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利略与教皇的恩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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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利略与教皇的恩怨
伽利略与教皇的恩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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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3年6月22日，伽利略穿着悔罪者的白色袍子，来到道明会女修道院圣玛利亚•所普拉•密涅瓦教堂，他跪下来听取对他的判决。
判决的严厉甚至让审判官马古拉诺本人也感到吃惊。
然后伽利略做了他的放弃声明：
“我诚心的、真实的抛弃、诅咒、憎恨上述的错误和邪说，也包括其他错误、邪说和与教会相对立的观点；我发誓我将不会发表无论是口头或是书面的，任何会引起对我相似的怀疑的言论；相反，如果我了解任何信奉异教的行为或是怀疑有人信奉异教，我将到法庭上来告发他们。
”很多年后，有消息说，伽利略的公开放弃声明是以声音很低但却是挑衅性的——“但它还是在转动啊”结束的。
这是不足信的。
判决之后伽利略转向了其他研究方向，再也没有涉足哥白尼的理论，因为他接受判决是理性的，虽然他能指出地心说的错误，却不能提供充分可信的可验证的证据来支持有瑕疵的哥白尼理论。
1638年，他死前四年，发表了《两项新科学》，两门新科学是指材料力学和动力学。
这篇论文成了现代物理学工程学的奠基之作。
他的《对话》一直在梵蒂冈的禁书目录上，直到1835年。
不幸的是，伽利略与教会之间的麻烦后来变成了一个科学与宗教间历史关系的通俗原型。
为了给宗教抹黑，世俗历史不惜以讹传讹，添油加醋，把天主教描述成了一个十足的恶魔，完全不顾几乎所有现代科学都起源于天主教修道院和科学院的事实。
基督徒也因为教派的偏见，宁可相信谎言，把伽利略视作天主教对新教迫害的典型案例，实在非常可惜。
真实历史显示，虽然天主教保守败坏，但是对神学和科学的态度都相当严谨。
而伽利略的受管教乃是出于上帝的恩典，要挽救他不致失落。
罗马教廷于1633年对伽利略进行的审判。
虽然学者们对于伽利略为何被宗教裁判
所审问这件事还没有达成共识，但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同意，伽利略并不是因为相信哥白尼的日心说才遭受审判。
哥白尼在其早年已经形成自己的日心说观点，并且得到广泛支持，要求他出版自己的论文书籍。
但是当时的这些科学家全都有另一个身份——神父。
这种圣职要求他们对待科学必须严谨而且不能违背圣经，无论是哲学还是科学，他们都要与权威的圣经一致才可能是正确的，难题是圣经既没有直接支持地心说，也没有支持日心说的经文，这就使问题显得很棘手。
哥白尼很清楚自己理论的粗糙，一直想解决自己的理论体系
中的缺陷，不想贸然出版自己的观点而导致外来的批评。
而且这种观点要求他重新解释涉及的圣经内容，这和当时的权威解释圣经观点是有冲突的。
但是，他的努力没有多大收获，因此，哥白尼聪明地选择了临终前出版他的著作，1543年5月当第一本刚印好的《天体运行论》送到他的病榻的时候，已是他弥留的时刻了。
显然这个尚处于雏形的理论引起了一些波澜，有支持的，有反对的。
不幸的是这个新理论很快被一位叫做布鲁诺的用来作为他的太阳神邪教的科学支持，引起教廷的警惕，不但布鲁诺惹火烧身，也使哥白尼理论成为一个敏感话题。
不过直到1600年布鲁诺被烧死时，教廷也没有对哥白尼理论的官方观点，没有定其为异端，而是积极寻找证据验证其对错。
伽利略在1613年发表了言辞激烈的文章为哥白尼的理论辩护，还有一些批评者指控伽利略传播与《圣经》相左的观点，这引来了罗马天主教教廷的关注。
1616年，他被传唤到罗马的宗教法庭。
初步的调查洗清了谣言指控伽利略的罪行，但是法官们要求他放弃哥白尼关于地球运动的理论。
虽然这时，许多——甚或绝大多数的教职人员已经得出结论，哥白尼的日心体系在预言天体位置时具有很高的精确度，并且十分有用。
但是仍然存疑的是，这个宇宙体系是否是对真实情况的正确描述？
最关键的是，从来没有人能够令人信服地证明哥白尼学说的基本假设——地球是否以很高的速度绕太阳运转。
因为没有科学证据，只能作为一种假设留待验证。
他们告诉他说，不容许接受哥白尼的理论，也不能为其辩护，这严厉的警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的天主教会处于历史的紧要关头，正面临着新教改革的压力。
教会对于任何有可能质疑其对《圣经》解释权的争论都特别在意。
当伽利略1616年在罗马逗留时，得到了来自某些有权力的自由主义神学家的支持。
特别是枢机主教RobertoBellarmine和MaffeoBarberini，他们辩解道，如果有一天哥白尼的宇宙体系被证明是正确的，那么教会将不得不重新解释那些看起来与之矛盾的经文。
但是，他们都支持伽利略最后的妥协方案：
在能拿出最终的证明之前，伽利略应该承认日心说仅仅是一种假设，并不把它作为对宇宙的真实描述加以推广。
这些人都是理性明智的，不像今天的科学家这么容易动感情。
这次审判影响了伽利略的荣誉，不断有谣言说伽利略已经受到宗教法庭的审判，并被要求放弃其信仰。
为了对付这些谣言，伽利略请梵蒂冈富有同情心的官员罗伯
特•贝拉尔曼红衣大主教帮助写了一封信，来证明他没有接受审判，更不用说被认定有罪。
1616年5月26日，贝拉尔曼写道：
“伽利略在我们手里，或是在罗马任何别人的手里，或我们所知道的其他人手里，他没有放弃任何的意见或理由；他没有接受任何忏悔或有益的建议或是其他。
相反，他只是收到了教皇的通知，该通知也被公开发表，其内容是哥白尼的理论与《圣经》记载相反，因此不得对其进行辩护或信仰。
”伽利略显然答应了宗教法庭，放弃了这一理论，在此后的很多年里，他所进行的都是其他领域的科学研究。
然后，时间到了1624年，伽利略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苦苦寻觅的证明。
更妙的是，他的旧盟友，MaffeoBarberini此时已加冕成为教皇乌尔班八世。
这一年，伽利略回到罗马，六次觐见了新教皇。
在会谈中，伽利略向教皇保证，他已经找到了地球运动的证据。
不过乌尔班对这种实证可能带来的影响更有兴趣，他忧虑的是教会该如何处理这一证明带来的神学方面的问题。
他同意伽利略就日心说问
题进行写作，但是不许他将日心说描述为事实，除非他真的能证明日心说。
1632年，当伽利略确信自己掌握着日心说所需要的证明，并且感到教皇本人已批准了他的工作后，便出版了他的《两种世界体系的对话》一书。
这是一本写得很机智的书，书中内容以三个人物的对话展开——Simplicio，Salviati和Sagredo。
在这场对话中，Salviati系统地驳斥了Simplicio的所有观点，并得出了伽利略所主张的，富有挑战性的关于地球围绕太阳运转的证明。
Sagredo最终总结道，睿智的Salviati是正确的。
亚里士多德错了。
然后三人退下，享受餐点和美酒。
遗憾的是，这本书不全是科学实验的论文，用科学观察和实验为哥白尼理论提供证据，更像是是用寓言故事对哥白尼理论有力的辩护，同时也是对人们所接受的科学权威的挑战。
《对话》的发表正是教皇乌尔班八世比较狼狈的时期，其他对正统理论表示怀疑的作品一直在发表，而伽利略的这一篇就是又一次对教皇权威的挑战。
此外，有人告诉教皇说书中将他描述为一个无知的人。
另外，教皇还有更大的问题。
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争端引起的30年战争还在进行中，而其结束的时候则遥遥无期。
教皇乌尔班的哈普斯堡联盟对于他
对反宗教改革运动的领导极为不满；他们公开谈论要剥夺他的领导权。
伽利略很可能成了教皇急于确立其权威的牺牲品。
1632年秋天，宗教法庭命令伽利略到罗马就《对话》接受讯问。
伽利略请求看在他年事已高、健康状况较差、冬季旅行困难，而佛罗伦萨又正爆发了瘟疫的情况下，能够免除他的舟车劳顿。
宗教法庭则坚持他们的传唤。
在1633年2月，伽利略被担架抬着来到了罗马。
但宗教法庭连续几个星期不理睬他，在等待审判期间，他居住在美迪奇别墅，也就是他的赞助人托斯卡纳大公在罗马的大使馆，可以享受身体上的舒适。
伽利略的新证明没有任何科学意义，当外界开始施加压力时，伽利略却根本不知道如何证明地球真的在运动。
伽利略因此越过了那条十六年前划定的界限——他正在推行一种与《圣经》不符的思想，却又没有提供关于其真实性的令人信服的证据。
伽利略的批评者在罗马立即展开了对其论据薄弱环节的争论。
批评者认为应该指控伽利略犯了严重罪行：
他违背了教皇的命令，并且推广与《圣经》相左的学说。
对他的审判是一场拉锯式的战斗，牵涉到了包括教会法律、神学、数学在内的许多学术细节，最后由类似于陪审团的机构来裁决。
随后，伽利略承认自己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将日心说作为事实来推广是走得太远了。
伽利略说他是因为感觉他自己辩论是强有力的而失去了自制力，以至于支持了哥白尼。
“我的错误就是——我也承认——是虚荣的野心，”他承诺修改《对话》来支持官方认可的科学观点：
“我允诺重新开始我的辩论观点，从前的观点是虚假的，并且已经受到了责难，我将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驳斥他们。
由此，我恳求宗教法庭来帮助我完成这个决心，并让我能够将这件事变为现实。
”控辩双方因而同意达成一个顾全面子的折衷方案。
然后，几乎就在最后一刻，宗教裁判所驳回了这个控辩合约，宣布了最终裁决。
这个判决出人意料地刺耳：
伽利略被判有罪，因为他是“异端般地持怀疑态度”，并要求他公开发誓放弃对日心说的信仰。
1633年6月，伽利略在宣布自己以前言论无效的声明上签了字。
伽利略的判决书：
被告人：
伽利莱奥•伽利略被控罪行：
疑为信奉邪教主要辩护律师：
无主要检查官：
温琴佐•马古拉诺，宗教裁判所的首席委员法官：
温琴佐•马古拉诺和宗教法庭地点：
意大利，罗马日期：
1633年4月12日至6月22日认定：
有罪判决：
公开放弃其信仰
宗教裁判所的判决随后又改为在家软禁，指定由他的学生和故友A.皮柯罗米尼大主教在锡耶纳的豪宅中看管他，规定禁止会客，每天书写材料均需上缴等。
在皮柯罗米尼的精心护理和鼓励下,伽利略重行振作起来,接受皮柯罗米尼的建议继续研究无争议的物理学问题，将他最成熟的科学思想和科研成果撰写成《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与数学证明对话集》。
两门新科学是指材料力学和运动力学。
这部书稿1636年就已完成，由于教会禁止出版他的任何著作,他只好托一位威尼斯友人秘密携出国境，1638年在荷兰出版。
伽利略在皮柯罗米尼家中刚过了5个月，便有人写匿名信向教廷控告皮柯罗米尼厚待伽利略。
教廷乃勒令伽利略于当年12月迁往佛罗伦萨附近的阿切特里他自己的故居，由他的大女儿维姬尼亚照料，禁例依旧。
她对父亲照料妥贴，但4个月后竟先于父亲病故。
伽利略多次要求外出治病，均未获准。
1637年双目失明。
次年才获准住在其子家中。
在这期间探望他的有各界名人。
这时教廷对他的限制和监视已明显放松了。
1639年夏，伽利略获准接受聪慧好学的18岁青年V•维维安尼为他的最后一名学生，并可在他身边照料，这位青年使他非常满意。
1641年10月卡斯泰里又介绍自己的学生和过去的秘书E.托里拆利前往陪伴。
他们和这位双目失明的老科学家共同讨论如何应用摆的等时性设计机械钟，还讨论过碰撞理论、月球的天平动、大气压下矿井水柱高度等问题，因此，直到临终前他仍在从事科学研究。
伽利略于1642年1月8日病逝，葬仪草率简陋，直到下一世纪，遗骨才迁到家乡的大教堂。
为了纪念伽利略发明折射式望远镜400周年，联合国将2016年定为国际天文年。
伽利略受到的惩罚的原因一直是一个谜，历史学家做了很多研究和猜测。
有些学者认为这要归因于伽利略的运气不好。
因为他恰巧在政治环境最糟糕的时候出版了他的《对话》。
在17世纪初，天主教会竭力避免来自基督教界内部的造反当天主教会受到攻击时，。
教会内部不少人都不喜欢放宽对天主教学说
的限制。
伽利略很可能成了一场更大规模战争的间接牺牲品。
另有历史学家指出了伽利略生平中为数众多的瑕疵。
毫无疑问，在攫取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时，他是一个贪婪的往上爬的人。
他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宫廷里施展的政治伎俩为自己树立了不少有势力的敌手。
他对哥白尼体系的证明做出后，伽利略显然希望能够借此赢得巨大声望，攀到宫廷金字塔的最高峰：
梵蒂冈教廷。
他以自己对哥白尼体系的证明作为赌注，却输掉了赌局，承担了随之而来的一切后果。
还有一些学者暗示伽利略的失势应归因于他与教皇个人关系的滑落。
有一些文件支持这样的结论，教皇乌尔班八世感到自己被伽利略的错误证明所出卖。
更令其恼怒的是，伽利略曾把教皇与他的私人谈话通过Simplicio之口写入《对话》的最后部分。
伽利略卷认为日心说是正确的，并成为这个学说的传道者而受害。
悲哀的是，天主教科学家在哥白尼的假说推出后做了很大努力来验证，有很好的理由证明哥白尼的日心说那时已经在天主教主教团内部取得成功，并且即将成为一种可以被接受的基本学说——如果伽利略不强行出版《对话》的话，日心说会被更快接受。
其次，他觉得教会需要改革其整个知识结构已达到现代化的更新要求，并用新的知识体系来抵御新教徒的攻击。
特别是伽利略错误地认为科学已经取代了神学成为教会的首要理解模式，这时接受哥白尼学说将是合适的第一步。
第三，他认为在教会正好表现软弱、处于守势的时候，自己可以在形成新学说方面发挥最重要的影响。
最后，他觉得他自己，伽利略•伽利莱，有足够的权威和智慧来把天主教转到这一方向上来。
当你阅读他的著作，便会明显地感到伽利略相信自己在天文学和数学方面的技能给了他一种特别的权威，使他可以做出神学方面的声明，并告诉罗马教廷应该怎样管理教会。
宗教裁判所给他落槌定罪不是意外之事。
对伽利略的适时管教对他是有帮助的。
不幸的是，伽利略与教会之间的麻烦后来变成了一个科学与宗教间历史关系的通俗原型。
事实上。
对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而言，甚至延续到18世纪启蒙运动时，其间绝大多数时候科学研究和教学的主要支持者是罗马天主教会。
有一个科学史学家JohnHeilbron最近出版了一本名为《教堂中的太阳》的书，记载了在伽利略事件发生后，教会如何继续推动关于日心说证据的研究。
其中甚至包括将整个教堂变成一个巨大的小孔成像
照相机，以便数次测量一年中太阳圆面视直径的变化。
17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由教会主持的观测实验显示，测量结果显然支持哥白尼的学说。
天主教会对科学的审慎精神正是后来的科学家所缺乏的，因此完全建立在假设之上，没有任何直接证据的进化论登堂入室，成为这个世纪的主导理论就不难理解了，这都是撒但的伎俩。
很多人的错觉是今天科技的进步全赖于进化论的解放思想，完全忽略了，没有进化论，我们一样能取得今日的科技辉煌，例如电学、光学、力学的发展，生物分类与遗传学、化学等都不需要进化论的支持，而且，开创这些现代科学门类的科学无一例外都是罗
马教廷的神父，他们在修道院和天主教科学院为现代科学打下了坚实基础。
如果历史学家对伽利略受到严厉制裁的原因分析是可靠的，显然这管教是出自神的怜悯，为了得着他，而不是让他在骄傲中失落。
年轻学者维维安尼陪伴伽利略度过晚年，他这样介绍伽利略的逝世：
“带着哲学家和基督徒的坚定性，他将自己的灵魂奉献给创世主，就像他所相信的那样，把灵魂送到一个更近更利于观察的地方去享受，并观察那永恒不变的奇迹。
”在伽利略死后近4个世纪里，伽利略一直是“科学与神学矛盾的象征”，教廷始终拒绝对他做任何正面评价。
1979年11月10日，罗马教皇才公开承认对伽利略审判的不公正，1980年10月，世界主教会议再一次声明，为科学巨人伽利略沉冤昭雪，恢复名誉。
会上教皇正式提出重新审理伽利略案件，为此成立了由世界著名科学家组成的七人委员会，由意大利科学家杏基齐任主席，六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包括美国籍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和丁肇中。
经过重新审理，伽利略蒙冤360年后，于1992年获得教皇的正式平反。
1992年前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承认对伽利略的审判是“当时神学家们的一个善意的错误”，并说“永远不要再发生另一起伽利略事件”，天主教官方正式承认伽利略对圣经的理解是正确的日在世界科学家联合会（WFS）推动下，梵蒂冈教廷15日在罗马“天使圣玛利亚教堂”为伽利略举行弥撒庆典,这是伽利略逝世近400年来教廷首次与他“正式和解”。
伽利略信仰宣告：
我宣誓，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相信依靠神的帮助。
――伽利略我的良心，耶稣必全然知道，他也必知我在苦难中无人能比的敬虔与诚实。
――伽利略圣经并不说谎，或者有误，它的道理是绝对和不
可侵犯的真理。
我只能说，圣经
无误，但有些解经学家和解释的人在许多地方时有误解。
当他们往往只是撷取文字表面意义时，有些错误就显得非常严重。
――伽利略
1633年，伽利略受到罗马宗教法庭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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