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开放度测度研究述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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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开放度测度研究述评

贸易开放度测度研究述评

    贸易开放度是反映一国（地域）市场对外开放程度的一个综合性指标，可是对如何气宇贸易开放度却一直存在争辩。

从国内外的研究来看，在贸易开放度的衡量上，初期是从贸易依存度指标的应用开始的。

随着对贸易依存度指标的质疑，学者们一方面对贸易依存度的传统比率法计算公式进行修正，另一方面开始引入其他指标来考察贸易开放度，选择的指标范围也从贸易流量指标扩大到与贸易政策、经济规模等相关的行为指标，气宇贸易开放度的新方式大量涌现。

    一、国外关于贸易开放度测度的研究    

（一）贸易依存度指标及其修正    为了探究一国（地区）经济对他国（地区）经济或对世界经济相互依赖的程度，Brown（1940）首先提出了“相互依存”的概念，以表明外部经济变动对一国（地区）经济产生影响的程度及一国（地区）经济变动对外部经济产生影响的程度。

1950年小岛清在《对外贸易论》中引入贸易依存度（也称对外贸易比率、外贸依存度），它是指一国（地区）进出口总额与该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小岛清用其表示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从长期看，进出口额是保持平衡的，所以可以用进口依存度（进口额/GDP）或者出口依存度（出口额/GDP）来衡量贸易依存度。

用贸易依存度来表示一国（地区）参与国际贸易的程度或者一国（地区）经济增长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从而判明贸易开放度的高低，其方法简单、直观，成为众多学者分析的常用方法。

在进行国际比较时，该指标的分母GDP和分子进出口总额一般都以美元表示，有时在对某一产品做供需分析时也采用进口依存度或出口依存度的术语，这时分母一般指该产品的国内供应量或国内消费量。

    然而，这种方法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贸易依存度容易受到经济规模、市场规模、国内消费需求、汇率、地理位置、自然禀赋以及所采取的对外经济政策等因素的影响，贸易依存度的变动并不能完全反映贸易开放度的变动，其高低并不能一概而论。

钱纳里（1988）发现，人口较多的国家，对外贸易比率普遍较低。

库兹涅茨（1989）在对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70年代初期一些国家外贸依存度做了比较后，从统计学的角度分析指出，对外贸易比率与一国国民经济规模之间存在负相关，小国比大国对国际贸易的依存度更大。

其理由是小国国内市场狭小，为了消除这一制约因素，促进经济增长，小国往往大力发展外贸，外贸也就成为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引擎。

而大国由于人口众多，国内市场规模较大，通过发展内需也能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

以色列经济学家布鲁门塔（1972）认为，贸易依存度与一国生产率和一国生活水平的高低呈正相关，因为由于生产率高，其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也强，而一国国民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商品的需求也会增加而且会呈多样化的趋势，需求的增加会引起进口的增加。

Edwards（1998）发现，一个国家即使贸易扭曲严重，但仍然可能有很高的贸易依存度，贸易依存度不能真实地反映贸易政策。

因此，传统对外贸易比率法并不能真实反映一国的贸易开放程度。

    正因如此，从20世纪60、70年代起，围绕贸易开放度的度量方法，国外出现了许多新的观点，不少学者认为继续采用传统对外贸易比率法是可行的，但必须对传统比率法做局部调整和修改，如以进口额对GDP的比率（进口依存度）取代原来的对外贸易比率，并且将进口中的刚性商品如粮食、石油等从进口中扣除；GDP中应将非贸易性行业部分（一般指服务业）扣除以减少各国GDP构成不同所造成的偏差；用购买力平价汇率计算各国GDP以减少因名义汇率扭曲所造成的影响等。

Patrick等（1998）运用对外贸易依存度对GDP、GDP的平方、人口、人均GDP的平方做回归①，并以此对贸易依存度进行修正作为贸易开放度指标。

Loyd和Maclaren（2002）采用修正的贸易依存度指标体系，利用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对贸易依存度进行改良，得出一组衡量贸易开放度的指标。

Jay和Kenneth（2006）以为贸易开放度是个二维概念，即不仅包括一国（地域）经济与国际经济的联系程度，还包括该国（地域）对外贸易对国际贸易的贡献，为此，他们提出了一个CTI指标（thecompositetradeintensity，CTI），以对传统比率法进行修正。

②    

（二）新的贸易开放度指标的引入    从20世纪60、70年代起，国外出现的关于度量贸易开放度的新观点与方法中，除了采用修正的贸易依存度指标外，还有许多学者认为度量贸易开放度应立足于贸易政策，即不仅要度量关税措施，而且还要度量非关税措施。

从关税角度来度量贸易开放度的指标有平均关税率、集成关税率和有效保护率。

从非关税壁垒角度来度量经济开放度的指标有数量限制平均覆盖率、非关税壁垒覆盖率（受非关税政策措施影响的进口额占总进口额的比重）和非关税使用率（每年运用非关税政策的次数）。

但是，Anderson和Neary（1994）认为只有当关税是贸易保护的唯一形式时，贸易开放指数才可以用平均关税率来度量。

还有研究者采用外汇的黑市交易费用来替代外贸扭曲程度（LevineandRenelt，1992）。

美国传统基金会贸易政策指数根据关税和其他贸易扭曲程度把国家分为自由、较自由、较不自由、受压制等类型（JohnsonandSheely，1996）。

    应该说，以上这些看法或建议从不同侧面补充或完善了贸易开放度的度量方法，但是，贸易开放度度量方法依然存在缺陷。

基于此，20世纪80年代后期世界银行在进行贸易开放度度量时，只得采取两类方法并用的做法，以最大限度地缩小各方分歧。

1987年，世界银行从贸易战略的角度提出一国贸易开放度的划分标准，包括有效保护率的高低、运用诸如限额和进口许可证等直接控制进口的程度、对出口的补贴和鼓励措施、汇率定值的高低等，认为对国际贸易限制越少，对外开放程度就越高，并据此将各国经济的外向型程度划分为四种类型：

坚定外向型、一般外向型、一般内向型和坚定内向型。

    （三）新的贸易开放度度量方法的引入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贸易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研究的升温，出现了大量新的计算方法来度量贸易政策和体制、汇率政策乃至整个国家的宏观经济运行模式、贸易强度、交易效率等因素对贸易开放度的影响程度，具有代表性的度量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道拉斯法    道拉斯（Dollars，1992）认为，在贸易充分开放的条件下，在“一价定律”假设下，一国的价格水平与世界市场价格水平（以美国市场价格为代表）的差异程度（R）代表其“反开放政策”的量级（magnitudeofcounter-opennesspolicy）。

道拉斯指标的计算公式为R=PTi/（EiPTm），式中PTi、PTm分别代表特定的i国和美国国内可贸易商品价格，E[，i]代表该国货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

若R值较高，则表示这个国家贸易保护严重，贸易开放度较低；反之，则贸易开放度较高。

道拉斯的度量公式恰好与计算货币对美元的实际汇率公式相同，所以道拉斯指标又称为实际汇率扭曲指数。

但由于使用单一的实际汇率扭曲指数度量开放度，会导致与实际不一致的情况出现，因此，道拉斯增加了一个辅助指标——实际汇率变动指数，用实际汇率的年平均变动率来反映各国实际汇率的稳定程度，变动率指数较高表示经济开放程度低，反之则代表开放程度较高。

    从理论上看，道拉斯法的优势是十分明显的，因为不论何种贸易政策措施，其结果最终体现在商品价格上，所以，道拉斯法可以回避度量贸易政策过程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不仅度量方法简单，而且结果也比较真实、可信，也正由于这一点，据统计，道拉斯法是国外20世纪90年代引用最多的度量方法。

    2.萨克斯-瓦诺法    萨克斯和瓦诺（SachsandWarner，1995）则提出用五个标准判断一国开放与否的“两分法”，这五个标准是：

（1）平均关税税率是否超过40%；

（2）进口非关税化措施比率是否超过40%；（3）国家是否实行计划经济体制；（4）主要外贸企业中是否有国家垄断；（5）黑市外汇汇率是否超出官方汇率20%以上。

如果某个国家符合上述五个条件中的任何一条，这个国家就属于贸易不开放国家，开放度为“0”；如果某个国家对照这五个条件均不符合，则这个国家就是贸易开放国家，开放度为“1”。

    萨克斯-瓦诺法与已有方法相比，最大的特点是实现了判别标准的多样化。

它将判别贸易开放与否的标准不仅集中在定量指标上，而且还引入了定性指标，其考察范围涉及了贸易政策、贸易体制、汇率政策乃至整个国家的宏观经济运行模式，因而较好地满足了综合衡量一国贸易对外开放程度的要求，在国外有着广泛的影响。

    3.爱德华兹法    爱德华兹法是爱德华兹（Edwards，1998）将已有的贸易开放度度量方法加以综合，从中选取各种方法的合理成分形成的一种新度量方法。

爱德华兹利用的度量方法是以下九种：

（1）萨克斯-瓦诺法及其分析所得出的各国贸易开放度；

（2）世界银行在综合评估各国市场有效保护率、进口非关税限制等指标后，在《198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所得出的各国贸易开放度；（3）利曼（Leamer，1988）根据各国贸易实际流量与理论流量比较所得出的各国贸易开放度；（4）以黑市汇率与官方汇率差价所表示的各国贸易开放度；（5）以制造业商品进口平均关税税率所表示的各国贸易开放度；（6）以非关税措施平均覆盖率所表示的各国贸易开放度；（7）由美国著名咨询机构“传统基金会”得出的主要建立在专家主观判断基础上的各国贸易开放度；（8）以关税实际征收率所表示的各国贸易开放度；（9）华尔夫（Wolf，1993）用进口扭曲系数所表示的各国贸易开放度，他的进口扭曲系数实际上和利曼相同，只是在数据采集上更加完善而已。

    从本质上来看，爱德华兹并没有自己的创新之处，他只是做了总结、归纳和利用他人成果的工作，不过，由于爱德华兹法的准确性比以往任何方法都有了显著提高，因此后来人们也逐渐将这一方法视为20世纪90年代的主要度量新方法之一。

    4.计量法    除了以上三种方法以外，还有学者采用计量分析方法对传统贸易开放度指标进行修正。

Leamer（1988）使用包含9个要素的实证Hecksher-Ohlin模型，对53个国家在三位数分类标准（SITC）下的183种商品估计净贸易流量和贸易强度比，然后利用贸易强度比的预测值和实际值之差作为贸易开放度指标。

在此基础上，Syrquin和Chenery（1989）又加入新变量——国家规模大小，得出一国实际贸易流量与预测贸易流量的偏差，进而体现一国的贸易开放度。

Wolf（1993）运用更大的生产要素集和更细的商品分类集合，扩展了Leamer（1988）的方法，它依照实际贸易额与不存在扭曲情况下预测的贸易额之间的距离来定义贸易开放指标。

Pritchett（1996）证明Leamer（1988）的开放度的计算与其他指标（如进口渗透率、进出口配额、关税率等）具有反向关系。

    Harrison（1996）采用萨默斯-赫斯特数据，用消费品相对价格对城市化指数、土地禀赋及人口等变量回归得到的残差值衡量价格扭曲程度。

同时，Harrison在对一国贸易开放度指标及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相关文献进行简要总结的基础上，采用年度贸易自由化指数、外汇黑市溢价、贸易依存度、道拉斯指数、可贸易商品的相对国际价格变化指数（MTIPIndex）等7个指标来度量一国的贸易开放度。

杨小凯（1998）的新兴古典贸易模型则证明了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一国贸易开放度也提高，因为劳动分工会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而不断演进，劳动分工的演进使得个人专业化水平、生产率都会增加，同时交易效率提高使得市场容量扩大，国内贸易就向国际贸易演变；当交易效率达到极大时便会出现一个统一的一体化的市场，贸易依存度就会提高。

Stewart（1999）以引力模型为基础，提出了以该国与其他所有贸易往来国的双边贸易流量为基础计算开放度的方法。

Stewart方法以贸易实际流量与以引力模型为基础的贸易流动预测值之比作为贸易强度，以计算出来的贸易强度来代替贸易开放度。

    综合来看，各类贸易开放度代理指标的弊端是共同的，即难以准确刻画贸易开放度代理指标与贸易开放度之间变动的必然联系，如道拉斯法把价格偏差简单地看作仅是贸易政策作用的结果，对其他影响商品价格的因素没有考虑；萨克斯-瓦诺法只能进行相当粗略的分析，而且该法所引入的制度虚拟变量在现实中也难以准确把握，同时该法中有些判别指标的量化设置标准也值得商榷。

另外，有些贸易开放度指标还不具有实证检验性，如杨小凯的贸易开放度指标虽然指出了交易效率与贸易开放度之间的联系，但是模型中与交易效率有关的变量统计数据在实践中难以获取。

因此，许多研究者在实证分析贸易开放度时，往往同时采用两个或多个贸易开放度指标以进行比较。

    二、国内关于贸易开放度测度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化和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我国贸易开放度不断提高。

但是，对于我国贸易开放度到底处于什么水平，国内理论界却一直没有形成共识。

关于贸易开放度的研究，主要是围绕贸易依存度指标展开的，同时还包括借鉴国外新方法的努力。

而关于贸易依存度的讨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是关于贸易依存度水平高低的争论，其二是关于贸易依存度计算方法的修正。

（一）关于贸易依存度水平高低的争论    按传统比率法计算，中国贸易依存度长期处于较高水平（参见表1），不仅高于美国、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更高于印度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

因而，关于中国贸易依存度水平高低的问题一直是国内学者争论的热门话题。

    由于贸易开放度的衡量没有统一、公认的标准，各种见解层出不穷，主要可以归纳为三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贸易依存度偏高，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魏浩、宋耀，2004；胡立法，2004；刘力、张龙，2006）。

导致贸易依存度偏高的原因之一是汇率，如果扣除汇率因素，我国贸易依存度没有那么高，即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我国贸易依存度将下降许多。

IMF和WTO根据购买力平价估计，2003年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只有11%～12%。

但傅钧文（2004）认为，如果要采用购买力平价等实际汇率，应同时对这一比率的分子和分母作处理，不能对分母的GDP采用购买力平价而对分子的外贸额却采用名义汇率。

减少因汇率因素而导致的贸易依存度失真的根本解决办法是分子和分母均用本币计价，但由于中国外贸额以美元计价，因此目前还无法做到这一点。

崔大沪（2004）认为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加工贸易，因为加工贸易存在重复计算，因此造成中国贸易依存度高估，相当程度上夸大了我国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

除此以外，导致我国外贸依存度快速提高的因素还有：

我国对外贸易增长速度明显高于GDP的增长；由于统计的原因，我国GDP在一定程度上被低估（统计不全、漏记等）；我国国内产业以制造业为主，第三产业比重较低等。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是正常甚至偏低的，没有必要为这一问题担心。

隆国强（2000）认为对贸易依存度的国际比较要考虑各国GDP的构成差异，并剔除差异来比较，这样的结果是美国出口依存度比中国要高得多。

崔晓红（2004）认为中国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是与国际发展趋势相一致的，与世界平均水平趋近。

    第三种观点则认为对我国贸易依存度简单下一个过高或过低的结论都是不合适的，关键是要看到贸易依存度变化带给我们的启示（陈炳才，2000），要看到贸易依存度提高背后的深刻内涵（牛向东，2004）。

王子先、王雪坤（2006）认为虽然2004年中国外贸依存度达到了70%，但经过广泛的国际比较，尚不能简单得出中国外贸依存度过高或过低的结论，中国外贸依存度提高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是相吻合的，是中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成果。

（二）关于贸易依存度计算方法的修正    在贸易依存度水平高低的争论中，众多学者认识到问题的根源在于传统比率法计算公式的缺陷，于是纷纷对此进行修正。

修正方案主要包括：

    其一，按经济结构、贸易方式与汇率等进行修正。

朱立南（1995）认为一般选择贸易依存度作为名义开放度的评估指标，但考虑到人民币汇率可能失真、我国经济结构相对落后、加工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中占比较大等，我国名义开放度明显高于实际开放度，所以实际开放度必须在名义开放度的基础上进行调整③；许统生（2003）对贸易依存度的计算从相对经济规模、三次产业结构、购买力平价状况和汇率等方面进行了修正。

    其二，修正传统对外贸易比率法计算公式中分子、分母数值的含义不同的缺陷。

郭羽诞（2004）认为贸易依存度指标存在内在缺陷，其中关键一点是贸易依存度指标计算公式中的分子、分母数值的含义不同，为修正其缺陷，提出了出口增加值依存度概念，即用出口产品中本国产生的增加值与本国GDP之比来表示该国经济对外部市场的依赖程度；沈利生（2005）认为GDP中只包含净出口（出口-进口），却并不包含外贸总额，这就是传统贸易依存度计算公式的固有缺陷，为此，根据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投入产出表，沈利生定义了“经济活动总量”概念，即总产出加进口额，那么，贸易依存度相应就等于外贸总额与经济活动总量之比；裴长洪、彭磊（2006）则认为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既包括产品对国际市场需求的依赖，也包括国内生产对国际市场原材料和中间产品进口的依赖，因此，贸易依存度=（出口增加值+进口原材料、中间产品额）/（GDP+进口原材料、中间产品额），这可以避免传统贸易依存度计算公式中分子、分母含义不一致的固有缺陷；付强（2007）在开放经济下投入产出分析法的基础上，借鉴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分析方法，提出了新的贸易依存度计算公式：

贸易依存度=（一般贸易出口+进口增加值）/GDP。

    其三是综合修正。

刘似臣（2005）综合了包群、许和连、赖明勇（2003），胡立法（2004）以及许统生（2004）等人的方法，采用了贸易依存度（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总额/GDP）及其理论值、考虑GDP构成之后的贸易依存度及其理论值、实际关税率、外汇黑市交易费用等指标对我国贸易开放度进行了测算。

张素芳、房剑（2006）在沈利生（2005）的基础上，将经济活动总量分为第一、第二产业的活动总量与第三产业的活动总量两类，不仅考虑货物贸易额，还考虑服务贸易额，同时考虑到经济规模的差异，提出了新的贸易依存度公式，其差异主要体现在指标权重的设计上。

胡海军、张卫东、向锦（2007）在对贸易开放度与我国农村贫困的联系进行实证研究时，认为一国的贸易开放度受到该国的交易费用、相对经济规模（人口和国民收入）、三次产业结构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交易费用的影响，并采用了刘似臣（2005）的修正方法测算了贸易开放度。

对传统公式修正的目的是试图消除诸如经济规模、汇率等因素对计算结果的影响，尤其是在进行国际比较时，能更客观地反映我国真实的贸易开放水平。

    综上，国内关于贸易依存度争论的焦点在于贸易依存度的计算方法、国际间比较的参照物以及贸易依存度变化所揭示的内涵上，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极具价值的观点，但在国际比较的可行性与便利性上略显不足，还没有达成一致。

    三、贸易开放度测度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贸易开放度测度的现有研究试图在传统比率法的基础上，修正其计算公式的缺陷，同时将影响对外贸易发展的政策因素与贸易依存度指标综合起来考察贸易开放度，并提出了包含贸易流量指标与政策行为指标在内的综合指标体系，其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但现有研究也存在明显的不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外贸易的实际发展水平受到贸易政策的影响与制约，如中美贸易平衡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美国对华的出口管制，贸易流量指标与政策行为指标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将两类存在因果关系的指标置于同一体系下来考察贸易开放度，在方法论上存在障碍，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学者难以将两类指标成功统一的原因。

因此，现有的贸易开放度度量方法与指标体系虽然极具价值，但在国际比较的可行性与便利性上略显不足，许多研究者在实证分析贸易开放度时，往往同时采用两个或多个贸易开放度指标以进行比较，往往需要多次综合判断才能得出结论。

    贸易开放度的测度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其测度模型目前还没有形成明确、统一的看法，对有关问题还需做进一步研究：

    1.贸易开放度的研究范畴    贸易开放度的测度早期主要是运用贸易依存度指标，涉及的是货物贸易领域，强调的是贸易在一国（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随着研究的深入，贸易规模已从货物贸易扩展到了服务贸易，概念也从贸易依存度扩展到了贸易开放度，这意味着研究范畴已不能再局限于贸易对一国（地区）经济的影响程度的考察。

虽然有学者已提出贸易开放度是个二维的概念，但视野仍不开阔，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研究视角应扩展到多维开放，即不仅要包含贸易对一国（地区）经济的影响，还要包含贸易对其他国家（地区）以及世界经济的影响，现有研究在这方面显然关注不够，还需进一步研究。

    2.贸易开放度的测度指标体系    虽然贸易依存度指标具有简单易行的特点，但现有文献普遍认为测度贸易开放度已不能单纯运用这一指标，必须从多指标着手综合考察。

除了贸易规模之外，还要考察贸易政策因素。

一个明显的问题是，贸易流量指标与政策行为指标能不能融合?

如果可以，怎样综合或融合两类指标?

因为在如何将这两种类型的指标综合起来，对一国（地区）贸易开放度在量的方面作出明确判断的问题上，尤其是在进行国际比较的时候，现有研究并没有解决这一问题。

如何在现有基础上构建更加合理可行的贸易开放度测度指标体系，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3.影响贸易开放度因素的处理方法    可能影响到贸易开放度测度结果的因素有很多，现有文献主要关注的是可能影响到分子和分母的因素，如汇率、GDP的规模与构成、加工贸易等，并对不同因素提出了相应的修正计算公式，但其结果并不令人满意。

如何在上述两点的基础上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对贸易开放度测度结果的影响，也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注释：

    ③朱立南的调整公式：

实际开放度=（X+M）×（1-贸易方式调整参数）÷[GDP÷购买力平价×（1-服务业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