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罗伦萨宪章.ppt

佛罗伦萨宪章.ppt

《佛罗伦萨宪章.ppt》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佛罗伦萨宪章.ppt（78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佛罗伦萨宪章,所属层级类别国际法、国际条约与惯例库所属类别外交综合发布单位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发布日期1982-12-15生效日期1982-12-15效力状况有效,PPT的框架,宪章一览,各个宪章简介威尼斯宪章与佛罗伦萨宪章的关系威尼斯宪章背景，佛罗伦萨宪章背景，以及内容等方面的比较威章对东亚古建缺乏表述，附图简介欧洲园林中国古代园林的发展及各个时期的特点中国古代园林的建筑构成及特点我们需要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古建筑保护维修理论,雅典宪章,雅典宪章由国际现代建筑协会制定，于1933年5月14日在雅典通过。

这是第一个得到国际公认的城市规划纲领性文件。

该宪章有一节专门论述了历史建筑和历史地区的保护问题，提出“有历史价值的古建筑均应妥为保存，不可加以破坏。

”宪章同时指出了对历史建筑和地区进行保护的意义、基本原则，特别提出了保护好代表一个历史时期的历史遗存对于后代的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这一宪章的产生充分显示出文物建筑保护运动已经成为一股十分重要的国际力量。

但由于雅典宪章的原则过于简单笼统，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城市保护与发展问题的复杂化，显示出对形势的不适应，从而促使威尼斯宪章的诞生。

国际考古发掘应用原则建议文国际考古挖掘应用原则建议文于1956年12月15日，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九届在新德里通过采行。

该建议文除了对于考古挖掘进行定义外，它的第二部份即一般性原则是最主要的组成部份。

这一部分中提供了考古发掘的基本规范，也建议各国负责考古的部门、单位的层级必须提高。

同时，针对考古挖掘最容易引起争议的发掘出的物品的归属和权责，建议文都进行了说明。

此外，建议文还强调了大众教育在考古挖掘中的重要意义。

第三部分提出有关管理和国际合作的规范建议，支持国际参与，从而使技术落后的国家的考古遗址也能通过国外援助而对世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作出贡献。

建议文最后针对古董交易和非法输出问题进行说明，希望遏止不当的发掘及交易。

该建议文是有关考古发掘的最重要的一部国际文献。

到目前为止，它的内容仍然被广泛遵循。

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即通称的威尼斯宪章,威尼斯宪章又称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它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成立的“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中心”于1964年5月在威尼斯召开的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上通过。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有许多被战争毁坏的城市需要重建，按照什么模式进行重建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

波兰华沙城的重建中，居民支持按照历史面貌恢复古城的模式，取得巨大成功，吸引了30万在外流浪的华沙人回归，继而掀起爱国建设的热潮。

华沙城后来也作为特例列入了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名录。

在它的影响下，欧洲的许多古城都得到极好的维修和恢复，而恢复历史建筑和保护古城则成为各国重建民族精神的重要手段。

威尼斯宪章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通过的。

该宪章提出了文物古迹保护的基本概念、基本原则和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宪章扩大了文物古迹的概念，将保护对象扩大到“一定规模环境”和“随时光流逝而获得文化意义的过去一些较为朴实的艺术品”，认为古迹“不能与其所见证的历史和其产生的环境分离”。

在历史地段问题上，该宪章所说的历史地段指的仅是文物建筑的所在地以及周围环境，保护和修复的原则和文物建筑的相关原则相同。

宪章提出保护和修复古迹的目的是将古迹作为历史见证和艺术品加以保护，强调文物建筑全部历史信息的保存。

同时，这一文件禁止任何重建，如果进行修复，则要求修复时添加的部分和整体保持和谐一致，又要与原来的部分明显区别。

威尼斯宪章是国际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发展中的里程碑。

它是保护文物建筑方面的第一个国际宪章，它的制定，表明保护文物建筑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共识。

它也将一百多年来文物建筑的保护、修复工作及其科学化历程的发展演变所形成的基本概念、理论、原则以国际性准则的形式确定了下来。

至今，它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共公约于1972年11月21日由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第十七届会议在巴黎通过。

当时，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已受到越来越重的破坏,除年久腐变之外，社会和经济条件的变化也造成了更加难以应对的损害或破坏现象。

同时，由于保护工作需要大量投入，而列为保护对象的遗产所在国却往往不具备充足的经济、科学和技术力量，使国家一级保护这类遗产的工作并不完善。

人们意识到保护不论属于哪国人民的这类罕见且无法替代的遗产,对全世界人民都很重要,整个国际社会有责任通过提供集体性援助来参与保护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

在此背景下，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共公约被通过。

公约将保护对象定为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并给出了其定义及范围。

公约还制定了国际援助的条件和安排，提出遗产的国家保护和国际保护以及遗产保护的教育问题，规定了缔约国的责任，要求加强国际援助和本国政策、技术等方面的支持，实行遗产保护报告制度。

根据公约，将成立国际性的“世界遗产委员会”进行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工作，设立“世界遗产基金”保护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需要注意的是，该公约提出了“自然遗产”的概念，首次将自然遗产也列入保护范围，开始了遗产保护的国际协作的历程.,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内罗毕建议全称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1976年11月26日由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大会在华沙内罗比通过。

当时，世界以扩展和现代化为借口，进行大量的拆毁和不合理、不适当的重建，给历史遗产带来了严重的损害。

内罗毕建议针对此明确指出了保护历史街区在社会、历史和实用方面的普遍价值，认为历史地区是人类日常环境的组成部分，也为文化、宗教、社会活动等提供了见证，保护它们可以“对维护和发展每个国家的文化和社会价值作出突出贡献。

”内罗毕建议还提出了在历史街区保护工作的立法和行政，以及在技术、经济、社会等方面应该采取的措施。

这些包括了历史街区保护制度的建立；街区的社会、经济、文化、技术数据和结构，及其与之相关的更广泛的城市或者地区联系进行全面的研究。

这次会议将世界各国的历史环境问题归纳为五个共同观点，即：

历史环境是人类日常生活环境的一部分，是过去存在的表现。

它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多样性，它能将文化、宗教、社会活动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最准确如实地传给后人。

保护、保存历史环境和现代生活的统一，是城市规划、国土开发方面的基本要素。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该建议提出，历史地段的保护包括了广泛的内容，有“史前遗址、历史城镇、老城区、老村庄、老村落以及相似的古迹群”。

“保护”的内涵也在此文件中拓展，包含了鉴定、防护、保存、修缮、再生和维持历史或传统地区及环境，并使它们重新获得活力。

总的来说，内罗毕建议反映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内容的不断拓展，保护和城市规划开始走向结合。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第十九届会议于1976年11月26日在内罗毕通过）发文单位：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发文时间：

1976-11-16生效日期：

1986-11-16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于1976年10月26日至11月30日在内罗毕举行第十九届会议。

考虑到历史地区是各地人类日常环境的组成部分，它们代表着形成其过去的生动见证，提供了与社会多样化相对应所需的生活背景的多样化，并且基于以上各点，它们获得了自身的价值，又得到了人性的一面；考虑到自古以来，历史地区为文化、宗教及社会活动的多样化和财富提供了最确切的见证，保护历史地区并使它们与现代社会生活相结合是城市规划和土地开发的基本因素；考虑到面对因循守旧和非个性化的危险，这些昔日的生动见证对于人类和对那些从中找到其生活方式缩影及其某一基本特征的民族，是至关重要的；注意到整个世界在扩展或现代化的借口之下，拆毁（却不知道拆毁的是什么）和不合理不适当重建工程正给这一历史遗产带来严重的损害；考虑到历史地区是不可移动的遗产，其损坏即使不会导致经济损失，也常常会带来社会动乱；考虑到这种情况使每个公民承担责任，并赋予公共当局只有他们才能履行的义务；考虑到为了使这些不可替代的财产免受它们所面临的退化甚至全部毁坏的危险，各成员国当务之急是采取全面而有力的政策，把保护和复原历史地区及其周围环境作为国家、地区或地方规划的组成部分；注意到在许多情况下缺乏一套有关建筑遗产及其与城市规划、领土、地区或地方规划相互联系的相当有效而灵活的立法；注意到大会已通过了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国际文件，如：

关于适用于考古发掘的国际原则的建议（1956）、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征的建议（1962）、关于保护受到公共或私人工程威胁的文化财产的建议（1972）；希望补充并扩大这些国际文件所确定的标准和原则的适用范围；收到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该问题作为本届会议第27项议程；第十八次会议决定该问题应采取向各成员国的建议的形式。

于1976年11月26日通过本建议。

大会建议各成员国应通过国家法律或其它方式制订使本建议所规定的原则和准则在其所管辖的领土上生效的措施，以适用以上规定。

大会建议各成员国应将本建议提请与保护历史地区及其周围环境有关的国家、地区和地方当局、事业单位、行政部门或机构以及各种协会的注意。

大会建议各成员国应按大会决定的日期和形式向大会提交有关本建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马丘比丘宪章,1933年现代建筑国际会议（简称CIAM）通过了一项文件，即后来著名的雅典宪章。

此后，这一文件多少年来一直是欧美高等建筑教育的指针。

1977年12月，一些城市规划设计师聚集于利马（LIMA），以雅典宪章为出发点进行了讨论，讨论时四种语言并用，提出了包含有若干要求和宣言的马丘比丘宪章（CHARTEROFMIACHUPICCHU）。

12月12日与会人员在秘鲁大学建筑与规划系学生以及其他见证人陪同下来到了马丘比丘山的古文化遗址签署了新宪章，以表示他们对在专业培训及实践方面所提倡与探索的规划设计原理的坚定信念。

文件签署人明确表示马丘比丘宪章应当适用于各设计专业，但并不是灵丹妙药，而只是为了促进本专业的目标与职能进行专业与专业之间的综合评述。

本宪章也旨在促进公开辩论，并过问各国政府所能够做到也应当采纳的有关改进世界上人类居住点的质量的政策与措施。

国际建协（IUA）将授于国立利马大学以显赫的琼柴祖勉奖金以表彰该大学国际著名设计人士座谈会起草本宪章的首创精神。

此奖金将于1978年10月在墨西哥城召开的第13届国际建协大会上正式颁发绘宪章签署人代表团。

马丘比丘诗人，派白罗聂鲁达（PabloNeruda）曾以他的卓越的隐喻笔法把这座被人遗忘的城市描写成最崇高的人类文化熔炉，它长期寄寓着我们的沉默。

我们这些聚集在一起的建筑师、教育家和规划师、承担了冲破当前的沉默这项严肃任务，本文件就是我们第一次集体努力的结果。

自从现代建筑国际会议（CIAM）发表了关于城市规划的理论与方法的文件以来，几乎已有45年，那文件就是雅典宪章。

最近几十年来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要求对宪章进行一次修订，所有国家的知识界和专业人员，研究院和大学都应来参加。

过去曾有多次努力，想把雅典宪章更新一下。

本文件只是作为我们所承担的工作的开始。

1933年雅典宪章仍然是这个时代的一项基本文件；它可以提高改进但不是要放弃它。

雅典宪章提出的许多原理到今天还是有效的，它证明了建筑与规划的现代运动的生命力和连续性。

1933年的雅典，1977年的马丘比丘，这两次会议的地点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雅典是西欧文明的摇蓝，马丘比丘是另一个世界的一个独立的文化体系的象征。

雅典代表的是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学说中的理性主义，而马丘比丘代表的却都是理性派所没有包括的，单凭逻辑所不能分类的种种一切。

以下按照世界大多数国家在城市化问题的讨论中所占的重要程度，依次提出雅典宪章所包含的各项概念。

佛罗伦萨宪章,佛罗伦萨宪章由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全体大会第八届会议于1981年5月21日在佛罗伦萨通过，并于1982年12月15日登记为威尼斯宪章附件。

宪章对历史园林加以定义，认为它是指“从历史或艺术角度而言民众所感兴趣的建筑和园艺构造”，应将其看作一种古迹。

宪章对历史园林的建筑构造范围以及它的维护、保护、修复、重建、利用、确保维护或恢复其需要的各种植物的定期培植问题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规定。

该宪章注意到了历史园林本身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保护工作不同与其他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认识到它是“活的古迹”，因而是针对这一特殊遗产制定的特定的规则。

华盛顿宪章又称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宪章,华盛顿宪章又称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宪章，制定于1987年10月，由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通过。

该宪章总结了二十多年来各国环境保护的理论与实践经验，确定了保护历史地段及历史城镇城区的意义和作用、保护原则和方法。

它指出“一切城市、社区，不论是长期逐渐发展起来的，还是有意创建的，都是历史上各种各样的社会的表现”。

而历史地区不但有历史文献作用，还“体现着传统的城市文化的价值”。

各国的工业化建设和城市的发展，却使许多历史地区受到威胁、侵蚀、破坏甚至有毁灭的危险。

宪章提出的历史地区保护的内容有：

地段和街道的格局与空间形式，建筑物和绿化、旷地的空间关系，历史性建筑的内外面貌，地段和周围环境的关系，地段在历史上的功能和作用。

宪章还提出了要保持历史城市的地区活力，适应现代生活的需求，解决保护与现代生活等方面矛盾的问题。

华盛顿宪章是继威尼斯宪章之后历史上第二个国际性法规文件，它再次提到保护与现代生活的矛盾，要求城市的保护纳入城市发展政策与规划，标志着城市保护已经与城市规划紧密结合。

华盛顿宪章作为威尼斯宪章的补充，业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共同保护准则。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1989年10月17日至11月16日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考虑到民间创作是人类的共同遗产，是促使各国人民和各社会集团更加接近以及确认其文化特性的强有力手段，注意到民间创作在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方面的重要意义，它在一个民族历史中的作用及在现代文化中的地位，强调民间创作作为文化遗产和现代文化之组成部分所具有的特殊性和重要意义，承认民间创作之传统形式的极端不稳定性，特别是口头传说之诸方面的不稳定性，以及这些方面有可能消失的危险，强调必须承认民间创作在各国所起的作用及其面对多种因素的危险，认为各国政府在保护民间创作方面应起决定性作用，并应尽快采取行动，其第二十四届会议曾决定按组织法第IV条第4段的规定，保护民间创作的问题应形成一份给会员国的建议，于1989年11月15日通过本建议。

大会建议各会员国根据各国的宪法规定，通过所需要的立法措施或其他步骤，执行下述保护民间创作的各项规定，以便在其领土上实施本建议所规定的原则和措施。

大会建议各会员国将本建议通知负责保护民间创作问题的当局、部门或机构，并提请负责民间创作的各组织或机构予以重视，同时建议各会员国鼓励与负责保护民间创作的各有关国际组织进行接触。

大会建议各会员国按大会规定的日期和方式向本组织提交其实施本建议情况的报告。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以下简称教科文组织）大会于2003年9月29日至10月17日在巴黎举行的第三十二届会议，参照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书，尤其是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以及1966年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和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这两个盟约，考虑到1989年的保护民间创作建议书、2001年的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和2002年第三次文化部长圆桌会议通过的伊斯坦布尔宣言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它是文化多样性的熔炉，又是可持续发展的保证，考虑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之间的内在相互依存关系，承认全球化和社会变革进程除了为各群体之间开展新的对话创造条件，也与不容忍现象一样使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损坏、消失和破坏的严重威胁，而这主要是因为缺乏保护这种遗产的资金，意识到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普遍的意愿和共同关心的事项，承认各群体，尤其是土著群体，各团体，有时是个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作、保护、保养和创新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而为丰富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性作出贡献，注意到教科文组织在制定保护文化遗产的准则性文件，尤其是1972年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方面所做的具有深远意义的工作，还注意到迄今尚无有约束力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边文件，考虑到国际上现有的关于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协定、建议书和决议需要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新规定有效地予以充实和补充，考虑到必须提高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的重要意义的认识，考虑到国际社会应当本着互助合作的精神与本公约缔约国一起为保护此类遗产做出贡献，忆及教科文组织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各项计划，尤其是“宣布人类口述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计划，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密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之间进行交流和了解的要素，它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于2003年10月17日通过本公约。

巴拉宪章,澳大利亚巴拉宪章（TheBurraCharter）其全称为“澳大利亚国际古迹遗址委员会文化重要性地方保护宪章”（TheAustraliaICOMOSCharterfortheConservationofPlaceofCulturalSignificance），原于1979年通过执行，其后经过几次修订，目前通行版本为1999年修订版，架构包含正文与三个指导纲要（文化意义、研究与报告执行程序以及维护政策），并提出了一套遗产的科学保护程序，和其他遗产保护法律文件相比较，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巴拉宪章的一项特别之处，是以“地方”的概念来诠释遗产，而非沿用以往国际遗产界采用的古迹、遗址等建筑遗产概念，在其定义中，“地方”意指“场所、地区、土地、景观、建筑物（群）或其他作品，同时可能包括构成元素、内容、空间和景致”，并鼓励更广泛的诠释，具有文化重要性的地方即为文化遗产，文化重要性即历史、美学、科学、社会或精神价值。

上述的定义可说涵盖了各种类型的遗产形式，并且也将有形和无形的元素涵盖在内。

“地方”的概念，可说是澳大利亚用一种更为活泼的概念进行遗产保护的成功尝试。

在巴拉宪章中，保护的目的即在维持“地方”的文化重要性，也强调维持一种地方感，因为具有文化重要性的“地方”，既是历史纪录，也是国家认同和经验的有形表现。

而创造地方感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关注特殊且经过选择的历史面向，处理“地方”与记忆不可避免的纠结关系。

文化遗产的保存，以及把都市邻里指定为历史地段，都是把共同的记忆安置于“地方”的例子，如此一来，记忆透过“地方”的物质性就铭记于景观当中，而不会流失于人们反复无常的心理过程中（T.Cresswell,2006）。

透过遗产保存来维持或产生地方感，使“地方”更具有特色和能见度，使居民有自豪感和归属感，这样的行动除了维护，更有一种“创造”的意义在内。

遗产的特殊形式能为当地居民和游客提供对过往和“地方”的根源感。

换言之，通过遗产保存来维护地方感的行动创造了认同所需的元素，“地方”并非先验的认同标签。

故巴拉宪章以“地方”来诠释遗产，可视为遗产保护哲学对当代思潮的一次重要吸收。

威尼斯宪章与佛罗伦萨宪章,佛罗伦萨宪章是威尼斯宪章的附件,威尼斯宪章全称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威尼斯宪章的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有许多被战争毁坏的城市需要重建，按照什么模式进行重建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

事例：

波兰华沙城的重建中，居民支持按照历史面貌恢复古城的模式，取得巨大成功，吸引了30万在外流浪的华沙人回归，继而掀起爱国建设的热潮。

华沙城后来也作为特例列入了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名录。

在它的影响下，欧洲的许多古城都得到极好的维修和恢复，而恢复历史建筑和保护古城则成为各国重建民族精神的重要手段。

威尼斯宪章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通过的。

威尼斯宪章中心内容-历史纪念物与原真性威尼斯宪章对佛罗伦萨宪章的作用威尼斯宪章扩大了文物古迹的概念，将保护对象扩大到“一定规模环境”和“随时光流逝而获得文化意义的过去一些较为朴实的艺术品”，认为古迹“不能与其所见证的历史和其产生的环境分离”。

佛罗伦萨宪章的背景？

威尼斯宪章扩大了文物古迹的概念，为历史园林作了概念上的铺垫1972年提出了“自然遗产”的概念，首次将自然遗产也列入保护范围；世界以扩展和现代化为借口，进行大量的拆毁和不合理、不适当的重建，给历史遗产带来了严重的损害。

1976内罗毕建议针对此明确指出了保护历史街区在社会、历史和实用方面的普遍价值；1977年马丘比丘宪章倡议各国政府所能够做到也应当采纳的有关改进世界上人类居住点的质量的政策与措施同时针对各国有着历史园林的修复，改造和重建的传统保护对象-历史园林宪章的特点-具体领域的针对性历史园林：

有生命力的遗产,威尼斯宪章简介,威尼斯宪章又称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它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成立的“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中心”于1964年5月在威尼斯召开的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上通过。

成为此后国际上古迹保护地权威性文献，它所确立地文物古迹地价值观及保护这种价值地方法论，为人们普遍服膺，迄今不失其先进性和成熟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有许多被战争毁坏的城市需要重建，按照什么模式进行重建成为人们关注的问威宪章提出了文物古迹保护的基本概念、基本原则和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宪章扩大了文物古迹的概念，将保护对象扩大到“一定规模环境”和“随时光流逝而获得文化意义的过去一些较为朴实的艺术品”，认为古迹“不能与其所见证的历史和其产生的环境分离”。

在历史地段问题上，威宪章所说的历史地段指的仅是文物建筑的所在地以及周围环境，保护和修复的原则和文物建筑的相关原则相同。

宪章提出保护和修复古迹的目的是将古迹作为历史见证和艺术品加以保护，强调文物建筑全部历史信息的保存。

同时，这一文件禁止任何重建，如果进行修复，则要求修复时添加的部分和整体保持和谐一致，又要与原来的部分明显区别。

威尼斯宪章是国际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发展中的里程碑。

它是保护文物建筑方面的第一个国际宪章，它的制定，表明保护文物建筑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共识。

它也将一百多年来文物建筑的保护、修复工作及其科学化历程的发展演变所形成的基本概念、理论、原则以国际性准则的形式确定了下来。

至今，它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佛罗伦萨宪章简介,佛罗伦萨宪章对历史园林加以定义，认为它是指“从历史或艺术角度而言民众所感兴趣的建筑和园艺构造”，应将其看作一种古迹。

宪章对历史园林的建筑构造范围以及它的维护、保护、修复、重建、利用、确保维护或恢复其需要的各种植物的定期培植问题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规定。

历史园林是一种有生命力的历史遗产，在实际的保护实践中必须充分重视这一特点。

该宪章注意到了历史园林本身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保护工作不同与其他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认识到它是“活的古迹”，因而是针对这一特殊遗产制定的特定的规则。

威尼斯宪章与佛罗伦萨宪章内容之比较,威尼斯宪章定义、保护、修复、历史地段、发掘、出版的内容佛罗伦萨定义与目标、维护、保护、修复、重建、利用、法律和行政保护等内容，但同时对财政责任，人才培训，公众兴趣激发都做了明确的描述和规范。

例如：

第二十三条根据具有资格的专家的建议，采取有助于维护、保护和修复以及在必要情况下重建历史园林的财政措施，亦是有关负责当局的任务。

第二十四条应该为这种人才，不论是历史学家、建筑学家、环境美化专家、园艺学家还是植物学家提供适当的培训课程。

第二十五条应通过各种活动激发对历史园林的兴趣,威尼斯宪章与佛罗伦萨宪章关于修复条款之比较,威尼斯宪章修复：

第九项修复是一件高度专门化的技术。

它的目的是完全保护和再现文物建筑的审美和历史价值，它必须尊重原始资料和确凿的文献。

它不能有丝毫臆测。

任何一点不可避免的增添部分都必须跟原来的建筑外观明显地区别开来，并且要看得出是当代的东西。

不论什么情况下，修复之前和之后都要对文物建筑进行考古的和历史的研究。

第十一项各时代加在一座文物建筑上的正当的东西都要尊重，因为修复的目的不是追求风格的统一。

一座建筑物有各时期叠压的东西时，只有在个别情况下才允许把被压的底层显示出来，条件是，去掉的东西价值甚小，而显示出来的却有很大的历史、考古和审美价值，而且保存情况良好，还值得显示。

负责修复工作的个人不能独自评价所涉及的各部分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