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本科学生学年论文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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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勒认为“规则与行为的区别对涉及意义的产生和交流的任何研究都至关重要。
”结构主义的先驱索绪尔将复杂的语言现象区分为语言、言语和言语行为三个层次。
语言源自并存在于言语，而言语则依赖语言才能被理解。
语言和言语的关系便模式奠定了结构主义理论的一种基本模式。
在卡勒看来，语言和言语的关系又可以理解为规则和行为的关系，规则和行为之间的距离就是潜在意义存在的空间。
卡勒从这种关系模式中获得启发，将文学能力的本质视为使一系列意义发生的规则，它可以从阅读行为中被总结并得到验证。
文学能力和阅读行为的这种关系说明了结构主义诗学与早期结构主义的渊源。
此外，文学能力论从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言学中得到更大的帮助。
“在语言学方面，乔姆斯基关于‘能力’和‘表现’的术语，对规则和行为的区别做了最佳的表述。
语言能力‘原则上可以界定为运用了一定数量的功能性变量的系统程序’”，所以“语言学家所考察的能力不是行为本身，而是产生那种行为的知识。
”这在学理上正与结构主义诗学的文学能力论相一致。
二、文学能力是理想读者具备的一套程式系统
在语言学研究的影响下，卡勒认为诗学不应以指派文学意义作为任务的，其目标是描述出使文学意义和文学效果得以产生的机制，而实现目标的途径在于对阅读活动的研究。
在《结构主义诗学》第二部分“诗学”中，卡勒开宗明义地提出结构主义诗学的理论核心是“文学能力”。
他表示“为了解释文学研究者所掌握的的那些所谓有意义的形式和特点到底是什么，这就需要制订一套关于文学能力的理论。
”虽然该书最终没有对文学能力的概念作一个明确的定义，但从书中关于“文学能力”诸多问题的零散讨论中，我们大致知道文学能力就是文学意义和文学效果的产生机制，结构主义诗学的任务也就是研究文学能力。
然而文学能力的具体内涵究竟是什么？
为什么说它具有系统性？
它对结构主义诗学又具有怎样的意义？
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地思考。
为了研究结构主义诗学，我们就必须对“文学能力”这一重要概念进行系统的分析和归纳。
而在得出结论之前，我们首先要厘清该书中的两个重要的概念：
“程式”和“理想读者”。
前者是结构主义诗学研究的基本对象，后者则是程式研究的主体对象。
1）程式（Convention）与归化（Naturalization）
程式是从文本的语言序列产生文学意义的规则或惯例。
由于它的功能主要体现在读者的阅读活动中，因此程式和阅读程式也是同个概念，程式也可以被看做是一种思维规则。
卡勒认为作品所具有的全部结构和意义都是由读者的阅读方式决定的。
那些在文本中的潜在属性“要在阅读行为中应用话语的理论，才能具体表现出来。
”他举例说，如果让一个只具备基本的语言知识、而不具有任何文学知识的人阅读一首诗，“他一定不能把它当做文学来阅读——我们这里指的是把文学作品用于其他目的的人——因为他没有别人所具有的那种综合的‘文学能力’。
他还没有将文学的‘语法’内化，使他能把语言序列转变为文学结构和文学意义。
”这里的“读者的阅读方式”和所谓的“语法”，都指“程式”这一概念。
这也初步指明了程式与文学能力的一个关系：
文学能力是程式在读者身上的内化。
无论如何，程式之于诗学犹如语法之于语言学，它属于文学这一以语言为基础的“第二层次的符号系统”。
正如上文提及的，卡勒曾提醒结构主义者从语言学模式中关注“规则与行为”、“功能性与非功能性”之间的区别。
规则与实际行为之间的距离就是潜在意义存在的空间。
而“阅读程式”就是文学批评和阐释的规则，它对弥合文学语言和其批评阐释之间的距离是十分重要的。
想要理解阅读程式的重要性，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将一段新闻报导散文或一部小说中的某个句子按一首诗的格式排版。
这时语法所规定的属性没有发生变化，但重新排版后的文本却可以产生不同的意义，这正是“阅读诗歌的特殊程式造成的效果。
”但阅读程式的功能不仅仅体现在体裁变化导致的文学效果，它对文本的意义是全面统治性的。
除了强调体裁程式的重要性，卡勒还在其诗学实践中具体分析了诗歌和小说中的重要程式。
比如在讨论“抒情诗的诗学”时，他提出诗歌具有的三种主要的阅读程式：
“非个人化”程式、“有机整体”程式、以及“意义的期待”程式。
此外，他还说明了“阻遏”和“复原”的文学模式对诗歌意义的影响；
当他讨论“小说的诗学”时，他指出读者“期待着小说将创造出一个世界，这就是主宰小说的基本的程式。
这种程式当然也主宰着那些试图突破这一程式的各种小说。
”
总而言之，程式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构想，是独立于文本之外存在于读者的一系列规则，因此文本只是供文学活动使用的语言序列，甚至与文学意义没有直接关系。
程式具有使文本的语言序列产生结构或意义的功能，可是他们并不是一个个生产意义的机器，结构主义诗学不是研究和确定意义而是研究程式本身。
一种程式包含着产生诸多可供读者期待的意义的可能性。
这样看来，程式就不是将阐释批评牢牢绑住，而是为阐释批评圈定一个相对自由的、纯粹的文学空间。
既然程式是规则，那么他们是怎样发生作用的呢？
对程式功能的讨论必然指向另一个概念——归化。
根据卡勒的论述，归化是使文本的示义功能得以显现的全过程，或者说，读者选择程式并利用其获得文本意义的全过程。
例如，当一个读者将某个文本归入某种体裁的范畴，并在此过程中得到和体裁程式相应的阅读期待，最后产生某种阅读理解的全过程。
整个过程就是读者利用体裁程式对文本进行归化。
卡勒认为归化和复原（Recuperation）、动机实现（Motivation）、逼真化（Vraisemblablisation）都是类似的概念，都可以表示同一过程。
但是归化更强调“把一切怪异或非规范因素纳入一个推论性的话语结构，使他们变得自然入眼。
”其具体的办法就是让文本和“某种话语或模式建立关系”。
这种思想正与结构主义文论中的重要概念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类似。
互文性“强调没有一个文学文本是初始性的，独创的，任何文本都依赖于文化中先前存在的全部文本，及释义规范。
在此基础上，卡勒将归化或着说逼真性划分为五个层次，他们也是归化的五种参照系：
一、“真实”，即客观的真实的世界；
二、“文化逼真”，即一系列文化的范式和公认的文化常识；
三、“体裁模式”，即文学体裁；
四、对文学“约定俗成的自然的”程式或体裁的突破、偏离；
五、戏仿和反讽（ParodyandIrony），这也是“对第四层次的局部调整。
”关于归化的五个层次问题将在下文中展开讨论。
无论如何，结构主义诗学认为只要构想出合适的程式，任何作品都能被理解。
因此，研究阅读程式的方法可以是，基于文学传统或文学经验事先构拟出程式，然后利用读者的阅读行为对其进行检验，只要他们能够被读者接受，那么这种阅读程式和意义都具有了存在的合理性，这就是卡勒所谓的“合适的程式”和获得某种“理解”。
正因为这样，诗学关于“读者”的解释也就显得至关重要。
二）理想读者（IdealReader）
在具体的研究对象阅读程式被提出之后，结构主义诗学显然要解决另外一个重要的概念问题，即研究的主体对象——读者。
所谓的“理想读者”便应运而生。
理想读者是结构主义诗学研究对象（程式及程式系统）的主体，卡勒表示“理想读者只是一个理论构想，或许最好看作是接受性这一中心概念的化身。
“我们要说的是，把文学能力视为阅读文本的一套程式，这丝毫不意味作家们生来就是只知道生生一串串文句的白痴。
卡勒的阅读程式并不只存在于读者的思维中，而是普遍存在于包括作家在内的、文学活动的全部参与者。
他说“人们不仅可以把这些程式看做是读者的内省知识，而且可以看作是作者的内省知识。
创作一首诗或一部小说的活动本身就意味着介入某种文学传统，或者至少与某种诗歌或小说的观念有关。
”他所说的“内省的知识”，就是被文学活动参与者普遍接受的种种规则和惯例，这就构成了所谓的文学传统。
文学传统使作者在创作时不能只是指定意义，他必须提供包括自己在内的读者具备读出意义的可能性。
简而言之，作者必须让作品有传统可循，即使是完全的创新或是激烈的反叛，也必须依赖于传统。
同样的，批评家也无法摆脱文学传统来说话，只有当他的阐释所涉及的“归化”被读者接受，他的批评阐释才具有效力。
被读者接受得越普遍越深刻，他的理论就越成功。
所以，阅读程式作为文学传统的重要形式，并不区分作家、读者和批评家的地位，它在一切文学活动的参与者面前是平等的。
在对作者的创作状态的分析中，卡勒明确指出“即使作者（在创作中）不考虑读者，他自己就是作品的读者，倘若他阅读时产生不出效果，他是不会满意的。
”所以，“诗歌的程式、象征的逻辑，产生诗歌效果的思维活动，并不只是读者方面的原因，而是文学形式的基础。
在阅读程式存在的普遍性前提下，卡勒将诗学研究的主体放在读者的身上是不难理解的。
首先，这种学术思想显然沿承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接受美学和读者反映批评的理路，它们都强调读者在文本意义面前的主观能动性。
“接受美学提出，文学研究应将讲艺术创造的传统美学与讲接受和效果的接受美学一起作为基础，把整个文学活动看成是包括作家（生产）作品（本文）读者（接受包括批评）三个环节在内的动态过程。
作品的产生只是文学活动的最初阶段，作品的潜能和价值只有在读者的接受活动中才逐步得到实现。
”紧随接受美学而产生的读者反应批评则“重新安排读者与本文的区分。
它使阅读和写作结合起来，改变它们的地位，最后成为一个活动的两个名称。
”与此二者不同在于，结构主义诗学进一步将读者反应的主观性落实到了客观的阅读程式上。
此外，卡勒对诗学研究的客观条件还有具体的考量：
“作家们干预创作过程的种种说法之大谬不然，早已人所共知，但要确定他们将哪些视为当然，办法却寥寥无几。
而读者赋予文学作品的意义和感受到的效果，观察起来则方便得多。
”“再者，我们考察阅读过程时，我们可以对文本的语言做一些变动，从中可以看出文学效果的变化，然而这样的试验，在考察作家接受了哪些程式时，却不可进行，因为作家对改变文本造成的不同效果的反应无法得到。
”由于结构主义无法区分作家创作的自觉艺术，所以卡勒认为，也只有当作品处于阅读过程中才能显示出其结构和意义。
但阅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行为，具体读者的阅读行为会受到诸多非文学因素的影响，因此诗学几乎不可能通过逐一研究具体读者的阅读行为来解决问题。
为了在一种纯粹的文学范畴内研究阅读程式，卡勒必须构建一个理想的读者。
作为一个理论构想，理想读者实际上代表了具体的文学活动参与者的全体。
作为“接受性这一种新概念的化身”，一方面，理想读者被假定为一个处在文学传统中的、拥有一般的文学知识的、具备一整套阅读程式的读者，他能在阅读中不受非文学因素影响地、纯粹地、完全地使用这套阅读程式，并最终获得文本的结构和意义。
另一方面，理想读者能凭借程式到意义的一套文学逻辑，对某种批评阐释做出接受反映。
正如我们在阅读程式中所讨论的，这种接受反映对意义具有最高权威。
因此理想读者既是文学意义的生产者，又是文学意义的裁决者。
理想读者不仅声明了结构主义诗学研究主体的合理性，而且使结构主义诗学具有了自我检验的、或者说自圆其说的条件。
三）文学能力（LiteraryCompetence）
乔纳森·
卡勒最初将文学能力表述为一系列程式在读者身上的“内化”，也就意味着文学能力的功能就是程式的功能：
把语言序列转变为文学结构和文学意义。
但由于现实中的文学参与者的具有的程式体系各不相同，而且他们的阅读行为所受的影响也纷繁复杂，故考察具体的阅读行为不太可能真正反映出文学能力，所以他建构了理想读者。
作为“接受性这一种新概念的化身”，理想读者将具体的文学活动参与者统一起来，在对文学意义的求索中，理想读者确保完全发挥文学能力的功能。
基于程式、理想读者与文学能力的上述关系，我们似乎已经顺理成章地得到“文学能力”的基本内涵：
文学能力是理想读者具备的一套阅读程式。
不过这样的描述并不完整。
《结构主义诗学》在首章“语言学基础”中提出：
“对语言或能力的描述，是通过一套规则或规范系统，对那些在这个系统中运用自如者所无意识掌握了的知识，给予明确的再现。
”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一套规则通过“相互对立”关系建构了一个语法规范系统，而要想研究语言能力、要对语言知识作出解释就得利用这个系统。
研究文学能力也是一样，也需要一套关于程式的规则。
卡勒在支持罗兰·
巴特关于结构主义诗学的定义时说到：
“结构主义诗学的任务，应该是将其之所以产生文学的那个潜在系统揭示出来。
这不是一门从阐释学角度提出对作品阐释，‘关于内容的科学’，而是一门关于内容产生的科学，它讨论的是形式。
”在这里，巴特所提到的“文学的那个潜在系统”就是结构主义诗学的研究目标：
文学能力。
这段话也暗示了卡勒的文学能力论隐含着一个系统的观念。
文学能力并不是某些程式的简单组合，它应该是具有一定规则和结构的系统。
具体理由如下所述。
首先，卡勒认为人对语言的理解取决于掌握语言系统，对文本意义的理解也取决于对一个程式系统的掌握。
他一直将文学看做是基于语言符号系统的“第二层次的符号系统”。
在《索绪尔》一书中，他说“许多复杂的符号系统是建立在其他符号系统特别是语言系统的基础上的，我们称之为‘二级系统’文学就是一例。
语言是文学的基础，语言的特殊用法又形成了文学的辅助系统。
隐喻、换喻、夸张、提喻等修辞格都可以看作是二级文学代码。
”因此将文学作为符号系统进行研究是结构主义诗学的潜在的理论基础，结构主义诗学对程式的研究，也必然有着将诸多文学程式纳入一个系统的期待，这种期待就集中表现为文学能力。
其次，卡勒把文学符号与语言符号相互区别，将文学能力视为阅读文本的一套程式，不仅说明了文学能力的独立性，还从类比地说明了文学能力并非处在某种混沌的、模糊的状态，它是一个个清晰的、具体的程式的组合。
这种规定就意味着，程式的组合应当遵循某种系统规则，所以文学能力的概念必然具有一种系统性的期望。
不过，文本意义是十分复杂的，它并不像语义那样，可以通过在语言内部的相互对立的关系产生，文学程式也不能像语法那样，凭借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就产生出类别和结构，所以卡勒只有通过一种主观的方式来制订程式的规则。
这种方式即具体表现为他提出的五种归化层次。
我们已知道归化是读者在阅读文本时采用某种程式、并获得诸多可能意义的全过程。
既然如此，归化的层次分类也必然暗含着对程式的层次性规定，而这正是判断和描述文学能力具有某种系统性的有力证据。
《结构主义诗学》认为归化或者说程式的生产必须遵循逼真性原则：
读者将文本对象与某个具有被普遍接受的意义的文本进行对照，从而获得对文本的某种理解。
而逼真性又被划分为五个层次，作为归化的五个参照体系：
一、“真实”（Thereal），即将客观的真实世界作为参照文本；
二、“文化逼真”（Culturalvraisemblance），即将一系列文化的范式和公认的常识作为参照文本；
三、“体裁模式”（Modelsofagenre），即将文学体裁本身作为阅读程式，其功能是产生阅读期待；
四、对文学“约定俗成的自然（Theconventionallynatural）的”程式或体裁的突破、偏离；
五、戏仿和反讽（ParodyandIrony），这个层次也是对上一层次的局部调整。
因此我们便可以相应地总结出程式的五个类别。
第一类程式最为常见，它就是指人在客观真实的世界的生活经验形成的思维模式，它会被直接借鉴到阅读活动中。
“真实”是阅读时最基本的程式，以至于我们不会察觉到它的存在，因此它也是无需证明的一种自然。
比如“人有思维和形体，能思考，想象，记忆，感觉痛苦，能爱能恨等等”
第二类程式来自一系列的文化范式或者文化常识。
卡勒在讨论文化逼真性的来源时曾援引罗兰巴特《S/Z》里的论断：
“集体的、无名的声音，它的本源是人类的普遍常识。
”巴特在讨论巴尔扎克小说的文化逼真性时表示：
“虽然它们（指资产阶级文化的全部常识）完全来自书本，可是，在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允许的关系颠倒之后，文化便转化为自然，上述种种代码（文化常识的代码）便成为真实的关系，‘生活’的基础。
”因为社会文化常识成为一种“真实”，所以读者凭借文化常识形成阅读程式也是自然而然的。
只不过社会文化的逼真必须建立在真实世界的逼真之上。
第三类程式是指“体裁”程式。
它“包含了专属文学范畴以内的可理解性：
文本可与这一类文学范例相联系，并因此获得意义和内在统一性。
”卡勒的体裁程式并不是简单指读者对诗歌、小说、散文等的文类概念的认识，它还包括读者对不同作家创作风格的差异的认识。
体裁程式最大的功能就在于使读者凭借阅读经验产生相关的阅读期待。
例如，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表现的人比实际的人更好，而喜剧表现的人比实际更坏，我们就可以说这种认识是古典戏剧的体裁程式造成的阅读期待。
第四类程式紧随前者产生，它源于突破或反叛文学规范、体裁，它总是将文本读作是叙述者“在进行语言和创造意义的练习”、“读作关于小说写作的一种陈述，一种对于摹仿式虚构的批评，一种以语言创造世界的实例。
”这种程式使得读者对“文学作品最激进的读义也可提出一种方案，”《结构主义诗学》引用了弗雷德里克·
詹姆逊在其《形而上批评论》中对GertrudeStein的句子的批评：
“‘Adogthatyouhaveneverhadhassighed’，在纯句式结构的层次上则变得完全透明（明晰）了。
”这里以“纯句式结构”来理解这个句法正确而意义荒诞的句子，就是这种程式功能最激进的表现之一。
第五种程式来自戏仿（Parody）与反讽（Irony），我们暂且称之为戏仿程式和反讽程式。
由于“当一部文本征引或戏仿某一种体裁程式时，读者应转移到另一个阐释层次上对它进行解释，在这一层次上，对立的两项由文学的主题本身联系在一起。
”所以，这类程式使读者产生这样的思维过程：
将文本看做是对一种体裁（即上述卡勒所指的体裁概念）的戏仿，或明白文本的字面义与其表达的内涵相悖。
首先，卡勒认为：
"
Ifitistoavoidburlesque，parodymustcapturesomethingofthespiritoftheoriginalaswellasimitateitsformaldevicesandproducethroughslightvariation-usuallyoflexicalitems-adistancebetweenthevraisemblanceoftheoriginalanditsown."
（“倘若要避免沦为戏谑摹仿，扭曲摹仿必须既要把握原本的某种精神实质，又要效仿它的形式手法，并通过稍加变化（通常在字眼上）造成原作的和仿作的逼真性之间的距离。
”根据这个描述，扭曲摹仿‘Parody’即为戏仿，它可以看做是滑稽Burlesque的变体）紧接着，卡勒将HenryReed对T·
S·
Eliot诗歌的仿作‘ChardWhitlow’与原作诗集”FourQuartets”,”AshWednesday”中的诗句进行对比，对仿作的意义做出了自己的阐释。
这不仅解释了何谓Parody，还用诗学实践说明了戏仿的阅读程式是如何起作用的。
假如说戏仿是建立在形式效果上的两种逼真性（原文本与仿文本）的对立，那么反讽便是建立在语义效果基础上的对立。
反讽程式使读者发现，动用一般的阅读经验所得到的阅读期待与文本的表面叙述不相一致，而这常常使读者体会到讽刺的、滑稽的或者荒唐的阅读感受。
卡勒特别说明了反讽的两种类型：
情景反讽（SituationalIrony）和词语反讽（VerbalIrony）。
前者是“对存在经验进行复原的一种形式，用它去理解世界，并说明先前的理解是不真实的”，而后者首先需要读者有一种“期待”，即“读者能感觉出语句表面意义所反映的逼真性，与他说架构的文本的逼真性之间存在着不和谐之处。
”但是，似乎只要凭借反讽程式，“一切怪异、不入眼之处，甚至我们不同的态度，都可以统统削减消弭，与其听任它们滥用我们的阅读期待，毋宁让他们证明我们的正确。
”作为回应，卡勒坚持反讽是避免将文本过早封闭的一种愿望，反讽期待的确立不会导向一个与文字表面意义对立的、唯一确定的正确意义，而是导向“反讽无定性本身的层次”。
意思是，与表象对立的正是反讽本身的绝对否定性。
至此，卡勒的程式系统便被建构起来，我们也很容易从这一体系中总结出五类程式之间的关系和特点，这些逻辑关系便构成了使系统得以存在的规则。
第一层的客观真实的程式是最为广泛的也是最为基础的，第二层的社会文化程式必须在其基础上确立的。
但这两种程式都是理想读者作为一个兼具自然属性和社会文化属性的人所必备的。
所以客观真实的程式和社会文化程式依次构成了程式系统——文学能力的基石。
第三类的体裁程式从严格意义上讲应隶属文化程式的范畴，因为文学体裁问题属于社会文化范畴中的文学传统，但由于体裁程式将逼真性直接指向了文本，相较其他的文化程式而言，更具准确、直接、和强有力的归化作用，因此也可以被单独地划分出来。
伴随着体裁程式而产生的反体裁的程式，以及反文学规范的程式则应被归为第四类，这类程式的归化视角穿透了文本，并试图打破某种文学传统，也因此形成了另一种文学范式。
至于第五层的戏仿和反讽程式，他们首先需要依赖于第一、第二类程式的阅读期待来产生与文本表意的“不和谐”。
实际上，第五种程式与第四种程式是很相似的，他们都是为了对奇异的文本表象作出解释。
只不过前者的模式是主动的，这意味着表象和内涵之间的张力需要读者自己判断，而后者的模式往往是被动的，表象和内涵的冲突已经被叙述者光明正大的摆了出来。
此外，他们比第四类程式更为细致、更加关注文本的具体段落、语句和词语。
虽然反体裁的程式也在具体的文句中起作用，但其功能却多体现为文本整体与某种传统惯例的对抗。
卡勒所谓的第五种归化层次是对第四种归化层次的“局部和特别调整之后的变体”，其原因正在于此。
综上所述，就程式系统整体态势而言，从第一类程式到第五类程式显示出一种态势：
即从与文本外部环境相关的程式逐渐向与文本内部环境相关的程式延伸。
结构主义诗学试图通过类似从具体到抽象的体系网罗全部的程式，而这样做显然会遇到很多质疑。
《结构主义诗学》并没有明确提出文学能力是一个系统，不过这种潜在的程式系统观已在其对“归化”的论述中表露无遗。
无论如何，作为程式的集合体，文学能力已被设定为有规则的和系统性的。
由于文学能力具有五种层次，所以文学能力自然有程度上的差异。
对于具体的文学活动参与者而言，他们的自身条件决定了各不相同的文学能力。
为了使文学能力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检验性，理想读者势必成为其载体。
故而从根本上说，正是文学能力的系统性决定了理想读者的建构。
所谓理想读者的文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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