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民增收问题的几点思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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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民增收问题的几点思考

关于农民增收问题的几点思考

    近年来，农民增收困难已经成为倍受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三农”工作的“难点”和中心任务。

农民增收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密切相关的重大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

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指出：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

研究农民增收问题，必须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放之于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去认识、去分析、去思考，在经济各要素的有机联系和相互作用中把握农民增收的规律和特点，制定实施科学性、针对性和操作性强的工作思路和工作措施。

这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农民增收问题上的反映，也是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现实需要。

  一、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民富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主义认为，客观世界是作为一个系统存在着的，系统内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是有机联系和相互作用的，部分受整体的制约，同时又对整体的发展具有能动作用。

农民增收作为整个农村经济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晴雨表”。

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民富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核心目标和重要使命，对于启动农村消费、扩大内需、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乃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稳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不断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民富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不断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民富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需要

首先，不断增加农民收入是确保国计民生和经济安全的客观需要。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农业丰，则基础牢；农业稳，则社会安；农民富，则国家昌”，充分说明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目前中国人口已经超过13亿，而且平均每年净增1400万，有专家估计到本世纪中叶，我国人口会达到16亿。

庞大的人口需要足够的粮食供给，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不仅是中国，包括世界，粮食供给都是一个十分严峻的课题。

对于有着庞大人口基数以及相对较高增长率的中国来说，这个问题更加突出。

广大农民群众作为农业生产的主体，是粮食等农产品的主要生产者和供应者，承担着为全社会提供后勤保障、确保国家安全和亿万民生的重任，在整个社会分工中处于十分重要的一环。

如果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不高，生产搞不上去，粮食供应发生困难，整个国计民生和经济安全都会受到严重影响，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美好目标就会瞬间化为乌有。

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经过历史反复证明了的一个真理。

其次，不断增加农民收入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客观需要。

我国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而不是实现一部分人的富裕。

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小康社会是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而不是在局部地区、部分人之间实现的小康社会。

目前，我国农村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72.5%，即使到2010年，农村人口仍有7亿人左右，到2020年，农村还会有5亿人口。

如果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群众富裕不起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就不可能真正实现。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城市居民收入实现了快速增长，但农民群众收入增长速度相对较慢；不少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已经接近或达到一些发达国家居民生活水准，但农村相当一部分人还生活在温饱线以下，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甚至吃不饱饭的现象大量存在，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

这些都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十分不符，也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背道而驰。

第三，不断增加农民收入是激发和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客观需要。

我国长期处于农业社会，农民群众是社会的最大群体，并在推动整个社会和历史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特别是近代以来，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农民群众都为之付出了巨大代价，作出了突出贡献。

可以说，没有中国农民，就没有中国的近代化；没有中国农民，就不会有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没有中国农民，也不会有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良好局面。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宏大社会系统工程，需要调动社会各个行业、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积极性，不仅需要广大农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和大力支持，而且应当更加关注农民群众这一群体，通过发展生产，不断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其生产生活条件，最大程度地激发和调动他们从事生产生活的积极性，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新的伟大征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不断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民富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措施

首先，不断增加农民收入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措施。

科学发展观是我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是我们做好农业和农村工作，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指导思想，它的本质和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强调“五个统筹”，其中之一就是要统筹城乡协调发展。

坚持以人为本，必须立足于城乡全体居民，让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群众参与改革发展进程、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着眼于所有城镇乡村，重视把农村的事情办好。

如果脱离农民群众的愿望，忽视农民群众的利益，发展就没有真正体现以人为本；如果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农村生态环境没有明显改善，发展就不可能真正做到全面协调可持续。

其次，不断增加农民收入是促进整个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城乡关系良性互动的重要措施。

根据经济学原理，第一、二、三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和有机联系的，三个产业是否协调发展，是保持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城乡关系良性互动的前提和基础。

农业作为第一产业，不仅担负着为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提供原材料、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任务，同时也是第二、三产业的重要消费领域。

由于农村人口占大多数，这里集中着我国数量最多、潜力最大的消费群体，是我国经济增长最可靠、最持久的动力源泉。

只有不断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民富裕，才能使亿万农民群众的购买意愿转化为巨大的现实消费需求，拉动整个经济的持续增长。

特别是通过加强农村道路、住房、能源、水利、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既可以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和农民的消费环境，大大释放消费潜力，又可以消化当前部分行业的过剩生产能力，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

第三，不断增加农民收入是解决当前经济社会问题的重要措施。

我国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在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也逐步暴露出来，如经济结构不合理问题、城乡差距过大问题、区域发展不协调问题、国际收支严重失衡问题、人民币升值压力大问题、经济对外贸依存度过高问题等等，如不及时解决，势必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干扰甚至中断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大好局面。

只有不断增加农民收入，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才能确保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只有不断增加农民收入，农民群众才能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农业生产，不断增强农业发展潜力，彻底改变农业弱势产业的被动局面；只有不断增加农民收入，最大程度地激发和调动农民群众这一最大群体的消费潜力，才能改变我国目前外贸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减少因国际收支严重失衡以及经济对外贸依存度过高给国家安全带来的严重威胁。

  （三）不断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民富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保障

首先，不断增加农民收入是凝聚民心的现实需要。

近年来，由于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农民收入过低、农民群众受歧视等因素，使许多农民群众的身心受到极大伤害，有的对生活悲观失望，对社会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和抵触心理，不满社会、仇视社会，甚至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有的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党的执政宗旨产生了怀疑，与党组织离心离德；有的产生信仰危机，听信邪教的蛊惑，成为社会上的害群之马。

可见，农民收入过低、农民群众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其危害性不仅仅体现在身体上、物质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思想上、信仰上、民心上；农民增收不仅仅是一个增加一点收入、减少一点收入“钱”的问题，更是一个关系人心向背，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答应不答应的政治性问题。

必须给予农民群众更多的关注、关心和帮助，采取切实措施，认真解决包括收入过低、权益保护、社会保障等系列问题，这是重树信心、稳定民心、凝聚人心的根本举措。

其次，不断增加农民收入是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现实需要。

目前我国正处在人民内部矛盾凸显、民间纠纷多发的特殊时期，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集体上访、越级上访和群体性事件日益增多，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一方面，大量的社会矛盾纠纷属于改革发展中产生的矛盾纠纷，呈现出中心问题利益化、涉及层面广泛化、参与主体群体化、发展过程复杂化等特点，对这些矛盾纠纷，必须依靠发展的办法，充分考虑到广大农民群众的合法权利和利益，使他们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不断获得更多的实惠和好处；另一方面，也确实有一部分群众，或因生活困难、走投无路，或感到受到社会不公平不公正待遇，或在生活条件巨大反差的强烈刺激下，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所谓“越穷的地方越乱”就是这个道理。

只有生产发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农民群众富裕了，大家安居乐业，社会矛盾纠纷才会相应地大大减少，违法犯罪的现象才会从根本上预防。

从这个意义上讲，发展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根本措施，增加农民收入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措施。

    第三，不断增加农民收入是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现实需要。

群众的支持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占人口大多数农民群众的支持，不仅在现在，而且在将来很长一个时期内，都是党的事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

同时，还应当看到，农民群众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既是一个善良、忠诚的社会群体，又是一个趋利性、功利性很强的社会群体，为农民群众着想，真心实意地为农民群众办实事、好事，才能得到他们的赞成和支持；忽视农民群众的利益和需求，甚至不惜损害他们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就会受到他们的反对和阻挠。

近年来，由于“重工轻农”思想的广泛存在以及城乡之间不合理体制、农产品价格过低等因素，农民群众收入增长缓慢，农民群众的辛勤劳动同个人收入的严重不对等以及同城市居民、同富有阶层之间的巨大差异，使群众对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损害了党同农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必将给党的事业造成巨大伤害。

解决好农民群众的收入过低问题，必将进一步增强党同农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夯实党在农村的群众工作基础，提高党的执政威信和执政能力。

从这个意义上讲，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民富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政府最现实、最迫切、最直接的“民心工程”，是密切党同农民群众血肉联系的“党建工程”。

必须看到，从长远看，农民增收问题的最终解决，有赖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有赖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程度，有赖于我国综合实力的进一步提高。

解决农民收入问题不是仅宜之计，更不能把这一问题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割裂开来，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理论方法和工作方法，放之于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中去分析、去谋划、去推动，在推动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实现农民增收。

中央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快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加快改革开放以及推进自主创新发展循环经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都是确保农民增收、实现农民富裕的前提性、根本性和基础性工作，只有把这些工作搞好了，经济社会发展了，农民增入才会有可靠保障和持久动力源泉。

      二、农民收入现状的分析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断发现和解决矛盾是推动事物不断发展的动力源泉。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农民收入确实实现了大幅度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生活质量大大提高，生活环境、生活条件得到很大改善，长期温饱不保的中国农民，正逐步向小康社会的美好目标迈进。

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农民增收困难、增收幅度相对较低、农民负担过重以及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等系列矛盾和问题，特别是农民增收问题，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趋势：

（一）农民收入平均增长速度不高，且呈阶段性递减趋势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群众收入增长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在改革初期，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民生产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均实现了历史性增长，这也是建国以来农民群众增收最好的时期。

但近几年来，这种状况发生了根本改变，其趋势已经由原来的一直快速增长转变为平均增长速度不高，并呈阶段性递减趋势。

据统计，从1997年到2003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幅已连续7年没有超过5%，最高的年份增长4.8%，最低的只增长2.1%，年均增长4%，仅相当于同期城镇居民收入年均增长幅度的一半。

其中，1978－1984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7.7%；1985年－1988年4.9%；1989－1991年国民经济治理整顿期间仅1.9%；1992年－2000年为4.6%。

特别是1997－200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连续四年下降，分别比上年减少4.4、0.3、0.5、1.7个百分点。

增长率从1996年的9%下降至2000年的2.1%。

农民收入增幅连续四年下降，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

2004年，由于实行“两减免三补贴”等惠农政策，加上气候条件好和粮价回升，农民收入增幅达到了6.8%。

总的来看，农民收入增长速度不高，且受到国家政策和气候的影响很大，国家政策好、粮价上升，农民群众收入就会得到一定程度的增加；如果遇到洪劳、干旱等灾害天气，农民收入则大打折扣，收入十分不稳定，在正常年景下，农民收入增幅能保持在5%就相当不错。

（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拉大态势，农民群众普遍成为低收入阶层

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由原来的相差不大，到逐渐拉大，是我国的一个基本国情，也是城乡差距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有逐渐加深的危险。

据统计，1983－1990年，城乡居民收入比由1980年的2.5∶1缩小为2.2∶1，最高为2.29∶1，最低为1.84∶1，此为缩小阶段。

1991－1995年，差距明显高于前一阶段，除1991年为2.4∶1之外，其余年份均在2.5∶1以上，其中1993、1994年分别高达2.80∶1、2.86∶1，此为迅速扩大阶段。

1996－1999年，差距比前一阶段有所缩小，但除一个年份略低于2.5∶1之外，其余年份均在2.5∶1以上，明显高于80年代。

2004年两者之比扩大到1：

3.21。

到2005年，这一差距比扩大到1：

3.22。

近几年，随着城市工资改革的逐步进行，城市居民特别是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工资已经得到稳步提升，与1996年相比，部分地区、部分城市上述人员收入增幅近10倍以上，在这种因素的带动下，城市其他居民的收入也得到不同程度的增加，但农民群众由于被排除在经济循环的体系之外，收入并没有增加多少，扣除物价上涨等因素，不仅没有增加，而且实质已经严重下降，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的收入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呈扩大趋势。

    （三）农民收入中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较为严重，区域发展不平衡

从地区差距上看，全国一半以上的低收入农村人口集中在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农民收入多于中部，中部地区农民收入多于西部，差距呈扩大趋势。

据农村住户调查，按经济地带分，1980年东部、中部和西部农民纯收入之比为1∶0.82∶0.79，1985年为1∶0.84∶0.69，1999年为1∶0.68∶0.51。

1980年东部与西部农民人均收入比为1∶0.77，1985年为1∶0.67，1999年为1∶0.65。

从收入分配状况看，总体的基尼系数由1978年的0.2124上升至1999年的0.3361。

如果从局部来看，基尼系数已突破0.4的警戒线。

从城乡差距看，随着1985年后改革重心向城镇转移，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先缩小后扩大。

从农民的就业选择看，纯农业的收入低于非农业户和兼业农户，粮食主产区农民的收入普遍不高，这部分农户基本上是中低收入户。

实践证明，农民群众中从事传统农业、分散生产的，收入就低；用现代方式规模经营的种田大户、养殖大户，收入相对就高。

特别是处于偏远闭塞地区、一家一户为单位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农民群众，是低收入者最低层，生活普遍十分困难。

如果说，我国部分城市、部分地区已经进入现代社会的高级阶段，大部分地方则是现代社会的初级阶段，西部偏远地区则相当于二十世纪的初期阶段，两者整整相差上百年！

    （四）农村地区在平均收入水平不高的前提下，低收入人口比重相当大

在我国平均土地面积只有1.4亩的情况下，农村中收入高者只占很少一部分，且以进城经商、种田大户、养殖大户以及城市近效农民等资源型、智力型和地理优势型农民为主，真正依靠土地致富的微忽其微，且占了农民群众中的绝大多数。

据统计，以村为单位，1999年全国人均收入1000元以下的有8326.7万人，占农村人口的9.4%。

这些数据说明，目前农村有所1／3人口的月收入在125元以下，其中约有1.2亿人口月收入不足或只有100元。

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对67000农户的抽样调查看，1999年，人均收入1000元以下的占13%，1000－1300元的占10.8%，1300－1500元以下的占8.1%。

三部分合计占被调查户的31.9%，其中年收入不足或只有1300元的比例为23.8%。

到2005年底，我国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还有2365万人，他们的收入上限（683元）仅仅是全国农民人均收入（3255元）的20%；低收入贫困人口4067万人，他们的收入上限（944元）仅仅是全国农民平均收入的29%，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和刚刚超过温饱线但还没不稳定的低收入人口总计6432万人，而建档立卡的工作对象有近1亿人，超过了一个中等国家人口总数！

    （五）农民收入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非农业和进城务工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

从总体来讲，农民收入来源已经实现了多元化，不再局限于单纯的农业收入，来自其他方面的收入也占了很大一部分。

以1997年全国统计数字为例，全国农民人均来自种植业的纯收入为976元，占人均纯收入的比为46.7%。

2004年,人均种植业的纯收入为1056元,7年间仅增加80元，占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下降了36%。

与时同时，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在不断增长，1997年，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为514元，占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为24.6%;2004年,人均工资性收入为998元,占人均纯收入的比重提高到34%。

目前，农民收入构成中来自非农产业比重已经接近一半，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多。

这表明当前农民收入很重要的增长部分主要靠非农业，而不是靠种地，这是事实，也预示着今后农民收入增长的发展方向。

有些进城务工人员，由于自身的勤奋、天赋等其他原因，不仅在城市顺利实现了就业，增加自身收入，而且已经有机地融入到城市社会，成为我国城市化、工业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他们在改变农民收入状况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改变着我国的社会结构。

  三、制约农民收入增加的主要因素

  当前，制约和影响农民收入增加的因素很多，既有工农之间的差异、农业的弱质性、中国农民人口众多、中国人均农业资源少以及加入WTO后的冲击等客观因素，又有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城乡“二元化”经济结构、农业投资不足、农业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低、农民素质偏低以及农民负担过重等主观因素；既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矛盾的现实反映，又是国民经济发展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集中体现。

认真分析和把握主客观因素的成因、现状和影响，对于正确把握形势，研究制定科学性、针对性强的工作措施，推动问题的顺利解决，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一）农业经济结构不合理，农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比较低

我国长期实行的是以城乡相互封闭、内部自我循环和严禁乡村人口流向城市为突出标志的城乡“二元化”经济和社会结构。

为了保证人民生活和工业扩张对农产品的基本需求，政府强制干预农业生产活动，限制甚至禁止农村工业和商业等非农产业的自然发展，把农业生产局限于种植业，特别是粮食生产上，不仅割断了农村内部产业之间、城乡产业之间的自然联系，而且人为地降低了农业生产的比较利益，扼杀了农民增产增收的积极性。

大部分地区农产品以低产出、低收入的粮食作物为主，缺乏特色产业和高附加值种植作物，产品结构不合理、质量水平不高，大部分农民群众常年累月地劳动，收入却并不高。

农村二三产业发展水平不高，农业发展所需要的配套服务远远跟不上，阻碍了农业向社会大生产发展，生产效率难以提高，同时也影响了农民多渠道扩大就业和增加收入。

由于农业科研投入不足、农业科研及其推广与农业生产各自为政等原因，科研成果大量闲置、浪费，不能及时有效地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农业科技总体水平和附加值低。

同时，由于以前作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乡镇企业受到国内外经济环境巨大变迁、企业经营者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破产倒闭的日益增多，农民从乡镇企业获得的劳务收入增长速度在逐渐减慢，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增加。

（二）农业生产资金投入不足，产业化组织化程度低

受城乡“二元化”经济结构的影响，农业、农村和农民在资源和国民收入分配中长期处于不利地位，农村土地、资金和人才过多地由农村流向城市，很大程度上是农业和农村承担着为工业化和城镇化提供积累的重任，农业成为城市发展的附属品、牺牲品。

由于农业具有投资风险大、投资报酬低以及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不完善等特点，金融、企业等投资主体不愿意把资金过多地投入到农村地区，农民群众很难获得贷款用以发展农业，同时由于目前国家财力有限，不可能拿出更多的资金支援农业，农民群众实际上成为中国农村经济微观投入的主体。

一方面，农民收入过低，无力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农业生产上，同时由于农业的低附加值、低回报的现实，农民即使有了少量的资金，也不愿意过多地投入到农业生产上来；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趋利行为，使资金流向发生了变化，支农资金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发达地区，从农业流向第二、第三产业，使本来有限的农业资金更加减少。

    （三）农民素质偏低，就业面比较窄

    城乡之间的差距，不仅表现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距上，相当程度地还表现在人的素质的差距上。

许多农村地区教育事业、教育条件十分落后，农民子弟缀学率很高，加之人才外流等因素，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群众整体素质偏低，文盲、半文盲的比例很高。

据统计，目前农村劳动力中文盲、半文盲人数占劳动力总数的13.7%，小学程度人数占劳动力总数的36.62%。

农民素质的偏低，直接决定着其所从事的职业和创收的能力。

目前大部分农民仅局限于以简单的体力劳动为主，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大约在1亿左右，其中初中生学历的占60—70%，大部分从事城市建筑、环保、家政、餐钦等简单的体力劳动，而城市从事脑力劳动的占有很高比例，这一特点决定了农村人均收入与城市居民人均收入上的差距。

同时，虽然大部分农民工对现在目前岗位能够适应，但是接下去对更高学历的劳动力的需求会不断增多，特别是随着机械化水平的逐步提高，单靠体力劳动增收的机会越来越少，如果不尽快提高农民群众的素质，农民增收的目标就很难实现。

同时，在理解这一问题时，应当看到由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对劳动力包括对人才的需求会有一定限度，不可能无限制地增加下去，即使农民群众全部提高了素质和劳动技能，由于农民群众人口数量巨大，不可能实现人人在城市就业，人人获得经营现代农业的机会。

我们在理解这一问题时，只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相对论的观点看待，不能把问题绝对化，那种把农民收入过低的原因单纯归结为农民素质低的观点，抹杀和混淆了事物的主要矛盾，不符合我国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

    （四）农业信息化和农产品市场流通等农业支撑体系不健全，社会保障服务水平比较低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市场关系到农产品和农村生活用品的流通。

农村生产要素的配置，在农民收入的实现与使用方面起到直接作用，并对收入的形成与使用具有很强的关联影响。

目前，我国农村市场发育程度较低，农产品流通渠道不畅，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