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婚姻悲剧学位论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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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婚姻悲剧学位论文
河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汉语文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
试论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婚姻悲剧
姓名
专业 汉语言文学
准考证号 010*********
成绩
工作单位中铝河南分公司
职务职称工人
邮编450041
联系方式13838174075
完成时间 2010年9月
试论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婚姻悲剧
摘要：
宝黛的爱情悲剧是《红楼梦》中最激动人心的描写，他们的相爱是心灵的契合，志趣的相投，纯真情感的交流。
黛玉纯真、美丽、痴情及卓异才华、诗人气质，使宝玉找到了他心中理想的美，人生道路上多了一位知音。
同样，宝玉离经叛道的性格，聪明俊秀的风采，黛玉也最为欣赏，最能理解，因而也引为知己。
然而这种建立在相识、相知、相爱以致痴狂的生死不渝之情，却无法见容于贾府及其上层社会，更无法见容于他们所宣扬的封建礼法制度。
“金玉良姻”所代表的世俗婚姻观背后，所蕴藏的巨大现实利益、家族利益才是他们真正的考量。
而“木石姻缘”及众多儿女的悲惨结局，也敲响了这个家族、这个社会的丧钟。
本文试从历史文化背景、宝黛思想性格的龃龉、现实环境的重压、社会缩影四个方面加以阐述。
关键词“金玉良姻”“木石前盟”家族利益礼法自由
一、宝黛爱情悲剧的历史文化背景
《红楼梦》的作者生活在封建的清朝中叶，历经史称“盛世”的康、雍、乾三朝。
伴随着王朝的巩固，开始大力加强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将“穷天理，窒人欲”的程朱理学推至顶峰。
同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大量的市民阶层及资本主义萌芽的缓慢生长。
于是明清出现被斥为“异端”的，以李贽为代表的人文主义思潮的反弹：
如《金瓶梅》；汤显祖的《牡丹亭》；冯梦龙、凌濛初的“三言”“二拍”及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等，这些都是以“欲”“情”去反抗泯情、灭欲的礼，宣扬“情”“欲”于人自身的正当性。
这种结果大概是极大出乎统治者初衷的。
而《红楼梦》不啻为这股思潮的延续。
且到了乾隆中后期，所谓的“盛世”已经名不副实——起义此起彼伏：
1761年的回族和撒拉族起义、1774年的白莲教山东寿张起义、1786年福建人林爽文在台湾领导的起义，还有1796年王聪儿、珧之福等领导的白莲教起义，更是波及川、陕、甘、楚、豫，历经九年才被镇压。
但此后白莲教起义终乾隆、嘉庆、道光，从未间断。
可见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之深。
广大民众已经不堪其苦，所以才揭竿而起。
从某种意义上讲，作者不啻为一位伟大的预言家，《红楼梦》更是一部盛世危言。
他用“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去告诉人们，那是怎样的罪恶社会！
美和爱不属于那个社会，它最终必将毁灭自身！
这就是《红楼梦》。
宝黛爱情悲剧是《红楼梦》这部大悲剧中最典型、最撼动人心的部分，如同是《红楼梦》这棵大树的主根。
大树结满了爱的果子，大观园、贾府及以外的封建环境则是这棵树赖以滋生的土壤。
土壤的污淖导致主根枯死，大树夭折，爱的果子随之陨落，仅剩那死寂一般的土地。
这就是宝黛爱情悲剧在这部巨构中的作用和分量。
“绛珠还泪”的故事也表明了宝黛爱情的悲剧结局；其积极的意义还在于：
“一个不肖的子弟和一个不幸的弱女子却不过和石头和草一样卑微。
卑微，然而互有深厚的牢不可破的爱情,就像在生前已经有了情谊和盟誓。
”
它寄予了作者对封建环境的不屈意志，对由封建家长人工包办的所谓“金玉良姻”深深地厌恶。
客观上揭露了封建制度及礼教对正常人性的异化和男女爱情的摧残。
这样宝黛爱情悲剧除了宿命薄雾下的历史文化背景外，更表现为深刻的各自思想性格中的龃龉和现实环境的因素。
二、宝黛思想性格的龃龉
作者在宝玉、黛玉身上寄予了某种理想和人生信念，但无论作者还是宝黛都是历史中的人，仍处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都不可能脱离“封建主义经济”这个母体，而求得跨越。
正如马克思所说“物资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
这一切都集中体现在宝玉黛玉身上。
（一）宝玉一方面拒绝封建仕途经济，把贾雨村之流说成“国贼禄蠹”，深恶“时文八股”，热烈赞美为封建正统人物所不齿的小说戏曲，称《牡丹亭》《西厢记》等书是真正的好文章（第23回），并一把火烧了所谓代圣人立言的书籍（第36回），这就彻底否定了封建的科举制度，并指向圣人之言、孔孟之道；但他又肯定《四书》，尊重孔孟，尊奉圣人之言：
第三回宝玉称：
“除《四书》外杜撰太多，偏只我是杜撰不成。
”第二十回作者旁叙他的思想：
只父兄伯叔兄弟之伦，因是圣人遗训，不敢忤慢。
第十九回袭人复述他的话：
“除了‘明明德’外就没有书了”。
第七十三回叙“更有时文八股一道，因平素深恶此道，原非圣贤之制撰，焉能阐发圣贤之微奥，不过作后人饵名钓禄之阶。
”
他一面抨击“文死谏”、“武死战”的“君臣大义”，称“有昏君方有死谏之臣”，“朝廷是受命于天，若非圣人，那天也断断不把这万几重任交代”（第36回）。
且面对元春“晋封为凤藻宫尚书，加贤德妃”这件“个个面上皆有得意”的事情，“独他一个皆视有如无，毫不介意。
”隐约显示出对皇权的不满，且不无对儒家和历代统治者所宣扬的“君权神授”的怀疑。
但另一方面他更多的表现出忠君、颂圣的思想：
《红楼梦》第七十八回，贾政及众幕友谈到一件“风流隽逸，忠义感慨”的事情，即“姽婳将军”林四娘剿灭黄巾、赤眉起义，令贾宝玉做一首挽诗。
贾宝玉因此将故事、美女、诗酒联系在一起，得得意意做了一篇长歌行。
这篇《妮烟词》，就是站在正统皇权的立场上歌颂忠义的。
在平日的嬉笑游乐中，可以看出宝玉“颂圣”的态度。
第十七回宝玉在大观园题对额：
宝玉道：
“这是第一处行幸之处，必须颂圣方可。
……莫若‘有凤来仪’四字。
”
第六十三回，更有一段宝玉关于华夏夷狄的说词：
“雄奴二音又与匈奴相通，都是犬戎名姓。
况且这两种人，自尧舜时便为中华之患。
晋唐诸朝深受其害。
幸得咱们有福，生在当今之世，大舜之正裔，圣虞之功德仁孝赫赫格天，同天地日月亿兆不朽，所以凡历朝中跳梁猖獗之小丑，到了如今，竟不用一干一戈，皆天使其拱手俯头源源来降。
他们正该作践他们，为君父生色。
”芳官听了说：
“既这样看，你该去操习弓马，学些武艺，挺身出去拿几个反叛来，岂不尽忠效力了，何必借我们你鼓唇摇舌的自己开心作戏，却说是称功颂德呢？
”宝玉说：
“所以你不明白，如今四海宾服，八方宁静，千载百载不用武备，咱们虽一戏一笑，也该称颂，方不负坐享升平了。
”
他一方面迫切要求婚姻自主，向往个性自由，与黛玉的恋爱近乎痴狂，这就指向了专制的封建婚姻制度和家长制度；另一方面却又浅尝辄止，不敢在行动上直接面对家长，说出心中的渴望，更不敢与家长发生正面冲突。
面对家长的威逼，纵然他心有不愿，也不敢直说，而只是逃避、掩饰，如第三十回金钏之死与宝玉不无关系，她遭王夫人打骂时，“宝玉早一溜烟跑了”，并“忙进大观园来”。
第七十七回“抄检大观园”，贾府的上层矛盾祸及众儿女，司棋、晴雯、入画被逐。
宝玉“虽心下恨不能一死，但王夫人盛怒之际，自不敢多言一句，多动一步”。
显示了宝玉性格上的软弱的一面。
当然这种性格的软弱与其所奉行的孔孟之道、圣人之言及孝亲观念是有深刻联系的：
如第三十三回因为金钏儿之死和忠顺府索要蒋玉菡这两件事，被贾政扣上：
“在外流荡优伶，表赠私物；在家荒疏学业，逼淫母婢”。
而打的“由臀至胫，或青或紫，或整或破，竟无一点好处”即使这样贾宝玉没有一丝反抗，也没有怨言。
第二十八回为“金”“玉”的问题他向林黛玉表白：
“我心里的事也难对你说，日后自然明白。
除了老太太、老爷、太太这三个人，第四个就是妹妹了。
要有第五个人，我也起个誓。
”可见他还是符合孝亲的标准的。
他一方面“毁僧谤道”，反对宿命论，连梦中也骂“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
什么‘金玉姻缘’，我偏说‘木石姻缘’！
”（第36回）另一方面又认为“人生情缘，各有分定”，且信奉佛老思想，等于承认宿命论的合理性。
而思想上的感伤情调，一经与佛老学说相接触，很自然蒙上虚无主义的阴影，使其性格、行为愈加消极。
宝玉这些性格的龃龉，当他面临来自家长关于人生道路及爱情婚姻的压力时，会消减他的斗争性和进取性，做出偏于消极的决定，从而使宝黛爱情缺乏全面的支撑。
对父亲，他从心里惧怕；对母亲，他从心里尊敬；对君权，他只能战战兢兢；对孔孟，他只有顶礼膜拜；而佛老及虚无主义，则是他回避尖锐矛盾，躲避痛苦的“麻醉剂”。
（二）林黛玉和宝玉一样一方面有爱情自主的倾向，另一方面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在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下，我们不能把封建思想的束缚仅仅看做是外在的。
林黛玉出身于世袭侯爵的“清贵之家”，父亲是前科探花，兰台寺大夫，钦点巡盐御史，母亲出身侯门。
她头脑中不可避免有严重的封建思想。
他们彼此深爱着对方。
然而，在爱情面前，她又经常处于这样的心理矛盾中：
一方面热切地希望宝玉在她的面前倾吐衷肠，但当宝玉在她的面前赤裸裸地作出这种表示时，她又忽然表现出一种气愤和悲伤。
虽然她的这种表现、这种感情是相当复杂的，但它表现了林黛玉内心中的矛盾却是不容置疑的。
爱情对于黛玉来说，既是她追求的，又是她拒绝的；追求是发自内心，拒绝是下意识的、表面的。
当爱情没有来临之前，她迫切追求；当爱情来到面前时，她又拒绝了爱情，或者说不敢正面接受爱情。
比如第三十二回，当黛玉听到宝玉“在人前一片私心称扬”于她的时候，“不觉又惊又喜，又悲又叹”，“不禁滚下泪来”。
这时正好宝玉出来，问她为何而哭，并“抬起手来替她拭泪”。
这是爱情的表示，但在这爱的表示面前，黛玉却下意识地退缩了，她“忙向后退了几步，说道：
‘你又要死了！
作什么这么动手动脚的’。
”但是，当宝玉听她说到“金玉”之论而“急的一脸汗”时，她又忘情地去替宝玉拭汗。
她就是这样在追求爱与拒绝爱之间摇摆，虽然她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在那个时代是罕见的，具有突破传统的勇气，但其表现方式，确是显得相当的保守与沉重。
尤三姐就不是这样，她公开声明婚姻要自己作主，对象要自己选择。
小尼姑智能，除了封建束缚外，还有层宗教束缚，可是她就敢跑到秦钟家里去。
而宝黛二人，不但不敢私奔，而且连想都不会想的。
这主要是阶级的局限。
林黛玉虽是一无所有的孤女，可还有个至尊外婆，过的是小姐的生活，封建小姐自尊自贵的意识还是很浓厚的。
自己束缚自己——这就是宝、黛二人爱情悲剧的思想原因。
他们热烈地进行了自由恋爱，迫切地要求婚姻自主，可是同时又不得不期待家长的主持或批准，不得不仰赖封建家长的赞助与支持；既知道自己的爱情追求不见容于封建家长，却又寄希望于他们的主持，这正是他们思想性格中存在悖论的一种表现。
宝黛恋爱与婚姻的悲剧，与他们这种严重的思想矛盾不可分割。
三、现实环境的重压
（一）贾府的大环境（摇摇欲倾的大厦）。
曹雪芹用那如椽的巨笔描写了18世纪中国封建阶级的荒淫无耻，广大人民的艰难困苦，这就是贾府。
秦可卿之死，用千两银子都不能买到的棺木敛尸；为了丧礼的风光，竟用一千两银子买了个五品龙禁卫虚衔；元妃省亲，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修建了一个“天上人间诸景备”的大观园，连元妃也叹息道：
“太奢华靡费了。
”平时的吃穿用度，也极为考究；人情应酬，也是大手大脚，如此种种入不敷出，再大的大厦，再坚实的基础，也是要倒塌的，正如冷子兴在第二回中言：
“人口日多，事务日繁，主仆上下都是安富尊荣，运筹谋画的竟无一个。
那日用排场又不能将就省俭。
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没很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
为了弥补经济上的困境，封建阶级的当权者，就必须想尽办法走仕宦之路，掌统治之权，只有如此，才能继续从皇家拿到从农民那里夺来的财富，才能继续对农民更残酷的压榨，才能继续那种奢靡的生活。
而贾府的子孙贾赦、贾琏、贾珍、贾蓉等人吃喝嫖赌，无所不为。
无怪乎宁荣二公亲嘱警幻说：
‘……故遗之子孙虽多，竟无可以继业。
其中惟嫡孙宝玉一人……略可望成……’的确，宝玉从小即是贾府的最高权威——贾母抚养宠爱，被指定为主要财产继承人（第22回王熙凤之口“难道将来只有宝兄弟顶了你老人家上五台山不成？
那些梯己只留给他，我们如今虽不配使，也别苦了我们。
”）且是嫡子，嫡亲姐姐元春又是皇妃，再加上他的聪慧，因此他是贾府继承人的不二人选。
按照夫贵妻荣传统和贾府女人管家惯例来看，宝玉及其正配就是贾府中兴的希望维系。
这样宝玉的婚姻就不是他个人的事，而是关系贾府生死存亡的家族大事，必然导致封建家长的干预，为宝黛爱情的悲剧结局埋下了伏笔。
（二）、金玉良姻及木石前盟。
从作品来看“玉”、“石”即宝玉，“金”、“木”即金玉良缘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宝钗、黛玉。
“金玉良姻”是世俗社会、封建传统的理想婚姻的象征，而“木石前盟”则是基于共同理想、情趣、平等互爱为基础的自由爱情，是对前者的挑战。
宝黛爱情是有深刻的思想基础的。
黛玉不仅形容娇美，聪明绝顶，坚贞纯情，才学横溢，兼具有诗人气质,被作者列为金陵十二钗之首。
第二十五回宝玉、凤姐中“魇魔之法”,众人乱着一团时，“薛蟠忽一眼瞥见了林黛玉风流婉转，已酥倒在那里。
”而其性格中的叛逆精神，是宝黛互相视为知音，并发展成为执着爱情的关键因素。
这种由思想上的息息相通而产生的爱情关系，“诉肺腑”中有着极为出色的描写。
小说通过人物关系和对话，鲜明地揭示出，因薛宝钗经常规劝宝玉走“仕途经济”之路，两人这才“生分”（第32回）。
对此宝玉道：
“好好的一个清静洁白女儿，也学的沽名钓誉，入国贼禄鬼之流。
……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琼闺绣阁中亦染此风,真真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
”“独有林黛玉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等语，所以深敬黛玉”（第36回）说明宝玉已经清晰认识到谁是自己人生道路上的知己。
那段人物的内心独白，表现了林黛玉在证实了宝玉对她的爱情以后，那种“又惊又喜，又悲又叹”的复杂的心理活动。
接下去，两颗真诚的心灵契合时，二人都是怔征的，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万句言语吐不出半个字。
这段描写真实地表现了两个叛逆者都“不是为了自己而存在和生活，不是为自己而操心，而是在另一个身上找到自己存在的根源，同时也只有在这另一个人身上才能完全享受他自己”
。
但宝玉毕竟是个贵族公子，他身上有着某种泛爱的倾向，“诉肺腑”之前，“金锁”“金麒麟”等事经常是他们争吵的原因。
尤其是第二十八回，写贾宝玉要看薛宝钗左腕上笼着的，为元春所赐的红麝串子。
宝钗因肌肤丰泽，一时褪不下来。
宝玉在一旁看着那雪白的胳膊，不觉动了羡慕之心，暗暗想道:
“这个膀子，要长在林妹妹身上，或者还得摸一摸，偏生长在他身上。
”这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细节。
它不仅真实地表现了贾宝玉在爱情生活中那种合乎贵族公子身分的心理和习性，更重要的还在于它说明了贾宝玉爱林黛玉绝不是一见钟情，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比较和选择；而选择的标准也不再是郎才女貌，而是内在的精神和思想。
尽管薛宝钗“比林黛玉另具一种妩媚风流”，但是贾宝玉最终不无惋惜却果断地舍弃了她，选择了林黛玉。
“当事人双方的相互爱慕应当高于其他一切而成为婚姻基础的事情，在统治阶级的实践中是自古以来都没有的。
至多只是在浪漫事迹中，或者在不受重视的被压迫阶级中才有这样的事情”。
封建势力不会允许这样的叛逆爱情的存在，宝黛爱情的悲剧在所难免。
1、宝玉的叛逆性格已经形成，对封建观念及等级制度造成了冲击。
如果不能把宝玉引上正途，会使贾府中兴的希望归于破灭。
未来的“宝二奶奶”是归引宝玉走向“正途”的希望。
钗黛比较：
黛玉同情、理解、支持宝玉的叛逆思想行为，这是贾府统治者决不能接受的结果。
而宝钗有封建阶级女性最标准的品德：
第五回说她“品格端方，容貌丰美，人多谓黛玉所不及。
而且行为豁达，随分从时，不比黛玉孤高自许，目无下尘……便是那些小丫头子们，亦多喜与宝钗去顽。
”可见荣府主奴上下都喜欢她。
第八回作者又说她“罕言寡语，人谓藏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正是封建时代有教养的大家闺秀的典型。
她时常规劝宝玉读“圣贤”书，走“仕途经济”的道路，这正是贾府上下最需要的。
2、关于子嗣问题。
中国封建宗法社会最盼望的是“多子多孙”，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一个家族是否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便是人丁是否兴旺。
以王夫人的嫡子来看，贾珠二十岁便死，只留下贾宝玉这根独苗。
封建社会最讲“母以子贵”，这关系到她将来能否成为贾府的“老祖宗”。
因此第三十四回，王夫人在宝玉挨打后对袭人说：
“若打坏了，将来我靠谁呢！
”又说：
“好歹留心，保全了他，就是保全了我。
我自然不辜负你。
”
第三十九回刘姥姥信口开河地讲了一个求佛得子故事，“这一夕话，实合了贾母王夫人的心事，连王夫人也都听住了”。
可见贾府当权者面临嫡属不盛的危险。
作为家族的继承者，延续后代，兴旺香火自然是压在贾宝玉肩上的紧迫任务。
而林黛玉自己都毫不讳言：
“我知道我这样病是不能好的了。
且别说病，只论好的日子我是怎么个形景儿，就可知了”（第45回）。
面对林黛玉如此衰弱且无可救治的病体，为避免贾宝玉婚姻的不幸，危及子孙的繁衍与健康，封建家长断不会让贾宝玉与林黛玉结合的。
3、“宝二奶奶”社会角色的需要。
这个家族上上下下共有三百多口人，日常事务千头万绪，人际关系错综复杂，作为一个总管家，最起码的要求就是要有相当充沛的精力与体力，才能挑得起这副担子。
以王熙凤为例：
第十四回写她协理贾珍操办宁府秦可卿丧事：
“各事冗杂，亦难尽述，因此忙得凤姐茶饭也没工夫吃得，坐卧不能清静。
刚到了宁府，荣府的人跟到宁府；既回到荣府，宁府的人又找到荣府”。
凤姐“恐落人褒贬，因此日夜不暇，筹划得十分的整齐”。
又如第十九回，元妃省亲完毕，“宁荣两府连日用尽心力，真是人人力倦、各各神疲，……第一个凤姐事多任重，别人或可偷闲躲静，独他是不能脱的，……只得扎挣着与无事人一般样。
可想而知，如果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能担此重任吗？
第五十五回以后写贾府各种矛盾的此起彼伏，大观园里到处打架，吵翻了天。
这些情况说明，原有的利益格局已经无法维持。
王熙凤得病，对平儿说：
“我如今也是骑上老虎了。
”“她（探春）出头一料理，众人就把往日咱们的恨暂可解了。
”（第55回）可见主要是心病——秩序、地位不稳。
于是有了“敏探春兴利除宿弊”“三驾马车”协理荣国府。
宝钗帮衬，是王夫人的主意。
家长的意图是清清楚楚的！
这次理家中“小惠全大体”更显示了宝钗平衡各方利益关系的高明。
这种复杂的局面，试问谁能继承王熙凤来维持统治？
黛玉是不行的，只有薛宝钗。
4、通过联姻加强家族势力的需要。
这方面宝钗的优势更大。
黛玉形单影只、身世浮萍、寄人篱下，自然无法匹敌贵为皇商、四大家族之一“珍珠如土，金如铁”的薛家。
而薛家虽然富有，其作为商人的政治地位又比不上世袭“国公”的贾府。
所谓“‘贵’而不‘富’,‘贵’难持久；‘富’而不‘贵’，‘富’必难保。
贾府的特点是威名远震而内囊空虚，薛府的特点是门庭冷落而家资殷实”
。
这样借联姻结成“权势”和“金钱”的联盟，势在必然。
诚如恩格斯所言：
“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婚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的意愿。
在这种条件下，爱情怎能对婚姻问题有最后决定权呢？
”
难道不是这样吗？
还是通过前八十回中宝玉婚姻决策人言行来加以佐证吧！
首先是贾府的“老祖宗”贾母。
她虽然疼爱黛玉，但除生活的关照外，并不见对其有一句赞语。
反倒第五十四回，元宵夜宴上，贾母让众姐妹都干了，黛玉却“偏她不饮，拿起杯来，放在宝玉唇上边，宝玉一气饮干。
黛玉笑说：
‘多谢’”，凤姐对此很不满，接着是贾母借女先儿说书大批绝代佳人“只一见一个清俊男人，不管是亲是友，便想起她的‘终身大事’来，父母也忘了，书礼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哪一点是佳人？
便是满腹文章，做出这样的事来，也算不得佳人了。
”足见贾母对宝黛爱情的态度。
而对与宝钗，贾母不但特殊关照，而且赞不绝口。
第二十二回“谁想贾母自见宝钗来了，喜她稳重和平，正值她才过第一个生辰，便自己蠲资二十两，唤了凤姐来，交与她置办酒戏。
”所以凤姐对贾琏说“想来若果真替她作，自然与往年与林妹妹不同了。
”因此引起了黛玉的不高兴，可见非常。
第三十五回“宝玉勾着贾母，原为要赞黛玉”，启发贾母：
“要说单是会说话的可疼，这些姐妹里头也只凤姐和林妹妹可疼了。
”可贾母却说：
“提起姐妹，不是我当着姨太太的面奉承，千真万真，从我们家四个女孩算起，全不如宝丫头。
”这样上至元妃，下至黛玉都包括进来。
王夫人补充道“老太太时常背地里和我说宝丫头好，这倒不是假话。
”可见贾母对宝钗的中意。
其次宝玉之母——王夫人是宝钗的姨母，较之黛玉，自然更倾向与宝钗。
且学界有:
晴雯和袭人，分别是黛玉和宝钗的影子一说。
从王夫人对袭人及晴雯的不同态度，可见端倪。
上文王夫人的补充也可看出，其对宝钗的赞叹溢于言表。
而对黛玉，第二十八回宝玉曾向其提出：
“太太给我三百六十两银子，我替妹妹配一料丸药。
包管一料不完就好了。
”王夫人马上斥责道：
“放屁！
什么药就这么贵。
”当王熙凤证明宝玉说的方子是真的后，王夫人又把话题扯到别的上头了，不了了之。
试想若真的在乎黛玉，会不给吗？
三百多两银子对贾府算得了什么?
再次是元春，她与宝玉名为姊弟，情同母子，且贵为皇妃，自然是有发言权的。
她也特别关心宝玉的婚事。
第二十三回元妃派太监夏忠到荣府下了一道谕：
“命宝钗等在园中居住，不可禁约封固，命宝玉仍随进去读书”，第一次将宝钗提到诸钗的领头地位。
第二十八回赏赐端午节礼物时，又将宝钗与宝玉列为一等，赏赐高于黛玉诸人。
不但表示了特殊的恩宠，且大有寓意，以致引起宝玉的不满，为黛玉鸣不平。
综上所述“金玉”之论已定。
即使没有宝钗，未来的宝玉正配也不会是黛玉。
作为家族的继承人，贾宝玉的一切只能以家族利益为准则，他的婚姻不再是个人感情问题，而是家族对他的期望和利益，是他对家族的责任与义务。
贾宝玉在他的社会角色面前完全丧失了个性、被剥夺了个人自主权。
纯情的，绝无功利色彩的宝黛爱情在功利主义压力下被粉碎了，贾宝玉只能接受家族给他配备的妻子薛宝钗而无法选择自己心爱的林黛玉。
而薛宝钗的命运也极为可悲，固然得到婚姻及“包二奶奶”之位，却必然是一个没有爱情的空壳，空耗那如花的青春。
就这样黛玉拥有了爱情，失去了婚姻；宝钗获得婚姻，丧失了爱情。
这就是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就是“门当户对、金玉良姻”；这就是封建社会“情”和“礼”的不容。
从这个方面来说，宝黛爱情悲剧显示了深刻的历史性，社会性。
四、社会的缩影
贾府以牺牲宝黛爱情换来家族的中兴了吗？
宝玉是老祖宗的命根子，黛玉是其外孙女，尚且如此，推而广之其他人的命运呢？
任何人在封建家族、封建统治面前是那么的渺小，贾府不过是封建社会的缩影——“它（即《红楼梦》）的内容也不限于只是反对和暴露了某些个别的封建制度，而是巨大到几乎批判了整个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和整个封建统治阶级。
”
那个社会不知有多少“千红一窟”“万艳同悲”。
宝黛爱情悲剧犹如这部巨著中一颗闪亮的恒星，“譬如北斗，众星拱之”。
其他如宝钗，貌似杨贵妃，德比乐羊妻，结果也落了个“金钗雪里埋”；元春入宫，给贾府带来的是荣光，那却是个“那不得见人的去处”，最后是“虎兕相逢大梦归”；迎春遵守家族命令，落得“觑着那侯门艳质同蒲柳，作贱的公府千金似下流”；史湘云“生来英豪阔大宽宏量”，“好一似霁月光风耀玉堂”，但这些美好的品性，没有给她带来幸福，终究是“云散高堂，水涸湘江”。
年幼的的惜春在大家庭风雨飘摇中看不清方向，最后是“独卧青灯古佛旁”。
；李纨恪守礼教，丧偶守节，得到的是“虚名儿后人钦敬”，毁掉的是“美韶华”；晴雯“风流灵巧招人怨。
寿夭多因毁谤生”尤二姐，尤三姐，金钏，玉钏……等作品中及作品外的人间悲剧，是时时刻刻，无处不在地发生。
因为那是一个人的价值不被尊重的社会；那是一个“万马齐喑”的黑暗世界——你的生命、尊严、财产、爱情……等，与家族利益、封建统治者利益及其秩序相比，如鸿毛之于泰山。
这样的社会、这样的家族只剩下一条路——毁灭！
只有毁灭，才能让千千万万的无辜的人重生。
如同《红楼梦十二曲》尾曲所唱“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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