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民培养：一个理论分析框架2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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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也在2003年制定了《2003-2010年全国新型农民科技培训规划》。

然而，相对于声势浩大的新型农民培养实践而言，国内在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却相对滞后，以致根本不能及时、准确地为相关工作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决策参考。

理论研究的滞后主要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

一是目前我们根本还没有建立起相对严密的新型农民培养理论体系。

二是对新型农民培养的现有模式缺乏总结和理论梳理。

中国新型农民培养的模式到底有哪些？

培养的效果如何？

为了适应新农村建设的要求，我们对现有新型农民培养模式应该做出哪些方面的改革和创新？

对于这些问题，目前尚无人进行理论解答。

本文主要针对第一个方面的问题开展尝试性研究，试图构建一个理论分析框架，以期对建立新型农民培养的理论研究体系有所帮助。

二、相关研究评述

国外关于新型农民培养的专门研究几乎没有，这或许与政界和学术界对“农民”一词的理解较为含糊有关。

恰如Forster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所言：

“很少有个名词能像农民（peasants）这样给农村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经济学家造成这样多的困难。

什么是‘农民’？

即使把我们地理上的焦点限制在易北河和亚得里亚海以西的欧洲，并把我们时间上的焦点限制在过去的1000年，定义问题依然存在。

”尽管对于“农民”一词缺乏精确而权威的定义,但是这并不妨碍学者们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农民（或称小农）进行持久而深入的研究。

Schultz（1964）和Hopper（1965）通过对印度和危地马拉等国的研究发现,传统农业中的农民虽然贫穷但却是有效率的。

在此基础上，Popkin（1979）等人进一步提出了“理性小农假说”。

而与Schultz、Popkin等人强调小农的理性动机相比，Chayanov（1925）和Scott（1976）等则分别以俄国小农和20世纪初的东南亚小农为研究背景，提出了“道义小农”的命题。

国外与农民培养相关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人力资本投资领域。

Schultz（1960）把人力资本概括为“体现于人身体上的知识、能力和健康”。

他将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范围和内容归纳为五个方面：

医疗和保健；

在职训练；

正式初、中和高等教育；

不是由企业组织的那种为成年人举办的学习项目（包括那种多见之于农业中的技术推广项目）；

个人和家庭适应于变换就业机会的迁移。

在经典著作《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Schultz（1987）着重讨论了人力资本投资在推动农业技术进步和改造传统农业中的作用。

在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民非农就业以及收入影响方面的研究众多（Huffman,1980）。

Myrdal（1972）在对南亚国家的研究中发现，相对于实践训练而言，基础教育对于农民掌握先进技术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同时，医疗和保健方面的极端落后也对南亚国家农民的劳动效率产生着不利影响。

Birdsall（1993）利用来自马来西亚、加纳和秘鲁的数据分析了教育对农民产出的影响，结果显示个体农民每增加一年的学校正规教育，其年产出增加2％－5％。

Benjamin等（2000）认为，受过良好教育的农民能更好的把握经济转型所带来的机会。

总体来看，大部分研究都证实了对农民进行培养在促进农民非农就业、推动农业技术进步、帮助农民增收以及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等方面具有显著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也十分注重对农民的培养，从宏观政策到微观措施的设计上都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

从20世纪20年代起，国内就有一些学者开始对农民培养问题进行理论研究并开展了一系列的乡村实验，主要代表有宴阳初、梁漱溟、陶行知、毛泽东等人。

但是直到21世纪后，在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一系列政策大势的推动下，国内关于新型农民培养的研究才迎来了它的春天。

我们根据研究主题将之归纳为四个方面：

一是直接以提高中国农民素质和新型农民培养为主题的规范性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具有两个明显特点：

（1）文献数量众多，但是绝大多数都停留在概念性探讨的层面，以定性分析为主，且基本上都沿袭了从概念描述→现状分析→问题和困难罗列→对策建议的研究范式。

在研究深度和成果所达到的高度上都还有所欠缺。

（2）研究问题的切入点过于多样化，以致概念繁杂，难以形成严密、完整、完善的研究体系。

比如在以农民素质为主题的研究中，研究者们就采用了农民素质、农民科技素质、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农民思想道德素质、农民工素质等多个概念。

而在以新型农民培养为主题的研究中，研究者们也采用了新型农民、职业农民、现代农民以及学习型农民等概念。

二是以对中国农民素质现状进行评价或者进行调查分析为主题的实证性研究。

三是以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或者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为主题的研究。

四是以介绍国外农民培养经验为主题的研究。

他们主要从农民培养的类型、管理体制、培训机构、农民技术教育办学方向及其调整等角度对国外农民培养的主要做法进行了介绍和总结。

三、新型农民培养的研究对象及其目标

（一）新型农民培养的研究对象

开展新型农民培养研究首先必须理清两个问题：

第一，我们要对谁进行培养？

第二，经过培养出来的农民将去向何处？

倘若连这些最基本的问题都没有搞清楚，那么关于新型农民培养的研究注定只能流于形式，并且会一直停留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

事实上，任何一种严密科学研究体系的建立，都必须以明确的研究对象的界定为基础，这种界定不仅包括外延上的，而起包括内涵上的。

对于新型农民培养的研究对象而言，在外延上应该包括那些已经成为或者即将成为农民的人。

关于农民的概念，国内外一般有两种解释，一是从职业角度出发，把从事农业经营或者至少有一部分时间在从事农业经营的人界定为农民，与之对应的还有工人、商人、教师等；

二是从某些特定的社会属性出发，根据一定的标准把人口划分成市民和农民两大类，那些长期居住在农村或者具有农村户口的人就是农民。

本文认为，新型农民培养的研究对象应该是从职业角度定义的农民。

我们不主张以户籍身份来划分新型农民培养的研究对象，因为如此一来，有可能会使得新型农民失却了职业农民的本意，从而造成概念的泛化和滥用，并且还会导致新型农民培养的研究范畴过于庞杂，以致根本不能揉合到一个相对较为严密的研究体系中来。

在新型农民的外延界定时还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不能把新型农民培养简单归结为就是对农村现行劳动力进行培养，新型农民培养的研究对象应该还包括农村未来劳动力以及农村老年人口的培养。

因为一方面，现代农业建设的道路艰难而漫长，要想顺利实现我国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彻底转型，还要通过一代甚至几代人的艰苦努力；

另一方面，在当今以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农村相当一部分老年人口仍然是从事农业生产和经营的重要力量，在中西部一些地区，由于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老年人甚至不得已成了农业生产的主力军。

第二，新型农民培养的研究对象并不局限于具有农村户口的人。

随着就业观念的逐步转变，越来越多的农村非农户口者以及城市人投身到农业生产和经营中来，变成了职业农民，因为这些人原本并不懂得农业生产技术和经营之道，所以更应该接受培养。

在内涵上，新型农民指的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一代农民，是与传统农民相对应的概念。

新型农民培养的本质就是要把在数量上占绝大多数的传统农民改造成为新型农民。

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型农民培养的研究对象应该主要集中在传统农民身上。

那么哪些农民才是传统农民或者说传统农民具备哪些基本特征呢？

一般的看法是，传统农民具有自给自足、小规模生产、使用的农业技术长期停滞等几个本质特征。

秦晖则强调指令经济中的人身依附状态才是传统农民的本质（赵.平.之.，2002.）。

（二）新型农民培养的研究目标

新型农民培养的研究目标就是要研究如何把传统农民改造为现代农民。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此后，理论界许多人士都把这一总括性的话语当做新型农民培养研究的终极目标。

在认可这一共识的基础上，出于研究体系的严密性考虑，我们认为还有必要对新型农民培养的目标加以进一步深究和细化。

第一，经过新型农民的培养过程以后，被培养对象在职业选择上至少有一部分时间是在从事农业或者与农业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换言之，新型农民培养的目标决不是把传统农民培养成产业工人（尽管农民转化为产业工人是历史所趋，但这不应该是新型农民培养的研究范畴）；

第二，经过新型农民的培养过程以后，被培养对象在生活空间的选择上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时间是居住在农村，换言之，新型农民培养的目标决不是把传统农民改造为彻头彻尾的市民（尽管城市化的潮流不可逆转，但是农民工城市化问题同样不应该归入到新型农民培养的研究体系中来）。

如果放弃了这两个约束条件，新型农民培养研究就会与城市化、工业化、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民工问题等许许多多的研究混杂在一起，以致纠缠不清，难以形成相对独立的研究体系。

四、新型农民培养的研究范畴

围绕上述所提出的研究对象和目标，我们进一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新型农民培养的研究范畴加以论述，以期勾勒出一个基本的研究框架。

（一）对新型农民培养的具体内容加以研究

新型农民培养的目标就是要将传统农民改造成为现代农民。

而要实现对传统农民的改造，我们需要作的具体工作可谓形形色色、千头万绪。

但是，从本原意义上讲，针对传统农民的所有改造行为都是为了从整体上提升农民自身的素质。

因此，新型农民培养的具体内容应该紧密围绕农民素质提升这一核心理念加以设计。

大致上，我们可以将农民素质细分为身体和心理素质、思想道德素质、政治和法制素质、文化和科技素质、经济行为素质等几个大的方面。

所以，新型农民培养研究在内容上应该从这五个方面逐一展开。

在身体和心理素质方面，除了要注重对农民进行卫生、医疗、营养与保健等方面的知识普及之外，还要从农村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以及相应的硬件建设等方面入手为农民素质提升创造条件。

在思想道德素质方面，要采取措施大力弘扬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帮助农民树立起集体主义精神和现代思想观念，革除陈规陋习，消除封建思想残余，倡导乡风文明。

在政治和法制素质方面，要进一步加大面向农民的民主与法制宣传力度，培养农民的参政议政意识和维权意识。

在文化和科技素质方面，当前最为紧要的就是要采取多种形式大力提升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因为较高的文化程度是成为新型农民的基础和先决性条件。

同时，还要通过培训、示范、现场指导和讲座等多种形式向农民推广普及科学知识和实用技术，提升农民在生产、经营和生活方面的各项技能。

在经济行为素质方面，应着力培养农民的成本核算意识、风险意识、市场意识、竞争意识和创新意识等。

（二）对新型农民培养的体系建设加以研究

体系建设是开展新型农民培养工作的现实载体和平台。

因此，研究并设计一套相对严密而且较为完善的培养体系也应该是新型农民培养研究的重要内容。

目前，我国与农民培养相关的机构和项目实际上已经很多，比如在教育部门、农口部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扶贫工作部门、共青团系统、妇联系统、宣传部门等单位内部都内设有专门的农民培养机构或者项目。

但是在林立的机构和繁多的项目之间却缺乏统一的安排和部署，以致造成职能雷同、项目重复、多头管理、职责和权属不清的混乱局面，对农民培养的实际成效并不能令人满意。

为此，我们必须在充分开展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对现有的农民培养机构和项目进行全面的摸底和清理，通过取消一批、整合一批、新建一批的办法，以权属清晰、职能明确、项目具体、管理规范、运行畅通为基本原则，对新型农民培养体系进行改造和重建。

我们认为，新型农民培养的体系建设应该包括支持体系和项目体系两大部分。

前者包括新型农民培养的组织和机构建设、经费支持体系、技术支持体系、人才支持体系以及评价和监督体系等等。

后者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新型农民培养项目的设计、组织和实施等内容。

（三）对新型农民培养的模式进行比较并开展模式创新研究

从历史的和国际的双重视角看，国内外都曾经涌现出大量的农民培养模式，其中有的模式只存在短暂数年，而有的模式则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而经久不衰。

对这些农民培养模式的经验和教训加以总结，并进一步对其进行理论提炼和升华无疑会对我国的新型农民培养实践产生重要的指导作用。

尽管国际上并没有新型农民培养的提法，但是一些国家对农民进行培养的行为从来就没有间断过，比如美国乡村的“4H俱乐部”以及农业合作社建设、德国的农民教育、韩国的新村运动、日本的农民协同组合等等。

这些国家对农民培养的做法尽管不一而同，但在提升农民素质和市场竞争力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效果，其中有很多的经验值得我们汲取和借鉴。

在国内，绿色证书工程、阳光工程、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计划等项目也已实施了多年，应该说这些项目在积累了一定经验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及时对这些经验加以总结和发扬光大，对其中的问题及其原因加以分析和解答，对于指导未来的新型农民培养工作都具有特别珍贵的价值。

因此，对农民培养模式开展国别比较和地区比较也应该是新型农民培养研究的应有之义。

（四）对新型农民培养的绩效进行评估

新型农民培养既是一项事关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社会性事务，也是一种具体的投资行为。

从理性人假设出发，任何一种投资都必须基于成本收益角度加以事前或者事后的分析和比较。

一般来说，只有当这项投资所带来的收益至少不小于该项投资所花费的成本时，这种行为在经济上才是合算的。

当然，这种成本和收益可以是私人的，也可以是社会的。

虽然我国新型农民培养的实践已经开展了多年，但从已有的研究文献来看，关于新型农民培养的绩效评价却几乎没有。

这不能不说是新型农民培养研究的重大局限。

由于绩效评估方面的研究还是一片空白，所以对一些新型农民培养项目的评估和验收工作也因为缺乏理论和技术支持而只能流于形式，结果造成了项目执行不力、运行受阻，甚至在运行过程中发生大量资金“漏出”的现象，导致“财政资金数千亿，农民受益毛毛雨”的局面。

为此，把新型农民培养的绩效评估纳入到理论研究的层面已经显得刻不容缓。

我们认为，当前迫切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开展深入研究：

第一，对新型农民培养行为的成本和收益进行理论分析，并以一些有重大影响力的新型农民培养项目为对象从成本收益角度开展实证研究，对于那些不符合成本收益法则的农民培养行为，我们应该立即叫停。

第二，建立一套科学、系统的新型农民素质评价指标体系，为评价新型农民的培养绩效确立一个基本的尺度和框架。

（五）对新型农民培养相关研究的学科属性加以定位

在客观上，新型农民培养相关研究可以被归入到多个不同的学科领域。

国内外已有的关于农民培养的研究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有的学者站在社会学视角开展农民培养的相关研究，如Rogers，Mendras以及黄宗智、费孝通等人。

有的学者则运用经济学分析方法对农民培养行为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如Schultz、Huffman等人。

还有的学者分别从教育学、政治学等学科领域对农民培养问题进行研究，如宴阳初、梁漱溟、陶行知、毛泽东等人。

由于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差异，导致新型农民培养研究呈现离散化趋势，这或许正是新型农民培养研究至今难以形成完整、系统的研究体系的根本原因。

我们主张，应把新型农民培养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到经济学研究范畴中来。

有以下几点理由：

第一，新型农民培养固然有着多重目的，如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但经济目的是首要的和基础性的；

第二，新型农民培养行为本质上是一种投资行为，理应采用成本－收益的分析范式；

第三，经过培养而形成的新型农民在某种程度上兼有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双重属性，而经济学在供求两方面都对这两类物品进行了诠释，已经建立了一套相对成熟的研究框架可自我们利用。

参考文献：

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7

Huffman,W.E.,1980.Farmandoff-farmworkdecisions:

theroleofhumancapital.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vol.62,14～23

赵平之.传统农民的本质特征与马克思主义的两种小生产理论.学术月刊，2002年第10期：

37～45

作者简介：

刘纯阳（1967-），男，汉族，管理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人力资本与农村发展

通讯地址：

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

邮政编码：

410128

联系人：

刘纯阳，电话：

13974945183,0731-4673512，电子邮件：

lchyhr@

尽管对于“农民”一词缺乏精确而权威的定义,但是这并不妨碍学者们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农民（或称小农）进行持久而深入的研究。

他将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范围和内容归纳为五个方面：

这一特殊国情决定了在中国开展新型农民培养研究具有极端重要的现实意义。

自建国以后直到20世纪90年代，由于受到重工轻农、重城轻乡等政策导向的影响，关于新型农民培养的学术研究几乎陷于停顿。

辛贤等（2005）建立了一套农民素质评价指标体系并计算了全国及各省份的农民综合素质指数。

他们还从三个方面指出了中国各地区农民素质所呈现出来的不协调性。

类似的研究还有林美卿、代金平（2003）、林美卿、侯爱萍、张庆坤（2005）等。

在农民素质调查方面，主要有胡定南、崔桂花（2003）在江西省弋阳、袁州两地的调查以及曹卫秋等（2000）在湖北等九个省的相对欠发达地区的调查。

多数研究集中在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就业的影响方面（谢正勤、钟甫宁，2006；

程　伟,2006;

张红宇,2005;

陈玉宇、邢春冰，2004；

傅　勇，2004）。

周晓、朱农（2003），何景熙（2002）则分析了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

而邹薇、张芬（2006），高梦滔、姚洋（2006），陆慧（2004）周逸先、崔玉平（2001）着重讨论了人力资本对农民（农村）收入差异的影响。

大致上，这些研究的基本结论是趋于一致的，都认为人力资本投资有利于农民流动、农民增收或者促进农村繁荣。

与为数众多的研究者将研究视角锁定在教育方面有所不同，从农民营养、健康以及农村公共卫生角度开展研究的仅有高梦滔、姚洋（2005）,张车伟（2003），何景熙（2003），朱玲（2002）等寥寥数人。

主要代表有李水山（2006，2000）、杨士谋（1997，1996）等人。

[4]辛贤等:

《中国农民素质评价及区域差异》，中国农村经济，2005年第9期，第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