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余杭区塘栖镇.docx
《浙江余杭区塘栖镇.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浙江余杭区塘栖镇.docx(7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浙江余杭区塘栖镇
浙江余杭区塘栖镇
塘栖镇位于杭州市北部,与湖州市的德清县接壤,距市区中心约20公里,距区政府所在地临平约13公里,著名的京杭大运河穿镇而过,使其成为苏、沪、嘉、湖的水路要津,历朝历代以来,塘栖均为杭州市的水上门户。
镇区内河道纵横、水网密布,是个标准典型的江南水乡。
镇区的东南有超山诸峰,素有“十里梅花香雪海”之称,为江南三大探梅胜地之一,与碧波涟漪的丁山湖形成了山水相映的迷人景观。
2005年,全镇共辖28个村、502个村民小组、6个社区,镇区总面积为79平方公里,总人口近10万人。
全镇有耕地41921亩,鱼塘6290亩,桑地5870亩,果地10492亩,山林5743亩,茶地404亩。
据现存的史籍记载,早在北宋以前,塘栖仅仅只是一个小小的打渔村,渔民们三三两两在此散居,在此晒网休息。
直到元朝张士诚拓宽了官塘运河以后,人们沿塘而栖,小镇才初现雏形。
到了明代弘治年间,广济桥的构筑使镇区两岸连成一片,这才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集镇。
光绪《唐栖志》中有着这样的记载:
“迨元以后,河开矣,桥筑矣,市聚矣。
”又云:
“唐栖官道所由,风帆梭织,其自杭而往者,至此少休;自嘉秀而来者,亦至此而泊宿,水陆辐辏,商家鳞集,临河两岸,市肆萃焉。
”由此可见,是秀丽的京杭古运河哺育了塘栖。
塘栖在旧时称作唐栖,并有着众多的别称,这些别称大都散见于文人雅士所留下的书画题咏诗词唱和之中,共有栖水、栖溪、溪西、武店、武水等名,其中以栖水、栖溪最为常见。
有关塘栖镇镇名的由来,历来众说纷纭,无一定论。
认可者较众者为“负塘而栖”一说。
此说始见于元朝胡玄敬所撰的《栖土风土记》。
胡玄敬云:
国初开设运河,大筑塘岸,居民初集,负塘而栖,因名唐栖。
此说言之凿凿,颇为可信,是不少研究者、学者广为认可的一种说法。
但除此之外,有关镇名由来,有据可查的尚还有以下三说:
一曰“寺”说,清王同所撰的《唐栖志》云:
唐栖之名,以唐栖寺为最早,宋代在下塘之西有唐栖寺,遂以寺名名其镇。
后镇名显而寺名转微,于是居此者,知有唐栖镇,不知有唐栖寺矣;一曰“隐居”说,《卓氏家乘》唐栖考中说:
“唐栖者,唐隐士所栖也。
”隐士姓唐名珏,系宋末元初人,世居绍兴攒宫宋六陵之旁,因痛恨元僧杨琏真珈盗六陵、弃帝骸的罪行,夜邀乡里壮士,移六帝骨骸于兰亭附近,事后,他为了避其祸,匿名陷居于唐栖的三分村,里人们敬重他的义行,遂名其居住地为唐栖;另有一曰为“方位”说,张之鼎在《唐栖古今沿革考证》中云:
唐栖位于官唐之西,故宋范玉湖有纪行唐西诗,苏轼有“明朝归路下唐西,不见莺啼花落处”诗句可证。
塘栖镇在明清时富甲一时,贵为江南十大名镇之首。
塘栖原属仁和县管辖,民国后成立了杭县,塘栖便属杭县管辖。
解放前,塘栖分水南和水北两镇,水南属杭县管辖,水北属德清县管辖,两县隔河而治。
1950年5月,德清县城关区双溪乡3村即原水北镇划归塘栖镇管辖,结束了两岸分治的局面。
1958年,杭县建制撤消,塘栖隶属于杭州郊区,称杭州市塘栖人民公社塘栖管理区。
1959年3月遂又隶属半山联社。
次年,半山、拱墅两联社合并为钱塘联社,塘栖又属钱塘联社。
1961年4月,钱塘联社与老余杭县合建余杭县,塘栖隶属余杭县。
今随县制变化,属杭州市余杭区。
1985年11月,因县境内拆乡并镇,原丁河乡并入塘栖,1992年原塘南、宏畔、超山三乡又一起并入塘栖,于是,地域、人口一起猛增,使其成为余杭区内的第二大镇。
塘栖山明水秀,名胜古迹较多,自古以来就有着众多美丽的诱人景色。
旧时,曾有栖溪十六景之说,分别为:
芳杜菱歌、厂阴渔火、长桥月色、溪口风帆、永明晚钟、清流高阁、塔址芙蓉、北塘夜市、南山翠微、柳堂春晓、超颠远眺、溪河夜泊、翠河秋色、超峰雪霁、西浦斜阳、横潭渔火。
文人雅士们纷纷为这些景色呤诗咏句,为那些景点增光添彩,留下了不少诸如“市门相向锁长虹,画舸奔云趁晚风”之类的佳句。
历经沧桑,时过境迁,时至今日,那些昔日的胜景大都早已湮没不存。
然今尚存的超山观梅胜景,则在新时期中焕发了青春。
超山素为江南三大探梅胜地之一,与江苏的邓尉、无锡的梅园齐名。
随着旅游业的开发,不但重现了十里梅海的胜景,而且还建成中国第一印山;镇中心横跨运河的广济桥,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桥始建于1498年,系京杭大运河上唯一的一座七孔石拱桥;广济桥下的郭璞井,传说为晋人郭璞所建;水北保存完好的乾隆御碑,系浙江省境内最大的石碑之一……除此之外,还有南宋古庙、吴昌硕墓、三条半古弄、八字桥古街等等。
为了充分挖掘塘栖的文化内涵,积极发展休闲旅游事业,一个占地1200亩的“塘栖运河文化村”即将动工兴建,她的建成,将使塘栖古镇焕发青春,重现昔日那小桥流水的迷人风光。
塘栖自古钟灵毓秀、人杰地灵、文士荟集、文风颇盛。
明清时便有“樾馆”、“传经堂”、“丹铅精舍”、“经一庐”等藏书楼名燥一时,还出了象劳格、朱学勤那样的著名藏书家。
塘栖,崇学之风颇盛,据清光绪年间的《唐栖志》记载:
塘栖在明代时共中进士15人、举人40人、五贡14人。
在清代时,共中进士23人、举人64人、五贡43人。
早在光绪九年,塘栖就开设有义塾,俗称“蒙童馆”,光绪十六年,塘栖设“栖溪讲舍”,仁和县令捐资以助,并立碑记念此碑至今尚存。
光绪三十二年,栖溪讲舍改办成“栖溪两等小学堂”。
民国期间,公私立小学相继创办,小学与私塾并存,学子们小学毕业尚需继续深造者多移步杭城。
抗战期间,曾因此办过中学,但时间不长便告停办。
1956年,塘栖终于出现了当时县境内唯一的一座完全中学——杭县中学。
时至今日,塘栖镇已拥有4所中学、1所职高、1所专修学院和17所小学,04年年末在校学生为12652人。
历年来,塘栖的学校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塘栖中学的高考升学率一直在区普高中名列前茅。
目前,从塘栖中学毕业的活跃在全国各地的教授、学者、高级知识份子已达数百人。
塘栖为江浙名镇,自明正统间聚市以来,人材辈出,五百年来科举明经者数以百计,著述之卷帙数以万计。
栖水之人文论其渊源,始推南宋诗僧永颐,为唐栖寺僧,与永嘉四灵、姚镛、周文璞、李辈相过,皆当时名流,所谓江湖诗派也。
其《云泉诗集》刻于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陈氏书籍铺。
宋元百余年间又罕见于世者,至明初始有张舆、张辂兄弟与平显以诗名。
永乐初,瑞安卓氏亡命而来,隐于栖镇,托为他姓。
数世之后,卓明卿、文卿始鸣于当时,与王世贞、屠隆、文征明辈称文兄诗弟。
后乃三世明经,流风余韵。
成化间云会夏时正主讲西湖书院,著作数百卷。
泉漳丁养浩家中进士、举人者六七世,皆笃学之士。
水北邵锐举礼部第一,端峰理学为世所重。
马三才入翰林院,出授御史,撰书近十种。
嘉靖年间,倭患不绝,三十四年(1555)正月,徐海引倭寇数万掠塘栖,劫城数日,尸积如山。
之后又数犯塘栖,至万历初盗患始靖。
塘栖三百年文化积累,此首遭大劫。
万历中,塘栖镇人口剧增,经济发达,已“不下中州望县”。
文化亦渐入佳境,有钟化民之经济,沈朝焕之诗歌,沈守正之经义,胡胤嘉之文章。
卓发之诗文并蓄,卓人月词曲俱佳。
卓尔康著书等身,其《春秋辨义》收入《四库全书》。
崇祯二年(1929),徐士俊、卓人月入复社。
栖水诗社唱和之风始行。
此后三十年间,塘栖文学渐入颠峰。
一时间,东里诗社、绿雪堂社、传经堂社、徐野君之雁楼、张半庵之横潭草堂、沈元琨之群玉斋,结社订盟者七八处,少者十余人,多者一百三十余众,舟过栖水之诗人名士、遗民野老,吟诗唱和,评议时政,结集者有《栖霞唱和集》、《群玉斋唱和集》、《绿雪堂唱和集》、《横潭诗集》等。
又有卓人月《二子唱和集》、徐士俊《徐卓晤歌》、卓元基父子《吾家吟》。
编纂选本,亦蔚然成风,徐士俊编《尺牍新语》、胡贞开选《石鼓桐》、卓天寅辑《传经堂集》、卓人月选《古今词统》、卓回辑《词汇》三编,皆刻印行世。
顺治十七年(1660),清廷严禁结社订盟,倡和之风遂绝。
此亦文坛一劫,颇伤元气,从此塘栖文学由盛而衰。
明末清初,塘栖词学、戏曲发展至顶峰。
词人、词作,占去十之八九。
犹以卓人月《寤歌词》、徐士俊《雁楼词》、丁澎《扶荔词》为最。
当时有《西陵词选》诸书,塘栖词人入选者数十家之多。
卓人月撰杂剧《花舫缘》、《新西厢》,丁澎有杂剧《演骚》,徐士俊所作杂剧、传奇多至六十余种,佳者与关、马、王、郑相抗手。
闺阁才女亦盛,吴柏舟、张佩兰、徐宜人、虞净芳、卓灿、钟筠、钟韫、钟青、丁氏等女诗人尽出此时。
方外有大善寺之大香、绿野庵之豁堂、栖霞院之石庵、清流寺方丈天岳及诗僧眉峰,多有诗卷板行。
甲申国变,栖镇以无险可据,反未遭兵革之乱。
然亡国之恨、剃发之辱,吾里岂无识字之人?
卓氏诸贤以遗民居之,徐介披发佯狂,皆有发于诗文词曲,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
入清后,栖水诗词绝佳,惟文章不逮前明之盛。
康熙开始,文学同团体转化个人发展。
徐士俊生万历间,此时东南文坛尊为宿老。
所谓“西泠词派”者,或出塘栖徐野君门下,或出临平沈东江门下,文友门下辑刻其《雁楼集》二十五卷。
丁澎为“西泠十子”之一,又列“燕台七子”,其《扶荔堂集》名噪当时。
金张之诗为黄宗羲所推崇,《岕老编年诗钞》入四库存目。
又有金渐皋、沈洪芳、卓天寅父子、宋琦、卓长龄辈,皆诗鸣于当时。
雍正乾隆,名宦辈出。
沈近思之理学,杨汝梗、周天度之诗歌为世所重。
乾隆四十六年(1781),卓氏以《忆鸣诗集》引祸。
所抄卓氏藏诗文集,字字皆黍禾之痛、亡国之哀。
卓氏著述俱遭禁毁。
卓天柱兄弟三人斩首,妻儿配为奴,卓长龄父子五人死后近百年,亦尸枭首,惨不忍睹。
塘栖文人皆焚书弃稿,不敢作诗久矣。
乾隆禁书,非独时人,栖里前代诸贤之著作,如沈守正《雪堂集》、卓发之《漉篱集》、徐士俊《尺牍新语》俱遭朝廷禁毁。
此塘栖第二次遭大劫。
乾隆之间,以国子监助教宋大樽之诗最著名,龚自珍自幼即学其诗。
卓氏书祸发,宋助教正当中年,闻此惨剧,几尽毁诗稿。
数十年心血,死后仅录得寥寥数卷。
晚年学佛,不欲闻世事,伤心之故。
至此塘栖唯有大学者,再无大诗人矣。
读书人多从考据之学,宋茗香之治小学,宋咸熙之治群经,劳氏父子之史学,巽卿兄弟之校勘。
嘉道咸同,栖里人文推劳、朱、夏诸姓。
永泰劳氏中进士、入太学、服青衿者数十众。
犹以劳经原父子为著,史学著作数种为世称道。
次子劳权精于校勘辑佚,季子劳格熟唐宋典制,时人称其为钱大昕之后第一人。
丁河朱学勤官至大理寺卿,入值军机处十数年,著述甚丰。
结一庐藏书名闻海内,其子又辑刊修伯遗文,校印《结一庐丛书》。
镇南之夏氏有夏同声嗜好学,与林琴南为友,又助王同纂《唐栖志》。
夏同善侍郎尝主杭州紫阳书院,又出为光绪帝师,其学识可知。
咸丰末,红羊之灾及塘栖,太平军与清兵数战于镇上。
劳左源藏书号为一郡之冠,而付之炬灰。
此塘栖第三次遭大劫。
园林、别墅、寺庙、金石,毁之不计其数。
丹铅精舍之藏书经此兵乱,散失十九。
其幸存者,吴兴陆心源、钱塘丁氏兄弟、塘栖朱学勤所得最多。
及至民国,缪荃孙、刘承干、傅增湘、邓邦述、张元济、李木斋、蒋汝藻诸人皆收得遗书,辗转数十年后,多为公立图书馆所珍藏。
皕宋楼之售,今有在日本静嘉堂者。
北平图书馆所珍藏珍本,抗战时寄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后转运台湾;及南京所藏,在台湾中央图书馆,劳氏遗书流落在外一二百部。
海内幸存者以北京图书馆最多,不下七八十种,其余皆在上海、南京、杭州各处。
朱修伯殁后,结一庐遗籍八十柜售与其婿张佩伦。
其《结一庐剩余丛书》之版片亦归刘氏嘉业堂。
张卒,结一庐之遗书始流散于沪杭间,文革中尽没为公有,1980年,政府允诺,或35万元售于上海图书馆;或算捐赠,可得奖金20万元。
至此,结一庐所幸存者,宋刻本24部、元刻本38部、明刻本178部、抄稿197部,共3274册,正式入藏上海图书馆。
清末民国之间,通斯文者唯姚慈寿、汪坚青、钱柏森数人而已。
文革十年,塘栖又遭第四次大劫。
私家收藏之名画、古籍及方志、家谱,历红羊之灾后所幸存者,残喘百年,遇此一祸,吉光片羽,皆荡然无存。
丹铅精舍虽已无孤本、绝品流传,善本、精本尚有遗留,百年来稍稍聚积,如曝书亭之抄本书、严元照之尺牍、邓石如所书对联、三希堂法帖原拓、劳氏数世应试之朱卷及著述手稿、日记,尽毁焚于吉斋小筑中;名人字画,抄家时堆积如山,则不知所终,文革后,发还劳氏者仅俞曲园、夏之城字扇各一。
近年余杭博物馆有《馆藏精品书画集》刊行,始得见其旧物。
吴道之写观音像碑亦碎于里人之铁锤下。
至噩梦醒,所剩者一桥一碑而已。
近之二十年,读书人渐多,亦有著作结集刊行者。
栖水人文之中兴,赖之今贤。
余撰《塘栖著述考》,迄南宋至民国,载书六百余种,文献近四百种,实八百年文化之总结。
记人三百余,无非以书系人、以人系事,补旧志之简阙,而正其舛误也。
然里人之著述,存世未半,寓目者什一,难免讹传,常思日有增补,月有订误,使其臻善。
既无愧于先贤,又无欺后来者焉。
塘栖的近代工业在浙江省境内起步较早,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南浔富商庞元济和杭州殷富丁丙合伙在塘栖镇东的日晖桥畔开设“大纶丝厂”,这是浙江省境内最早的三家机器缫丝厂之一,开了民族资本工业的先河。
嗣后,祥纶(1925)、崇裕(1926)、华纶(1929)等丝厂纷纷在镇内创办,使这个水乡小镇成了全省蚕丝工业的重镇。
1929年,浙江省政府举办西湖博览会,塘栖有三家丝厂的蚕丝产品应邀参展,纷纷获得特等奖和一等奖,一时声名鹊起,产品远销海外。
1935年,据当时的浙江省政府建设厅调查:
全省境内共有机械缫丝厂29家、机械缫丝车7598台,塘栖一镇就分别占据了全省的13.8%和19.8%,成了全省著名的机械缫丝重镇。
但是,除了缫丝以外,塘栖镇的其它工业发展速度缓慢,民国初期出现的一些油厂、米厂、酒厂充其量仅是些手工作坊,几乎没有任何机械化含量。
时至1949年塘栖解放,全镇的工业仅仅只有两家奄奄一息的丝厂、一家电厂、二家油厂、三家米厂、四家印刷厂和四家酱坊,除丝厂外,其余的都规模小得可怜。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大力扶植私营工业,采取了贷款、投资、委托加工等种种措施,使那些停工的企业迅速复工,并逐渐趋于正常。
一些私营业主在党的优惠政策吸引下,纷纷投资兴办工业,使全镇的工业生产开始复苏。
到1960年,全镇有国营、公私合营工厂十家,职工1389人,年总产值1577万元;镇办工厂16家,职工1789人,年总产值362.25万元。
1978年,随着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工业生产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势头,乡村工业也同时获得了发展良机,一时间,全镇的工业企业和工业人口迅猛地上升,工业门类也逐步趋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