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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律学发展上做出了贡献。
近代学者对北魏律评价很高，认为北魏律对后世影响很大。
北魏后来分裂为东魏和西魏。
东魏有《麟趾格》“以格代科”，格开始成为一种法律规范形式。
西魏有《大统式》，式作为一种法律规范形式也沿用下来。
北齐取代东魏，北齐成立后，便着手立法，到武成帝河清三年，利用十四年时间完成此条律。
北齐律在北朝法典中是具有总结性开创性的一部法典。
北齐律共十二篇，被认为是“法令明审，科条简要”，所以后来隋朝的开皇律主要继承此条律。
同时，北齐律把统治者认为危害性最大的十种犯罪，规定为“重罪十条”，后来开皇律的“十恶”就是从“重罪十条”发展来的。
北周武帝时曾于保定三年制定法典，共25篇，仿照《尚书·
大诰》的名称叫《大律》。
史书上说此周大律与北齐律相比较“条目繁多”，“烦而不要”。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除律以外，还有令、格、式，晋朝还有“故事”等几种法律规范形式。
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法律内容的发展变化。
关于法律内容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变化情况，在讲第一个问题时，我们已经谈到了，这里从几个部门法的角度来讲，以便使大家更好地掌握其主要内容。
主要讲刑事立法内容的发展变化。
（一）贵族官僚在法律上的特权法典化
关于贵族官僚在法律上的特权，西周时就有“刑不上大夫”的说法。
即春秋战国时期，
新兴贵族代表在反对旧贵族特权时曾提出“刑无等级”、“法不阿贵”的主张。
但他们在掌握政权后又建立一套新的等级制度，而在法律上享有特权，如有爵位的和有官职的犯罪可以用钱赎罪。
汉代规定，官吏至郎中者，耐以上罪得先请示皇帝。
而在司法实践也出现了议亲、议贵、议贤有关维护亲贵特权的案例。
1、八议
魏晋南北朝时，有关维护贵族官特权的“八议”，“官当”相继列入律典，使之法典化。
八议在三国曹魏入律以后，晋、宋、齐、梁、陈、北魏、北齐、北周和隋都载于律，当时，还不像后来唐律规定得那么详细，只规定八种人犯法享受议的特权。
（1）议亲，包括皇帝袒免以上亲及太皇太后、皇太后缌麻以上亲，皇后（小功）以上亲；
（2）议故，皇帝的故旧；
（3）议贤，朝廷认为有大德行的贤人君子；
（4）议能，在政治、军事方面有大能的人；
（5）议功，对国家有大功勋的人；
（6）议贵，达到一定级别的高级官僚；
（7）议勤，为国家工作有大勤劳的人；
（8）议宾，前朝皇帝及其后代。
八议制度入律，进一步反映了封建法制公开不平等这一特点。
这一时期八议制度之所以入律，也不是偶然的，反映了东汉以来形成的大土地所有者世家大族的要求，当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取得特权以来，要求在法律上享受特权，这是必然的。
享受八议的人，本来就是皇帝国戚，有权有势的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加上法律所赋予他们的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更加有恃无恐，为所欲为，甚至草菅人命。
例如东晋成帝时，庐陵太守羊聃，滥施刑杀，一次错杀无辜190人，“有司奏聃罪当死”，但因景献皇后是他祖姑，属“议亲”范围，后来由其甥女琅琊太妃山氏请帝，竟免于死。
这类事例很多，不胜枚举。
2、官当
官当是指官员犯徒刑罪，允许其依法以官品和爵位抵罪，又称“以官当徒”。
《晋律》中就有官员犯罪可以用除名、免官抵罪的规定，《北魏律·
法例科》规定：
公、侯、伯、子、男五等列爵，以及五品以上官犯徒刑，可用官阶“当刑二岁”（二年）。
免官者三年之后，仍可任官，但要照原品降一等。
《魏书·
刑罚志》南朝陈律规定：
判五年四年徒刑者，“若有官准当二年，余并居作”官当后剩余的三年二年要服劳役。
如是判三年徒刑，官当抵徒刑二年后，“余一年赎”，剩余的一年便可以赎，而又不服劳役。
（《隋书·
刑法志》）。
北魏律和南朝陈律都规定了官员犯罪者，可以用官爵折当徒刑的制度。
唐律中“官当”一条就是由此发展而来。
此制也是对官员在法律上的优惠。
宋代仍沿用。
元、明、清为加强君主专制制度，在律典中不设官当制度。
（二）设立“重罪十条”
所谓重罪是相对一般犯罪而言。
汉律就把“不道”“不敬”列为重罪。
北魏律规定：
大逆不道处以腰刑。
南朝梁律有“谋反”、“降”、“大逆”等重罪。
《北齐律》“重罪十条”，就是对以前历代重罪的总结。
重罪十条，是指危害封建统治秩序的十种有别于一般犯罪的重大犯罪，即反逆、大逆、叛、降、恶逆、不道、不敬、不孝、不义、内乱。
这十种罪属于重点打击对象，故犯此十种罪者，即使原来能够享受“八议”的人，也不能得到减免或论赎。
隋朝《开皇律》中的“十恶”，就是在“重罪十条”的基础上发展完善的。
（三）以服制定罪量刑入律
服制，是以丧服为标志表示亲属间血缘亲疏及尊卑，共分五等，故称“五服”。
它是儒家的礼和宗法关系在丧服制中具体化的表现。
晋朝第一次将“准五服以制罪”列入律典，作为定罪量刑的原则，目的是“峻礼教之防”。
反映了礼与律进一步融合和儒家化。
依据服制原则，定罪量刑是：
服制愈近，即血缘关系愈亲，以尊犯卑者，处刑愈轻；
相反，处刑愈重。
服制愈远，血缘关系愈疏远，以尊犯卑，处刑相对加重；
以卑犯尊，相对减轻。
这一制度被以后律典沿袭，明清时期并绘制“五服图”置于律首。
（四）刑罚制度的改革
1、刑制的发展变化
自汉文帝刑罚制度改革以来，对于肉刑的存废以及如何建立一套合理的刑罚体系，讨论了大约750年，至隋开皇三年才终结。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刑罚制度，概括起来（法定刑）大致有鞭、杖、徒、流、宫、族诛、死刑。
处决死刑的手段有车裂、枭首、斩、绞四种。
总的发展变化趋势是处决死刑的残酷手段减少，轻重顺序排列合理。
以北齐律和北周律与以前的律典相比较为明显，特别是北周律的刑制整齐划一。
如杖刑五等（10-50下），鞭刑五等（60-100下），徒刑五等（1-5年），流刑五等（2500-4500里），死刑五等（磬即吊死、绞、斩、枭首、车裂）。
史书上说，北周律“繁而不委”，隋《开皇律》主要继承北齐律。
但北周律中的刑制，整齐划一，对《开皇律》都产生了直接影响。
2、宫刑的废除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宫刑时有时废，北齐后即天统五年（公元569年）下诏：
“应宫刑者，普免刑为官者”。
（《北齐书·
后主传》），即凡应处宫刑者，普遍免宫刑，没入官府充当奴隶。
至此，宫不再作为一种法定刑。
3、改革妇女从坐制度
汉魏以来，缘坐（也叫从坐）对于出嫁妇女，不论父亲或夫家有人犯罪处以族刑，都要受刑牵连而从坐，即如果父亲犯罪处以族刑，要从坐受戮；
同样，夫家成员有人犯罪处族刑，也要跟随受戮，从而是妇女“一人之身，内外受辟”。
这一制度很不合情理。
据《后汉书·
明帝纪》记载，东汉已开始发生变化，把出嫁女与在室女加以区分。
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曾诏令犯罪减死者流放在远方，“妻子相随”，但是“女子嫁人为妻，勿与俱”。
到曹魏高贵乡公时，法律才做出明确规定：
“在室之女，从父母之诛”，已嫁之妇，应“从夫家之罪”。
后主纪》）这一改革，缩小了妇女从坐的范围。
（五）司法制度的发展变化
1、司法机关的发展变化
（1）廷尉改为大理寺
秦汉以来，中央司法机关一直是九卿之一的廷尉，汉代曾一度改为大理，但不久又复为廷尉，三国时吴国叫大理，北周叫秋官大司寇，但总的来看，秦汉至三国两晋南北朝最高司法机关是廷尉。
当时廷尉既是官署名称，同时长官也叫廷尉。
北齐时将廷尉改为大理寺，从此，大理寺是九寺之一，为最高司法机关，其间有时职称略有变化，除元朝不设大理寺外，至明清一直称大理寺，清末机构改革始更名大理院。
大理寺长官叫卿，副长官叫少卿，下设丞、正、监、平各一人，律博士四人，明法椽24人等属官。
这时机构名称始于长官名称分开，而且机构相对扩大。
（2）三公曹、二千石曹、比部曹、都官尚书相继出现。
自从汉武帝内朝官尚书职权不断扩大，地位不断提高，机构也不断扩大，到两汉末形成尚书台，在尚书台下设各曹，分曹办事，三公曹、二千石曹、比部曹、都官尚书等，就是这时出现的，在尚书台内分掌司法的机构。
这些机构的出现和不断扩大，相应地分割了廷尉和大理寺的职权，而廷尉和大理寺的职权相对缩小了。
2、诉讼制度中登闻鼓的设立
登闻鼓是设在朝堂外连的大鼓，凡吏民有冤允许击鼓以闻。
以便皇帝尽快掌握审判中的情况，反映了这时期许多皇帝都要亲自过问司法。
登闻鼓制度，最早始于晋武帝，后来北魏和南朝也设立登闻鼓。
这一制度在诉讼制度中是特别程序，它有利于对司法审判的监督。
第二部分法典
一、《魏律》
三国时期魏国的一部主要法典。
公元229年（魏明帝太和三年）魏明帝命陈群、刘劭等增删汉律而成。
魏律是在汉《九章律》的基础上，改兴律为擅兴律，删除厩律，改具律为刑名并列于全律之首，增加劫掠、诈伪、告劾、毁亡、系讯、断狱、请赇、惊事、偿赃和免坐等十篇，共计18篇。
魏律对两汉旧律的改革，主要有以下几项：
增加了篇条；
改具律为刑名，冠于律首；
吸收律外的傍章科条，调整、归纳了各篇的内容；
在律中正式规定维护特权的“八议”条款；
改革刑罚制度。
二、《晋律》
司马昭辅魏政时，即命贾充等人以汉魏律为基础修定律令，晋武帝泰始三年完成，又称《泰始律》，该律经张斐、杜预分别注释，晋武帝昭班天下，后人称之为“张杜律”。
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唯一推行全国的法典。
晋律共20篇、620条，比魏律又有重大发展：
严格区分律令的界限，提高正律的地位；
篇章设置更加合理，法律条文简要得体；
法律概念进一步规范化；
内容上“礼律并重”，第一次将“服制”列入律典；
规定一系列保护地主官僚特权的法律制度。
三、《北魏律》
北朝北魏时期的一部重要法典，经过多年编纂、修定，至孝文帝太和年间告成。
其特点是“纳礼入律”，强调用礼来指导立法活动，要求“齐之以法，示之以礼”。
《北魏律》共20篇。
在刑法原则方面有：
八议、官当、老小废疾减刑免罪等；
在罪名方面有：
大不敬、不道、杀人等；
在刑名方面有：
死刑、流刑、宫刑等。
《北魏律》成为唐宋法典的渊源，在中国封建立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四、《北齐律》
北朝时期北齐的重要法典，封述等数十人历时十四年修订完成。
它以“法令明审，科条简要”著称，隋唐法典均以其为蓝本。
是一部上承汉魏律之精神，下开隋唐律之先河的重要法典。
《北齐律》共12篇，949条，篇目依次为名例、禁卫、婚户、擅兴、违制、诈伪、斗讼、贼盗、捕断、毁损、厩牧、杂律。
它确立了“重罪十条”，为后世“十恶”提供了范例；
还确立了死、流、徒、鞭、杖五刑，为封建刑罚体系奠定了基础；
继续沿用前代法律中的“八议”规定。
第三部分 历史人物
曹操
（155—220）汉魏之际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
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县）人，字孟德，小名阿满，出身宦官家庭。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局势动荡，他“挟天子以令诸侯”，进位魏公，后称魏王。
死后，被其子魏文帝曹丕追谥为魏武帝。
曹操深受先秦法家影响，十分重视刑法作为统治工具的作用，除了把刑放在首要地位之外，曹操还强调严格执法，不论违法者的身份、地位。
他自己首先身体力行，如著名的“马踏青苗案”，他割发代首。
这虽然只是象征性的惩罚，但对于一个封建统治者而言实属不易。
曹操重视司法官吏的选拔，要求以“明达法理”作为选拔标准。
魏国首次设立“律博士”教授法律。
在中国历史上，强调并严惩“腹诽之谤”罪的，曹操当属之最。
这对后世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图片：
中国大百科法学卷37页）
诸葛亮
（181—234）三国蜀汉政治家、军事家。
琅琊阳都（今山东沂南县南）人。
字孔明。
出身于小官僚家庭。
东汉末，隐居邓县隆中（今湖北襄阳西），留心世事，被称为“卧龙”。
建安十二年被刘备三顾茅庐聘请为军师。
蜀汉建立后，任丞相。
刘备死后，“托孤于他”，总摄一国之政。
五十四岁病死军中。
生前曾与李严、刘巴等共同制定《蜀科》。
他十分重视先秦法家的思想，注重法治，其法律思想主要特征是“法令明，赏罚信”，不别亲疏贵贱，先正己后律人。
诸葛亮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有：
（1）主张先教后刑，恩威并施。
推崇礼法结合的封建正统思想，在执法上提倡刑罚与教化相结合，先教后刑。
（2）主张赏罚严明，执法公正。
强调治乱国必须使用威严的法律，而执法必须严明公正，无私无偏。
只有这样，才能使法制得到贯彻，达到预期的目的。
赏罚严明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第一，要求君主和各级官吏遵守法制；
第二，法不阿贵，刑赏不别亲疏；
第三，信赏必罚，令出则行；
第四，审时度势，宽严适中。
（3）主张定罪量刑不仅要重口供，而且应注意观察人犯的举止和心理。
（4）主张根据执法的实际情况对司法官吏进行考核，决定升贬。
（图片：
中国通史第二卷14页）
陈群
（？
—236）三国颍川许昌（今河南许昌市东）人，字长文。
原为刘备别驾，后归曹操，任司空掾。
曹丕称帝（220）后，他历任尚书、镇军大将军、录尚书事等职。
曹操倡议恢复肉刑，他竭力赞成。
魏明帝太和三年（229）奉诏与刘劭等删约旧法，制定新律。
在汉《九章律》的基础上制定了《魏律》18篇，改“具律”为“刑名”，列在篇首，改变了自《法经》以来不科学的法典体例，开历代法典首列名例篇的先河。
并在律中首次规定了“八议”。
杜预
（222—284）西晋学者兼军事家，著名律学家。
字元凯，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人。
历任河南尹、度支尚书、镇南大将军等职。
太康元年（280），因灭吴有功，被封为当阳县侯。
当时以博古通今、精通政治、法律、军事以及天文等闻名。
泰始（265—274）中，奉诏与贾充、郑冲、羊祜、裴楷等人共同制定法律令，在汉《九章律》和魏《新律》的基础上增削损益，制定晋律20篇，连同所定令，共计2900多条，自己为晋律作注21卷。
杜预对晋律的注本和西晋张斐的律解，是注释晋律的两部权威性著作，对中国封建律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但该注本今佚。
杜预首次区分律令的界限，提高正律的地位。
他指出“律”是固定性的规范，令是暂时性的制度。
“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
张斐
魏末晋初人，著名律学家。
约与杜预同时。
于晋武帝司马炎时任明法掾，因注解晋《泰始律》而著称。
他和杜预对晋律的注解，以“张杜律”并称。
著有《律解》、《杂律解》以及《汉晋律注》等。
原书均失传，仅存其注《泰始律》后向皇帝说明要点所上的表，史称《注律表》。
《注律表》概述了《泰始律》的基本精神与特点，并吸收前人注律成果，对一些重要法律概念、术语作了新的解释，还对封建审判活动应遵循的原则作了阐述。
张斐论述了“刑名”的性质和置于篇首的作用。
第四部分案例
陈矫赦孝子案
东汉献帝建安（公元196—220年）年间，陈矫受曹操征召，任魏郡西部都尉。
当时缺少耕牛，凡杀牛的要判死罪。
曲周县有个人的父亲病了，便杀了一头牛祈祷神灵，县衙判处他死刑，报到陈矫那里。
陈矫说：
“此人是个孝子啊！
”于是上表奏请朝廷赦免了他。
[案例分析]这是礼、法冲突的典型案例。
你从中能总结出什么？
毋丘甸妻女应从诛被宥案
此案发生于曹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公元255年）。
当时司马师辅政，镇东将军毋丘俭、扬州刺史文钦起兵反抗司马氏失败，毋丘俭被杀，这次起兵被定为大逆。
按曹魏法律规定：
犯大逆罪的，诛及出嫁之女。
毋丘俭之子甸妻荀氏，是大臣荀（热字：
YI音，古时多用于人名。
）的族妹，荀顗又与司马师联姻，便由荀顗上表于高贵乡公，请宥荀氏性命。
高贵乡公下诏让荀氏与毋丘氏离婚，荀氏得以不死。
荀氏所生女毋丘芝，已出嫁于刘氏，按此律文应从诛，因正怀孕，被关入廷尉狱中。
荀氏上诉于司录校尉何曾乞求恩典，求没己身为官奴婢，以赎毋丘芝命。
何曾哀怜她，便命司录主簿程咸评议道：
“夫司寇作典，建三等之制，甫侯修刑，通轻重之法。
叔世多变，秦立重辟，汉又修之。
大魏承秦汉之弊，未及革制，所以追戮已出之女，诚欲殄丑类之族也。
然则法贵得中，刑慎过制。
臣以为女人有三从之义，无自专之道。
而父母有罪，追刑已出之女；
夫党见诛，又有随姓之戮。
一人之身，内外受辟。
今女既嫁，则为异姓之妻，如或产育，则为他族之母，此为元恶之所忽。
男不得罪于他族，而女独婴戮于二门。
非所以哀矜女弱，蠲（JUAN）明法制之本分也。
臣以为在室之女，从父母之诛，既醮（热字：
JIAO音，古代结婚时用酒祭神的礼）之妇，从夫家之罚。
宜改旧科，以为永制。
”魏帝于是下诏改定律令。
[案例分析]此案例使中国古代的妇女从坐制度得以改革。
第五部分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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