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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产工具的改进与耕作技术的发展
A．新人教版——古代农业生产工具与耕作技术（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
人们先用石刀、石斧把树木砍倒，晒干后放火焚烧，然后再用石犁翻土播种。
土地耕种一两年后，地力下降。
随着松土工具耒耜的出现和普遍使用，农业生产力得到提高。
商周时期，出现了青铜农具。
由于青铜比较珍贵，在农业生产中很少使用。
木制的耒耜和石锄、石犁，仍是人们进行农业生产的重要工具。
那时候的农具，都比较粗笨简单。
人们在生产劳动中，已经懂得开沟排水，除草培土，用杂草沤制肥料，治虫灭害。
这样，土地可以连续耕种，土地的利用率大大提高。
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开始使用铁农具和牛耕并将其逐渐推广。
西汉赵过推广的耦犁，要用两头牛牵引，三个人驾驭。
耦犁二牛三人的耕作方法发展到西汉后期即逐渐被二牛一人的方法取代。
后来又出现犁壁，使铁犁可以朝着同一个方向翻土。
使用耦犁的牛耕方法，到东汉时已推广到珠江流域。
汉朝以后，铁犁牛耕成为我国传统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
西汉发明了播种工具耧车。
耧车是将开沟和播种结合在一起的专用播种机。
耧车是近代条播机的雏形。
隋唐时期，江东地区出现曲辕犁。
这种犁安装了犁评，可以调节犁耕的深浅，既简便．又轻巧，能适应各种土壤和不同田块的耕作要求。
至此，我国耕犁已相当完善，一直为后世沿用。
耕作技术也不断进步。
春秋战国时期，当时世界上先进的耕作方法——垄作法已经使用。
西汉时，赵过总结劳动人民的生产经验，推行代田法（代田法是垄作法的发展；
先把田地开成一条条垄和沟，第一年把庄稼种在沟里，出苗后，逐渐把垄上的草和土培到苗根上；
第二年在原来的垄上，再如法开沟栽种；
这是一种合理利用地力、保苗抗旱的栽培方法）这种方法比当时普遍采用的撒播方法先进。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旱地的耕耙耱技术（耕耙耱技术是一种精耕细作技术，耙用于碎土，耱用于平整土地）形成，南方的水田也采用耕耙技术。
魏晋以后直到今天，人们基本上都沿用这种耕作技术。
两汉的耕作制度是以一年一熟为主。
宋朝以后，随着南方社会经济的日益发达，我国经济重心逐渐转移到江浙地区。
江南逐渐形成了稳定的稻麦轮作的一年两熟制，有些地方形成一年三熟制，极大地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
B．人民版——从“刀耕火种”到“以牛田”（中国古代农业耕作技术）
原始农耕技术（“刀耕火种”的原始阶段）：
在茫茫原始山林中，人们利用“火耕”拓荒营田，进行最基本的种植经营。
西汉时期，中国南方依然采用耕种前用火烧、耕种后用水除掉杂草的耕作方式。
春秋战国农耕技术：
春秋战国时期，农业发达地区已经采用了牛耕技术和铁制工具。
秦国“以牛田”（用牛耕田），国强民富，具有了其他各国难以抗衡的实力。
从汉至唐的农耕技术：
汉代，牛耕逐渐普及全国，出现了便于中耕（中耕是指作物生长期间在株行间进行的表土耕作；
中耕的作用有疏松表土、增加土壤通气性、促进养分有效化、去除杂草、促使根系伸展等）的曲柄犁和便利收获的大镰，还出现了播种工具耧车。
东汉时，用两头牛牵引的耦犁（二牛抬杠）回转不便，某些地方已经出现了较轻便的一牛挽犁，这有利于牛耕的普及，也有利于山地的开垦。
唐代出现了结构更为完备的曲辕犁（可以改变牵引点的高低，控制耕土深浅）。
中国古代农耕技术的改进，促使农产品亩产量逐渐提高，推动了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
但是，中国传统农业长期以来以小农户个体经营为主，农业耕作技术难以实现进一步的革命性的发展。
耕作方式：
刀耕火种——石器锄耕——铁犁牛耕。
C．岳麓版——从耒耜到曲辕犁、从千耦其耘到个体农耕
刀耕火种是原始农业主要耕作方式之一。
这一时期的人们主要使用石斧、石铲、木耒、骨耜、石镰等简单的劳动工具。
商周时期，青铜制品虽然广泛存在，但由于铜的产量小，比较贵重，制作农具的主要材料还是木、石、骨、蚌等。
春秋战国时期，人们掌握了冶炼铁的技术，铁农具逐渐代替了过去的石制、骨制等笨重易损的农具，由此出现了借助铁农具和牛力的农业耕作方式，这一变化大大提高了当时的农业生产效率。
借用牛力耕田和不断改良生产工具、生产技术，使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模式日益完善，也是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特点之一。
大约在春秋后期，牛耕开始出现。
战国中后期，铁犁用于牛耕。
西汉中期，人们发明了犁壁。
犁壁在使用时，可以把土按一定方向翻倒，并能同时完成翻土、灭茬、开沟、起垄等工序。
自此之后，牛耕得到广泛的推广。
唐代，在长江下游一带早已出现了曲辕犁（又名江东犁）。
曲辕犁的发明，是自汉代之后农具改革的又一次突破。
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传统步犁的基本定型。
我国古代农业的耕作方式在不断地发展进步。
商周时期，农具原始，多采用大规模简单协作方式进行农业生产。
《诗经》中的“千耦其耘”或“十千维耦’’就是对当时使用简陋农具、大规模集体耕作状况的形象描述。
随着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的进步以及私有土地的出现，自耕农经济，或称个体小农经济应运而生。
自耕农出现于春秋时期，他们拥有部分土地，以家庭为单位经营农业，“五口之家，治百亩之田”。
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是当时自耕农的主要经营方式。
从此，“男耕女织”式的经营方式也成为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特点之一。
在没有天灾、战乱和苛政干扰的情况下，“男耕女织’’式的小农经济可以使农民勉强自给自足。
自耕农除盐铁之外，一般不必外求，因此生活比较稳定，也有较高的生产积极性。
但小农经济的狭小生产规模和简单的性别分工，使它很难扩大再生产，阻碍了社会分工和交换经济的发展。
到近代以后，它已成为阻碍生产发展的因素之一。
（三）水利设施的完善
A．新人教版——中国古代的水利设施与技术
我国古代一直很重视农业灌溉，著名的水利工程有战国时期的都江堰、汉朝的漕渠、白渠和龙首渠（修建龙首渠时，其间一段高山黄土，采用井渠施工法，开隧洞竖井施工的先河；
后来传至西北地区，称坎儿井；
坎儿井能有效地防止地表水的渗漏和蒸发）。
同时，人们还创制和改进农业灌溉工具。
曹魏时，经改制的翻车（翻车，又叫龙骨水车，用木制成，可用脚踏或手摇；
它既能把低处的水引上高坡进行灌溉，也可以排涝）用于灌溉；
唐朝时创制了筒车；
宋朝出现利用水力的高转筒车（高转筒车，能引水上山，将水提到六十多米高的地方；
这对解决岸高水低，特别是丘陵山地的灌溉，有着重要意义）；
明清时出现风力水车。
这些水利工程和农业灌溉工具的应用，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
B．人民版——大禹和他的继承人（中国古代水利事业）
水利是中国传统农业发展的命脉：
大禹是传说中的治水英雄。
千百年来，中国农民长期在“旱”与“涝”的双重威胁下艰难劳作，水利成为中国传统农业发展的命脉。
有关水利的文献，成为中国文化的宝贵遗产。
从战国至汉代水利事业的发展：
战国时期，李冰主持修建的都江堰工程和郑国主持的郑国渠工程，都是中国古代水利工程的典范。
汉代，关中地区灌溉渠道规划合理，成效显著。
关中农民还创造了一种“井渠”（坎儿井）。
治理黄河的成功，对于促进东汉前期的经济恢复和发展作用极大（王景治理黄河，基本解除了水患）。
古代中国发明的灌溉工具：
隋唐五代时期，北方使用立井水车，长江流域发明了高转筒车。
宋代使用水转翻车。
明清时期出现了风力水车。
C．岳麓版——水利设施的逐渐完善。
农业生产的发展离不开水利设施的兴建。
大禹治水的传说，反映了上古时代先民为战胜自然灾害、发展生产而兴修水利的艰苦历程。
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的提高，推动了水利工程建设的发展。
著名的芍陂（què
bēi）、都江堰、郑国渠以及西汉的漕渠、白渠等水利工程陆续建成。
长期以来，黄河一直是中国农耕经济的命脉。
黄河是否安流，成为影响朝廷财政收入、人民生活和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从汉代起，政府经常组织大规模的治河工程。
在边疆和自然条件较为恶劣的地区，古代农民充分发挥创造能力，因地制宜，兴建了很多具有地方特色的水利灌溉工程。
西域地区的坎儿井就是其中的代表。
坎儿井起源于西汉时期。
它是干旱、半干旱地区利用水平隧洞导引地下潜流，实现地表灌溉的暗渠工程。
我国古代的水利建设经验与成就，构成古代农学知识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300多种古代的农学著作中，包含了大量关于水利建设的内容。
古代灌溉工具的进步，也是推动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因素。
重要的灌溉工具主要有翻车、筒车等。
（四）土地制度和赋役制度的演变
A．新人教版——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土地制度的演变
随着农具和生产技术的进步，中国古代农业的耕作方式经历了从集体劳作到个体农耕的变化。
商周时期，土地归国家所有，劳动者在田间集体耕作。
在工具简陋、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这种耕作方式有利于提高工效。
春秋战国时期，铁农具的出现和牛耕的逐渐推广，提高了社会生产力。
伴随着封建土地私有制的确立，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逐步形成。
那时的农民、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家的基本生活需要和交纳赋税。
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生产的基本模式。
小农经济下的农民，拥有一定的土地、农具或耕畜等生产资料，具有生产积极性。
他们的经营规模很小。
农民在自己有限的土地上，努力提高耕作技术，为我国农业的精耕细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在封建地主阶级的沉重剥削下，农民需要承担沉重的徭役，小农经济十分脆弱，每遇灾荒瘟疫，多数农民家庭就会陷于贫困，失去土地或破产流亡。
在原始社会，土地属于氏族公社所有。
夏、商、西周时期，一切土地属于国家。
国王把土地层层分封，受封者世代享用，但不得转让与买卖；
同时要向国王交纳贡赋。
庶民和奴隶在贵族封地上耕种，遭受着残酷剥削和奴役。
那时的耕地，十分规整，成方块状，形同井字，被称为“井田”，这种土地国有制度被称为“井田制”。
春秋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井田以外的荒地被大量开垦为私田。
那时周室衰微，兼并战争频繁，土地转让关系进一步发展。
诸侯视自己疆域内的土地为私产，加上在井田耕作的劳动力不断减少，井田制遭到破坏。
公元前594年，鲁国首先规定：
不论公田、私田，都要按亩收税。
其他诸侯国也相继进行税制改革，这实际上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
到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先后进行变法。
秦国的商鞅变法，废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
这种封建土地所有制，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
在封建土地私有制下，地主依靠政治经济特权，大量兼并农民的土地。
面对土地高度集中，历朝政府都采取措施抑制兼并，以维护小农经济，巩固统治。
北魏至唐朝前期，政府实行均田制，制定官民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额，限制土地买卖。
明朝政府丈量全国土地，按照人丁和田亩的多寡收取赋税（明朝政府为整顿田赋，多次在全国丈量土地，登记每块土地的面积、地形、四至和田主姓名，并绘制图册；
因所绘田亩图形很像鱼鳞，所以称为“鱼鳞图册”；
它是确定土地所有权和征收赋税的依据）。
这些措施起到鼓励农民垦荒的作用，但不能真正阻止土地兼并。
B．人民版——贫者无立锥之地（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与土地问题）、沉重的赋税和力役（中国古代赋税徭役制度）
中国古代基本土地制度：
商周时代实行井田制；
战国商鞅变法，废除了井田制。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土地大部分为地主所有。
北魏到唐前期，曾经推行均田制，国家授田给农民，农民承担赋役。
中国古代土地高度集中：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是两个最基本的阶级。
地主占有大量土地，通过地租的方式剥削农民。
土地高度集中，是中国古代经济生活中普遍的现象。
土地高度集中的危害：
地权和劳动者的分离，导致农耕生产秩序的严重破坏，阻碍农业经济的发展；
疯狂的土地兼并，使得无数小农破产，社会动荡不安，激起民众的暴动。
封建社会通过改革解决土地问题最终失败的原因：
地主阶级是中国古代专制主义王朝的阶级基础。
赋税：
征收赋税是古代国家剥削农业生产者，为政府的财政支出提供物质保障的主要手段（古代帝国的富强和繁荣是以农耕者的艰辛劳动为基础的）。
中国古代赋税的比例和种类（名目）：
秦始皇时代，征收“泰半之赋”（农民要将收成的三分之二上缴给国家。
田亩税和人头税是主要赋税形式，还有很多杂税、各种附加税和临时性的征收。
农户缴纳的赋税，是专制王朝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徭役（力役）：
徭役是古代王朝强制民众承担的无偿劳动。
劳动者服事徭役，使许多大型土木工程得以成功营造。
这些工程既有公共工程（如水利、交通、国防、城建等），也有私利工程（始宫室、陵墓等）。
沉重的赋税使农民破产离开土地，过度的徭役使农民长期耽误农时，导致正常的经济生活秩序遭到严重破坏。
由此引发的社会动乱，往往成为王朝覆灭和社会经济文化凋残的直接原因。
C．岳麓版——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明清赋役制度
中国古代土地制度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
商周时期的井田制是一种以国有为名的贵族土地所有制。
从春秋战国起土地私有制逐渐取而代之，成为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基本形态。
大土地所有者通过多种途径，特别是通过兼并获得土地。
经济发展和人民的反抗斗争，导致农民对地主的依附关系逐渐减弱，租佃关系日益普遍化。
废井田，开阡陌：
随着国家的出现，阶级的分化，在商周时期，原始社会的村社结构虽然保留，但土地公有制遭到破坏，井田制出现。
井田的土地名义上为国家公有，由周王将全国土地层层分封给各级贵族。
井田制中有“公田”和“私田”之分。
“公田”实际上为贵族占有，“私田”是村社成员的份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
春秋时期，井田制开始走向崩溃。
它一方面表现为大量“公田”被抛荒，另一方面则是部分“私田”逐渐成为使用者的私有土地。
随着土地私有现象的日益普遍，各诸侯国为刺激生产积极性、扩大剥削量，先后进行了税制改革。
这些改革的基本精神都是打破井田制中“公田”与“私田”的界限，一律按土地好坏收税，在客观上承认土地的私有权，加速了井田制的瓦解。
税制改革首先发生在齐国。
春秋前期，管仲采取“相地而衰征”的措施；
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规定不论“公田”、“私田”，都按田亩实数收税。
晋、楚、郑等国也推行了类似的税制改革。
这些改革实际上使土地私有合法化。
战国时期，商鞅在秦国大举变法。
秦正式宣布“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从法律上废除了井田制，对土地私有制给予全面的肯定。
商鞅还实行“依军功行田宅”的制度，培植了一批新兴大土地所有者。
多种形式的土地私有制：
战国时期，贵族占有土地的井田制已经崩溃，代之而起的是多种形式的土地私有制。
这种局面一直延续了2000多年。
战国以来的土地私有制主要有三种形式：
君主私有土地、地主私有土地和自耕农私有土地。
君主私有土地是指由宫廷有关部门掌管的那部分土地，其收入主要用于君主的私人开支。
此外，除自耕农私有土地外，就是地主私有土地。
自耕农在广义上说也是土地的主人，他与地主的区别在于他所有的土地规模只限于一家人自己耕种。
自耕农是国家赋税徭役的主要承担者，统治者过度的剥削和压榨是自耕农破产的原因之一。
地主的土地有多种来源，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兼并成为地主扩大地产的主要途径。
土地兼并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赋税收入，引起社会动荡不安。
统治者常采取“均田”、“限田”的措施，限制土地的高度集中，保护自耕农经济。
公元485年，北魏就曾颁布均田令，按性别、年龄把国家控制的土地分配给农民。
这些土地的主要部分只准使用，不准买卖。
受田农民必须向国家缴纳租税，并服徭役和兵役。
隋代至唐初，均田制的具体内容虽有调整，但基本精神不变。
宋初“田制不立”，“不抑兼并”，使两极分化更为激烈。
到明清时期，商品货币经济繁荣，通过土地买卖广占田土的现象日益普遍，土地私有制进一步发展。
在中国古代，地主和自耕农都是国家的编户齐民，是国家赋税的直接提供者，他们名下的土地是国家田赋收入的来源。
租佃关系日趋普遍化：
地主把土地出租给别人耕种，收取地租作为收益，称为租佃土地经营方式。
地主与佃农之间形成了租佃关系。
通过租佃方式进行土地经营，早在战国时期就产生了。
到汉代，“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的现象已比较普遍。
宋代土地兼并激烈，租佃关系日益普遍化，租佃经营成为仅次于自耕农形式的重要经营方式。
土地出租时，多采取订立契约的方式，作为解决纠纷的依据。
地租以实物为主，又有分成租和定额租的不同。
明清时期租佃关系进一步发展，这与人口增加、人均占有土地数量减少有关。
由于有大量剩余人口，租金被抬高，出租土地变得更加有利可图。
在租佃关系下，虽然佃农要遭受较重的地租剥削，但对地主和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相对减弱。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租佃农民通过抗租、减租斗争，争取长期甚至永久租佃土地的权利，生产积极性得到提高，这有利于农业的稳步发展。
明清赋役制度：
明清时期，农耕经济的变化还通过赋役制度的变革表现出来：
明中后期实施“一条鞭法”，把田赋与各种杂税合而为一，计亩征银，起到刺激商品经济发展的作用；
清前期推行“摊丁入亩”，即把替代徭役的丁银摊入地亩，与田赋一体征收，放松了官府对农民、手工工匠、商人的人身控制。
这是农耕社会赋役制度成熟的标志，体现了生产关系方面的重大变革。
（五）农作物品种的推广
A．新人教版——古代中国的农畜品种
中国的原始农业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农业比较，具有鲜明的特点。
在种植业方面，中国北方以粟为主，南方以水稻为主；
西亚以种植小麦、大麦为主。
畜养业方面，中国最早饲养的家畜是狗、猪、鸡和水牛，猪一直是主要家畜；
而西亚以饲养绵羊和山羊为主，中南美洲则饲养羊驼。
西周时期，农作物种类更加丰富，有粟、稻、黍、稷、麦、桑、麻等，后世的主要农作物多已具备。
B．人民版——中国最早培植的作物
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规模性农耕经济——粟、水稻。
C．岳麓版——古代中国的农畜品种、农耕经济高度发展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培植粟和水稻的国家之一。
北方以旱地的粟麦生产为主，南方以水田稻作生产为代表，并在各自的扩展、传播中相互交融。
中国古代农民饲养的家畜主要有猪、马、牛、羊、鸡、狗等六种，即古代常与“五谷”相提并论的“六畜”。
14—18世纪，在明清两朝的鼎盛时期，出现了社会经济全面高涨的局面。
双季稻得到大范围扩种，南方的水稻亩产大多为两石或三石，有的地区达到了五六石。
玉米、蕃薯等高产作物被引进和推广，加上广泛植棉，民众衣食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六）区域经济和重心的南移——仅岳麓版
黄河流域是中国古代自战国到中唐时期的经济重心所在。
两宋之际，重心南移至长江流域。
区域经济的多元互补以及经济重心南移，是中国古代经济空间布局的一个重要特征。
四大经济区的形成：
司马迁根据汉代经济分布的特点，将全国划分为四大经济区：
山东、山西、江南和龙门碣石以北。
四大经济区中，属于黄河流域的山东、山西地区是传统的农业区。
那里自然条件优越，开发较早，人烟稠密，因而经济实力强，长期居于全国经济重心的地位。
这里所说的山西、山东与今天的地理概念不同。
它们以河南崤山分界，以东为山东，以西为山西。
因为崤山附近有函谷关，所以又有关西、关东之称。
山东包括了今河南、山东、河北三省及晋南、苏北、皖北等部分地区。
历史上这里被称为中原。
山东是汉代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是最重要的粮食产地。
山西在战国时属于秦地，大体是以关中为主，后又扩展到河西和巴蜀等地。
关中“膏壤沃野千里”，巴蜀素有“天府”之誉，都是传统的农业区。
与黄河流域不同，江南地势复杂，气候炎热潮湿，很多地区为原始森林覆盖，不利于开发。
两汉时这里大部分地区人口稀少，生产技术落后，与山东、山西相比，经济实力差距较大。
龙门碣石以北是指山东、山西以北的广大地区。
这一地区气候寒冷，土地贫瘠，是传统的畜牧区或半农半牧区。
它又以长城为界，分为塞内、塞外两部分。
西汉时塞内一度被辟为农业区，但经济实力十分有限。
农耕与游牧两大经济类型之间长期对峙交流，汇合成互补、互利的统一整体。
从战国到东汉，全国的经济区域已呈现出多样性和经济实力发展不平衡的特点。
中原人口的大量外迁：
中国古代，由于天灾人祸不断，人口的流动始终没有停止过，有时还出现大规模的流民浪潮。
两晋之际，由于汉族统治阶级内乱和少数民族内迁，山东、山西沦为主要战场，中原人口纷纷向南迁徙，黄河流域的农业生态环境迅速恶化。
两晋之际的人口流动，是中国历史上中原人口南迁的第一次高潮。
中原人口南迁的第二次高潮发生在唐安史之乱以后。
安史之乱使黄河流域又一次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北方人口再度南迁，大量涌人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
中唐以后南方的人口迅速增加，经济实力大为提高。
两宋之际，金灭北宋的靖康之变引起北方人口的第三次南迁高潮。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
中原人口的南迁，不但为南方地区补充了大量劳动力，而且也带来了较为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
这就使得南方的农业生产水平在量和质两个方面都得到提高，从而促进了南方的经济发展。
南方社会环境相对稳定，再加上本来就蕴涵着发展农耕经济的巨大潜力，因此随着大批北人的南迁，中国古代的农耕经济重心也逐渐由北方黄河流域移至南方长江中下游地区。
经过孙吴、东晋、南朝的开发，江南地区初步形成了稻麦兼种、水陆互补的作物体系，南方的耕地面积和产量大幅度增加。
农业发展带动了手工业和商业的进步，在南方出现了像建康（今江苏南京）这样人口上百
万的大城市。
中唐以后，在大河南北“戎事方殷”、经济停滞的同时，南方无论是农业、手工业，还是商业、都会，都在继续加速发展，逐渐超过了北方。
北宋立国主要依靠东南的财富力量。
宋都南迁后，更致力于南方的经济建设，经济上南强于北的局面完全确立。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完成。
经济重心的南移也带来了文化重心的南移。
自南宋起，江浙地区已成为人才密布区，有“财赋之地，人文渊薮”的说法。
随着中华帝国疆域的不断扩展，区域经济发展的多样性日益突出；
经济重心的南移凸显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互补的需求，成为中国古代农耕经济的一大特点。
考点二：
古代中国的手工业
（一）金属冶炼业
A．新人教版——冶铸业
原始社会晚期，中国人已掌握了冶铜技术。
商周时代，青铜铸造进入繁荣时期。
司母戊鼎、四羊方尊、三星堆青铜礼器等精美青铜器，充分展示出辉煌灿烂的青铜文明。
西周晚期，中国已有铁器。
这一领域众多的发明创造，如两汉的高炉炼铁和炒钢技术，东汉杜诗发明的水力鼓风冶铁工具，南北朝的灌钢法（灌钢法，把生铁和熟铁按一定比例配合，加热后再锻打，成为质地优良的钢）等，使中国钢铁冶炼技术和产量，在16世纪以前一直领先世界。
铁器在农业、手工业领域的应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的水平。
B．人民版——先进的冶金技术
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使用铜器，但它不是主要的生产工具。
商周青铜器文明高度发达：
商代青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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