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摩擦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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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摩擦研究
淮海工学院
题目：
中美贸易摩擦研究
系（院）：
商学院
专业：
国际经济与贸易
班级：
国贸111
姓名：
胡雅兰
学号：
2011123466
2014年5月10日
中美贸易摩擦研究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因而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一直是世界贸易的一个焦点。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以及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也在飞速发展。
同时也导致了两国之间的贸易纠纷与摩擦频发，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两国之间的贸易发展
一、中美贸易摩擦发生的原因
（一）中美两国贸易结构不合理
中美之间劳动力成本上的差异决定了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占有绝对优势。
因此，在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产品中，纺织品、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占据了绝对的比重。
由于美国劳动力成本较高，美国制造业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毫无比较优势可言，不及中国，甚至比不上越南、印尼、墨西哥等国家。
美国真正有优势的是在其研发和设计方面，在高科技产品和服务业出口方面由于美国对中国一贯采取歧视政策，这就极大地限制了美国产品对中国的出口，形成了不平衡的中美贸易。
在这种不平衡贸易的背景下，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就必然会受到美国的打压或制裁。
（二）美国对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
2011年，中美双边贸易额达到4466.5亿美元，其中，美国对中国出口1222亿美元，自中国进口3244.5亿美元。
中国成为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和最大的进口来源地。
由于中国出口的大多数属于劳动密集型的生活必需品，而美国出口中国的主要是一般的高技术产品或大豆等农产品。
显然，不管人们的收入水平高低，生活必需品都是必须购买的，这就导致美国会大量进口中国产品，而中国由于居民的收入水平比较低，不可能像美国居民那样进行消费而购买美国产品。
这种由于收入水平的差异而导致的两国对贸易产品需求的不对称，也是造成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长期因素。
（三）美国藉口“中国威胁论”遏制中国经济崛起
随着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地位的提高，美国作为世界经济强国担心中国经济的日益强大会导致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动摇，必须遏制竞争对手的崛起。
因而在美国反华势力的推动下，“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各个政党都偏向对中国采取贸易保护政策，在对华贸易、对华技术出口等方面设置障碍。
特别是奥巴马上台以后，“购买美国货”法案的出台，要求美国政府投资主导的高速公路、桥梁、隧道、学校等基础设施建设，所用钢铁必须为“国产”；加上中国不是美国《政府采购协议》成员方，出口到美国的中国钢材限用于民用建筑，依据该法案“中国制造”的钢材在美国必然受到限制。
这恰恰迎合了美国一些人对中美贸易现状的不满和“中国威胁论”者的胃口，必然会使中美贸易产生摩擦和纠纷。
（四）迎合美国大选及利益集团的需要
由于美国政治自身的特点，中美经贸关系始终难以摆脱“美国大选综合症”的影响。
美国的大选年，为了迎合选民和利益集团的需要，总统候选人总用中美贸易问题大做文章；各种利益集团总是要借助各种机会，利用竞选活动来施加自己的影响，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
例如，美国制造业协会敦促国会将反补贴法适用范围扩展至非市场经济国家,要求贸易代表处对中国补贴政策进行全面分析；美国钢铁研究所、钢铁制造业协会、北美特种钢材行会和钢管进口委员会联合发布《中国综合症》报告,诬我国钢铁产业政策违反世贸补贴规则和入世承诺,破坏了全球环境,怂恿政府在WTO机制下采取行动。
而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为了拉拢选民，也常常满足这些利益集团的要求，以争取支持。
这样的做法无不对中美贸易摩擦增加变数。
（五）中国企业和政府部门自身存在的问题
我国外贸企业出口过分依赖美国市场，出口企业之间低价自相竞争，加之我国政府部门长期对外贸企业进行出口补贴或出口退税，也导致不少外贸企业为完成出口指标对出口产品定价过低，其结果为美国指责中国破坏公平竞争和公平贸易的准则提供了口实。
美国认为，由于中国政府出口企业的补贴、出口退税、政府采购、低劳工标准、低环境标准等方面给予企业的好处，导致其厂商的生产成本具有极大的竞争优势，使其生产出口厂商在美国市场上可以低于世界市场的平均价格进行销售。
而美国具有优势的服务业与知识密集型产品，在进入中国市场后遇到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使美国厂商的技术优势效应得不到发挥，这也成为中美贸易摩擦不断的重要因素。
（六）经济全球化的必然产物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世界各国之间的贸总额也在不断上升。
在国家之间进行贸易的时候，各国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优先，所以各个国家之间的目标与标准都是不相同的。
但是由于不同国家之间的社会制度、民众需求和技术标准等各项差异，必然在贸易往来之中造成一定的摩擦，这种摩擦还会随着两国之间的贸易发展而不断升级，中美之间的贸易也如此。
不过通过两国之间不断的磋商和调整，可以逐渐减少贸易纷争与摩擦的发生。
（七）美国产业结构转变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美国开始加大对高科技产业的投入，以促进国内经济由传统的工业经济向高科技经济的转型。
但是转型也是需要一个过程，当前正是美国传统经济优势丧失而高科技产业优势尚未体现的“青黄不接”的时候，而中国却正体现着传统产业的优势，在传统产业领域对美国的出口量不断增大。
美国为了保护本国的传统工业，开始对中国设置贸易壁垒，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也就随之产生。
（八）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和影响力
近年来，全球经济一直衰退，与之相反的是，中国的经济一直在高速发展，中国成为了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随着中国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美国为了压制中国与其竞争的势头，需要抑制中国经济的发展。
中美贸易成为了美国抑制中国经济发展的着手点，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必然存在。
二、中美贸易摩擦实质
（一）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贸易摩擦的产生无非是贸易保护政策选择的结果
贸易保护政策在与自由贸易的对立中能占据上风，是因为对外贸易的扩张陷入了停滞甚至萎缩；而对外贸易的这种窘境，根源于生产过剩所带来的矛盾无法得到解决。
简言之，贸易摩擦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相对过剩，是资本主义国家转嫁国内经济社会危机的一种方法。
因此，资本主义国家在对外经济扩张中采取贸易保护政策，其主动转嫁危机的性质是第一位的，在这一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处于被转嫁的被动地位。
具体到中美贸易，可以认为贸易摩擦是美国为了转嫁国内危机、延缓中国崛起、维护自身优势而采取的一项重要策略，这就是中美贸易摩擦的实质。
（二）从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与中美贸易摩擦的关联性看中美贸易摩擦的实质
美国运用贸易摩擦以图延缓中国发展的实质，表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与中美贸易摩擦高度一致的关联性上。
首先，1980年到1989年，中国经济开始起步。
这一阶段中国经济无论是规模还是质量都无法与美国相提并论，中美贸易摩擦总体呈现低频率小规模的特征，而且与政治因素并无明显联系。
其次，1990年到2000年，中国经济改革进入调整时期，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逐渐增强。
此时美国经济也再度崛起，并开始引领世界的“新经济”时代，这一阶段中国经济虽然进步较快，但仍无法与美国经济相比。
在这一期间，中美贸易摩擦开始逐渐频繁。
美国在这一阶段向中国挑起的贸易摩擦，主要的特点就是利用中国在经济发展中对美国的依赖，将贸易问题与政治问题挂钩，以贸易摩擦为手段迫使中国在政治利益上向美国让步。
不过，这一阶段中国的反击也非常坚决有力，贸易摩擦实际上并未对中美快速增长的双边贸易带来太大的影响。
最后，2001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期，到目前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尽管美国仍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受经济危机影响发展低迷，目前中国形成的经济规模和保持的快速发展速度，已经使美国开始感到竞争压力。
这一期间，中美贸易摩擦开始展现出领域和规模不断扩大、摩擦手段多样、摩擦形态复杂和宏观层次的摩擦压力加大等特点，特别是自2003年以来，美国对中国产品的贸易救济立案数量开始急剧上升，涉案金额也不断扩大，从裁决的结果看，对中国产品的惩罚也越来越多地落到了实处。
可见，在中美经济发展具有不同态势的三个阶段，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也表现出了高度一致的关联性，随着中国追赶美国经济发展的脚步，美国对华发起贸易摩擦的频率和力度也逐渐加大，这表明了美国运用贸易摩擦来延缓中国经济发展，维护本国竞争优势的意图。
（三）从经济危机时期中美两国国内状况看中美贸易摩擦的实质
美国运用贸易摩擦的方式来转嫁国内危机、维护其经济发展优势的本质在经济危机时期表现尤其明显，其中最直观的两个观测阶段就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以来的世界经济危机时期。
一方面，从中国角度看，在这两次经济危机中，中国都坚持了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人民币不贬值的货币政策；中国的出口都由于其他国家的货币贬值和国外市场需求的萎缩中美双边贸易上，美国都处于逆差地位。
换言之，美国产品在两次经济危机中所面临的中国贸易环境都是基本相同的。
但是，在1997到1998年间，美国的对华贸易救济立案数量很低，是1987年以来的最低点。
而2008年以后的几年里，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无论是数量还是金额都急剧攀升，成为1980年以来的最高点。
在大致相同的双边贸易环境下美国政策出现截然相反的情况，表明中美贸易摩擦产生的根源并不在中国。
另一方面，从美国角度看，1997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袭来时，东南亚国家深处旋涡中心，而美国继续保持自1993年以来“新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态势，并且亚洲金融危机还使美国经济在短期内获得新的增长优势，不仅促进了美国跨国公司在亚洲的扩张，也进一步促进了美国国内经济的繁荣。
反观中国，形势却并不乐观。
首先，回归不久的香港成为国际游资投机的主要对象之一，大陆不得不大力支持香港政府救市。
其次，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使中国产品的竞争力下降，对外出口受到明显影响。
最后，对中国经济稳定的担心也使相当一部分外资撤出中国市场。
然而在2008年危机中，形势完全相反。
此次危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美国一直处于危机中心，一度在世界身名赫赫的大银行、大企业相继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之中，持续恶化的次贷危机不断侵蚀美国经济基本面，大量工厂、企业倒闭，工人失业。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2008年3月16日在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发表评论时甚至认为这次危机“可能成为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
”据纽约时报报道，2009年10月，美国失业率已高达10.2%，是近26年以来的最高记录。
反观中国，在4万亿人民币的国内投资带动下，中国2009年GDP的增长速度仍然达到8.7%，在世界所有主要经济体中一枝独秀，这与美国经济的低迷形成了鲜明对比，美国舆论开始担忧美国正在失去优势。
可见在经济危机过程中，当美国经济发展态势优于中国时，中美贸易摩擦的频率就相对较低、规模也较小，而当中国经济发展态势优于美国时，中美贸易摩擦的频率就相对较高、规模也较大。
这表明了美国利用贸易摩擦为手段，以图转嫁国内社会经济危机、维护美国优势的实质。
（四）从日美贸易摩擦的启示看中美贸易摩擦的实质
当前美国对中国施加贸易摩擦压力的种种理由以及主要措施，实际上并无太多新意，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对日本施加贸易摩擦压力时所运用的如出一辙。
而当时日美两国的发展态势与今天的中美两国也很接近，因此，我们可以从日美贸易摩擦的启示进一步认识中美贸易摩擦的实质。
美国对日本施加贸易摩擦压力宣称的理由主要是存在巨额贸易逆差。
美国认为导致巨额贸易逆差的原因是日本的不正当竞争、对本国市场的保护和对日元币值的长期低估造成的。
因此，日本应该采取措施限制本国商品对美国的出口、扩大对美国商品的进口，并将日元大幅升值。
否则，美国就将任由国会采取保护主义措施。
美国对日本施加贸易摩擦压力的具体措施也从微观经济层面和宏观经济层面两方面展开。
在微观层面主要是强迫日本采取自我数量限制的出口政策；在宏观层面主要是迫使日元大幅升值，并进一步对美国开放日本国内市场。
而当前美国对中国施加贸易摩擦压力时所宣称的理由与对日本施加压力时所宣称的大致一致，采取的措施也相似。
在微观经济层面，美国对中国产品采取的反倾销、反补贴和特别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手段，其直接目的也是为了减少美国对中国产品的进口；
在宏观层面则也是不断对人民币升值施加压力，甚至连施压人民币升值的代言人之一保罗·克鲁格曼的论调，与当初要求日元升值的论调也基本相同，以致英国学者杰里米·沃纳质疑为什么“像克鲁格曼这样的伟大思想家都无情地想要重新实行过去尝试过但失败了的政策。
”当然，真正的答案是美国的目的并不是其宣称的扭转贸易逆差。
实际上，从扭转贸易逆差来看，美国对日本施加的贸易摩擦压力其实并没起太大的作用，美国的政策无疑是失败的。
但是，美日贸易摩擦带给日本的后果却是放缓了经济增长速度，特别是日元大幅升值更成为日本经济泡沫破灭的导火索。
因此，从美国确保优势的经济发展战略上看，贸易摩擦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日本经济的快速增长，维护了美国经济发展的优势，这无疑又是成功的。
这一点跟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非常相似。
可见，美国当前对中国频繁发起贸易摩擦的做法，实际上承袭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对日本发起贸易摩擦的政策，其根本目的就在于企图利用贸易摩擦的策略来打击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维护美国的优势。
（五）从美国确保优势战略的要求看中美贸易摩擦的实质作为世界上的“霸权”国，美国有其长期坚持的有别于他国的国家战略。
根据美国历年的战略报告内容和实施情况，可以总结出美国的基本战略就是：
通过国内外的努力保持综合国力的绝对优势，借助盟友的力量，遏制潜在竞争对手的崛起，延缓“挑战者”的出现，确保美国在21世纪的世界霸主地位。
我们可以简称为“确保优势战略”。
美国确保优势的发展战略给美国的经济政策提出了两个方面的要求，第一，要确保美国的经济发展；第二，要维护美国经济的竞争优势。
一方面，美国经济发展了但竞争优势丧失，不符合确保优势战略的要求；另一方面，美国获得了竞争优势，但经济发展受到严重损害，也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因此，这两个要求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美国经济政策的选择。
在中美贸易中，一方面，如果按中国要求进行自由贸易，都不采取保护主义措施，从理论上讲，中美两国都会从贸易中获益。
但依据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态势判断，美国经济的优势很可能会受到中国越来越大的压力。
另一方面，如果遵循冷战思维，为维护美国优势而采取遏制政策，势必会遭到中国的报复。
与中国展开剧烈的贸易战，虽然能打击中国经济的发展，但美国的经济发展也一定会受损。
对遏制政策的这种缺陷早在克林顿时期就曾深入地进行过讨论，当时的国务卿克里斯托弗曾指出：
“那项方针（指遏制政策）会损害我们的国家利益，而不是保护我们的国家利益。
把中国说成魔鬼同把中国说得具有浪漫色彩一样会把人引入歧途。
”可见，能满足确保优势战略两个方面要求的政策，只能是处于自由贸易政策和遏制政策之间。
而施加贸易摩擦压力的政策就正好具有这个特点：
一方面，通过施加贸易摩擦压力，削弱中国政府对本国市场和企业的保护，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以利于美国企业扩大在中国的利益以及赢得同中国企业的竞争，从而推进美国经济的发展。
另一方面，通过施加贸易摩擦压力，有针对性地打击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保护美国具有比较优势产业的优势，从而维护美国整体的经济发展优势。
当然，频繁地挑起贸易摩擦容易招致国际社会对美国保护主义的诟病，也容易受到中国的反击。
因此，一定要有合法的依据，至少是貌似“合法”的依据，施加贸易摩擦压力的策略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现实中常常观察到美国以各种经不起推敲的理由主动发起贸易摩擦，却又能得到国内较高支持的原因。
综上所述，尽管美国不会直接给我们提供以贸易摩擦压制中国发展的官方文件或者法律证据，但我们仍可以通过种种现象，看到中美贸易摩擦的实质就是美国为了转嫁国内危机、延缓中国崛起、维护自身优势而采取的一项重要策略。
三、中美贸易摩擦的新动向
（一）中美贸易摩擦呈现由传统产业领域向高新技术产业领域蔓延升级的态势
多年来，中国对美出口主要是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诸如服装、家具、玩具、机械制造产品等，而美国对华出口主要以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
近年来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变化，产品的技术含量在不断提高，包括各种高技术产品的对美出口比重也在不断提升。
中美贸易摩擦，过去主要集中在纺织、服装、鞋帽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
奥巴马上台以后，为了拯救美国经济，出台了经济刺激计划，对制造业的扶持政策或倍增计划，对中国的输美产品构成了挑战。
近年来，美国对华发展的贸易救济调查中针对钢铁、有色类产品和化工类产品的占案件总数的近60%，而且机械、交通运输设备及新能和新材料等技术密集型产品已成为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领域。
2012年11月7日美国裁定太阳能电池产品对美国内产业造成了实质损害。
对我输美太阳能电池征收18.23-249.96%反倾销税率和14.78-15.97%反补贴税率。
2012年12月18日，美商务部又做出终裁，认定中国输美应用级风塔产品存在倾销和补贴，倾销幅度为44.99-70.63%，补贴率为21.86-34.81%。
该案是在2012年1月18日立案，是美继太阳能电池案之后，对我清洁能源产品发起的第二次贸易救济调查。
这表明中美贸易摩擦正越来越向高附加值产业和新兴产业集中。
（二）中美贸易摩擦由低端向高端发展
中美贸易摩擦从美方的利益出发，美国不仅加大了“反倾销”、“反补贴”的低端层面的力度而且更以知识产权、环境保护、技术性壁垒、绿色贸易壁垒的高端层面的摩擦发展。
且绿色壁垒和技术壁垒措施，均具有很强的隐蔽性。
目前，仅美国官方制定的各类技术标准多达5万多个，名目繁多，对限制中国制造的产品提供了非常严格的标准，美国越来越多的运用技术壁垒措施来制造中美贸易新摩擦。
知识产权保护是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重要手段。
美国贸易法第337条规定了对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的进口产品，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可使用没收、罚款、禁止进口等措施。
正是因为其合法性的这一特点导致了美国喜欢借口中国缺乏知识产权保护而引起中美贸易摩擦。
现今美国在华利益涉及知识产权的份额日益加重，仅2012年美国企业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了多起337调查，涉及我便携式电子设备产品、碎纸机产品、手机触屏产品、便携式电子设备保护套产品等。
很多中美贸易摩擦案件都是因为在知识产权保护上产生争议而引发的，这已成为当前中美贸易摩擦的一个重要特点。
（三）中美贸易摩擦向“常态化”发展后危机时代。
美国为了早日实现经济复苏，更加频繁的对华使用贸易保护手段，使得中美贸易摩擦进入到了一个高爆发期。
中美贸易摩擦从2009年开始急剧升温，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2009年9月份的中国输美轮胎特保案，奥巴马成为第一个对中国进行特保调查的美国总统。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09年美对华发起各类贸易救济调查29起，涉及中国76亿美元产品的出口，案件数量增长53%，金额环比增长了8倍，实务际贸易委员会共发起58起337调查，其中有19起调查被诉方涉及中国企业，占调查总数的1/3，其发起的337调查总数及涉华案件总数均达历史新高；2011年，我国出口产品共遭受69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总金额约59亿美元，其中17起遭受美国337调查，涉案总金额约7亿美元。
2012年前三季度，中国出口产品遭遇国外贸易救济调查涉案金额达243亿美元，增长7倍多。
种种迹象表明，中美面临贸易摩擦的态势将呈现常态化发展。
（四）中美摩擦焦点正在由微观向宏观转化
近年来，美国对中国输美产品的指责，从上个世纪的某些产品转向我国的某些产业乃至制度。
这种情况在近年来诉诸世贸组织的争端案件中得到明显印证，如中美知识产权案、出版物市场准入案、原材料出口限制案、新能源补贴案等，均无一例外沿着产品—产业—制度的路径逐渐升级，直接涉及与我进出口贸易和产业相关的各个层面的管理体制。
近两年，美国还频频针对我国自主创新政策、国有企业补贴、知识产权保护、人民币汇率等多个领域表达关注，利用各种场合施加压力，矛头直接指向我宏观政策。
此外，我国金融、保险、建筑、批发、直销、保险等服务贸易领域也出现贸易摩擦现象，值得关注。
（五）我国企业海外并购成为中美贸易摩擦的新焦点
继中海油在美国并购尤尼科公司失败之后，2012年我国华为、中兴和三一重工在美国的并购均以危胁美国国家安全为由受阻。
2009年7月，中国企业西色国际与美国内华达州的一家金矿公司达成收购协议，12月美国外资审查委员会以这些金矿靠近美国重要军事基地、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为由，对项目进行了否决。
2010年中国鞍钢曾经在美国的一个钢铁投资项目推进过程中也受到过类似的阻挠和干扰。
美国“国家安全门”一次次阻碍了中国企业海外收购的步伐，国防安全只是一个借口，因为思科、摩托罗拉、霍尼韦尔、西屋、波音等公司的核心设备进入中国时，中国并没有提出安全审查的问题，这不符合市场对等原则。
美国有关方面以包括保护国家安全在内的各种理由，对中国企业在美贸易投资活动进行阻挠和干预，是一种新贸易保护主义的表现。
这表明中美贸易摩擦目前在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上已成为新的摩擦焦点。
四、中美贸易摩擦应对之策
（一）提高产品差异化水平,强化中美在同一产业内产品结构的互补性
重视和强化产品差异化是进一步发展中美产业内贸易的微观内核,也是扩大中美经贸合作,减少贸易摩擦发生的重要途径。
首先我们要适当鼓励技术含量和产品差异化程度都较高的电子机械、通讯设备等生产的发展,加快制成品贸易模式由以垂直差异化产品产业内贸易为主向以水平差异化产品产业内贸易为主的转变。
其次,产品差异化不但体现在质量和技术的垂直差异上,更重要的是要体现在对产品的营销等方面的水平差异上,例如广告、包装、售后服务的差异性,这些差异性极大地增加了产品出口的附加值。
事实上,中国目前的许多产品在垂直差异上已经超过发达国家,但由于缺乏著名的品牌和可靠的销售渠道而不能在国际市场上获得应有的价格,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产业内贸易水平的提高,中国的企业应积极介入产品销售领域,形成一套统一、完善的国际营销机制,强化产品的差异性,从而创造出中国的国际名牌,使这些产业尽快加入到产业内贸易中去,并获取应有的利益。
（二）增加研发投入,促进中国在国际产业价值链中位次的提升
中国的制造业企业还没有掌握关键的核心技术,目前只能从低端做起,加大科研经费的投入,不断学习和吸收国外的管理经验和技术,逐步向上一级具有较高附加价值的环节挺进。
/入链0企业在企业竞争力提高后,就可以逐步发展诸如来料、带料加工的对外投资,将产业向结构梯度低的国家转移,当然,我们也不能满足于这样一个下游生产商的角色,要在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竞争的基础上,提高核心零部件的本土化生产水平,由下游生产商向上游生产商推进,强化生产环节与技术研发的相关性,并适时向产业链条的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环节渗透,从而逐步提升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与加工增值能力。
（三）建构宏观调控机制,发挥政府在资源整合和产业调整方面的作用
在中美产业内贸易发展中,政府的宏观调控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首先,政府应建构更为合理的激励机制,促进企业更多地注重和追求规模经济效益,通过对主导产业部门的重点保护带动其他产业部门的发展,以及对瓶颈产业和薄弱产业的重点扶持来缓解结构性约束;其次,应加强与发达国家间的国际合作研究、开发和生产,加快中国产业技术改造,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最终实现规模经济,获取动态递增的贸易利益;最后,应优化产业组织政策,利用市场化和法制化的手段来协调各条块之间的关系,打破行政性垄断,统一国内市场,推动各地区企业间的吸收、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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