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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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1
08-09汉语075当代文学复习资料（下划线是重点、红色是重重点）
各位同学加油哦
“地下文学”：
在“文革”期间，与“遵命文学”相对立的还有一种文学倾向，那就是“地下文学”。
“地下文学”完全是由群众自发创作，通过非公开渠道以手抄、油印等手段传播，真诚的创作态度、独立的思考、多元的艺术探索构成了它的主要特征。
“地下文学”的主体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白洋淀诗派”：
自觉地探索了现代主义诗歌的写作，他们与北京等地的地下文学沙龙的成员，形成了当时潜在写作中较有规模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
其主要成员有姜世伟（笔名芒克）、岳重（笔名根子）、栗世征（笔名多多）等人，他们的诗歌相对来说具有更纯粹的现代主义特征，直接预示和影响了“文革”后诗歌领域的现代主义探索。
朦胧诗派：
1980年开始，以舒婷、顾城、北岛、江河等为先驱者的一群青年诗人，从一九七九年起，先后大量发表了一种新风格的诗。
最初，他们的诗还仿佛是在继承现代派或后现代派的传统，但很快地他们开拓了新的疆域，走得更远，自成一个王国。
朦胧派诗人无疑是一群对光明世界有着强烈渴求的使者，他们善于通过一系列琐碎的意象来含蓄地表达出对社会阴暗面的不满与鄙弃，开拓了现代意象诗的新天地，新空间。
“文革”后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如北岛、舒婷、顾城、杨炼·余光中等人
“伤痕文学”：
源自卢新华刊登于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的短篇小说《伤痕》。
它也在“反映人们思想内伤的严重性”和“呼吁疗治创伤”的意义上，得到当时推动文学新变的人们的首肯。
1.从社会意义上来说，"伤痕文学"对文革的否定不够深刻。
它只是从政治、社会、人际关系的角度考察浩劫产生的原因，而缺少对传统文化心理、封建意识的分析。
作品对罪行的谴责往往归之于"坏人做坏事"，表现出一种忠心而未被理解的冤屈与不平，是一种在肯定"个人崇拜"前提下的，对野心家的谴责。
2.在艺术表现上，"伤痕文学"显得十分幼稚，常常会压抑不住激荡的情感而跳出来对某个情节直接高谈阔论，表述自己疗救时弊的观点，使作品的情感表露不免趋于肤浅。
3."伤痕文学"作品中虽然重新出现了悲剧意识，但其悲剧精神却具有表层性的弱点。
只是停留在表现灾难，作品一味注重悲惨故事的叙述而忽视了对人格的刻划。
反思文学”：
具有较为深邃历史的纵深感和较大的思想容量，揭露和批判极左路线、反对官僚主义，揭示社会和历史悲剧，呈现和剖析悲剧人物的命运遭际，刻画悲剧人物性格是它们共同具有鲜明特色，这种揭露性的内容和思想特色也成为反思作品吸引读者的最主要的因素。
但也因为这批作家的理性主义色彩，他们相应地失去了“伤痕文学”那种刻骨铭心的忏悔与绝望，在某种程度上回避了揭露“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性实质，他们“反思”的历史范围也局限在一定的政策之下，而且大多数是以苦尽甘来的“大团圆”为结局。
所以，从“伤痕”到“反思”，反映了“文革”后文学与现实环境的第一场冲突龃龉以及随机转形。
先锋小说：
是在寻根小说由高潮走向低谷时出现的一种文学形态，这是受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影而产生的新文学思潮，主要活动期于1986—1989年间。
80年代中期马原、莫言、残雪等人的崛起是先锋小说历史上的大事，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把它当作先锋小说的真正开端。
这一开端在叙事革命、语言实验、生存状态三个层面上同时进行。
“先锋派”的艺术特征表现为反对传统文化，刻意违反约定俗成的创作原则，及欣赏习惯。
片面追求艺术形式和风格上的新奇；坚持艺术超乎一切之上，不承担任何义务；注重发掘内心世界，细腻描绘梦境和神秘抽象的瞬间世界，其技巧上广泛采用暗示，隐喻，象征，联想，意象，通感和知觉化，以挖掘人物内心奥秘，意识的流动，让不相干的事件组成齐头并进的多层次结构的特点，难于让众人理解。
第一章十七年文学发展概况
文艺界的大会师：
1949年7月2日，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在北京开幕。
周扬和矛盾分别作了《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
第一次文代会标志着新中国文艺体制化的开始，影响极为深远。
建国后的文艺批判运动
1．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电影《武训传》于解放后摄制完成，其编导者是孙瑜。
他的初衷是：
迎接全国文化建设的新高潮；铲除封建残余，配合土改政策；歌颂忘我服务的精神。
这部电影描写武训忍辱赚钱，集资办学，最终获得清政府嘉奖的离奇故事，在某种程度上宣扬了一种奴才哲学和教育救国的改良主义思想。
对《武训传》的批判在建国后文艺界开了一个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的先例。
并进一步确立了解放区文艺规范的正统地位。
事后不久，文艺界开展了塑造时代英雄人物的讨论。
1953年9月23日至10月6日召开的第二次文代会则提出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最高原则。
2．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当时刚从山东大学毕业的李希凡、蓝翎在研读《红楼梦研究》和《红楼梦简论》之后，认为俞平伯评价《红楼梦》的根本观点和思想方法都是错误的，于是写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文史哲》，1954年9月）和《评〈红楼梦研究〉》（《光明日报》，1954年10月10日）两篇文章，对俞平伯的“红学”研究进行批评。
3．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
胡风（1902—1985，原名张光人，祖籍湖北）我国现代革命文艺战士，著名文艺理论批评家、诗人和翻译家。
曾留学过日本，加入过“左联”，他编辑的《七月》、《希望》等杂志团结和培养了一大批青年作家，在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上也作出过重要贡献。
总之，建国初期的一系列批判运动虽有利于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特别是文艺工作者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水平和分析能力，有利于广大文艺工作者的世界观的改造，但，以行政命令、政治运动和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文艺思想论争，任意将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极为错误的，并对个人和文艺事业都造成了严重后果。
四、“双百方针”的提出和文艺界的新探索：
1．“双百方针”提出的背景：
国际方面，1956年，苏共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
国内方面，我国已经完成了“三大改造”，并于1956年召开了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2．文艺界的新探索：
理论上的探索主要有：
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王任叔的《论人情》，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
创作上的探索主要有：
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宗璞的《红豆》、邓友梅的《在悬崖上》、陆文夫的《小巷深处》等。
五、“大跃进”中的再批判与“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提出
1．“大跃进”中的再批判
1957年的反右斗争的扩大化。
1958年，中国陷入大跃进的狂热之中。
与“大跃进”的浮夸风相适应，提出“写中心、演中心、唱中心”的口号，等等。
2.“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提出：
“形式是民歌，内容应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对立的统一。
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
”
六、从文艺政策调整到“以阶级斗争为纲”
1．文艺政策的调整国际上，中苏关系破裂；国内，1958年的“大跃进”对国民经济造成了极大破坏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三次文艺会议：
一是新侨会议。
提出“我们提倡写重大题材，同时提倡题材多样化”；
二是广州会议。
公开宣布摘掉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的帽子，批评了粗暴干涉文艺的“霸王”作风，允许写缺点，允许描写人民内部矛盾，允许描写社会的阴暗面；
三是大连会议，提出了“现实主义深化”——主张应大胆反映人民内部矛盾——和“写好中间人物”的意见。
2．“以阶级斗争为纲”
第二章十七年的文学创作
所谓“十七年”，是指从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算起到1966年“文革”开始的这一时期，是共和国文学的第一个阶段。
一、小说创作：
三大题材：
一是革命题材。
二是农村题材。
赵树理的《三里湾》：
柳青《创业史》：
周立波《山乡巨变》：
杨沫：
《青春之歌》
梁斌《红旗谱》：
曲波《林海雪原》
罗广斌、杨益严《红岩》：
孙犁《铁木前传》、《风云初记》：
干预小说：
宗璞《红豆》：
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三是工业题材。
后述两类题材反映了在共和国成立后，农村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事实，以及大规模工业建设的壮观场面。
表明作者力图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忠实地描写社会生活中的种种新变化的良好愿望，可说是后人重温那段历史的宝贵“教科书”。
二、散文创作：
这一时期在散文创作上成绩同样喜人，杨朔、刘白羽、秦牧一度被誉为“三大散文家”，
杨朔的《雪浪花》：
刘白羽的《长江三日》：
秦牧的《花城》：
杨朔、刘白羽、秦牧三人同是散文名家，但他们在借物抒怀、拓展想象等方面各有不同。
杨朔善于从生活片段，小人物、小故事中去发掘生活中的美，表现人情、人性美，描绘出充满诗情画意的生活场面；刘白羽善于在壮丽雄伟的景物描写中开拓意境，闪现思想的火花，阐发深刻的哲理；秦牧善于借一什一物展开想象，在想象中夹叙夹议，扩展知识领域，洞察事理，寻幽探微，不但给人以亲切的思想启迪，而且使人们获得美的享受。
三、诗歌创作
十七年的诗歌创作首先是从“欢乐颂”（如胡风的《时间开始了》）开始的，
政治抒情诗：
（作家、作品、特点）
郭小川、贺敬之：
《回延安》……
50年代初期，诗人处于思维调整期，有审美价值的诗歌作品不多，主要是颂歌。
何其芳《我们最伟大的节日》标志着一个颂歌时代的开始：
你新的中国人民的中国啊，/你终于在旧中国的母体内/生长，壮大，成熟，/你这个东方巨人终于诞生了。
郭小川《致青年公民》、贺敬之《放声歌唱》、胡风《时间开始了》、郭沫若《新华颂》、臧克家《有的人》具有代表性。
60年代阶级斗争扩大化后，政治抒情诗主导了诗坛潮流，诗歌变了“战歌”，标语化、口号化、政治化，政治抒情诗一统天下。
政治抒情诗：
作为独立形态的诗歌体式，政治抒情诗在50年代初中期已出现，这—概念则大约在五、六十年代之交出现。
1963年开始，政治抒情诗成为主导潮流，诗人直接对政治现实进行歌唱。
政治抒情诗虽然有一些优秀作品，如郭小川的《甘蔗林——青纱帐》、《厦门风姿》。
但大多数作品是激昂的情绪、大批判式的诵吟、口号式的语词。
政治抒情诗的代表诗人是郭小川和贺敬之
政治抒情诗的特点：
（1）强调诗歌的工具职责,强调为政治服务的直接性主性.
（2）选材上直接面对重大的政治事件,切近时事"和时代共脉搏”
（3）诗人以‘阶级”或“人民”代言者的身份出现，表达对当代重要政治事件、社会思潮的评说和情感反应。
（4）在诗体形态上，强烈的情感宣泄和政论式的观念叙说相结合。
即用形象化的语言表达抽象的思想、概念。
（5）宏大叙事的表意策略,大气势，大篇幅，大张旗鼓，一般都是长诗，通常采用大量的排比句式渲染、铺陈所要表达的观念和情绪，节奏分明、声韵铿锵。
十七年的诗歌可以用“战歌”和“颂歌”来概括，诗歌通常被喻为号角、锣鼓、旗帜等。
政治抒情诗十分繁荣，诗歌风格豪放、明朗、欢快、激越。
1.流派的贫乏和风格的单一。
缺乏丰富多彩的诗歌流派，个性化严重衰退。
2.诗歌体式的畸形化。
极端推崇民歌体,把民歌体作为新诗发展的方向。
3.诗美内涵的贫乏单一。
竭力推崇所谓崇高美和诗歌的社会功能。
郭小川新诗创作的三个阶段：
一、1955-1956（宣传鼓动员立场）《致青年公民》组诗
二、1956-1965（独特思考和发现）《白雪的赞歌》《一个和八个》《深深的山谷》《将军三部曲》《致大海》《望星空》《昆仑行》《甘蔗林——青纱帐》等
三、1966——文革（对抗和思考）《团泊洼的秋天》《秋歌》等
诗歌创作的探索
A题材上的探索：
叙事诗《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一个和八个》，《严厉的爱》等。
B诗歌形式的探索：
新辞赋体（郭小川体）：
融汇古代辞赋的艺术传统，大量运用排比、对偶的手法进行铺陈，一唱三叹，反复吟咏，形成整齐、对仗、押韵的长句体。
如：
《甘蔗林——青纱帐》等。
郭小川诗歌的总体特色：
具有鲜明的时代光彩。
作为一名“战士诗人”，郭小川的诗歌始终响应时代脉搏。
重视人的丰富思想感情，试图在诗中探求人生的真谛，表现自己对生活的独特思考。
闪耀着哲理的火花。
郭小川善于将对社会人生细致敏锐的观察，凝炼为哲理性主题。
诗歌形式多样。
运用了楼梯式《致青年公民》、短句体《林区三唱》半自由体、新辞赋体《厦门风姿》等形式
贺敬之的诗歌：
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抒情短诗。
表现对某些事物的感受，感情真挚，意境清新，民歌和古诗韵味浓厚，如《回延安》《桂林山水歌》《三门峡—梳妆台》。
二类是长篇政治抒情诗。
表现我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如《放声歌唱》《十年颂歌》《雷峰之歌》《中国的十月》。
贺敬之诗歌艺术特点：
一.贺敬之的诗是时代的颂歌。
以敏锐的目光抓取时代的重大的事件、主要的生活内容，而不去吟唱那些与人民无关的眼泪和悲伤。
《回延安》表现延安的巨大变化，指明延安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意义；《十月颂歌》是对新中国十周岁的礼赞二.运用想象、夸张、幻想等手法，革命浪漫主义风格突出。
三.注意吸收民歌和古诗的营养，又不排斥外国诗歌的影响，如"信天游"体与"楼梯体"就被诗人以熟练的笔法熔铸为一体。
六、贺敬之与郭小川政治抒情诗的异同
同：
他们都热衷于处理“重大题材”，表现一种宏伟的抒情姿态，和在政治抒情诗上表现方式的某些相似。
异：
贺敬之专取重大题材，与政治中心贴得很近，郭小川的题材呈多元趋向，政治大事一般置于背景位置，有含蓄的艺术处理。
贺敬之惯抒群体豪情，难以发现不协调的因素，郭小川则试图建立个人视角，尝试在人的复杂心态上建立自己的抒情基点。
风格上，贺敬之追求恢弘奔放，郭小川则致力于雄浑、绮丽的统一。
四、戏剧创作
在这十七年间于戏剧创作上贡献最大的当首推老舍。
老舍一生的创作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前期以小说创作为主，后期以话剧创作为主。
老舍在解放后于话剧创作方面的代表作主要有：
《茶馆》、《龙须沟》等。
他的话剧创作或具有厚重的历史感（如《茶馆》，其主要人物是王利发，时间跨及1898-解放战争爆发前夕），或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如《女店员》），或二者兼而有之（如《龙须沟》）。
语言质朴、简洁，时间跨越大，情节曲折，极富艺术魅力，并且读后能令人深思。
《茶馆》是一部非常著名的话剧。
剧作者老舍（1899—1966年），原名舒庆春，字舍予。
老舍是他的笔名。
满族，北京人。
中国著名的现代文学家。
老舍的《茶馆》创作于1956年，他以独特的艺术手法，把三个历史时期的中国社会变迁状况，装进了不足5万字的《茶馆》里，以话剧的形式生动地表现了出来。
《茶馆》的创作意图是十分清楚的，它通过“裕泰”的茶馆陈设由古朴→新式→简陋的变化，昭示了茶馆在各个特定历史时期中的时代特征和文化特征。
开始时，茶客的弄鸟、吃茶、玩虫，虽有些略带古风的声色，但由于“侦缉”的出现及“莫谈国事”的纸条，一动一静，均产生着一种压抑的气氛。
第二幕中，“裕泰”的生存，及茶馆设施的更新与场面的收缩，无疑暗示着茶馆在这个矛盾不断加剧的社会中所作的抗争。
茶馆中的“洋气”以及那张越写越大的“莫谈国事”纸条，则预示着更大的危机。
到了第三幕，不仅“莫谈国事”的纸条写得更大，数目更多，而且旁边还有一张纸条:
“茶钱先付”。
这表明了茶馆已经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而“茶钱先付”“莫谈国事”显然反映了一种因果联系。
老舍以茶馆为载体，以小见大，反映社会的变革，是“吃茶”使各种人物、各个社会阶层和各类社会活动聚合在一起，如果没有“吃茶”一事，则茶馆中任何事情都将不复存在。
正因为如此，老舍在剧中对北京茶馆文化也花费了不少的笔墨。
如早先的茶馆里，除了喝茶，还有点心“烂肉面”可吃，一边喝茶，一边还可以做不少与茶无涉的事情；北京的茶馆也和江南茶馆一样，是个“吃讲茶”的地方；茶馆的老顾客是可以赊帐的，茶客也可以自己带茶叶来居坐；茶馆也是听书的好地方，说书人可以在此谋得一份生活的来源……
这类细节，给《茶馆》所要表现的主题，增添了一种真切的氛围。
除了为表现主题服务之外，也展示了中国茶馆文化之一斑。
《茶馆》的艺术价值不仅在于通过一个茶馆反映了一段历史时期的社会变革，同时也在于反映了社会变革对茶馆经济和茶馆文化的影响。
这出三幕话剧中，共有70多个人物，其中50个是有姓名或绰号的，这些人物的身份差异特大，有曾经做过国会议员的，有宪兵司令部里的处长，有清朝遗老，有地方恶势力的头头，也有说评书的艺人、看相算命及农民乡妇等等，形形色色的人物，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层次。
第三章“文革”和“文革”文学
一、“文革”：
“文革”，或者说“文化大革命”，其产生，实际上是建国后十几年来“左倾”路线恶性发展的结果。
“文革”的发动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场空前浩劫，对国家各项事业包括文艺事业的发展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二、“文革”文学：
事实上，1965年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就已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更准确地说，是发出了文艺界的“文化大革命”的先声。
“文革”文学是在一种近乎荒漠化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畸形生长的文学，其主要形态是直接服务于“阶级斗争”理论和纲领的极端意识形态化的文学，可说是1942年以后党的文艺规范的极端化形态。
1．“左倾”文艺理论：
所谓“黑八论”，是指“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离经叛道论”。
所谓“三突出”，是指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
而“三陪衬”就是以成长中的英雄人物去陪衬主要英雄人物，以其他正面人物去陪衬主要英雄人物，通过刻画反面人物去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2．“文革”文学：
“文革”其代表性作品即为革命“样板戏”及某些诗歌和小说。
所谓“样板戏”，原指1964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推出的一批优秀作品，实在是广大文艺工作者集体智慧的结晶。
八个“样板戏”，包括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滨》（又名《芦荡火种》）、《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龙江颂》、《海港》，另外，还包括革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等。
这些“样板戏”主题高度政治化，人物类型化，结构模式化，其基本内容总离不开“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主要英雄人物被过度美化，按照当时标准可说是完美无缺的“超人”，这些都毫无疑义使它们在艺术效果上大打折扣。
文革时期诗歌的特点：
以革命话语的堆积代替诗歌意象的营造，以政治说教代替个人情感的抒发，以豪迈的谎言掩盖现实，从而达到直接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地下文学-------白洋淀诗派：
姜世伟（芒克）、岳重（根子）、栗世征（多多）
另外：
食指的创作明显带有“过渡时期探索者”的特点：
既有与时代“红色主流文化”合拍的颂歌式作品，也有从个人心灵感受出发写作的带有现代主义精神气质和艺术技巧的诗作：
在当时知青中流传甚广的《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和《相信未来》是食指这类诗歌的代表作。
这两首诗分别写于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前者写“四点零八分”火车开动带给离开北京远赴山乡的“知青”们“强烈晃动”的心理感受，他们对不可知的未来的恐惧和对故乡、母亲、文明的眷恋。
诗人敏锐地抓住即将远离故乡的一刹那，“我”心灵中的几个幻觉意象：
“剧烈地抖动”的北京车站，“穿透了心胸”的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等等，将个体的真实而独特的“小我”体验呈示出来，从而根本地区别于“文革”时期甚至五、六十年代公开发表的受制于政治权力话语下的文学创作；后者则是在对“未来”的单纯美好的确信和呼唤中，让我们感受到诗人对现实生活的悲剧性质的体认
食指《相信未来》：
《热爱生命》：
第四章新时期文学的发展
新时期：
一般把“文革”结束后开始的新的历史阶段称为“新时期”。
一、“文革”结束后最初几年的政治形势：
政治上的“左倾”路线并没有得到彻底清算，个人崇拜和现代迷信仍然在继续蔓延。
华国锋作为毛泽东的指定接班人大搞个人崇拜，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路线，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一界三中全会，断然终止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路线，重新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并且决定将全党的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中去
二、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历史轨迹（性质特点、风格、作家作品）
新时期文学发展的第一波的是“伤痕文学”，它以刘心武的《班主任》和卢新华的《伤痕》为标志，“伤痕文学”通过饱含血泪的描写，深入揭露了“文革”和极左路线给人们心灵上造成的重大伤痕，艺术地表现了对理性和良知的呼唤。
其蓬勃发展的时间是1978年到1980年，它使文学迅速从“假大空”的创作模式中走出，敢于直面惨痛的现实人生，重新回归到了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从而揭开了新时期文学暂新的第一页。
在“伤痕文学”方兴未艾之时，又一种新的文学思潮产生了，这就是所谓“反思文学”。
“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深入发展的直接产物，也是“伤痕文学”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
有利于今后发展的经验教训，同时表现了作家们对当下生活的深沉关注。
“反思文学”显示着作家们一片强烈的忧国忧民之心，体现了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于是，“改革文学”是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描写了主人公乔光朴大刀阔斧进行生产整顿的故事）。
壮大了改革文学的声势，成为八十年代初期新时期文学的一大亮点。
改革小说：
高晓声：
“陈焕生系列”
寻根文学：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一种新的文学思潮出现了，它以专注于传统文化、民族性和人的文化心理为主要特点，这就是“寻根文学”。
邓友梅的《那五》、汪曾祺的《受戒》可以说是“反思文学”的一种深化；另一方面，“寻根文学”的出现，也可以视作是文学对政治的一种逃避性超越。
汪曾祺，代表性的小说作品主要是《受戒》。
《受戒》写的是一个小和尚明海与村姑小英子之间的爱情故事。
这对活泼天真的小男女相爱了，并一天天地发展起来，但明海受戒了，成了一名正式的和尚，可同时他心里也开始萌生了要娶小子为妻的人性要求。
《受戒》通过明海与小英子爱情故事的描写，表现了他对宗教与人性之间关系的思考。
总观整篇作品，都洋溢着一种浓浓的人性美、人情美，表现了作者对自然而健康的人性的追求。
汪曾祺小说力求平实淡泊，不注重情节的曲折，而努力于营造一种氛围，一种情调。
莫言《红高粱》：
韩少功《爸爸爸》：
王安忆《小鲍庄》：
阿城《棋王》：
马原《虚构》、余华、格非、苏童等所谓“先锋作家”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产生，池莉、方方、刘恒、刘震云等为代表的“新写实主义”。
所谓“新写实主义”，其实它与传统现实主义相去甚远，而与自然主义比较接近，它的特征是：
选材上，世俗化，注重写普通的人和事，主要描写普通小人物的生存困境、被动状态及其无奈；写法上，坚持反映生活的原汁原味，强调“零度写作”，叙述低调化，拒绝空幻的理想主义。
意识流小说：
王蒙《活动变人形》、《春之声》：
第五章新时期的文学创作
新时期小说在其发展过程中，先后出现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新写实文学”和以格非、苏童等为代表的后现代派小说等思潮或流派，在创作方法上，基本上是以现实主义为主，并有浪漫主义、现代和后现代主义与其竞争，同时还出现了不同地域群落的作家争奇斗艳的现象：
二、诗歌创作：
普遍运用象征、暗示和隐喻等表现手法，注重意象的刻画，追求“陌生化”效果等，这就是朦胧诗，其主要代表诗人有北岛、舒婷、顾城等。
以1980年为界，可以分为地下和公开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食指、芒克等为代表，第二阶段以北岛、舒婷、顾城。
♦所谓“朦胧诗”，是指以一代青年为主体的当代早期先锋诗歌运动。
因其在艺术形式上多用总体象征的手法，具有不透明性和多义性，所以被称作“朦胧诗”。
一、回顾五、六十年代诗歌的特点。
♦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与共和国文学范式决定了这时期诗歌的基本范式是：
颂歌与战歌。
♦时代对于诗人，以及诗人对于自身，都是这样要求：
“必须具有正确的、强烈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感情，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物质和精神的伟大变革，向人民进行共产主义的教育”。
“诗也就是时代真实而嘹亮的音调，也就是人民意志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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