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调整.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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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调整
基于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调整
于津平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南京210093
摘要：
中国改革开放之路也是中国谋求经济发展的探索之路。
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因此而扩大。
然而，面对形势的变化和新问题的出现，及时调整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必要性越来越突出。
及时摒弃不适时宜的政策、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领域、加强相关宏观管理和法律制度的建设、多方式地参与全球化有助于中国与世界其他各国的互利共赢。
立足于长远利益的开放战略调整也应兼顾微观主体当前的适应能力，渐进式的政策调整仍然是协调改革与发展关系的最优选择。
一、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基本评价
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由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
在经济转轨过程中，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国际地位不断攀升。
在1978至2007年期间，中国经济的总量由6千亿元上升到24万亿元；中国的对外贸易由206.4亿美元增长到2万多亿美元，贸易总量世界排名从第29位上升到第3位。
当然，以经济数据体现的成果来表征改革开放的成就确实存在夸大之嫌，但中国的开放使一个多年封闭的中国走向世界，使一个缺乏生命力的计划经济被具有活力的市场经济所取代，中国居民生活在开放中不断改善等一系列无可争辩的事实足以说明开放的利益。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中国经济发展史上极为成功的三十年。
尽管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还有待深化、对外开放也面临着日益增加的矛盾，但只要认识到任何经济收益都需要成本的事实，只要将中国的经济表现与其他转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比较，任何以发展中存在的矛盾为由否定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的观点都会显得软弱无力。
当然，我们不排除可能存在更好的开放战略，但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至少这样的假想还只是停留在理论甚至是假想的层面。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世界经济史上开创性的实践，其经验为中国乃至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财富。
三十年的开放进程是一个实践的过程。
一般而言，并非所有的实践都能成功，中国改革开放能够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关键在于改革开放理论的正确指导和理论自身的与时俱进。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始终将经济发展作为各项方针政策制定的目标，将改革开放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将国际环境的和平作为中国致力于国内经济发展的保障。
邓小平理论根植于实践并在实践中发展，三十年来中国的开放之路实际上也是中国的探索之路。
中国的开放是一种渐进式的开放。
开放可以带来收益，但对于一个经历了多年计划经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开放也存在着巨大的风险。
大凡采取激进式改革开放路线的原计划经济国家都在转轨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固然起始于二十世纪初的计划经济实践以其失败而告终，但市场经济的建立也并非是在短期内可以完成的事业。
市场经济只有在完全竞争和充分信息条件下才能有效运行。
在缺乏市场经济基础和法律的条件下全盘抛弃计划经济必然会产生制度上的真空和社会的动荡。
在特定的市场扭曲情形下的最优的改革政策就是渐进式改革。
中国渐进式开放具有其独特的逻辑。
谨慎地推进开放一方面可以减少全面开放可能带来的风险，并为微观主体适应制度变迁提供时间；另一方面局部开放利益的形成可以为开放在空间上的扩展提供示范，为开放层次的深化奠定基础。
渐进式开放是中国开放与发展相协调、开放与改革相协调、中国利益与国外利益相协调的重要保证。
渐进式开放具有自我激励效应，中国的开放进程是以开放促进开放、以开放促进改革、层层推进的过程。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1978年～1987年），中国首先从改革微观经营机制出发，通过放权、实行外汇留成等政策激励外贸企业出口积极性，并开始允许国外企业通过合资或合作经营的方式对中国特定的区域进行直接投资。
进入1988年后，开始实行汇率制度和税收制度的改革，鼓励加工贸易的出口。
1992年发布了一系列外资利用的法规体系，如《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指导吸收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等，通过税收优惠和扩大开放领域和开放范围鼓励外商企业来华投资。
2001年12月，经过15年的努力，中国正式加入WTO,成为该组织的第143个成员国。
在此之后，按照加入WTO的承诺，进一步调整法律、法规和规章、加大政府信息的公开力度。
在加入WTO之后的2001-2007年期间，中国的平均关税水平从15.3%降至9.8%。
其中工业品的平均关税由14.7%降至8.95%,农产品的平均关税由23.2%降至15.2%。
在服务贸易领域，在WTO分类的160多个服务贸易部门中，中国实现了100多个部门的开放，其数量与发达国家水平接近（陈文敬，2008）。
2005年7月，中国对汇率制度进行重大调整，人民币与美元的浮动范围加大，市场在汇率决定中的作用得到一定的发挥。
在渐进式的开放路线下，中国的开放方式由进出口贸易发展到贸易与投资结合，开放地区由经济特区扩展到全国所有城市，开放领域由工业扩大到商业、金融和服务业。
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并实现加入WTO的承诺，这既是中国渐进式开放标志性的成果，也是中国开放战略上的重要选择。
与其他采取激进式改革的国家相比，中国不仅开放业绩突出，而且开放度超出了其他国家。
中国的开放立足于国内的比较优势。
改革开放三十年是我国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三十年。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战略有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之分。
出口导向战略强调通过鼓励出口发挥比较优势、主张开放、强调市场功能下的资源配置效率，而进口替代政策强调采取进口关税或其他非关税壁垒对本国的特定行业采取保护和扶持、强调政府的保护作用，具有逆比较优势的特点。
有不少学者将中国三十年来的开放战略称为出口导向战略，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中国的确十分重视出口的作用，这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外汇短缺、资本短缺等条件所决定的。
中国三十年的开放也是中国对外贸易壁垒不断削减的三十年，中国对外开放战略不以追求贸易顺差为目标，更不以损害它国利益为取向。
发挥比较优势是中国对外开放三十年的主旋律，比较优势开放战略是东亚“四小龙”等发展中国家成功经验所给予的启示，也是我国由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经济的必经之路（华民，2006）。
比较优势战略与中国以开放促进竞争的目标之间存在着高度的协调性。
在比较优势战略下，中国劳动禀赋的优势得到充分的发挥，资本、外汇、技术等方面的局限得到弥补。
比较优势开放战略也是中国在外商直接投资利用上取得成效的重要原因。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伴随信息科技和交通技术的发展，跨国公司在全球整合要素资源的能力加强。
将劳动密集的生产阶段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成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潮流。
中国比较优势战略的实施为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中国，实现了跨国公司技术、资本、管理经验、国际营销网络等方面的优势和中国廉价劳动力的结合，这种结合具有优势互补的功能，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生产制造对于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就业和经济增长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关于贸易和投资在中国经济中的积极作用已经被许多研究所证实（林毅夫等，1999）。
可以认为，如果没有比较优势战略，中国的对外开放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中国的开放与国内改革之间具有相互促进的关系。
三十年来，中国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利用基本保持增长的趋势。
这种增长离不开国内改革的推进，国内经济市场化既是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的基础，也是中国企业能够在开放中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增强竞争力的条件。
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也促进了中国国内制度的改革，惟有推进国内制度的改革，中国的经济管理和企业经营才能适应开放的需求。
同样国内制度的改革可以推动中国开放的深化。
比较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前后中国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化可以看到制度改革在推动开放上的巨大作用。
1992年以后，中国在外资利用和外贸上的发展速度和规模远远超过八十年代，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在1992年确立了市场经济在中国经济的地位。
1992年之前，中国年度实际外商直接投资利量不到50亿美元，而自1992年以后，中国实际外商直接投资利用量出现跳跃性上升，1995年中国实际外商直接投资利用量达到375亿美元，自2004年以后，基本保持在600亿美元以上的水平。
当然，对中国开放战略的肯定并不意味着中国今后的对外贸易政策不需要进行调整，更不意味着用过去的经验束缚今后的政策。
三十年的开放历程本身就是中国对外经贸政策不断调整的过程，这是中国渐进式开放的实践路线所决定的。
随着中国国内条件的变化，中国对外开放面临的新问题不断涌现，由此要求中国必须调整开放战略以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
当前的需要无法替代过去的需要，更不能以改革中出现的局部问题而忽视开放带来的重大收益。
及时发现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探索兼顾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改革开放策略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验，也是中国今后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需要。
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正在崛起成为一个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第三贸易大国和第四经济大国，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提升，并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正是由于中国国际影响的加大，当今全球经济出现的各式各样的困难和问题常常被人为地或客观地与中国因素联系在一起。
诸如将其他国家经济衰退、失业增加、财政赤字、金融危机、通货紧缩、贸易赤字、外商直接投资利用的减少、世界能源、原材料、粮食价格上涨、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归咎为中国因素的观点并不少见。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应当认真对待国际社会的诉求。
继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针对中国的非关税贸易壁垒不断增加，中国威胁论的观点频频出现，中国对外经济环境不容乐观。
在国内方面，尽管三十年的开放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收益，但中国为此也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出口和外资利用的部分作用正在伴随着中国经济形势的变化而改变；粗放式增长导致的资源限制、比较优势战略下形成的不利分工格局、开放度提高情况下可能产生的国家安全问题均要求中国必须根据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对已有的开放战略进行适度的调整（张幼文，2006）。
二、开放战略调整的外部压力
中国开放战略调整的外部压力来自于多个方面。
作为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利用大国、能源进口大国、世界生产大国，中国的开放战略直接关系到他国的利益。
可以注意到，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今天，中国开放战略调整的外部压力多种多样。
贸易摩擦、全球经济失衡和国际区域一体化等国际因素的变化均要求中国尽快调整开放战略。
1．针对中国的非关税贸易壁垒增多
最近十多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遭遇国际贸易壁垒最多的国家。
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手段多种多样，中国的出口几乎遭遇到了所有形式的非关税贸易壁垒，例如特殊保障措施、反倾销、反补贴、质量问题、知识产权问题等。
中国是贸易保护最大的受害国，以反倾销为例，1995年1月至2007年6月底，涉及我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调查案件为397起，居WTO成员国之首，占总数量1997起的19.9%（WTO,2008）。
针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调查不仅来自于发达国家，而且来自于发展中国家。
涉及的商品不仅包括劳动密集型商品，而且也涉及到高新技术产品（杨益，2007）。
作为遭遇贸易摩擦最多的国家，如果中国不能及时改变现有的贸易结构，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面临的贸易壁垒完全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从目前看，针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具有蔓延之势，反倾销作为一种贸易保护措施在许多国家已经成为一种合法的工具。
1995年全球只有19个国家有这方面的立法，2006年在此方面立法的国家达到120个，占WTO成员国的数量占80%。
土耳其、秘鲁、南非、哥仑比亚、墨西哥和加拿大对中国的出口产品已经开展特保调查，印度、巴西、南非、韩国、中国台湾也在进行反倾销调查。
在欧盟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波兰以保护纺织品服装产业为由积极主张欧盟进行贸易保护。
更为显著的是，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正由微观层面向宏观层面和制度层面延伸。
贸易摩擦已不再是单纯的贸易问题，它已成为部分国家干预中国经济政策的导火线和借口。
在此背景下，中国的汇率制度以及产业政策的调整面临着巨大的外部压力。
在大国主宰的贸易规则下，虽然有不少条款给与发展中国家优惠（如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惠条款），但这些规则也为发达国家通过贸易保护制约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作为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现阶段的对外贸易易于遭遇贸易壁垒。
出口增长过快、巨大的贸易顺差规模、加工贸易比例偏高、产品质量相对较低、国内出口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制度上的差异、行业和企业应对贸易壁垒的能力不足，诸多因素共同构成了中国贸易摩擦增加的成因。
由于生产技术水平低、质量标准相对较差，发达国家可以以安全标准、卫生标准、环境标准等理由对中国的出口加以限制。
劳动力成本低廉决定了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低价格，但发达国家可以通过反倾销政策将低价格的产品拒之门外；中国是转轨国家，在产业政策、汇率政策、贸易政策和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存在差异，这种制度上的差异也常常会成为发达国家施加贸易保护政策的根据。
面对种种贸易摩擦，中国虽然可以按照WTO的规则积极应诉，但由于主要贸易伙伴至今没有承认我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使得中国在应诉反倾销和其他贸易保护时存在许多困难。
在应对国际贸易摩擦上，国内企业和相关行业合作的意识不强、熟悉国际规则的专业人才稀缺（Li,2005）。
对于中国贸易摩擦加剧的趋势，我们不能轻视。
中国经济对出口具有较高的依赖性，中国对外出口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已经超过35%，远远高于其他经济大国。
不断增加的贸易摩擦不仅会危及中国的贸易发展，而且会影响中国国内经济运行的稳定性。
固然，从全球资源配置效率上看，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廉价物美的中国商品出口损害了贸易伙伴国的利益，至少通过进口中国的商品，消费者和进口国的贸易商得到了实惠。
在产业层面上，进口国也可以通过要素的产业间转移，实现产业结构的攀升。
对于中国的贸易伙伴国而言，中国的贸易发展可以是机遇、也可以是威胁，决定因素在于其自身的适应性（Weiss，2005）。
这种适应性包括企业对市场变化的调整能力、技术改进能力；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弹性；政府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金融上的支持能力。
当然，我们应当承认在贸易伙伴国缺乏适应能力时，以市场微观主体利益导向的贸易的确可能威胁部分国家部分集团的利益。
国际贸易可以带来国家的整体利益，也会使部分利益集团受损。
尽管贸易理论告诫人们，通过国内政策或健全市场机制实现贸易受损者的利益补偿是最优的，但国内政策实施的难度往往超过对外政策。
贸易政策是各种政治力量相互博弈的结果，一旦贸易保护主义在博弈中占有优势，贸易保护政策就会披上维护国家利益的外衣。
中国稳定贸易环境的获得并不在于中国的对外贸易是否实现了共赢的利益，而是在于是否使进口国具有决策影响力的组织获得了利益。
中国对外贸易摩擦的加剧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出口损害了他国的利益，稳定贸易环境的营造需要中国重视国际贸易对伙伴国具有政策影响力的利益集团的影响。
2．双顺差背景下的全球经济失衡
自1994年以来，除1998年以外，中国国际收支基本持续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的双顺差。
尤其在2001年以后，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的顺差出现迅速的扩大，中国的外汇储备也因此进入高速增长阶段。
迅速增加的贸易顺差是中国贸易摩擦加剧的重要原因。
截至2007年，中国对外贸易顺差已经持续了十四年。
尤其在加入WTO之后，中国对外贸易顺差的增速极快。
2001年，中国的货物贸易顺差是340亿美元，2007年货物贸易顺差增至2622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41%。
中国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对美国和欧盟的贸易，巨大的顺差规模和增长速度以及出口市场的相对集中诱发贸易逆差伙伴国贸易保护政策的实施。
贸易失衡一直是贸易逆差国的敏感话题。
其敏感性来自于四方面的原因，第一是贸易数据的易获得性。
在国际收支统计上，通过海关报道的贸易数据要比资本流动数据的获得容易得多，频繁的报道使国民对贸易的敏感性远远高出其对资本的敏感程度。
其二，重商主义思维的影响。
在片面的思维或部分利益集团的鼓噪下，贸易逆差的利益被忽视、弊端被夸大。
贸易逆差常被看成是贸易受损、竞争力低下的表现，甚至被误读为金融不稳定、失业、经济衰退的万恶之源。
其三，贸易形成的收入再分配。
国际贸易引起国内生产结构变化，在产业结构变化中部分利益集团会因其缺乏应变的能力而因此受损。
例如，对于进口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发达国家而言，由于原先此类产品的国内生产被进口所取代，那么这类企业的资本家和劳动者就会面临向其他产业转移或实现产业升级的必要，如果缺乏转移能力或升级能力，他们就会因此而失业或因收入下降成为进口的受害者。
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这些受害者会通过直接请求或通过政治代言人或媒体对政策施加压力。
其四，宏观经济。
贸易逆差意味着国内需求的外溢，由此可能导致经济出现短期的衰退，与此同时贸易逆差也会导致外汇储备资产减少并进一步波及国内的货币政策、物价和汇率。
从短期看，对国内需求的减少不仅会影响就业而且会削弱政府财政收入，并可能造成部分国家因外汇储备减少形成的危机、考验金融管理能力。
中国的贸易顺差与美国的贸易逆差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以中美贸易不平衡为代表的全球经济失衡现象成为中美经济的热点问题。
尽管中美贸易不平衡还没有证据说明已经危及了谁的利益，作为国际关键货币发行国的美国也不必因贸易逆差的加大导致外汇储备危机，但日益扩大的贸易不平衡的弊端并非不存在，扩大的贸易不平衡势必成为制约中美经济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国际经验和中国经验均表明，不断增加的贸易摩擦与中国贸易顺差的加大密切相关。
大凡遭遇贸易壁垒的国家，大多为贸易顺差大国，如中国、日本和韩国。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其遭遇的贸易壁垒最多。
1981-1987年是日本贸易摩擦的高峰期，在此期间日本的出口是世界出口的6.92%，遭遇的反倾销调查占世界同类调查总数的8.88%，后者与前者的比例为1.28。
当前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顺差国，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数量也因此遥遥超出了日本和其他国家。
相对于中国出口在世界出口中的比例而言，中国遭遇的反倾销调查比例是出口比例的3-4倍（Li，2005）。
连续多年的双顺差也引发了人民币升值的巨大压力。
自2005年7月汇率制度调整以来，人民币相对于美元的汇率升值幅度已经近15%。
但这一升值并没有能够化解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主张利用贸易限制迫使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呼声仍然不绝于耳。
3．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迅速发展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国际区域一体化组织迅速增加，新一轮国际区域一体化持续时间长、数量多且涉及世界主要的经济大国和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
美加墨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欧盟的东扩以及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参与使多边体系下的贸易格局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并对世界多边贸易体系形成影响。
根据WTO的统计，1999年底，有110个国家签订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在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中，日本以外的所有国家均参与了区域自由贸易安排。
2002年底，全球累计签署了259个区域贸易协定，有176个区域贸易协定已生效。
截至2003年3月，除蒙古一个国家以外，所有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都参与了此类协定的谈判。
截止2008年2月10日，被WTO认可并且仍然生效的区域贸易组织共有199个。
双边贸易、区域合作正在成为民族国家应对经济全球化的一项重要选择。
此外，绝大多数国家还参与了一项以上的区域自由贸易安排，墨西哥甚至与40多个国家和集团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
欧盟通过区域一体化已经实现了货币的统一和成员国对外政策的高度协调。
区域一体化的发展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竞争力，区域一体化形成的贸易转移、投资转移以及扩大的谈判力量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非成员国的利益。
中国长期致力于参与多边体系，在区域合作上起步较晚。
尽管最近几年中国高度重视区域一体化建设，但无论从参与的区域组织经济规模还是从区域合作的层次上看，中国的区域一体化还处于起步阶段。
在国际区域一体化的潮流中，中国迫切需要通过区域一体化建设扩大国际市场、增加市场的稳定性、提高谈判能力，并以此作为重要的外交手段巩固地区安全并服务于国家统一的外交需要。
三、开放战略调整的内部压力
在多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与此同时，伴随着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开放战略的必要性越来越特出。
从中国利益考虑，实施开放战略调整的迫切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国际分工地位低下、创新能力不足
开放使中国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在国际分工网络中，中国主要扮演着以廉价劳动参与分工的角色。
中国生产环节处于整个生产链附加价值的组装生产阶段，加工贸易在中国出口总额中的比例高达50%以上。
无论从要素所得的差距，还是从利益分配的状况看，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首先，在国际分工体系的规则确定中，发达国家的影响远大于发展中国家；其次，在产品生产分工上，发展中国家的产品生产利润微薄，而发达国家的产品生产往往具有丰厚的利润。
通过研发、创新、规模经济取得一定的市场影响力是企业获得经济利润的关键，在市场经济的力量下，发达国家的企业易于通过差异化和规模效应取得超额的利益。
而发展中国家，因生产的产品大多是技术含量不高或技术成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产品市场接近完全竞争的市场状态。
再其次，从要素价格上看，发达国家劳动者的收入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巨大的劳动力工资差距意味着：
发展中国家劳动者为了获得与发达国家劳动者相同的消费需要付出数倍乃至数十倍的劳动。
最后，从可持续发展角度看，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定位易于造成发展中国家环境的破坏。
发展中国家长期的定位于低附加价值产业或产业链的分工可能危及创新的基础。
分工地位的不利并不代表参与国际分工就会产生危害，早在十八世纪出现的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利用就揭示了比较优势带来交换双方利益的结论。
包括萨缪尔森在内的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均将该理论视为经济学上“为数不多但极为正确的理论”之一。
在人类的实践上，因参与分工地位不利而拒绝参与分工的现象并不少见，但闭关自守更难使本来就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失去了摆脱贫困的机会。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发展中国家竞相开放市场。
事实表明，市场开放可以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在市场开放中，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交换实现福利的增长，另一方面，开放通过资本流入、技术外溢以及人力资本形成方面的作用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
以比较优势原则为基础的分工对发展中国家的静态利益显而易见，其静态利益也完全有可能转化为动态的利益。
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东亚经济增长模式是否存在技术进步问题是经济学界富有争论的话题。
尤其在东亚金融危机发生后，认为东亚经济增长属于粗放型经济增长的克鲁格曼等人的观点吸引了众多的眼球。
但从更多的规范的经济分析上看，较多的研究并没有支持克鲁格曼的观点（林毅夫，任若恩，2007）。
从动态角度考虑，作为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在一定时期内，中国处于低附加价值的分工地位是世界资源配置的结果。
但中国不能满足于低附加价值的分工，更不能通过政策的干预使中国的生产结构锁定于不利的分工格局。
可以认为，目前中国遭遇的贸易壁垒增多、贸易顺差扩大、贸易条件恶化、环境污染加重等问题均与我国创新能力不足的现状有关。
从可持续发展和赢得国际地位考虑，中国应致力于生产链由低附加价值向高附加价值阶段的攀升。
2．外商直接投资利用经济效应的变化
多年来，中国在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利用上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政策。
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是中国参与全球分工的重要表现。
外商直接投资对于扩大中国制造业生产能力、加强企业竞争意识、形成产业集群、带动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意义。
但在近年来，伴随着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生产比重的提高，外商直接投资是否具有促进国内企业发展的问题上存在着较大的争议。
跨国公司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以资源导向型为主，即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土地和环境成本进行面向全球市场的生产。
此类投资对国内企业的竞争压力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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