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武王常所用石牌应是假牌.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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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武王常所用石牌应是假牌
“魏武王常所用”石牌应是假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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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武王常所用”石牌应是假牌
作者：
未知
2009年12月27日，河南省文物局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
关于西高穴墓发掘一年，经专家研究，基本认定为文献中记载的魏武王曹操高陵。
发布会公布了六大证据，其中，“魏武王常所用?
?
虎大戟”等石牌，被认为是确定墓主身份的重要的最直接的历史学依据。
我们认为，上述石牌应是后人伪造，以下试作辨析。
一、曹操下葬时没有“魏武王”的称谓
东汉桓帝永寿元年（155年），曹操出生于沛国谯县（今安徽毫州）。
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年）夏六月，曹操担任“丞相”；建安十八年（213年），汉献帝策命曹操为“魏公”；建安二十一年（216年），汉献帝进曹操爵为“魏王”，魏公、魏王都是诸侯王，但其地位处于其他诸侯王之上，拥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权力。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春正月二十三日，曹操在洛阳去世，《三国志》载：
“王（魏王）崩于洛阳……谥日武王”。
其时，曹操的儿子曹丕继任为丞相、魏王。
同年十月，曹丕逼迫汉献帝退位，代汉称帝为“魏文帝”，追尊曹操为“武皇帝”，也可称为“魏武皇帝”。
曹操担任“魏王”，是汉的诸侯王，是汉的魏王。
曹操去世，被汉献帝谥（加封）为“武王”（带有褒义），也是汉的武王，不是魏的武王。
在这里，“魏王”与“武王”是两个不同的爵号，不能将这两个爵号糅合在一起成为“魏武王”。
在曹操去世前及梢后一段时间，在文献及出土实物中，都没有发现有“魏武王”的称谓。
郝本性《曹操墓中出现“魏武王”石牌很正常》说：
“史书中都没有出现过关于‘魏武王’的记载，也很正常……当时是高层权力动荡之时，历史背景比较复杂，时间又太短，没有史书记载，或者有记载到目前还没有发现，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说史书中没有记载，或有记载（某人某物）还没有发现“很正常”，是可以的；但是，将向无记载，从未发现，突然冒出个“魏武王”石牌便当成绝对确凿，而且不容置疑，那就很不正常了。
林奎成《曹操“魏武王”谥号存疑》说“《三国志?
魏书?
武帝纪》：
‘谥日武王’……而不是‘谥日魏武王’……‘魏王’是生前爵号，是显名，‘武王’是死后谥号，是冥名，二者混用，便是违例……”《三国志?
蜀书?
诸葛亮传》载：
“建兴元年，封亮武乡侯”；建兴六年冬，“亮疾病，卒于军，时年五十四……赠君丞相武乡侯印绶，谥君为忠武侯。
”“侯”与“王”是相当的爵号，诸葛亮与曹操是同时代人，都担任丞相，总揽军政大权。
诸葛亮生前爵号是“武乡侯”，死后谥爵号“忠武侯”，能不能合称为“武乡忠武侯”?
显然不能，史书亦不见载。
“忠武侯”可简称“武侯”，后世称诸葛亮为“诸葛武侯”。
以曹操的谥号“武王”比照诸葛亮的称呼，或可称为“曹武王”，可惜史书上没有；但有“曹丞相”的称呼。
毛泽东《浪淘沙?
北戴河》有“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
易孟醇《毛泽东诗词笺析》说：
“汉建安十二年，魏武帝曹操北征位于幽燕的乌桓。
凯旋时，路过碣石山，赋有《观沧海》，诗云：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实际情况是：
建安元年（196年），汉献帝任曹操为大将军，加封武平侯；十月，曹操将“大将军”职位让于袁绍，汉献帝拜曹操为司空，行车骑将军。
在建安十二年，曹操征乌桓凯旋时，还不是“魏公”，更不是“魏王”，所以严格说，将“东临碣石”的曹操称为“魏武帝”是不合适的。
不过，作为文学作品的诗词与史述是不同的，因此，《北戴河》说“魏武挥鞭”应属可行；但是，却绝不能用它来证明建安十二年的曹操就有“魏武帝”或“魏武王”的称号。
曹操去世许多年，成为历史人物后，出现了“魏武王”的称谓。
《华阳国志?
蜀志?
刘先主志》载：
“二十四年，先主定汉中……魏王议徙许都以避其锐……二十五年春正月，魏武王薨，嗣王丕即位……”《华阳国志》是常璩所著，成书于晋穆帝永和四年（348年）至永和十年（354年）间，距曹操去世已有132年左右。
上述引文，前句说“魏王”是正确的说法，后句说“魏武王”欠妥。
正确的说法应是：
魏王薨，谥日武王。
《水经注》载：
“汉建安九年，魏武王于水口，下大枋以成堰。
”《水经注》是北魏郦道元（?
－527）著，晚于《华阳国志》；汉建安九年，曹操还不是魏公，更不是魏王，此说也显然不妥。
《太平御览》引晋孙盛《魏氏春秋》说：
“魏武王姿貌短小，神明英策。
”南朝宋沈约的《宋书》有“汉献帝二十三年……明年，魏武王薨。
”这与《华阳国志》说法相同，亦欠妥。
范子烨《“魏武王”：
曹操高陵的铁证》引用多条类似上述引文后说：
“出土文物上‘魏武王’这三个字，恰好是西高穴村东汉大墓为曹操高陵的铁证。
”此说缺乏说服力，因为现在还没有找到曹操下葬前就有“魏武王”的文献依据，所以，刻有“魏武王”名称的石牌就有伪造的嫌疑。
二、“?
?
虎大戟”的词语没有文献实物佐证
《三国志?
魏书》等文献没有曹操打猎、“?
?
虎”的记载。
屈原《招魂》有“君王亲发兮障青兕”，是说楚王打猎，用箭射兕（一种独角兽）。
司马相如《子虚赋》写楚王赴云梦打猎，主要用弓箭。
其中“使用专诸之伦，手格此兽”（译为“派遣专诸之类的勇士，格杀此野兽”）。
司马相如《上林赋》写汉武帝打猎，主要还是用弓箭，其中有“格虾蛤”（格杀猛兽）。
扬雄《羽猎赋》写汉成帝打猎，其中有“乃使文身之技，水格鳞虫”。
从以上引文看，君王打猎，主要用弓箭，要猎杀多种禽兽，不单是虎；而且“格”兽是派勇士，不是君王自“格”。
楚王有专门的打猎场所――云梦，可容“千乘”青骊驰骋。
汉武帝打猎，有专门的“上林苑”，在长安之西，据说周围广300里，内有离宫70座。
曹操没有专门的打猎场所。
在曹操生命的最后五年里，一直忙于打仗，可以说没有时间去打猎?
?
虎。
那柄所谓的“?
?
虎大戟”似乎没有用过，更说不上“常所用”了。
《三国志?
魏书?
诸夏侯曹传》载：
“曹真……常猎，为虎所逐，顾射虎，应声而倒。
”《三国志?
吴书?
吴主传》载：
“权（孙权）将如吴，亲乘马射虎……”
十六国时期后赵国君石虎（298～349），在位五年（迁都邺），爱好打猎。
《资治通鉴?
晋纪十九?
穆帝永和元年》载石虎打猎，是“命劲骑百余”奔驰射猎，是用弓箭射猎。
在这里，没有“?
?
虎大戟”、“?
?
虎大刀”的影子，石虎本人更与“?
?
虎大戟”、“?
?
虎大刀”没有干系。
楚王打猎用箭射，汉武帝打猎用箭射；而比曹操晚100多年的石虎打猎还是用箭射。
那么，曹操如果打猎，他会不用箭射而用“?
?
虎大戟”与“?
?
虎大刀”吗?
显然不会。
因此，“?
?
虎大戟”与“?
?
虎大刀”应属子虚乌有。
再说，又是大戟又是大刀，怎么拿呀?
如果是右手拿大戟，左手拿大刀，又怎么?
?
虎呢?
或者是头天拿大戟，第二天执大刀，换来换去会不会影响“?
?
虎”效果?
这些都值得怀疑。
“?
?
”也有嫌疑。
司马相如《子虚赋》写楚王赴云梦打猎，司马相如《上林赋》写汉武帝打猎，扬雄《羽猎赋》写汉成帝打猎，都是派勇士格杀，不是君王自“格”。
司马迁《史记?
殷本纪》有“帝纣……手格猛兽”；陈琳（?
－217）是曹操同时代人，其《饮马长城窟》有“男儿宁当格斗死”；曹操的儿子曹彰，223年封为任城王，《三国志?
魏书?
任城陈萧王传》有“任城威王彰……手格猛兽”；《后汉书?
祭遵传》有“舍中儿犯法，遵格杀之”；稍晚于曹操的左思（约250～约305）之《吴都赋》有“猩猩啼而就禽（擒），狒狒笑而被格”；《魏书?
羯胡石虎传》、《晋书?
载记?
石季龙传》有后赵国君石虎派人造“?
?
虎车四十乘”、“格兽车四十乘”；《文选》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注则有“王肃格虎赋日”；《全汉文》还有《谏格虎赋》……
以上古籍有关?
?
虎、格兽，全都用“格”，未见用“?
?
”。
有人引用《说文?
手部》“?
?
，击也”，说“?
?
虎大戟”等是“曹操高陵出土”的“非常重要的考古发现”，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在古代，用“?
?
”表击；用于“格斗”、“格杀”，则非常罕见。
《礼记?
学记》有“发然后禁，则扦格而不胜”，“扦格”已传成现代汉语用语，其中用“格”未用“?
?
”。
“?
?
虎大戟”等石牌，如果是从真的曹操墓中出土，其中的“掐”应刻作“格”。
现在，我们有理由推测，“?
?
虎大戟”等石牌，可能是不大精通文字应用历史的造假者制作出来的。
如果此观点能成立，说西高穴墓是“曹操墓”就缺失了最重要最直接的证据。
三、“常所用”既违史实且无先例
对“曹操墓”持肯定说的王子今《关于曹操高陵出土刻铭石牌所见“?
?
虎”》也说：
“我们虽然没有看到曹操亲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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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的明确记载……虽然目前还没看到相关史籍资料……”这里没有史籍“记载”曹操“?
?
虎”，有两种可能：
一是曹操没有“掐”过虎；二是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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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虎，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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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次数不多或很少。
曹操常用剑，说曹操“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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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或“常”用大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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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就缺乏依据，违背史实。
再者，在石牌上刻“常所用”也有违史实。
1980年，安徽舒城出土“蔡侯逆戟”（春秋晚期兵器），胡上有铭文“蔡侯逆之用戟”。
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三戈戟”，援胡部有铭文“曾侯乙之用戟”。
1980年，安徽霍山南岳公社出土一“蔡侯戈”，从援至胡上有铭文“蔡侯口之用戈”；有学者认为其中看不清的第三字应是“蔡侯”的名字。
1965年，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出土越王勾践剑”，其靠近格处有铭文（鸟篆）“越王鸠浅自作用剑”（“鸠浅”即勾践；“剑”为“金”旁加“检”的右偏旁）。
以上实例的兵器铭文，显示了一个相同的格式，即：
开头的词是侯或王（器主）的称谓，紧接的是侯或王的名字（或姓氏）。
如“越王／勾践（鸠浅）”。
依照上述格式来辨识“魏武王常所用?
?
虎大戟”，开头四字应释作“魏武王／常”，“魏武王”是器主的称谓，“常”应是器主的名字或姓氏。
但曹魏时期还没有魏武王常的人物。
因此，只能解为“常所用”；但这却不合兵器铭文的常用格式。
于是，刻有“常所用”的石牌就有伪造的嫌疑。
何况上述兵器铭文皆铸刻于兵器器身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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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大戟”等铭文却刻于石牌上，这是个问题；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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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大戟”、“?
?
虎大刀”又不见实物――如果是被盗墓者盗走，可以通过追缴获得，或者在文物市场等地出现，可是却至今不见踪影，这又是问题。
河南省文物考古所《曹操墓真相》说：
《三国志?
吴书?
周泰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记录孙权事迹，就有“敕以己常所用御帻青缣盖赐之”的话……《宋书》卷八十八《肖思话传》也有“初在青州，常所用铜斗”的记载……王立群还列举六例“常所用”词条以佐证。
笔者认为，仅根据以上两条，或据后代其他词条，便说“常所用”是汉末或三国时期的社会常用语，大为不妥。
裴松之（372～451）于429年开始注《三国志》，是曹操死后200年的事了，而陈寿（233～397）写《三国志》乃是曹操去世50年后的事。
《三国志?
周泰传》本身没有“常所用”；即使是社会常用语，也不是都能刻到兵器或石牌上。
从古至今，除了安阳的石牌，还找不到一件刻有“常所用”的实物。
西高穴墓出土的六边形石牌中，刻铭有“镜台一”、“渠枕一”、“口水碗”等日常生活用品的名称数量。
按发掘者的观点，“渠枕一”则应刻作“魏武王常所用渠枕”，或者将“魏武王常所用?
?
虎大戟”刻做“?
?
虎大戟一”。
笔者认为，两种刻铭必有―假，而刻“魏武王”的石牌就可能是假造。
四、“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最可疑
59件刻铭石牌有8件圭形（五边形），有51件六边形。
如果说“慰项石”是墓主人的常用物品，应该刻一块石牌，刻上“慰项石一”或其他文字。
奇陉的是，没有石牌，却将文字刻在“慰项石”底部。
如将“慰项石”正放，底部向下就看不见文字；如反放，看到文字却看不清楚是何物。
“慰项石”如果是曹操常用之物，随便刻上文字会造成残损，是一种不允许的亵渎行为。
“慰项石”实际是石枕，沉重的石枕不便携带；对于南征北战、东讨西伐的曹操来说，实际也不能常用。
石质料材热传导快，散热快，在炎夏闷热容易出汗的季节，枕石枕睡眠尚可，但春秋不能用，冬天更不能用。
因此，“慰项石”的常用性成了疑问。
曹操有头疾，《三国志?
魏书?
方技传》说：
“太祖苦头风，每发，心乱目眩……”《方技传》说，华佗为曹操治疗头疾，却没有说过要用“慰项石”。
一般说，对于风寒造成的头疾，春、秋与冬季应该好好保温，而不应该把头枕在冰冷的石枕上。
曹操说：
“吾有头病，自先着帽帻。
”他其实是在用戴帽等方式保温。
据贺云翱等说“慰项石是警方追缴而来”，这就谈不上科学发掘。
张国安《颠覆曹操墓》说：
“两块碑文的隶书字不能登大雅之堂，显示了初学者尚未脱俗的稚嫩……其中的‘魏’字、‘慰’字、‘王’字斜钩都是败笔……”这样低水平的随意的刻字，也应是对墓主人的亵渎。
这样的刻字当然有造假之嫌。
在51件六边形石牌中，有一块上刻“渠枕一”。
“渠枕”是何物?
“渠”有大的意思，又可解做“盾”，如左思《吴都赋》有“家有鹤漆，户有犀渠。
”“鹤漆”指矛，“渠”即盾。
因此，“渠枕”应是盾枕。
夜晚睡眠，头枕盾牌，矛在腰侧手边，符合统帅、领军将士身份。
“渠枕”可能把盾牌与枕头的两种功能集于一体了。
这种“渠枕”，对于曹操来说，应比“慰项石”（石枕）更加“常所用”。
试问，为什么“渠枕”的石牌上不刻“魏武王常所用渠枕”，却要在石枕上刻“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呢?
再说，中国历史上哪个帝王用过“慰项石”?
有“慰项石”出土了吗?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慰项石”的造假嫌疑最大。
五、圭形石牌的形制、字样与排列疑问多
西高穴墓多次、严重被盗挖，发掘者声称进行了“科学发掘”，挖到了石牌等铁证，便确定是曹操墓。
试问，如果有座金字塔被挖得面目全非，然后进行“科学测量”，测得的外形数据能说可靠吗?
西高穴墓出土石牌58件（另有1件追缴），其中有8件圭形石牌；8件中有7件是在该墓“前室一块被挑动的石质地板残块下面”挖到的，而且石牌多数被打坏。
这说明，地层关系已被破坏，已无法进行“科学发掘”。
唐际根《释疑有关曹操墓的关键质疑》说：
“是按程序操作的发掘。
8枚石牌中，多枚出自明确的地层关系中……这样的考古地层关系，不可能造假。
”不说“被扰动”的地层，而说“明确的地层”，这样的“释疑”能服人吗?
现在来看在“被扰动的石质地板残块”下挖到的包括“魏武王常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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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大戟”等7件圭形石牌以及2010年6月12日挖出的“散落”墓中的“常所用长犀盾”石牌，再加上追缴的“魏武王常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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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大刀”石牌，其圭形石牌的形制是：
长10.8，宽3.1，厚0.8（厘米）；51件六边形石牌的形制是：
长8.3，宽4.17，厚0.7（厘米）。
两者形制为何不同?
六边形石牌中有“胡粉二斤”石牌，宽4.75厘米，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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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大戟”宽1.12倍。
刻有至尊至贵的“魏武王”圣名的石牌难道比“胡粉二斤”要卑贱吗，只能用窄的石牌吗?
还有，“胡粉二斤”只有4字，石牌长却有8.3厘米；“魏武王常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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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大戟”有10字，按“胡粉”石牌布排文字应有20厘米以上。
这是极不合理、极难理喻的形制。
六边形石牌的文字，字与字之间基本上都有较宽的间隔。
许多墓志的文字也都有较宽的间隔。
“魏武王常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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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大戟”等圭形石牌文字，竖行排列，字与字相连，基本没有间隔；尤其是“武”字的笔画，还突进了“魏”的字框之内。
这样的排列，可以说对“魏武王”的极端不敬，镌刻工匠可能会被杀。
因此，文字排列拥挤的圭形石牌，可能是伪造。
再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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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大戟”、“慰项石”的字样与相关铭文，笼统地以其“八分书”就断定年代、墓主，不可信。
这里举几通大家熟知的汉碑为参照物以论说。
乙瑛碑，又称《汉鲁相乙瑛请置孔庙百石卒史碑》，东汉永兴元年（153年）立（在山东孔庙）；礼器碑，全称《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东汉永寿二年（156年）刻（原存山东孔庙）；曹全碑，全称《邰阳令曹全碑》，东汉灵帝中平二年（185年）立。
其中乙瑛碑有2个“魏”字，礼器碑有1个“魏”字，这3个“魏”字的“禾”与“女”不相连，“禾”与“田”基本齐平，“女”与“山”的底画基本齐平，“鬼”的末画“竖弯钩”苍劲有力，整字间架结构合理，典雅刚健；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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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大戟”的“魏”与之完全不同。
曹全碑有3个“武”，有2个是“止”、“戈”的合体，有1个是“山”、“戈”的合体（“山”近似“止”），还有个“止”字；“戈”的横画之下是一短撇画（或说短斜横）。
它们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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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大戟”的“武”也完全不同。
礼器碑选有2个“王”，曹全碑选有8个“王”，隶书特征明显；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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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大戟”的“王”字已经不是隶体。
《王舍人碑》于东汉光和六年（183年）立，山东平度县出土，其上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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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在曹操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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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格斗应用“格”；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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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大戟”石牌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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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伪造。
“慰项石”上“魏”的“禾”与“女”相连，“武”上面是两长横画的特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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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大戟”的“魏”、“武”相同。
“王”的末画波磔向上太凶，超出所有石牌文字的隶书风格。
尤其是“武”字下部的部件，横画上有4个齿形笔画，这是绝对错误的刻法。
甲骨文“武”是个会意字，从戈，从止（趾），会意持戈行进，显示征战或阅兵的威武；后来，“戈的一撇变体为一短横”置于长横之上。
“慰项石”的“武”，违背了会意的初衷，刻成了错字，凭此可认定为造假。
再说“慰”字。
《史晨碑》于东汉建宁二年（169年）立，上有1个“尉”，部件“示”下是三“点”。
《曹全碑》有1个“慰”、4个“尉”，《礼器碑》有3个“尉”，其部件“示”下都是三“点”；而“慰项石”的“慰”，“示”下是‘小”字形，很不同。
但是，后赵建武六年（340年）的《赵西门豹祠殿基记》刻铭拓片上的“尉”，其“示”下是“小”字形。
要知道，此《赵西门豹祠殿基记》的入土比曹操下葬要晚120年。
这就意味着：
“慰项石”的文字可能仿刻了100多年后曹操下葬的刻铭，而不是效仿曹操下葬前的刻铭。
况且，“慰项石”的文字笔画随意、纤细，与圭形石牌及六边形石牌都不同，伪造的嫌疑更大。
笔者在《认定“曹操墓”证据的辨析》一文里说，仅凭公布的“六大证据”还不能基本认定“曹操墓”。
这里，笔者鉴于西高穴墓多次、严重被盗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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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大戟”等圭形石牌在“被扰动的石板下”挖出，其形制可疑，其上文字缺乏文献、实物依据，排列拥挤，字样可能是仿刻后代铭刻，这便有充分的理由可基本认定：
“魏武王常所用?
?
虎大戟”等圭形石牌及“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铭文，是伪造的假货；将西高穴墓定为“曹操墓”的证据严重不足。
最终的确定，应在逮住了伪造者，获得了招供，缴获了造假工具、材料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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