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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的外贸出口额为869.8亿美元,同比增长7.6%一与1997年同期的26.25和1997年全年的20.9%的增长速度相比,大大降低。

其中,5月份出口下降1.5%,出现了22个月以来的首次负增长。

出口增幅下降的主要表现:

①一般贸易出口增速大幅度回落。

1998年上半年一般贸易出口额为365.3亿美元,比1997年同期增长4.4%,相对于1997年同期的33.1%和1997年全年的24.1%,大幅回落。

②国有企业出口明显下降。

1998年上半年.国有外贸企业出口额471.1亿美元,增长3.I%,同1997年同期25%的增长速度相比,增势也骤然回落。

③初级产品出口出现负增长。

1998年上半年,初级产品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16.3%。

二是外商投资下降。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国家和地区通货紧缩趋势加快,企业资金筹措能力下降,对外投资活动严重受挫。

尤其是亚洲地区重要的投资来源国日本,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海外资本向国内收缩,对外直接投资出现大幅度下滑。

由于亚洲地区经济形势趋于严峻,投资收益预期恶化.大量国际资本回流到欧美等其他地区的资本市场.造成亚洲地区资本净流出,投资活动萎缩。

1997年亚洲国家对中国投资占中国实际吸收外资总量的比例,由以往的80%以上降为75.6%,1998年继续下降为68.7%。

(2)物价持续走低。

中国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自1997年10月开始出现绝对下降,截至1998年7月,已持续下降了9个月。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从1998年3月开始出现下降。

工业品价格指数自1996年6月以后持续下降,到1998年7月.已达25个月之久。

从全年价格走势看,没有回转迹象,通货紧缩趋势日渐明显。

(3)消费需求增长趋缓,较全面的买方市场格局出现。

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和医疗、住房、教育、社会保障等各项改革逐步推开,改革力度不断加大,居民预期支出增加。

再加上失业率商、就业前景不乐观以及实际利率较高等因素,居民边际储蓄倾向上升,边际消费倾向下降此外.市场发育不健全,消费信贷服务体系不完备.大大限制了居民对住房、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的消费。

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也制约了农村消费品市场及农业生产资料市场的发展。

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增长率持续下降.由1996年的20.1%逐渐下降至1998年的6.8%社会消费需求不足.商品销售不畅,企业开工率只有60%左右.产品积压累计达3万亿元以上。

更为深层次的变化是,中国市场供求关系发生显著变化,较全面的买方市场格局形成。

在此以前,中国经济一直表现为短缺经济特征,卖方市场长期居于主导地位。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市场供求总量趋向于平衡,市场结构矛盾成为流通领域的突出问题.其后供不应求的商品比重明显减少,供求平衡和供过于求的商品比重不断提高。

据1998年国家商业信息中心对601种主要商品的调查统计,供大于求或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达到了100%。

买方市场格局的全面发展,意味着中国过去短缺经济条件下粗放型增长方式中主导性的供给约束逐渐成为历史.需求约束将在今后经济增长中长期存在并扮演更具全局性影响的角色。

(4)投资需求增长乏力。

1998年,中国投资需求增长明显受到消费增长趋缓和金融体制改革滞后等因素的制约。

预期回报率较高的投资领域相对狭小,投资项目可选择余地不大。

特别是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使得绝大多数生产资料和消费品价格持续下降。

受此影响,在市场竞争中失去优势的企业经营亏损严重,处于竞争优势的企业也面临市场萎缩的困境,投资预期收益下降、风险增加,投资扩张能力削弱。

尽管中央银行自1996年之后陆续采取了降低存款利率、准备金率,增加货币投放量等措施,但并未出现投资的转旺。

与之相关的一大原因是国有企业改革处于关键时期,现代企业制度尚未有效建立起来,企业资产负债率和利润率等指标都没有得到根本性好转,投资能力有限;

企业利润率低和银行风险防范意识增强,导致银行的储蓄投资转化率低;

民间投资不够活跃,缺乏必要的引导机制和激励机制,同时中小企业融资不畅。

所以,作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之一的固定资产投资,其增长幅度1997年已下降为8.8%。

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固定资产投资持续下降的趋势将难以扭转。

(5)结构因素制约经济健康运行.经济结构不合理在传统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下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

改革开放后.在市场调节和经济政策共同作用下,结构不合理状况有所改善.但问题依然存在。

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

——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企业组织机构不合理。

低技术水平产品过剩与高新技术产品不足并存。

企业组织规模小而分散,缺乏竞争实力和优势。

据国家统计局对9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生产能力的调查,我国生产能力严重过剩,一半左右的工业产品生产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最低的仅有10%。

而一些国民经济急需的技术含量高、有特色、市场前景好的产品,尤其是重大技术装备和成套技术设施、高新技术产品,则供给不足,有的缺口还很大。

从生产能力的布局安排和地区分布看,地区间产业结构趋同化现象严重,在各地的“九五”计划中,有24个省(市、自治区)将电子产业列为支柱产业,有22个省(市、自治区)将汽车产业列为支柱产业。

低水平重复建设导致的产业结构不合理不利于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城乡结构不合理。

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是“二元经济结构”问题。

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关键在于农村区域工业化和城镇化、市场化进程的滞后。

改革开放以后.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非农产业领域,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

农村人口非农业化主要依靠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民直接进城两条途径。

但从加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乡镇企业经过十几年的超常规发展后,外延式扩张的余地大大缩小,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企业分化加剧的形势下,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乡镇企业往往面临不利地位。

由于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再加上城市失业和下岗职工增加,城镇吸收农村劳动力的能力下降。

特别是城市化速度慢于工业化速度,中小城镇发展滞后,相应减少了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和第三产业发展对劳动力就业的吸纳。

——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

区域经济协调均衡发展。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努力的目标,改革开放后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下实行了“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方针,东部沿海区域发展势头最为强劲。

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一些交通便利、基础较好的中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加快。

但西部地区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因素,总体而言经济发展速度相对较慢,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有扩大趋势从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考虑,有必要加强欠发达区域经济发展提升区域结构状态的协调性。

2.积极财政政策的提出

1998年2月,针对亚洲金融危机蔓延之势,江泽民总书记提出,我们必须做到心中有数,沉着应付,未雨绸缪,做好应对事态进一步发展的准备。

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的记者招待会上,朱镕基总理提出确保经济增长.扩大国内需求。

扩大内需的主要途径是加强铁路、公路、农田水利、市政、环保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并加强高新技术产业的建设和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

1998年4月21日,《经济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扩大内需,确保增长》。

1998年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财政宏观调控与启动经济增长》,提出转变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并指出我国现阶段不宜采取通过减税刺激经济的方法,而应适时适度地扩大财政举债规模和财政支出,增加投资,刺激消费,扩大出口,通过改革克服制约有效需求的体制和政策因素,促进国民经济增长。

1998年7月,国务院转发了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关于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和下半年工作建议》,正式决定实施旨在扩大需求的积极的财政政策。

1998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财政部的中央预算调整方案,决定增发l000亿元长期国债,同时,配套增加l000亿元银行贷款,全部用于基础设施专项建设资金。

至此,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正式启动。

3.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措施

1998年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时,主要有三项措施:

一是增发10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全部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农林水利、交通通信、城市基础设施、环境保护、城乡电网建设和改造、中央直属储备粮库等六个方面;

二是向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转为四大银行的资本金,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

三是提高纺织品原料及制成品、纺织机械、煤炭、水泥、钢材、船舶和部分机电、轻工产品的出口退税率,支持外贸出口。

此后,中国政府正确分析国内外经济形势,在外部环境压力依然比较严峻,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没有得到根本缓解的情况下,为了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巩固扩大需求的成果,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并在1999年以后,及时调整、不断丰富和完善了积极财政政策的调控方式,充分发挥政府投资、税收、收人分配、财政贴息、转移支付等多种手段的政策组合优势。

在着力发挥财政支出作用的同时,也注重发挥税收政策的作用;

在不断扩大国债投资的同时,注重扩大消费和出口;

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注重配合大型国有骨干企业“三年脱困”,支持和推动企业技术改造与技术进步。

综合起来.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措施有:

(1)增发长期建设国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1998—2004年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9100亿元,截至2004年年末,七年累计实际安排国债项目资金8643亿元,具体投向是:

农林水利和生态建设2596亿元,所占比重为30%;

交通通信基础设施建设1711亿元,所占比重为19.8%;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l317亿元,所占比重为15.2%;

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775亿元.所占比重为9%;

农网改造688亿元,所占比重为8%;

教育、文化、卫生、旅游基础设施建设433亿元,所占比重为5%;

中央直属储备粮库建设352亿元,所占比重为4.I%;

环境保护投资312亿元,所占比重为3.6%;

公检法司没施建设180亿元,所占比重为2.1%。

分年看,国债项目资金的使用结构不断优化.1999年至2001年在1998年安排的六个方面的基础上,逐步增加或强化了西部开发、重点行业技术改造、高技术产业、退耕还林(草)、教育、公检法司设施建设;

2002年以后投资重点向农村、结构调整、中西部地区、科技教育和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倾斜,更加注重城乡、经济社会等协调发展。

(2)调整税收政策,增强税收调控功能。

为鼓励投资,以及支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在将关税税率总水平由1997年底的17%逐步降至2004年的10.4%的同时,从1998年起.对国家鼓励发展的国内投资项目和外商投资项目进口的设备,在规定范围内,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税;

1999年下半年起减半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2000年开始暂停征收;

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企业技术改造项目购置国产设备,准予按40%的比例抵免企业所得税。

为刺激居民消费,1999年11月份,对居民储蓄存款利息恢复征收个人所得税;

1999年对香皂以外的其他护肤护发品消费税税率统一由17%降为%.对环保型汽车减按规定税率70%征收消费税;

从1999年8月1日起对涉及房地产的营业税、契税、土地增值税给予一定减免,以鼓励住房消费和流通,

为支持外贸出口,从1998年起分8次提高了出口货物增值税退税率,到2002年出口货物平均退税率已由8.33提高到15%左右,同时进一步改进了出口退税管理办法,对纳税信誉较好的企业简化退税审批手续,加快出口退税进度;

2004年,又对出口退税机制进行了改革,进一步优化了出口退税税率结构,并实行了中央与地方共同分担出口退税的新机制,解决了历史欠退税问题,有力地促进了企业出口增长。

为适应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促进中西部地区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制定了支持西部大开发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税收优惠政策.涉及所得税、耕地占用税、农业特产税和进口税等诸多方面;

从2000年起对软件产业、集成电路等高新技术产业制定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涉及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进口关税。

另外.为支持金融体制改革和改善金融机构经营效益,2001年起将金融保险业营业税税率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到2003年降至5%,并从1998年6月15日起将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下调到4%,2001年lO月又调减为2%,以求通过税收政策促进证券市场的稳定与发展。

(3)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培育和扩大消费需求。

1999年7月1日、2001年1月1日、2001年10月1日和2003年7月l日,中国政府连续四次较全面地提高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基本工资标准并相应增加离退休人员离退休费,还实施了年终一次性奖金制度和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制度。

经过四次调整工资,2003年底,全国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月人均基本工资水平(含奖金)达到877元,比1998年的400元提高了119%,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工资增长速度最快、增幅最大的一个时期,受益人数约为4900万人.国家财政为此累计安排增资支出639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支出3714亿元。

同时,重视加强社会保障工作,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1998年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实行基本生活保障制度,1999年相继颁布了《失业保险条例》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正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三条保障线”制度。

从1999年7月1日起,将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失业保险金、城市居民最低生活费“三条保障线”水平提高30%,并先后4次提高了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1998年至2004年,全国财政用于企业养老保险基金补助、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补助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费的支出,由123亿元,增加到1035亿元,年均增长42.6%.累计安排支出4464亿元。

如果加上行政事业单位医疗经费、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经费及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等方面的支出.全国财政社会保障经费支出已由1998年的775亿元,增加到2004年的3410亿元,年均增长28%,明显高于同期财政总支出的增幅;

全国财政社会保障经费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由1998年的7.2%,提高到2004年12.4%,有效地发挥了社会保障的稳定器作用。

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实施,进一步增强了居民的消费能力,发挥了有效拉动内需的作用。

(4)调整完善财政管理体制,加大对中西部地区转移支付力度。

2002年,为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完善市场经济机制,中国政府实行了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由原来按企业隶属关系划分中央与地方所得税的做法,改为按比例分享,对当年所得税增量收入中央与地方按五五比例分享,从2003年起按六四比例分享,中央财政从所得税增量中多分享的收入,全部用于增加对地方主要是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

同时,不断规范并增加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规模,提高地方财政保障能力。

2004年,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补助支出总额,由1998年的2493亿元增加到10408亿元,年均增长26.8%。

中央财政在增加对地方的一般性转移支付支出(2004年为745亿元)、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支出(2004年为77亿元)、调整工资转移支付支出(2004年为994亿元)和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支出(2004年为523亿元)等财力性转移支付规模的同时,注重将转移支付的增量部分向中西部地区倾斜,2004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支出达6028亿元,大大高于同期对地方的税收返还支出4051亿元。

此外.为配合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农村税费改革政策实施,保护和改善西部生态环境,中央财政还对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草)、农村税费改革造成的财政减收等进行转移支付补助。

2002年中央对天然林保护工程和退耕还林(草)工程补助19.8亿元,2002年、2003年和2004年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分别为245亿元、305亿元和523亿元。

近年来,中央财政通过加大对地方转移支付的力度,大大增强了地方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财政保障能力,有力促进了区域经济和城乡的协调发展。

(5)完善非税收入政策,努力扩大内需。

1998年之后,财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大治理乱收费力度.减轻企业和居民的非税负担。

1998--2004年,共取消收费项目1913项,同时降低了479个项目的收费标准,减轻社会负担1490亿元。

其中,1998年公布取消的727项收费项目,减轻社会负担377亿元;

1999年公布取消408个收费项目、降低469个项目收费标准,减轻社会负担245亿元;

2000年公布取消238个收费项目,减轻社会负担145亿元;

2001年公布取消69个收费项日,减轻社会负担300亿元;

2002年取消面向企业的不合理收费项目298项,涉及金额210亿元;

2003年取消面向企业的不合理收费项目65项,涉及金额140亿元;

2004年取消面向企业的不合理收费项目108项,涉及金额73亿元.另一方面,税费改革迈出实质性步伐,率先规范交通和车辆收费,从2001年1月起,将车辆购置附加费改征车辆购置税,此外,对农村公共收入分配中的农业税等进行改革.规范农村税费制度。

农村税费改革由点到面,从2000年在安徽全省开始试点,到2003年在全国推开,并取得阶段性成果,受益农民负担平均减轻30%左右,2004年进一步加大了改革力度。

由于政府收费与政府基金等属于政府财政的非税收入,减费可以起到与减税等价的效应,同样有利于增强企业自主投资和居民消费的能力。

从上述所采取的措施可以看出,1998年以来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十分注意合理把握财政政策实施的方向和力度,注重短期政策与长期政策目标的协调,以结合反周期的宏观调控促进财政经济可持续发展与深化改革。

其主要特点:

一是政策选择正确。

针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需求不足、经济增长乏力的特殊形势,及时果断地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快速启动经济为刺激需求而增加的政府直接投资,注重用于能够快速启动经济的在建项目和投资期为1~3年的中短期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兼顾长周期大型重点项目。

二是政策取向合理。

积极财政政策的着力点既注重总量扩张也着眼结构调整、产业升级、技术改造和改革事项的呼应,使短期政策效应与中长期政策效应有机地结合起来。

三是宏观政策配合协调。

在财政政策实施中,注重与货币政策的双向协调,在资金筹集上,定向对国有商业银行发行长期建设国债;

在资金运用上,注重财政投资与银行信贷资金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密切配合;

发行特种国债,以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充足率等,促进银行体制改革,都体现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同考虑、双向兼顾的原则。

总之,通过跨度7年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保持了持续、快速和稳定的状态。

1998--2004年,年度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为7.8%、7.1%、8.0%、7.5%、8.3%、9.3%和9.5%.并表明中国经济在2003年转入了新一轮快速增长周期的上升阶段。

其中.据有关部门测算,积极财政政策每年拉动经济增长1~2个百分点。

如果考虑政策组合因素,财政政策的综合作用效果还要更大一些。

实践表明,积极财政政策是中国政府根据市场经济规律在国内外经济环境急剧变化的情况下主动采取的一次反周期调控,在中国宏观调控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通过宏观调控成功地克服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宏观经济运行环境得到显著改善,社会需求全面回升,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通货紧缩得到有效遏制,经济结构优化稳步推进,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有所提高。

与此同时,财政实力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壮大。

1998年以来,中国财政收入连年大幅增长,1998年比上年增收1225亿元.1999年增收1568亿元,2000年增收195l亿元.2001年增收2991亿元,2002年增收2517.6亿元,2003年和2004年分别增收2812亿元和4641亿元。

7年来,财政收入累计增收17706亿元,年均增长速度为17.3%,是历史上财政收入增收最多、增长最稳定的时期。

相应地,中国财政收入规模不断登上新台阶,1999年财政收入首次突破l万亿元,达到11444亿元:

2001年超过1-5万亿元,达到16386亿元;

2003年突破2万亿元,达到21715亿元;

2004年超过2.5万亿元,达到26396亿元。

7.2.22005年—2007年:

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

2004年,在国民经济运行明显走过了从相对低迷阶段向繁荣高涨阶段的拐点之后,中国的财政政策也不失时机地实现了从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向中性导向的稳健财政政策的转型。

1.财政政策转型的宏观背景

随着世界经济的逐步复苏和扩张型政策实施过程中政府投资的拉动,从2003年起,我国经济已稳定地走出通货紧缩和需求不足的阴影。

由于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从松的稳健货币政策,扩大国内需求,有力地支持了国民经济加速发展的态势,进入新一轮上升时期。

但与此同时,出现了一些行业和地区投资过旺和低水平重复建设倾向有所加剧等问题,钢铁、汽车、电解铝、水泥等行业在建和拟建规模过大.货币信贷增长偏快,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制约越来越大,并带来煤、电、油、运和原材料供应的紧张局面。

为此,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货币手段(如提高准备金率和提高利率等)和行政手段(如严格控制批地)等,来控制经济局部过热。

从2004年的情况来看.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出如下特征:

一是经济增长接近潜在水平。

2003年GDP增长9.3%.2004年增长9.5%,部分行业瓶颈约束或资源约束的出现,表明GDP增幅已接近潜在产出水平二是物价趋于上升。

2003年居民消费价格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分别上涨l2%~O.1%.2004年则分别上涨3.9%和2.8%。

三是失业率升势趋缓,2003年全国城镇就业增加859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3%;

2004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员98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比上年下降0.1个百分点。

四是国际收支保持盈余。

2003年实现外贸顺差255亿美元,年末国家外汇储备达4033亿美元;

2004年贸易顺差320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增加到6099亿美元。

在国民经济业已发生经济周期中的阶段转换和出现过热苗头的形势下,如果还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将不利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和防止通货膨胀。

不仅如此,长期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还容易产生体制复归倾向。

连续多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使人们产生了“财政支出的不断扩张成为经济增长必要条件”的幻觉或依赖。

财政国债投资用于政府计划调节,投资项目由地方各级层层申报.上级政府层层审批,同时还要求银行配套贷款、地方安排配套资金,这样一来,投资体制有重新向中央政府集中的趋势。

在经济已经有过热苗头和政府投资偏于亢奋的情况下,如果继续大规模安排国债投资,不但增加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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