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列文论》学习指导纲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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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列文论》学习指导纲要
《马列文论》学习指导纲要
第一章引论
一、马克思主义文论中的实践观念
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思想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即首先从研究对象所处的特定社会现实和历史发展结构中去把握研究对象的性质；进一步说，特定社会现实和历史发展结构的基础（“骨骼”）是社会实践，而社会实践中最主要的是生产实践内容。
从社会实践的角度出发去分析文艺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基本立场和基本方法。
具体说，马克思主义分析任何文艺现象，不是从一般的概念，而是从特定的、具体的社会现实和历史结构并以社会历史构成中最基本的社会实践活动——物质生产实践，作为理论分析的出发点。
二、马克思主义文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
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这是相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而言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兴起于20世纪中期，它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既有联系，又有一定的区别。
在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去世后，马克思主义以及文艺理论经历了以下变化：
一方面是为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往往既是理论家又是实践家，如列宁、毛泽东等）所继承和发展，其文艺思想的核心是关注理论如何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从而成为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是发端于20世纪30年代意大利的葛兰西、匈牙利的卢卡契等人、兴盛于20世纪中后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他们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所谓“起死回生”的变化之后，更多地从马克思的早期思想中寻找借鉴，更侧重从文化上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
三、马克思主义文论在当代文艺理论格局中的地位
20世纪，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之外，还有其他多种多样的文学批评理论。
把这些批评理论归纳起来，大致有：
文本批评理论，阅读理论，文艺心理学批评，文学语言学和符号学理论，历史社会学批评。
马克思主义的文论在当代文艺理论中仍有着很强的活力，并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第二章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产生
完成于1844年前后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趋于成熟时的作品。
这些著作中所包含的有关文艺、美学方面的思想观点，标志着有别于前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产生。
一、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1.《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出版过程及其思想原则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居住巴黎时所写，故又称《巴黎手稿》。
《手稿》由三个未完成的手稿组成，它正式出版于1932年（莫斯科）。
但由于受到欧洲30年代动荡不安局势的影响，《手稿》的出版还未受到普遍的重视。
《手稿》真正引起普遍重视并产生巨大影响的是在二战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之中。
《手稿》的主题是哲学、哲学人类学和经济学问题，但其中也涉及到文艺、美学问题。
劳动（生产实践）与异化是《手稿》的两个核心概念。
2、《手稿》的主要美学观点
（1）社会实践——劳动是美和美感得以产生的根源
马克思主义对于美学和文艺学理论的一个划时代的贡献是，第一次从人类实践活动的角度去探讨、分析美的本质和根源，这就扭转了当时盛行的黑格尔主义的抽象思辩方法——“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
这不仅科学地解决了美学的关键问题，而且赋予美学理论一重大的社会学、人类学的意义。
马克思认为，人类的劳动有两种形态：
一种是谋生的需要；另一种是乐生的需要，从而成为“自由的生命表现”。
所以，从劳动的本质意义上说，正是劳动才使人与动物区别开来。
对此，《手稿》写道：
“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
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把内在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
”
马克思的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了以下二个问题：
第一，真正的劳动是一种乐生需要的劳动，从而把人从仅仅服从肉体需要的动物性中“提升”出来。
所谓乐生需要，就是人对自由创造的需要。
但是，现实社会中由于异化现象的存在，大量为谋生需要的劳动还是非常普遍的，这就出现了《手稿》中所言的，“劳动创造了美，但使工人变成畸形”这种现象。
第二，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看到，即使是谋生需要的劳动中也程度不等地包含着乐生需要的因素，正是这一因素才使人的劳动与动物在肉体需要支配下的活动区别开来。
谋生劳动中的乐生因素，是人暂时摆脱了种种外在束缚——包括外在强制性、谋生的需要等因素，体现出自由创造的特点，实现了人的内在尺度的对象化。
这里，马克思从哲学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了美学中的核心问题：
美与美感，来源于真正的劳动——即自由创造；只有在自由创造中，人才能充分运用自己的内在尺度，从而与对象之间建立起多种关系——包括审美关系，在对象世界中确证（直观）人自己全部丰富的本质。
只有在此前提下，不仅社会美、艺术美，而且自然美才能产生。
所以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劳动创造了美。
（2）自然的人化和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马克思所说的劳动，从哲学人类学意义上说，即是自然的人化和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马克思在《手稿》中说，在劳动中，“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
这说明，劳动的本质就是自然的人化和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从美学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的这一思想，人与对象的审美关系正是人肯定自己全部本质这一活动的体现之一。
《手稿》中“因此，一方面……另一方面……”这一段话，即是马克思对自然的人化和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两个关键因素的分析。
首先是对象的性质。
马克思在这里突出了人的“对象”与一般所谓的“客观存在”的区别。
对此，马克思指出：
“一方面，随着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来说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对他说来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而这就是说，对象成了他自身。
对象如何对他说来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因为正是这种关系的规定性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现实的肯定方式。
”
马克思在这段话中特别强调了人的“对象”与人的本质的联系以及“对象”与“存在”的区别，从而阐明了作为人的“对象”的本质就是社会本质的原理。
所以说，人只有作为社会的存在，才能与对象之间确立主客体关系，从而进行自然的人化和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其次，是主体的性质。
马克思认为“对象”的性质与主体的性质是紧密相关的。
“对象”的性质是在主体性质的展开中呈现出来的。
马克思在阐明“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之后接着指出：
“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不是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也就是说，它只能像我的本质力量作为一种主体能力自为地存在着那样对我存在，因为任何一个对象对我的意义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
所以社会人的感觉不同于非社会人的感觉。
”
这段话说明了审美关系中主客体的各自作用。
首先，美是一种客观存在，而不是主观意识的产物；其次，美是社会的产物，与人的本质力量密切相关，所以要欣赏美，主体必须具备一定的素养。
具体说理解可作这样的分析：
一是，美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它既非是主体主观意识投射的产物，但同时又依赖于历史条件而产生。
理解这一点，关键是应把美看成是一种社会价值，而非自然现象——如太阳、月亮等可以脱离人类社会而独立存在的自然现象。
正是在特定的社会实践和历史条件下，人不仅与客体对象形成了实用的关系、认识的关系，而且还形成了审美的关系，美才产生出来。
二是，马克思突出强调了主体因素在审美关系中的重要性。
用马克思“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的观点来看，美即是人类确证、占有自身全部本质和感觉的表现之一。
所谓确证人自身的本质和感觉，即是人从对象之中直观自我的本质。
所以，马克思说，“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
这说明社会人的感觉不同于非社会人的感觉，即社会人的感觉体现出人的丰富而全面的本质。
三是，人的本质是在客观的社会实践（劳动）中产生的，是现实历史发展的产物。
（3）美感的本质和意义
马克思认为“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等“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实际上也就是“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
显然，在马克思看来，审美享受并不只是一种精神消费，而是体现了人的自由创造本质的一种文化现象，因而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相反，那种仅仅“囿于粗陋的实际需要的感觉”——如忧心忡忡的穷人对最美丽的景色无动于衷，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无法看到矿物美丽的色泽等，马克思认为这种仅仅出于实际需要的感觉“只具有有限的意义”，即只体现了人与对象之间的片面关系，而没有体现出主体与客体的全部丰富性。
因此，马克思指出：
“一方面为了使人的感觉成为人的，另一方面为了创造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践方面来说，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都是必要的。
”“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自然的、感性的］需要而作准备的发展史。
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
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象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
这将是一门科学。
”
在此，马克思所用的“人的”一词具有评价性涵义，与“非人的”是对立的，是对人全部占有自己的本质和感觉、充分发挥了自由创造力的理想境界的简要概括。
明显可以看出，马克思在论述美学问题时贯穿着对人类社会中异化现象——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现象的批判。
所以说，美感是对人的全部本质的占有，是对异化的扬弃。
二、马克思、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
1．《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背景
《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于1845年~1846年，是马克思与恩格斯继《神圣家族》之后合写的又一部论战性的著作。
因种种原因，这部著作直到1932年才公开出版。
如书名所示，“德意志意识形态”主要是指当时流行于德国的思辩哲学和所谓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本书的写作意图时明确指出：
为了使“投合沉溺于幻想的精神萎靡的德国人民口味”的思辩哲学得不到任何信任。
从文艺理论角度学习《德意志意识形态》，主要应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对意识形态的分析方法以及对人的本质的有关论述，这对我们各种文艺现象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2．《德意志意识形态》（摘录部分）有关意识形态的主要观点
（1）特定历史形态的社会存在是分析意识形态的最终依据
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说明了历史唯物主义与抽象思辩哲学的根本区别在于：
是从天上到地上，还是从地上到天上。
所谓从天上到地上，就是从既有的概念、理论体系出发去分析具体的现实存在，这是德国抽象思辩哲学所用的方法。
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倡的是从地上到天上的方法则是从具体的社会现实出发，逐渐分析、概括出理论体系。
具体说，落实在对人的意识现象的分析上，不是从抽象的一般的“人”出发，而是从处于具体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中可以经验观察到的具体的人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才是分析意识形态的起点。
《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首先说明社会意识只是当时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升华后指出：
“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失去了独立性的外观。
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意识的产物。
”由此可以看出，意识形态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着社会历史的状况。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意识形态“没有历史，没有发展”的确切涵义是，并不是说意识形态不会随物质生产关系的改变而变化，更不是说意识形态可以是超历史地成为一种独立的精神现象。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思正好相反，他们要说明的是意识形态的形成和发展变化，其根源和动力不是来自精神内部的运动，而是非常清楚地根源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主要是物质生产关系，并随着这种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
（2）对占统治地位思想实质的分析
对统治阶级的思想实质的分析，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看。
第一，根据社会现实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看，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实质上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而统治阶级的思想，则是统治阶级在物质利益上的要求在思想领域里的曲折反映。
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封建社会的“忠诚信义”观念与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平等”观念的精彩分析，雄辩地说明了没有一种思想观念是可以超历史社会的，它们都是特定历史社会条件的产物，因而也就不可能不随着历史社会的发展而变化。
第二，占统治地位思想的复杂性。
这种复杂性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
一是统治阶级内部因不同物质利益而产生出不同的乃至对立的思想观念，从而出现所谓的本阶级的“异己”分子。
如中国古代的“君为贵”还是“民为贵”的思想。
二是统治阶级在更迭过程中，新的上升的统治阶级因为在物质利益上与其他被统治阶级有着一定的联系，所以其思想在反映了本阶级利益要求的同时，也部分地反映了其他阶级的利益要求，这也容易给人以一种普遍性的幻觉。
如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观念，既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同时也部分地反映了更为广大的人民群众的要求。
但是，我们只要深入分析，还是不难发现，“人权”“平等”观念也是特定历史的产物，在要求政治上平等的同时，暗中肯定了经济上不平等的合理性，体现了资产阶级利益的本质。
（3）人的本质和性格是特定社会历史的产物
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将人的本质和性格看成是一种生物属性，主张用社会历史来解释人的本质和性格。
例如，马克思曾分析鲁滨逊的形象时指出：
这种苦于经营、勤于开拓和扩张创业的精神和性格，正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典型产物：
“这种18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态体解的产物，另一方面是16世纪以来新兴的生产力的产物。
”
具体说，特定社会历史对人的本质和性格的影响可从两方面分析。
一是，特定历史形态对人的性格和情感的塑造。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达·芬奇、拉斐尔等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时，即指出，这些天才人物的出现取决于当时现实社会的条件和历史发展的需要。
二是，特定社会状况对人的影响。
《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分析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才人物时，还注意到不同具体环境——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对于不同天才人物的影响。
所以，即使处于同一历史时期，由于具体社会环境不同，对人的性格、情感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对德国与荷兰的具体社会环境作了深入的分析（这段分析，课本未作摘选）：
由于德国的闭塞、分散和落后等因素，所以造成了德国市民的软弱性格——靠“微小的盘剥和伟大的幻想过日子”；荷兰则因其雄厚优裕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影响到市民坚强豁达、富有朝气和开拓精神的性格的形成。
《德意志意识形态》对人的本质和性格形成原因的分析，这对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这可从两方面说：
一是从创作上说，要求作家在塑造人物性格时，要揭示出人物性格形成的社会历史原因，这样才能使人物的行为真正植根于具体的现实关系之中，在人物性格中包含有巨大的历史内容。
二是从批评上说，要求透过人物的个人性格表象，揭示出造成这种性格的深层社会历史原因，从而更好地把握作品的普遍思想意蕴。
第三章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
一、《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介绍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写作于1857年，是马克思计划写作经济学著作所写的的总导言的草稿，正式发表于1903年。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把艺术纳入到“生产”范畴中对其作出新的分析，这对我们从文学社会学角度把握文艺的发展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意义。
一、《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有关文艺理论的主要观点
1．艺术生产和艺术发展的相对独立性
随着资本主义商品市场的扩展，精神生产便越来越明显地纳入到生产-消费的过程中去了。
所以，马克思开创性地提出了艺术生产的概念，就是要从社会学角度把握艺术——特别是现代艺术的性质。
物质生产制约着社会关系以及精神生产——包括艺术生产，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所以，就整体来说，精神生产总是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
但是，马克思同时看到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之间的复杂关系，这就导致了“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复杂性。
这种复杂性不能用一般的社会发展观点去解释，而是需要考虑到精神生产的特殊性以及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不平衡关系。
马克思指出：
艺术生产并不是与物质生产成正比的；某些艺术形式只能产生在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而不可能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某些经济上比较落后的国家在文学创作上却可以领先于其他经济发达国家。
如18世纪的英国虽然在经济上领先于法国，但在哲学和文学艺术上却无法与法国相比；后来19世纪的俄国与西欧相比也有这种情况。
这一观点并不是否定社会生活与艺术生产之间的关系，而是要指明“进步这个概括决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去理解”。
这就是说，艺术生产虽然受到物质生产和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定，但这种关系并非是一种一般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具体、复杂的。
这说明，艺术生产既受到一般生产规律的制约，但同时还有其特殊的规律。
2．神话的本质
马克思本文以及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都把神话与“想象”联系起来进行分析，认为神话的本质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支配自然，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
马克思对神话的分析，是从物质生产和历史发展水平出发来解释神话的起源，这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总观点是一致的。
3．神话艺术的永久魅力
马克思从两个方面对古代神话的永久魅力作了分析：
一是，以希腊艺术为代表的神话艺术是“正常儿童”的产物，它真实地展现了人类早期的精神世界，从而使现代读者能够从“一个更高的阶梯上”直观人类童年时代的真实。
马克思的这一论述虽然简略，但包含着深刻的美学和艺术欣赏的理论，这与《手稿》中关于人从对象中肯定自己的全部本质和感觉的观点是前后一致的。
二是，神话转变为艺术审美对象需要有一个历史的审美距离。
马克思所说的“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
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他感到愉快吗”，就是对艺术欣赏中审美距离的间接论述。
第四章马克思、恩格斯论悲剧
马克思、恩格斯分别写给拉萨尔的两封书信，集中探讨了两个问题：
一是关于历史悲剧的性质问题；二是文学创作中的审美规律问题。
一、马克思、恩格斯《致拉萨尔》的写作背景
拉萨尔根据历史事件创作的《济金根》，在剧本中表达了这样的看法：
济金根的悲剧在于他“手段”的过失；只要采取了合适的手段，济金根的骑士暴动就能成功。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拉萨尔借历史悲剧所表达的对于德国现状的看法是错误的，这是一种机会主义式的观点。
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悲剧问题的论述
1．历史悲剧的真实性
历史悲剧的性质首先涉及到如何把握历史事件的真实性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历史上济金根这一悲剧人物的分析，体现了这样的观点：
历史悲剧必须建立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
历史真实，并不能等于实际发生过的历史事件，而是指历史事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换言之，体现了历史发展规律的事件才具有历史的真实性。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拉萨尔的错误不在于选择了济金根骑士集团的暴动事件作为题材，而在于没有抓住济金根骑士暴动事件在历史进程中的性质，因而对历史事件的描写不符合历史的真实。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济金根等骑士改良运动，不是以历史的发展要求，而是以历史倒退的幻想作为其行动的依据，所以说尽管济金根骑士集团的暴动事件是事实，但从历史哲学的意义上说却缺乏历史的合理性。
马克思、恩格斯要求文艺创作应把握历史发展规律，这样才能揭示出历史事件的真实性，而拉萨尔的《济金根》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
拉萨尔在剧本中暗示济金根的失败是因为手段的过失，这是没有把握到济金根作为贵族骑士运动失败的必然性。
所以，尽管拉萨尔的剧本是以历史事件为依据创作而成的，但却缺乏历史的真实性。
2．历史悲剧的性质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西方的悲剧理论大致经历了古希腊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命运悲剧理论，到近代一黑格尔为代表的伦理悲剧理论的发展过程。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探讨悲剧问题时，一方面吸收了前人的理论成果，另一方面又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赋予悲剧这一艺术形式以重大的历史内容，对历史悲剧的性质作出了新的分析。
简要说，历史悲剧的性质在于：
“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即是历史悲剧的本质所在。
所谓“历史的必然要求”，是指符合历史发展趋势和要求的未来可能性；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则是指这种符合历史发展趋势和要求的可能性，在当时尚缺乏现实依据。
拉萨尔因为没有把握住历史发展的规律，其剧本《济金根》也就没有体现出历史的真实性，所以不具有历史悲剧的性质。
3．“莎士比亚化”的艺术创作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对拉萨尔的悲剧观念提出了批评，而且对其创作上存在的艺术形式问题也作了精彩的分析。
一是，艺术创作中的观念与形象的关系。
马克思批评拉萨尔最大的缺点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并提出了“莎士比亚化”的要求；恩格斯也委婉地批评拉萨尔“我们不能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文艺创作中的观念应当与生动的形象、情节、细节融合在一起，融化在感性形象之中——这也就是“莎士比亚化”的基本涵义。
二是，人物性格的塑造。
马克思、恩格斯都要求叙事文学中的人物形象具有自身的性格逻辑和生命，而不应是作家思想的“传声筒”，或者说是作家手中的“木偶”。
恩格斯对人物性格塑造提出了两个要求：
第一是要求人物性格必须有坚实的生活依据，这样人物形象不仅生动、真实，而且能折射出丰富的历史内容。
第二是必须防止“恶劣的个性化”。
所谓“恶劣的个性化”，是指那种与内容想脱离的、外加的、为个性描写而进行个性描写的倾向。
这样描写的个性必然流于表面，缺乏具体深刻的历史内容。
三是，对未来艺术创作的要求和期望：
“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
恩格斯的这一要求虽然直接是对戏剧创作而言的，但对其他文艺创作同样有效，是文学艺术创作应当努力的方向。
第五章恩格斯的文学创作论
一、恩格斯：
《致敏·考茨基》
1．写作背景介绍
《致敏·考茨基》是针对敏·考茨基的小说《旧人和新人》（1884年）而写的。
敏·考茨基是同情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小资产阶级作家，但她对工人运动的性质和实际情况缺乏深入的了解，因而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导游很多个人主观成分，具有抽象人道主义和温和改良主义的色彩。
因为考虑到作家本身的思想特点，恩格斯虽然也对这类作家作品进行思想上的评论，但更注意做艺术上的分析和艺术创作规律的探讨。
2．《致敏·考茨基》的主要观点
（1）典型人物的塑造以及作者与人物的关系
恩格斯对典型人物的要求是：
“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当是如此。
”恩格斯这里所说的“典型”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典型的涵义不同，它是指典型人物具有普遍广泛的社会概括意义，而“一定的单个人”和借用黑格尔的“这个”，则是指典型人物的生动的、独一无二的个性。
综合典型人物的两个方面，恩格斯实际上要求典型人物既要概括出深刻、普遍的社会意义，同时这种社会意义又要融化在生气勃勃的人物形象之中。
从这种要求出发，恩格斯委婉地批评敏·考茨基在小说中“过分欣赏自己的主人公”，把个性“消融到原则里去”。
所谓“过分欣赏自己的主人公”，就是作家过多地将自己不切实际的理想因素赋予给人物的性格，因而“太完美无缺了”，给人以不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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