第140位之后，人口约6.3亿，占全国人口总数的一半。
”胡鞍钢介绍，“其中，贵州人均GDP为1247美元，低于世界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790美元），在世界排名177位，与上海相差132位，与北京相差113位。
”它们是中国的“第四世界”。
胡鞍钢介绍，“去年10月，我与德国专家座谈时把这套分析搬了出来，还真说服了他们。
”东西部的差距主要是知识差距，因此，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和未来发展方向应由以往开发自然资源为主转向开发人力资源和知识资源
“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国情背景，导致中国形成了明显的三大发展差距。
即经济发展差距、人类发展差距（人类发展指标是由人的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总入学率和人均GDP4项指标合成）和知识发展差距。
”胡鞍钢认为，“这三大差距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持续扩大，是中央决策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基本深层次背景。
“根据我们的研究发现：
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相比，不仅在经济发展和人类发展上存在明显差距，更为关键的是，东西部地区还存在着巨大的知识发展差距，西部一些地区的部分人群甚至面临与知识隔离的危险。
”胡鞍钢介绍，西部人均综合知识发展水平仅相当于东部的35%，获取知识的能力仅相当于东部的14%，吸收知识的能力仅为东部的81%，交流知识的能力仅为东部的31%，人均外国投资和互联网普及率分别是东部的8%和12%。
”他说，“这表明东西部地区的知识发展差距要明显大于其经济发展差距。
因此，胡鞍钢认为，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和未来发展方向应由以往开发自然资源为主转向开发人力资源和知识资源，使知识要素成为促进西部地区发展最重要的要素，同时成为推动改革、促进社会转型最重要的因素。
茹晴
区域协调发展不仅是局部问题，而且是全局问题；
不仅是一个紧迫的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两个大局”的战略，高瞻远瞩，深谋远虑。
没有“第一个大局”，就没有中国经济今日的辉煌；
没有“第二个大局”，就没有经济持续发展、民族团结和谐的中国。
为了搞好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邓小平深谋远虑，统揽全局，在作出“三步走”的战略部署的同时，还形成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指导思想。
邓小平“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据现有资料，正式提出是在1988年9月12日。
邓小平说：
“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
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
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
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①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中，也有一段意思大体相同的话：
“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
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②
“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其思想源头要追溯到邓小平于1978年12月13日在为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而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里所提出的一个大政策。
他说：
“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
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
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建议同志们认真加以考虑和研究。
”③可以说，这是邓小平提出“两个大局”战略构想的开端。
之所以说它是一个大政策，是因为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对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建设计划平衡战略及政策的一个严重挑战，突破了经济建设计划平衡战略的范围。
它是理论和政策的一个创新。
计划经济和计划平衡战略在建国早期存在都是必要的、合理的、正确的。
新中国继承的是一个非常落后、极为畸形的经济。
3/4以上的工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而占国土面积达60﹪的西南、西北和内蒙古地区，当时的工业产值只占全国的8﹪左右，几乎没有什么现代化的工业，而且全国工业产值仅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0﹪。
即使经过建国后头三年经济恢复，到1952年，现代工业产值的比重也只上升为26.6﹪，中国仍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
当时我国钢产量为人均2.4公斤，而同期的美国为人均538公斤。
我国还不能制造汽车、拖拉机，没有真正意义的机器制造业和国防工业。
中国要摆脱落后和屈辱，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走国家工业化的道路。
中国要起步搞工业化，在当时的客观环境和条件下，只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和采取计划平衡战略，以有限的国力，逐步改变畸形的生产力布局和不合理的国民经济结构，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
到1966年，初步改善了工业布局和结构，形成有相当规模和一定技术水平的工业体系。
此外，农业、交通、航空、邮电、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这期间，确实缩小了东西部地区的差距。
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和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后，计划经济以及计划平衡战略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且逐渐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
其主要原因有：
1、忽视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市场发育缓慢。
而世界发达国家（除苏联外），运行的都是市场经济体制。
2、国民经济产业行业和产品种类的增加以及复杂化，使制定一个能覆盖国民经济各行各业各个品种的包罗万象的国民经济计划日益艰难，无论如何殚精竭虑，也难免顾此失彼。
3、强调全国一盘棋而没有着力培育地区经济增长机制和发展功能。
4、在西部地区由于重视重工业建设致使经济结构矛盾加剧。
5、既要保持全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又要使东西部地区完全均衡，试图同时解决效率和公平两个问题，实际上这二者犹如鱼和熊掌一样不可兼得。
所以，要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速度，必须另辟蹊径。
邓小平以敏锐、深邃的目光看到了这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症结，并针对此症结提出了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政策，石破天惊，宣告了计划平衡战略的终止，动摇了计划经济体制，非均衡发展战略露面，从此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所以邓小平说它是一个大政策。
理论创新带出了政策创新，创新的政策又为进一步的理论创新打下了基础。
改革开放的潮流一旦形成，就汹涌澎湃，势不可挡。
这个大政策，实际也就铺开了“两个大局”中的第一个大局，东部沿海地区因此成为对外开放的大“窗口”，明显地加快了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理由是明摆着的：
要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就全国的大经济区域来说，东部沿海地区在对外开放方面占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优势：
交通便利；
工业基础雄厚；
农业生产环境优越；
经济结构较合理；
文化条件领先；
人才资源集中；
毗邻香港、台湾，与日本、韩国一衣带水，与新加坡同临南中国海，日本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港、台、新、韩正是享有当时经济快速发展美誉的“亚洲四小龙”。
搞“三来一补”、引进“三资”企业，利用外资及外国先进技术设备，引用成本大大低于内地；
对外贸易的运输成本也同样大大低于内地；
而且国内外周转时间也比内地短得多，时间就是金钱。
再说侨胞和外籍华人的原籍绝大多数在东部沿海地区，与他们的联系，东部沿海地区占有人缘地缘的优势。
充分使用沿海地区的所有优势，让沿海地区的经济率先高速发展，沿海地区的人民生活率先富裕起来，全国经济才能有条件加快发展，改革开放才容易出现辉煌成果，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里有明显的提高。
内地要懂得这样做的道理，要胸怀祖国，顾全大局，服从大局。
在这个大局的问题上，内地决不能争先恐后，决不能不服气，要有“自知之明”，要让“贤”，讲究风格，甘为龙尾。
在差不多和这个大政策提出的同一段时间里，一群外国来华访问者曾经盛赞中国少先队员的聪明和谦让、协作精神。
原来是这么回事情：
外国友人在一个窄口瓶里放入几颗穿有线的，其外径比瓶口内径略小的珠子，叫几个中国小朋友各捏着一条线向上提珠子，看谁先把珠子提出瓶外。
刚开始时，小朋友们谁也不甘示弱，都争着向上提珠子，结果珠子都卡在瓶颈处，谁也无法提出来。
见到这个情形，小朋友们动了动脑筋，迅速商量了一下，讲点风格，谁也不用争了，有次序地一个接着一个慢慢往上提，结果珠子都提出了瓶外。
“第一个大局”和“提珠子到瓶外”虽然就事情的大小来说是天壤之别，但事出同理。
内地与其一定要和沿海同时均衡发展，结果造成全国经济仍旧得不到快速发展，大家都不能过上富裕日子。
不如照顾全局，支持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先富裕起来。
然后沿海才有力量帮助内地发展，帮助内地富裕起来。
这样，全国经济都可以得到快速发展，全国人民都能先后过上富裕日子。
当然，顾全这个大局，西部必定也有某种程度的牺牲。
这种牺牲主要表现在西部一方面要拿出部分资源支持沿海地区，另一方面，在全国达到小康生活水平以前，西部在经济发展速度上要较沿海地区滞后，要多过一段时间不富裕的日子。
但是，这种牺牲是必要的、值得的，是对西部地区的高速发展及富裕生活所付出的必要代价。
可能有人会问，这种代价为什么非得要西部地区付出不可？
答案只能是，这是我国历史和自然条件的必然选择。
西部地区的人民清楚地理解了这个道理，以坦荡的胸怀认真贯彻执行邓小平的经济发展战略思想，自觉服从了第一个大局。
按照第一个大局的战略构想，实行非均衡战略后，国家以东部沿海地区开发开放为我国经济建设战略重点，通过政策和投资两个领域向东部沿海地区的倾斜，一大批重点建设项目也布置在沿海地区，使东部地区的经济保持较高的增长势头。
同时，国家在设立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四个经济特区并取得显著成效之后，东部沿海地区扩大对外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初，沿海地区形成了拥有41万平方千米面积，2亿多人口的沿海开放地带，并在进出口权限、外汇留成、地方税利上给予不同程度的优惠政策，促使沿海地区率先走向国际市场。
这样，东部沿海地区面貌日新月异，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主要驱动地带；
因此，我国现代化建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度，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逐渐缩小。
与此同时，西部地区也实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开放，经济和其他各个领域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国改革开放的成绩，举世瞩目。
邓小平关于第一个大局的战略设想，在实践中获得伟大的成功。
改革开放以来到1999年，我国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各自纵向比较，都有巨大变化。
但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之间横向比较，“先天”优越的东部，再加上国家给予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就远远走在了“先天”不足，处于“支援”地位，得到优惠政策少得多的西部的前面。
在经济总量、产业结构、基础设施水平、所有制结构、市场化进程、对外开放、农民收入、工薪层收入等方面，东、西部之间的差距是明显的拉大。
在这期间，尽管国家给予了西部地区各个方面的帮助，并于1994年开始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在1995年制定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九五计划与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把“坚持区域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异”作为“九五”以至今后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条重要方针，而且采取了加强中西部地区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加快中西部地区改革开放步伐的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取得了中西部地区经济迅速发展的显著效果；
东、西部的差距还是在继续拉大。
所以，按照第一个大局的战略构想实施的非均衡发展战略时期，既是我国经济增长率最高、经济发展态势最好的时期，又是东、西部地区间差距扩大最快的时期。
随着形势的发展需要，西部大开发势在必行，实施第二个大局的战略构想提上国家议事日程。
首先，实行邓小平第二个大局的战略构想的条件已经具备，时机已经成熟。
按照邓小平“两个大局”经济建设战略指导思想，实施第二个大局的战略构想，解决沿海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的条件和时机是：
“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④经过改革开放21年的经济建设，我国的面貌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整体上说达到小康水平，经济实力和技术能力已经能够支持西部大开发。
其次，我国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
1、世纪之交，我国经济出现通货紧缩的征兆，亚洲金融风暴等金融危机影响到世界经济不太景气，我国对外贸易额下降。
继续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当时只能靠扩大内需，而国内又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和经济结构失衡的矛盾较为突出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国务院适时地将扩大国内需求、开拓国内市场确定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长期战略方针。
西部地区地方广大，自然资源丰富，既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又是潜在的巨大市场。
要扩大内需，顺理成章地就会把眼光投向辽阔的西部地区。
及时启动西部大开发战略，是贯彻落实“扩大国内需求、开拓国内市场”战略方针的重大举措。
2、按照第一个大局的构想，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只是一定条件下、一定时期内加快我国经济建设速度的特殊决策，并非长期经济发展的基本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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