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堂138期实录 任剑涛 现代国家建构的文化根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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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堂138期实录任剑涛现代国家建构的文化根基
讲堂138期实录任剑涛现代国家建构的文化根基
2011年11月24日17:
14腾讯公益我要评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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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
燕山大讲堂138期主题：
现代国家建构的文化根基
要点一：
【现代国家的三种文化类型】第一，由政教合一到政教分离，或者叫做西方国家文化的类型；第二，由教化主导到理性建构；第三，从抵抗政治到政教张力。
要点二：
【“分权制衡”来自西方，我们就反对？
】现代国家的建构，文化因素是次要的，政治自身因素是决定性的，因此一定要杜绝那些以谈论思想文化问题来偷换我们对现代国家建构当中政治问题的企图。
不谈我们现在国家建构里为什么要分权制衡，只说这些是西方文化的东西，一下就把现实问题偷换成文化问题。
要点三：
【中国传统文化积淀需要理性清理】我们在为建构现代国家聚集文化资源时，就不能够简单的将古代历史解释为皇权专制史，把现代史解释为抵抗政治史。
古代史既不是一塌糊涂，也非美轮美奂，但它的文化积淀一旦通过理性清理，将对我们建构现代国家发挥重大的推动作用。
要点四：
【现代国家建构的政治史比经济史更长】作为现代国家在1492年以征服的经济力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展开的现实建构和1215年英国大宪章开启的现代分权制衡的国家建构，这是两个过程，一个是经济力量现实推动，一个是政治理念的政治推动。
因而现代国家建构的政治史比经济史更要源远流长。
要点五：
【儒家学说不可能单独救中国】研究儒学的人试图拿出儒学救中国，但永远解释不了1840年的悖谬，既然传统儒家可以产生现代国家建构，为什么1840年没有拿出来？
为建构现代国家聚集传统文化资源的儒家研究、道家研究、佛教研究都不应该被排斥。
要点六：
【中国未来的前景是光明的】中国未来的前景是否光明在于：
第一，中国人逐渐明确的个人政治理念会怎样。
第二，政治博弈和权利交换会有什么结果。
第三，中国现代发展的内外部环境会不会有一个重大变化。
我们回顾绵延了两百年顽强的宪政奋斗历史，就可以看到这种理念对于我们政治生活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这是清除不了的，这是力量所在，也是前景和希望所在！
嘉宾：
任剑涛（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主办：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承办：
腾讯评论
时间：
2011年11月18日（周五）晚19点-21点
地点：
中国政法大学（北三环蓟门桥校区）图书馆学术报告厅
主持人：
李国盛
任剑涛：
今天聊的话题大家可能会有一些揣测，因为政府刚刚发布了一个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决议，所以有朋友问我会不会讲这个问题，我说今天不会讲。
因为这个问题还上升不到以国家建构视角来审视文化根基的层面。
刚刚主持人国盛已经介绍了我要讲的核心问题，实际上我是从这些问题扩展开去分析现代国家建构所遭遇到的双重难题。
什么难题？
我们要从传统国家建构现代国家，但所有国家在建构现代国家之前都有其历史文化积累，这一历史文化积累究竟是它建构现代国家的动力还是建构现代国家的阻力？
尤其是从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170多年历史来看，我们都深深了解的传统儒道互补的文化对我们每一道现代国家建构的十字路口都变成了一个据众说纷纭、让我们不知所措的问题。
同今天的儒家复苏一样，我们到底是该欢迎还是该拒绝？
于是反传统和赞成传统的人争论得不可开交。
这是我们关心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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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堂138期实录任剑涛现代国家建构的文化根基
2011年11月24日17:
14腾讯公益我要评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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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提问
第二，我们在建构现代国家时，必须要为建构现代国家的当下政治转变聚集文化资源。
那究竟是视为崭新的文化资源还是历史和现实相互冲撞、博弈的文化结果？
这是一个问题。
换句话说现代国家建构，我们要解决的文化问题有两个：
一是历史积累的文化怎么处置？
二是为现代国家建构要聚集的文化资源怎么去聚集？
对于前者来说，历史文化太深厚是否是一件好事，这值得质疑；历史文化积累如果非常稀薄是否为一件坏事？
这也需要反省。
这是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我们为现代国家建构积累文化资源，这个资源的积累是刻意的积累因而要是一种严峻的排斥性的状态？
还是我们要有一种开放立场围绕现代国家建构聚集所有都有效用的文化资源？
换言之，这种文化资源的聚集是一种价值性的立场还是一种功用性立场？
这也变成了一个关键性问题。
功用性立场可以很现实主义，有用就像鲁迅说的“拿来”。
就前者来说，由于我们的价值立场是排斥性的，比如中国只能在儒家的基础上建构，道家、法家不行，佛家更不行，何况是西方的基督教？
我们会更排斥。
这样使得我们在建构现代国家的资源一下子变得非常稀薄。
于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在现代国家建构这么复杂的政治事务面前，我们如何将稀薄的文化资源变成雄厚的文化资源，而雄厚的文化资源不至于成为现代国家建构的阻力，而要成为现代建构的动力？
这是我们今天晚上要关注的核心问题。
围绕这个核心问题，我想分析四个方面：
一、文化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文化与政治是国家建构中的两种动力，主要批评一下中国国家建构当中绵延已久的文化或者思想文化的决定论，要批评这样一种基本径路，而这种基本径路，和五四时期，在1952年批判运动和在改革开放走到今天政治转轨到十字路口时都变成主导的国家建构文化思潮，对此我们要做一个清理。
二、现代国家归属的三种文化类型：
第一，由政教合一到政教分离；第二，由教化主导到理性建构；第三，从抵抗政治到政教张力。
核心主持人已经介绍了，主要谈英、美、德、法、日、俄包括意大利他们建立现代国家如何凝结成了一个文化与政治互动的现代的积极的并且是理性的现代结构，推动一个现代理性国家的构造。
跟着我要分析的两种扭曲性的文化类型：
一个是中国，一个是阿拉伯国家。
当然有一个引子，即亨廷顿《文化冲突》里所设定的儒教国家和阿拉伯、伊斯兰教国家他们联手。
我不承认他们这种联手，但在国家文化类型里阿拉伯国家和中国代表着两种运用文化因素来推动现代国家建构的扭曲形态，我们来分析这种扭曲是怎么来的。
三、分析文化与政治在现代国家建构中的交互性影响。
这个交互性影响我得出的基本结论是：
文化因素是次要的，政治自身因素是决定性的，因此一定要杜绝那些以谈论思想文化问题来偷换我们对现代国家建构当中政治问题的企图。
这种企图左左右右的人士中非常普遍，不谈我们现在国家建构里为什么要分权制衡，为什么要多党政治，为什么要轮流执政，这些问题不谈，说这些是西方文化的东西，不是中国文化的东西，一下就把现实问题偷换成文化问题。
我的分析是坚决杜绝这种企图，不要把政治问题、建构问题虚化为文化问题。
四、为中国建构现代国家聚集文化资源。
这里面我要特别分析古代史意识形态和近代史意识形态对于中国进行现代国家建构造成的双重重大制约。
经过茅海建对鸦片战争的重新研究指出鸦片战争乃是一个虚构，根本没有三元里抗英斗争，而是一个历史性的故事重述的结果，目的是张扬爱国主义，解构了近代史意识形态。
近代史意识形态解构后我们会发现中西文化冲撞时的“侵略”和“反侵略”的故事结构已经没有成立的理由，因而大家都可以在近代史的反省上认为中国要走上现代宪政民主国家或者民主的民族国家，这个我们都承诺了。
但由于我们古代史意识形态没有得到很好的清理，包括已经颠覆了近代史的意识形态，即在反帝爱国主义意识形态这样的叙述，领袖级学者还坚持古代皇权专制的古典专制国家，因而拒绝去挖掘我们古典国家当中具有现代文化支撑意义的限制权力的政治思维。
最近在秋风、袁伟时、易中天等学者的辩论中，有一个重要的假设：
秋风的错误假设是在于思想文化能直接解决问题；袁伟时是我的老师之一，我很尊重他，但不得不指出，袁老师解构了近代史意识形态，没有解构了古代史意识形态，还是由郭沫若等一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支配下的历史学者建构起来的古代专制和现代民主的对立结构，来说明我们就是要告别古代政治文化才能建设现代政治文化。
因而把古代史说得一塌糊涂，其实古代史既不是一塌糊涂，也非美轮美奂，但它的文化积淀在三千多年的历史上确实带给我们要聚集现代国家建构重要资源的深厚积淀。
这个深厚积淀一旦通过理性清理，将对我们建构现代国家发挥重大的动力作用。
所以这个意义上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聚集文化资源需要深度清理。
1840年以来，我们为了抗击帝国主义侵略和为了建立一个自己的新国家，注意一个是对外抵抗，一个是对内重建，这两种力量导致了我们深刻历史误会和文化偏见。
现在我就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分析，尽量简短，最后会留下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做一个互动，请各位批评、质疑甚至痛斥。
一、文化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文化与政治在现代建国当中作为两种动力的历史状态的分析。
首先我们要强调的是审视现代国家，由于长期以来把现代国家当成经济新生力量运行的结果，也就是现代市场经济导致的政体变革，因而现代国家建构审视的角度是有偏颇的。
换言之，经济决定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可以说在全世界范围内都造成了极其重大影响。
大家知道德国贡献了两个对现代世界具有最深刻影响、对现代的自我理解发生最深刻、广泛而持续性的决定性影响的马克思、马克斯：
一个是创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卡尔·马克思，卡尔·马克思有伟大的贡献在于他发现了物质力量尤其是经济力量在人类政体演变当中的强大动力作用。
强大到什么地步？
因为它把人们的利益推动变成了一个现实理由，而以这样的一个现实理由替换了曾经遮蔽在神圣天幕或遮蔽在“君权神授”的现实天幕当中的政治虚无幻象徐徐拉开，让我们看到了在人和神面目下掩盖着中世纪政治，让我们看到在神和人关系掩盖下的权力运作的正当性原来是受经济利益支配的。
卡尔·马克思最伟大的贡献在哪里说也不为过。
但卡尔·马克思没有真正看到一部人类史，尽管经济利益、经济生产方式对于我们的政治活动和国家的基本思维发生深刻影响，但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并不能够被溶解到经济因素之中。
所以另外一个伟大的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出现了，他的《经济与社会》这部伟大著作堪比马克思的《资本论》。
这部著作马克斯·韦伯深受卡尔·马克思的影响，最初也准备从历史唯物论经济性的力量来进入现代国家、现代社会的理解，及进行相应的理论建构，但后来马克斯·韦伯发现了卡尔·马克思理论上的基本弱点，即把所有的力量都融进经济力量或借助经济力量来做统一的解释，这是两个趋向：
一个是经济决定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另一方面是把经济力量作为解释文化和政治力量变迁的动力基础。
这两种解释都有它的伟大贡献，但都有它的重大缺陷，把政治力量和文化力量、经济力量互相牵扯在一起时，发现不了统治人类的政治秘密，所以马克斯·韦伯后来通过理性“解除神魅”的现代建构，而把现代建构的统治力量本身的政治结构以一种理性建制分解为：
魅力型、传统性和法理性的政治建构。
这样的一种政治建构第一次使我们用三种视角来审视、理解、贯穿现代国家兴起中的不同力量。
这是两个伟大的德国学者启发我们审视现代国家实际上应该有三个向度，而不是一个向度。
作为现代国家在1492年以征服的经济力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展开的现实建构和1215年英国大宪章开启的现代分权制衡的国家建构，这是两个过程，一个是经济力量现实推动，一个是政治理念的政治推动，因而现代国家建构的政治史比经济史要源远流长，这是卡尔·马克思解释的局限性。
正是这样一种双重力量推动，现代国家正式在18世纪启蒙运动当中做实了之后，我们对它的理解必须要有三重历史视角：
一是1215年以来的政治史视角，现代国家建构最主要的是政治史视角，因为我们理解的是国家，不是理解的经济生活和人类关于资源的交易和配置的方式，如果我们去理解人类交易和资源的配置方式，那么市场经济就变成决定性了，这是我们现在理解现代国家尤其是经济学帝国主义兴起兴盛之后我们理解国家的基本径路，因为经济学已经把传统政治学的领域给占据了80%、90%，公共选择理论基本上是以经济学来解释国家的兴起和国家的绵延。
但今天我们从现代国家自身的政治结构建构出发，它的历史是来自于现代市场经济力量根本没有兴起的1215年，来自于古典经济利益分配、贵族和国王如何建立分配机制的权力性信任关系而结成的大宪章，因此政治史的现代国家建构远远要比经济史的现代国家建构要绵长。
二是经济史的现代国家建构历史也是极端重要的，重要在于经济力量是现代国家真正兴起的现实推手，1215年有了大宪章，有了分权制衡的结构，我们依然还是在中世纪的神、人关系里，神定法和人定法，自然法和实在法，在这样的关系结构里来谈论我们的政治建构的，因而那种国家还不能够成为现代国家，而现代国家是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相互扣合而有现实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塑造成功的。
三是我们要强调与我们今天讲座主旨密切相关的“现代国家审视的文化史结构”，作为文化史的现代国家的兴起。
作为文化史的现代国家的兴起关键指的是什么意函？
第一，为什么有些价值观念尤其是文化基本价值观念在一些国家有如此深刻广泛而持续的影响力和大众信念？
比如说对限制权力的西方信念来自于哪里？
为什么人人都相信？
另一方面我们现代国家产生后为什么有些国家对于限制权力的文化价值信念从根心深处表示质疑？
比如中国人宁愿依附权力也不去花工夫对抗或限制权力，这是文化信念。
所以作为文化史的现代国家首先在价值信念上来说为什么要能够构成作为一部作为文化史的现代国家建构史。
第二，为什么分权制衡的制度结构能够成为一种政治制度文化，刻骨铭心的成为我们由罗伯特·贝拉（著名的社会学者）《心灵的习性》里面所强调的“对分权制衡已变成我们心灵的习性，乃至于我们人人都警惕一个独大的权力为什么我们在内心深处如此的反感”？
这是文化的习性。
这样的文化习性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建构史的文化史界面，对中国人来说也是要深刻理解的，因为我们恰恰在这方面也没有深刻的政治制度习性，我们深刻的政治制度习性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到今天也是如此。
第三，生活习性，为什么一些国家政治文化如此泛滥以致于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一个北京出租车司机可以娓娓道来政治常委发言的口气，模仿得惟妙惟肖。
但公共政治没有人参与。
正是因为如此我们要强调审视现代国家三种历史角度不可缺少，这是马克斯·韦伯对我们进行的理解现代社会的最好的方法论指示，远远超出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对于我们理解现代社会的方法性效用，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在区别现代国家建构的三个审视角度后，我们要强调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为建构现代国家聚集文化资源的努力这两个角度包含了作为文化史现代国家建构的不同指向，这两种不同指向我作一个简单的分析。
作为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文化传统是指已经成为继承历史、过去历史的，已经进入记载的，在书本里可以阅读，通过我们的历史想象，经过沉累的历史观，一代一代通过我们对过去历史的幻想来构造出一部我们现实人所理解的历史（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的说法与）。
这样的历史文化传统作为过去式的形态对于现代国家建构会有什么影响？
由于我自己深受文化结构论的影响，所以我不得不用结构主义的方法来做分析，不同意的朋友等会可以批评。
其一，现代国家建构里所以会受历史传统文化的影响，在于历史文化传统首先积淀而成最深沉的精神文化传统，而这样的精神文化传统对于我们现实最重要的影响是什么？
有三个：
1.通过代际文化的传递，由长辈塑造了我们基本的价值信念，各位都知道我们的价值信念可以重塑，但我们在社会过程中，从幼儿一直到社会化教育完成之前，我们的精神价值观念都是来自于代继传统（父辈及父辈的父辈的父辈代继传递下来的价值理念），即使到今天，中国哪怕最愿意推进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心深处所弥漫着的是儒家文化价值观念——做国师，秋风想做国师，袁伟时老师其实也想做国师，都要给你指导怎么建国，这是代继专递，不存在是一种负担还是一种动力的问题，不存在积极或者消极的判断问题。
在我们的分析里，既可以说是积极的，也可以说是消极的，也就是说精神文化的历史传统是一把双刃剑。
2.这种价值通过代继传递后内化为人群的活动使我们成为一种政治习性，因而价值观念的排斥性立场和接纳性立场的边界就被给定了，这个边界的给定来自于三重力量：
一重是来自于民族生活，二是来自于语言功能，三是来自于习俗，潜移默化、不经意之中在我们过春节、中秋这种喜庆之中潜入我们思维深处，所以我说是深沉的力量，这种深沉不在于层面的深度，而在于发挥作用时是潜移默化不经意的，对其它观念发生深刻影响的。
3.精神文化影响我们是行为判断的根据，人之所以作为人最大的差异在于人以观念先行，观念先行不等于说观念决定，但观念一先行，使你具有接纳和排斥判断的那种价值观念成为一种理性的衡量，在建立自己民族所熟的政治体时会发生对你行为选择的决定性影响。
比如我一刺激你，你是中国人，你不能说美国好。
如果你说美国好，有人会蛊惑你是"汉奸学者"，“果然你是汉奸”，为什么？
因为你不说自己好，而说别人好。
第三种行为判断中的代继传递的价值产生的拒斥和接纳的边界。
所以一批左派人是用“汉奸学者”把一批把现代国家美轮美奂的学者给呛得没有办法抗拒，在哪里？
在大众文化层面的精神文化，它对于习焉不察的行为习性当中携带着的价值判断不予审查，理性的人当然用理性来判断，把自己的生活习性拿出来判断政治问题时一定要通过理性审查，而大众一般不经过理性审查的，只煽动、宣传，蛊惑你、煽动你，让你不要思考，然后不经意中你就变成自己衡量是非的判准，所以大众的政治价值力量也是可怕的。
这三种力量首先确定了历史文化传统当中精神文化的重大份量。
其二，所谓现代国家建构中历史文化传统发生重大影响还在于一剖制度文化乃是我们建构新的制度观念，建构新的制度安排，接受新的制度运行的成败、效果或者绩效，最重要的一个是历史积淀。
这个文化为什么会成为我们新的制度选择的积淀或者影响我们对新的制度选择？
很简单，人类面临制度建构只有三个时间维度：
一个是当下，一个是过去，一个是未来。
未来的制度建构受当下制度建构的影响，因而它是正在展现的过程，而无法进行既定性状态的陈述，所以未来一般被我抹掉了。
我们面对当下要设计的制度最大的未来在于当下各有利益和政治追求和价值信念的人们在进行复杂博弈的过程，因而对正确的判准只有过去已经继承制度，有效性、无效性，低效性、高效性给我们展示在面前，使我们可以有一种可以尘埃落定的把握感。
也就是说所有的制度文化都会具有向后看的特点，向历史文化看的特点的原因，哪怕是在儒家传统文化中，孟子讲“法先王”，荀子讲“法后王”，但不管是“法先王”还是“法后王”，都是我们现在整个王之前的王，只不过“先王”是夏商周三代的，“后王”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但都在我们之前，为什么都在之前？
就是我们说的把握感是可靠感的一个前提，因为是基层的，大家说他有一个历史符合论的判断倾向，而历史符合论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是否符合这个状态。
未来符合论，未来符合什么都不知道，现实也没有符合论，为什么？
因为现实是每一个活动者的个体，他符不符合现实的个人判断而形成一个制度性的判断或者一个叫伪公共性社准、准公共性社准一定来自于过去，所以现代国家的建构永远会受到过去制度文化的重大影响。
三个时间维度决定了不可能以现实和未来作为判准，而是要到过去的制度文化中去寻求灵感。
其三，现代国家建构当中的历史文化传统受到影响的是绵延历史上最强最不经意，但实际上对我们的观念和制度选择有最深厚影响力的一个民族一个群体一个集群的生活方式。
最简单的说法是，比如我去美国做访问学者一年，我自己比较欣赏现代国家的一套理念和制度，毫无疑问这与我做政治学教授的专业立场有关，但我经常开玩笑，我的胃有判断爱国的能力，在美国我一定要吃中餐，吃西餐忍无可忍，这是生活习性的力量。
在美国我一定要有午睡，宁可放弃听课也要午睡，否则下午、晚上就无精打采。
这种生活的习性力量来自于千百年来一个民族生存的顽强的生命感所赋予的，这种生命感的赋予来自于汉族人作为农业民族，我们总是欣赏那些生活趣味盎然、生命情趣丰厚，对人生理解透查的生活模式，因此我们总是追求“胜似闲庭信步”这种休闲和潇洒的生活方式情况下来接受一种不同的政治理念、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
所以中国人现代政治生活方式有一个排斥的原因首先从生活方式出发，因为现代生活要求高度参与，要求紧张判断，要求是非界限明晰，中国人觉得太累了。
所以中国这种农业的生活习性就是一种暧昧和含混的生活习性，只能形成人性化管理，而不能形成规则化政治，到今天我们也很难讲规则。
跟爸爸讲规则，中国人只有温州人可以做到，称为“中国犹太人”的广东潮汕人都做不到，温州人的父亲问儿子借钱，弟弟问哥哥借钱都要算利息，如果公众息存利息20%，跟爸爸或者弟弟算的话就是10%的利息，这是唯一中国人现代经济理性的族群。
但对整个民族来说，源自于生活习性：
为朋友两肋插刀不要谈钱（现场笑），但内心一谈钱他是愤怒的，不谈钱内心痛苦的不得了。
比如我这个月5个同学结婚，每个人送两百，经济变得好紧张，但这只是私下说，如果公开说那太俗了。
这叫顽强的生活习俗，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对于我们现代的政治选择尤其作为理性解除神魅之后要诉诸理性而做出的选择是有重大影响力的。
我们在对现代国家建构当中的历史文化传统做出分析，转换一个角度，为了建设现代国家聚集文化资源我们怎么办？
这首先涉及到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这本书所设想的一个现代国家建构当中一个民族是不一样，中华民族或者美利坚民族、大和民族首先涉及到他对他这个将要建立一个自然生存的族群群体要赋予“国家”以政治意义，那么究竟是共同体的想象还是想象的共同体？
一个族群想要为国家进行建构时，有独立倾向时，比如台湾特别强调一个国家不过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因为想象的共同体赋予了我们建构政治体的某种随意性和现实可靠性。
如果我们说是共同体的想象，而不是想象的共同体，那么共同体的原生结构、历史延续、既有积淀、活动方式、绩效判准都对我们要去建构新的政治体造成了约束。
大家知道现代政治学里基本的说法是新的制度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什么陈述？
这是共同体想象的陈述。
400年台湾史是想象的共同体陈述。
400年想象为独立民主作为殖民来开拓一个新的政治领域，因而形成新的政治空间，要建立新的政治体，所以从想象的共同体和共同体想象我们可以看到这中间的历史文化的一个分辨，历史文化传统的作用在现实政治下被不同的方式激活就不是一种历史形态了，而是一种现实形态，这跟我们第一大点第二方面所分析的作为现代国家建构中历史文化传统不一样。
第二，就是为了现代民主国家的建构，现代的民族国家成为民主的民族国家，这样一种国家形态要建构起来，有自然要素和政治要素，哪三个自然要素？
即语言、文化、传统，这个传统指的是习俗，这样一系列东西在现代国家建构里不再是不经意之中由国家高层到底层的生活习性，来经过代继和国家权力的提倡，逐渐建设起来了一个东西，而这种自然结构在现代国家建构里语言、文化、习俗已经变成人们为建构这个国家进行边界划分的自觉建构。
德国人在建构自己的民族国家时，通过赫尔德谈语言的起源，语言对人类自立和民主国家建构的作用自觉的赋予了语言、文化、习俗以政治力量，本来传统国家中是没有政治力量的，最经典的建构是中国，"华而夷者夷也，夷而华者华也"，你是野蛮民族，但你接受了中华文化，你就变成文明民族了，如果你是中华文化，不长期保持对文化的警惕性，你就变成野蛮人了，因而纯粹是文化概念。
而在现代国家建构当中，新型的聚集起来的文化变成了一种政治性力量。
第三，在这样一种共同体的建构基础上，为现代国家聚集文化资源，使得共同体的文化变成了联合体的文化，这个区别非常大，“Commonwealth”是最初国家英国人最爱谈的国家概念，后来大家才认为是"State"，"Commonwealth"是共同财富，共同财富的认知来自于哪里？
从我们的历史陈述就可知道，长江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
这是什么陈述？
这是共同体的陈述。
因为我们这个民族长期沿着两条大河生生不息，见证着我们繁荣昌盛的文化。
但这样的共同体文化在现代国家建构中为建构现代国家聚集资源变成了一种政治论述，变成“我们必须要依据现代公民个人权利，依契约来建立中华民国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陈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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