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笔记.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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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一点看法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在一开始的导言里便点明，整本书是在探讨这样一个问题：

“在且仅在西方世界中曾出现的，朝着具有某些普遍性意义及价值方向发展的某些文化现象应归诸怎样的因果关系”。

而通过对于书名的解读，我们或许可以将这个问题简化为一个结论，即：

在且仅在西方世界中曾出现的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和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新教的宗教伦理有着因果关系。

韦伯自己也在此书结尾处写：

“不止是近代的资本主义精神，还有近代的文化，本质上的一个构成要素——立基于职业理念上的理性的生活样式，乃是由基督教的禁欲精神所孕生出来的，而这就是本文所要证明的。

”而此处的禁欲精神可以说是一种新教伦理的一方面。

一、从韦伯所述的东西方差异谈起

首先，从“西方世界”来说。

韦伯在前言中列举了一个现象，即在东方与西方都曾经出现过一系列的高度发达的技术与艺术，但是只有西方发展出来了理性的或者说规律性的内容，例如理性的法学，理性的和声音乐，熟练运用拱形物理结构的建筑，专业人士构成的统治阶层等（这个问题似乎与“李约瑟难题”有呼应之处）。

而韦伯列举上述现象只是为了引出另一个关键词，即资本主义，或者说，他提出的是资本主义同其他的文化经济等现象一样，在西方都演变出了一种不同其他的独特模式。

而本书中所要论述的资本主义精神，正是这种西方的特有的资本主义的产物。

那么，这种特有的资本主义是什么呢？

韦伯认为，资本主义不是单纯的对利得的追求。

“‘营利’、‘追求利得’、追求金钱以及尽可能聚集更多的钱财，就其本身而言，与资本主义完全无涉。

”由此，韦伯提出自己对资本主义的看法：

资本主义应当是通过和平的方式营利，同时理性的追求盈利，而这种理性的表现便是通过损益平衡表等方式进行收益评估。

但是他所说的这种资本主义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曾经出现过。

“资本主义企业与资本主义企业家（不管临时性的还是持续的），都是自古即有且极为普遍的现象。

”（个人认为上述的表现可以说这是一种常规的商业企业的经营模式，这里的“资本主义”或许可以理解为私人工商业）接着，便引出了西方特有的这种资本主义模式。

这种理性模式的出现伴随着两个发展因素，即：

“家计与经营的分离和理性的簿记”。

这两个因素促成了资本主义阶级的形成而避免了生产扩大化后的地主化。

同时其独特的雇工模式产生的劳工组织对于其社会结构也有了更大的影响。

这种影响不只在于整个的社会矛盾转向了雇主和雇工的矛盾，为其后的社会转型买下的种子。

同时也促成了市民阶层的产生和技术的应用和法律的推广。

这一切的一切，被韦伯归结为是一种西方特有的文化特征，而这一切的原因被归结为西方的资本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在韦伯看来正是理性主义的一个侧影。

二、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涵

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的描述是在一种比较中进行的。

首先是和一种暴力的或者贪得无厌的“资本主义”进行对比。

无论是建立在形式上或者实际上的暴力之上的营利行为，还是一种“冒险家”的营利行为，在韦伯眼中都不符合其对资本主义的定义。

韦伯眼中的资本主义应当是建立在和平基础上的，同时也不是贪得无厌的，而是有节制的，是出于理性考虑的。

这种理性的外在表现如下：

首先是理性的记账方式与收益评估，其次是理性的社会管理与社会统治，然后是理性的科学技术应用。

整个的理性行为构成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核，促成了一种实用、高效、准确的生活生产模式的形成。

然后是与一种“传统主义”的对比。

传统主义的作风与新兴的资本主义两者是有着一定区别的。

韦伯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描述。

一个是从劳动者的角度。

传统的劳动者（在文中我们或许可以置换为天主教地区的劳动者）具有更求安逸与满足的心态，而新教熏陶下的工人更能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下的剥削。

在企业主的角度来看，传统主义的企业家们更追求营利本身，或者说是满足自身的物质需求或者其他需求，而“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企业家则更倾向于将工作视为天职有系统且理性地追求合法利得的心态，也就是说，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企业主们的目的不在于更多的营利，而是工作本身。

换而言之，就是“天职”观。

上述的营利行动的理性精神与将工作视为目的本身的“天职”观念，构成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涵，而且后者也可以看做是在宗教伦理下的另一种理性的思考结果。

“理性”和“天职”两个关键词，对于解读韦伯理解的资本主义精神有着重要的意义。

同时，韦伯也指出，“天职”这种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并不符合人性，在人的欲望不能得到真正满足的情况下，“天职”观这种不以满足自身需要为目的的工作观念并不能实为一种“合乎理性”的观念。

那么造成这种工作观的原因是什么？

上述的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三、资本主义精神在新教伦理处的印证

在本书的第一章中，韦伯列出了两个现象，即天主教和新教的信徒在教育、工作、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很多成功的资本家同时是虔诚的新教徒。

这种现象让韦伯认为，新教的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或者说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行为背后的文化背景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关系。

在全书之中，他也始终在传达着这种暗示，即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存在着某种关联。

同时在上文中那种看上去不合理性的“天职”的工作观，也在本书第三章中被加以解释。

韦伯认为，这种“天职”观与新教路德宗的伦理观念有着一定的联系。

路德在发动宗教改革后，其所领导创立的路德宗倡导“因信称义”，即倡导通过虔信的方式来获得救赎，成为神面前的义人。

随着其与天主教的思想矛盾的加深，其倡导的职业思想也愈发的激进，最后便赋予了世俗劳动以宗教意义。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履行世俗内的事务是讨神欢喜的唯一之道，此一道路且唯独此道方为神之所愿，也因此，任何正当的职业在神之前绝对具有同等的价值。

”虽然路德的思想被认为是保守的，在资本主义者看来是十分落伍的，但是其作用是不可小视的。

正如书中所说：

“和天主教的见解相反，使得现世内的职业劳动在道德的重视与宗教的奖赏上大为提升。

”这也为加尔文派等其他新教教派在这一伦理观上面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基点。

但是，路德的观点无疑是保守且落后的，这种伦理观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改观了对于现世的职业发展的追求，而对于无休止的职业发展的本身，或者说是新的资本主义精神中的禁欲的，将工作视为目的的职业观来说，这种观点还不够。

对这种禁欲精神和这种对于俗世职业的发展如此看重的职业观影响巨大的，是加尔文和他所代表的新教教派。

从加尔文宗来看，加尔文宗强调“预选论”，每个人降生的时候便已确定其是选民或是非选民，而获得救赎确信的办法只有两个：

“其一是，每个人都有义务相信自己是选民，并且将任何怀疑都视为魔鬼的诱惑而加以拒斥，因为缺乏自信就是信仰不足、亦即恩宠作用不够的结果。

……其二是，谆谆教诲人要以孜孜不倦的职业劳动来作为获得那种自我确认的最佳手段。

”在这种情况下，自己的努力工作便是自我救赎的一种良好的方式。

同时，通过对于传统宗教仪式的“祛魅”，传统的宗教仪式是去了其原有的效果。

而人们为了在世的自我救赎，只有将自己投入到工作中去。

“‘圣徒’的生活绝对只追求一个超越的目标——救赎；但正因如此，在此世的生涯便彻底地被理性化……”在这个意义上，前文中的理性化的职业观便得到了一定的解释。

而从路德派中发展出来的虔敬派虽然在坚定性与一贯性上逊色于加尔文派，但是去对于理性的生活方式的渗入与一种冷静而谦卑的生活理念和个人性格的塑造无疑是有着很大的作用的，这种品德“与市民——资本主义企业家的严格、正直与积极更加有相互的亲和性”。

这对于新资本主义者所表现出的个人气质有着极大的关联。

同时教友派的观点也对资本主义的实用思想有着贡献。

“对抗肉体欲望与外物执着的斗争，绝非针对理性营利的斗争，而是对抗财产之非理性使用的斗争。

”这种观点对于新资本主义者对于财产的态度有着重要的影响，对于财产、个人奋斗与营利等行为在伦理上逐步被接受并被推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如上所言，新教的伦理在某种程度上与资本主义者身上所表现出的精神特质是有相通关系的，而最后，韦伯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活动的世俗化越来越强烈，其身上的宗教色彩也就越来越淡化，最终成为一个在表面上看不出其宗教根基的新的个体。

四、读后的几点感想

1、这本书所探讨的关系是宗教思想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作为对一种文化力量的讨论，韦伯将资本主义精神的出现归因与宗教改革后的新教伦理，这种归因方式受到了很多的质疑。

毕竟作为一个文化现象的出现，其背后的物质因素和政治因素是不能忽视的。

不过韦伯也在最后做出了自己的解释。

此书的只是出于相对于历史主义的另一个视角进行问题的探讨，他也并不否定历史主义视角对这种精神的物质条件的探讨的合理性。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形成，其归因应是多样的，那么多换一个角度也是一种启发。

2、这种将民族性或者某种行为的精神内核与当时的文化背景联系的论述对于当下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中国当前的发展，其指导思想多是外来思想的本土化。

这种本土化的程度更多是在物质层面上而忽略了文化意义上的东西。

对于当前的中国的一些问题，比如国民素质和道德，比如市场经济中的人的行为，比如后工业时代中的中国的传统精神的扬弃，这些问题都要涉及到文化背景的问题，而这些也需要更多的人投入到研究中来以完成某些理论的本土化，更要发展中国自己的理论与思想。

3、本书的开头说到的东西方差异让人想到李约瑟难题。

在东西方都发展出来了灿烂文明之后，东方，尤其是中国在数千年的时间里为何在领先千年后却最终落后于了世界。

本书用“理性”这一观点给以了一个答案，即，东方的艺术和科技等等方面没有发展出来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没有将实用层面与感性层面的东西升华到理性中去。

而理性思想之所以没有产生，也许与没有一种文化背景有关。

但是这种讨论又陷入到了一种纯文化的讨论之中，关于其他方面的讨论，至于在有了更详实资料的讨论后才有结果。

4、这本书的内容之庞杂超乎想象，论证这样一个由文化到文化的问题，需要作者的强大的理论储备与积累。

作者关于新教各教派（路德派、加尔文派、卫理会、虔敬派、再洗礼派等）的伦理观点的论述无疑是需要在神学上下一番苦功夫的。

而这一部分读起来也十分艰涩。

同时，这一部分从比较宗教学的角度出发，进行了比较论述，整个的新教伦理的共性与差异显现的十分彻底。

理论大师的功力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