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散文集.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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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散文集
张爱玲散文集
我不大喜欢音乐。
不知为什么，颜色与气味常常使我快乐，而一切的音乐都是悲哀的。
即使是所谓“轻性音乐”，那跳跃也像是浮面上的，有点假。
譬如说颜色：
夏天房里下着帘子，龙须草席上堆着一叠旧睡衣，折得很齐整，翠蓝夏布杉，青绸裤，那翠蓝与青在一起有一种森森细细的美，并不一定使人发生什么联想，只是在房间的薄暗里挖空了一块，悄没声地留出这块地方来给喜悦。
我坐在一边，无心中看到了，也高兴了好一会。
还有一次，浴室里的灯新加了防空罩，青黑的灯光照在浴缸面盆上，一切都冷冷地，白里发青发黑，镀上一层新的润滑，而且变得简单了，从门外望进去，完全像一张现代派的图画，有一种新的立体。
我觉得是绝对不能够走进去的，然而真的走进去了。
仿佛做到了不可能的事，高兴而又害怕，触了电似地微微发麻，马上就得出来。
总之，颜色这样东西，只有没颜落色的时候是凄惨的;但凡让人注意到，总是可喜的，使这世界显得更真实。
气味也是这样的。
别人不喜欢的有许多气味我都喜欢，雾的轻微的霉气，雨打湿的灰尘，葱蒜，廉价的香水。
像汽油，有人闻见了要头昏，我却特意要坐在汽车夫旁边，或是走到汽车后面，等它开动的时候，“布布布”放气。
每年用汽油擦洗衣服，满房都是那清刚明亮的气息;我母亲从来不要我帮忙，因为我故意把手脚放慢了，尽着汽油大量蒸发。
牛奶烧烟了，火柴烧黑了，那焦香我闻见了就觉得饿。
油漆的气味，因为崭崭新，所以是积极奋发的，仿佛在新房子里过新年，清冷、干净，兴旺。
火腿咸肉花生油搁得日子久，变了昧，有一种“油哈”气，那个我也喜欢，使油更油得厉害，烂熟，丰盈，如同古时候的“米烂陈仓”。
香港打仗的时候我们吃的菜都是椰子油烧的，有强烈的肥皂味，起初吃不惯要呕，后来发现肥皂也有一种寒香。
战争期间没有牙膏，用洗衣服的粗肥皂擦牙齿我也不介意。
气味总是暂时，偶尔的;长久嗅着，即使可能，也受不了。
所以气味到底是小趣昧。
而颜色，有了个颜色就有在那里了，使人安心。
颜色和气味的愉快性也许和这有关系。
不像音乐，音乐永远是离开了它自己到别处去的，到哪里，似乎谁都不能确定，而且才到就已经过去了，跟着又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我最怕的是凡哑林，水一般地流着，将人生紧紧把握贴恋着的一切东西都流了去了。
胡琴就好得多，虽然也苍凉，到临了总像是北方人的“话又说回来了”，远兜远转，依然回到人间。
凡哑林上拉出的永远是“绝调”，回肠九转，太显明地赚人眼泪，是乐器中的悲旦。
我认为戏里只能有正旦贴旦小旦之分而不应当有“悲旦”、“风骚泼旦”、“言论老生”民国初年的文明戏里有专门发表政治性演说的“言论老生”。
凡哑林与钢琴合奏，或是三四人的小乐队，以钢琴与凡哑林为主，我也讨厌，零零落落，历碌不安，很难打成一片，结果就像中国人合作的画，画一个美人，由另一个人补上花卉，又一个人补上背景的亭台楼阁，往往没有情调可言。
大规模的交响乐自然又不同，那是浩浩荡荡五四运动一般地冲了来，把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变了它的声音，前后左右呼啸嘁嚎的都是自己的声音，人一开口就震惊于自己的声音的深宏远大;又像在初睡醒的时候听见人向你说话，不大知道是自己说的还是人家说的，感到模糊的恐怖。
然而交响乐，因为编起来太复杂，作曲者必须经过艰苦的训练，以后往往就沉溺于训练之中，不能自拔。
所以交响乐常有这个毛病：
格律的成份过多。
为什么隔一阵子就要来这么一套?
乐队突然紧张起来，埋头咬牙，进人决战最后阶段，一鼓作气，再鼓三鼓，立志要把全场听众扫数肃清铲除消灭，而观众只是默默抵抗着，都是上等人，有高级的音乐修养，在无数的音乐会里坐过的;根据以往的经验，他们知道这音乐是会完的。
我是中国人，喜欢喧哗吵闹，中国的锣鼓是不问情由，劈头劈脑打下来的，再吵些我也能够忍受，但是交响乐的攻势是慢慢来的，需要不少的时间把大喇叭小喇叭钢琴凡哑林一一安排布置，四下里埋伏起来，此起彼应，这样有计划的阴谋我害怕。
我第一次和音乐接触，是八九岁的时候，母亲和姑姑刚回中国来，站始每天练习钢琴，伸出很小的手，手腕紧匝着绒线衫的窄袖子，大红绒线里绞着细银丝。
琴上的玻璃瓶里常常有花开着。
琴弹出来的，另有一个世界，可是并不是另一个世界，不过是墙上桂着一面大镜子，使这房间看上去更大一点，然而还是同样的斯文雅致的，装着热水汀的一个房间。
有时候我母亲也立在姑姑背后，手按在她肩上，“啦啦啦啦”吊嗓子。
我母亲学唱，纯粹因为肺弱，医生告诉她唱歌于肺有益。
无论什么调子，由她唱出来都有点像吟诗她常常用拖长了的湖南腔背诵唐诗，而且她的发音一来就比钢琴低半个音阶，但是她总是抱歉地笑起来，有许多娇媚的解释。
她的衣服是秋天的落时的淡赭，肩上垂着淡赭的花球，永远有飘堕的姿势。
我总站在旁边听，其实我喜欢的并不是钢琴而是那种空气。
我非常感动地说：
“真羡慕呀!
我要弹得这么好就好了!
”于是大人们以为我是罕有的懂得音乐的小孩，不能埋没了我的天才，立即送我去学琴。
母亲说：
“既然是一生一世的事，第一要知道怎样爱惜你的琴。
”琴键一个个雪白，没洗过手不能碰。
每天用一块鹦哥绿绒布亲自揩去上面的灰尘。
我被带到音乐会里，预先我母亲再三告诫：
“绝对不可以出声说话，不要让人家骂中国人不守秩序。
”果然我始终沉默着，坐在位于上动也不动，也没有睡着。
休息十分钟的时候，母亲和始妨窃窃议论一个红头发的女人：
“红头发真是使人为难的事呀!
穿衣服很受限制了，一切的红色黄色都犯了冲，只有绿。
红头发穿绿，那的确……”在那灯光黄暗的广厅里，我找来找去看不见那红头发的女人，后来在汽车上一路想着，头发难道真有大红的么?
很为困惑。
以后我从来没有自动地去听过音乐会，就连在夏夜的公园里，远远坐着不买票，享受露天音乐厅的交响乐，我都不肯。
教我琴的先生是俄国女人，宽大的面颊上生着茸茸的金汗毛，时常夸奖我，容易激动的蓝色大眼睛里充满了眼泪，抱着我的头吻我。
我客气地微笑着，记着她吻在什么地方，隔了一会才用手绸子去擦擦。
到她家去总是我那老女佣领着我，我还不会说英文，不知怎样地和她话说得很多，连老女佣也常常参加谈话。
有一个星期尾她到高桥游泳了回来，骄傲快乐地把衣领解开给我们看，粉红的背上晒塌了皮，虽然已经隔了一天，还有兴兴轰轰的汗味太阳味。
客室的墙壁上挂满了暗沉沉的棕色旧地毯，安着绿漆纱门，每次出进都是她丈夫极有礼貌地替我们开门，我很矜持地，从来不向他看，因此几年来始终不知道他长得是什么样子，似乎是不见天日的阴白的脸，他太大教琴养家，他不做什么事。
后来我进了学校，学校里的琴先生时常生气，把琴谱往地下一掼，一掌打在手背上，把我的手横扫到钢琴盖上去，砸得骨节震痛。
越打我越偷懒，对于钢琴完全失去了兴趣，应当练琴的时候坐在琴背后的地板上看小说。
琴先生结婚之后脾气好了许多。
她搽的粉不是浮在脸上——离着脸总有一寸远。
松松地包着一层白粉，她竟向我笑了，说：
“早!
”但是我还是害怕，每次上课之前立在琴间门口等着铃响，总是浑身发抖，想到浴室里去一趟。
因为已经下了几年的工夫，仿佛投资开店，拿不出来了，弃之可惜，所以一直学了下去，然而后来到底不得不停止了。
可是一方面继续在学校里住读，常常要走过那座音乐馆，许多小房间，许多人叮叮略略弹琴，纷纷的琴宇有摇落、寥落的感觉，仿佛是黎明，下着雨，天永远亮不起来了，空空的雨点打在洋铁棚上，空得人心里难受。
弹琴的偶尔踩动下面的踏板，琴宇连在一起和成一片，也不过是大风把雨吹成了烟，风过处，又是滴滴嗒塔稀稀朗朗的了。
弹着琴，又像在几十层楼的大厦里，急急走上仆人苦力推销员所用的后楼梯，灰色水泥楼梯，黑铁栏杆，两旁夹着灰色水泥墙壁，转角处堆着红洋铁桶与冬天的没有气味的灰寒的垃圾。
一路走上去，没遇见一个人;在那阴风惨惨的高房子里，只是往上走。
后来离钢琴的苦难渐渐远了，也还听了一些交响乐大都是留声机上的，因为比较短，总嫌里面慷慨激昂的演说腔太重。
倒是比较喜欢十八世纪的宫廷音乐，那些精致的Minuet，尖手尖脚怕碰坏了什么似的——的确那时候的欧洲人迷上了中国的瓷器，连房间家具都用瓷器来做，白地描金，非常细巧的椅子。
我最喜欢的古典音乐家不是浪漫派的贝多汉或肖班，却是较早的巴黑，巴黑的曲子并没有宫样的纤巧，没有庙堂气也没有英雄气，那里面的世界是笨重的，却又得心应手;小木屋里，墙上的挂钟滴塔摇摆;从木碗里喝羊奶;女人牵着裙子请安;绿草原上有思想着的牛羊与没有思想的自云彩;沉甸甸的喜悦大声敲动像金色的结婚的钟。
如同勃朗宁的诗里所说的：
上帝在他的天庭里，
世间一切都好了。
歌剧这样东西是贵重的，也止于贵重。
歌剧的故事大都很幼稚，譬如像妒忌这样的原始的感情，在歌剧里也就是最简单的妒忌，一方面却用最复杂最文明的音乐把它放大一千倍来奢侈地表现着，因为不调和，更显得吃力。
“大”不一定是伟大。
而且那样的隆重的热情，那样的捶胸脯打手势的英雄，也讨厌。
可是也有它伟大的时候——歌者的金嗓子在高压的音乐下从容上升，各种各样的乐器一个个揣揣慑优了;人在人生的风浪里突然站直了身子，原来他是很高很高的，眼色与歌声便在星群里也放光。
不看他站起来，不知道他平常是在地上爬的。
外国的通俗音乐，我最不喜欢半新旧的，例如“一百零一支最好的歌”，带有十九世纪会客室的气息，黯淡、温雅，透不过气来——大约因为那时候时行柬腰，而且大家都吃得太多，所以有一种饱闷的感觉。
那里的悲哀不是悲哀而是惨沮不舒。
《在黄昏》是一支情歌：
在黄昏，想起我的时候，不要记恨，亲爱的……
听口气是端方的女子，多年前拒绝了男人，为了他的好，也为了她的好。
以为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她一个人住着，一个人老了。
虽然到现在还是理直气壮，同时却又抱歉着。
这原是温柔可爱的，只是当中隔了多少年的慢慢的死与腐烂，使我们对于她那些过了时的逻辑起了反感。
苏格兰的民歌就没有那些逻辑，例如《萝门湖》，这支古老的歌前两年曾经被美国流行乐队拿去爵士化了，大红过一阵：
你走高的路吧，
我定低的路……
我与我真心爱的永远不会再相逢，
在萝门湖美丽，美丽的湖边。
可以想象多山多雾的苏格兰，遍山坡的heather石楠属植物，长长地像蓬篱，谈紫的小花浮在上面像一层紫色的雾。
空气清扬寒冷。
那种干净，只有我们的《诗经》里有。
一般的爵士乐，听多了使人觉得昏昏沉沉，像是起来得太晚了，太阳黄黄的，也不知是什么时候，没有气力，也没有胃口，没头投脑。
那显著的摇摆的节拍，像给人捶腿似的，却是非常舒服的。
我最喜欢的一支歌是《本埠新闻里的姑娘》，在中国不甚流行，大约因为立意新颖了一点，没有通常的“六月”、“月亮”、“蓝天”、“你”：
——
因为我想她，想那
本埠新闻里的姑娘
想那粉红纸张的
本埠新闻里的
年轻美丽的黑头发女人。
完全是大城市的小市民。
南美洲的曲子，如火如荼，是烂漫的春天的吵嚷。
夏威夷音乐很单调，永远是吉他的琮争。
仿佛在夏末秋初，席子要收起来了，控在竹竿上晒着，花格子的台湾席，黄草席，风卷起的边缘上有一条金黄的日色。
人坐在地下，把草帽合在脸上打瞌盹。
不是一个人——靠在肩上的爱人的鼻息咻咻地像理发店的吹风。
极单纯的沉涵，如果不是非常非常爱着的话，恐怕要嫌烦，因为耗费时间的感觉太分明，使人发急。
头上是不知道倦怠的深蓝的天，上下几千年的风吹日照，而人生是不久长的，以此为永生的一切所激恼了。
中国的通俗音乐里，大鼓书我嫌它太像赌气，名手一口气贯串奇长的句子，脸不红，筋不爆，听众就专门要看他的脸红不红，筋爆不爆。
《大西厢》费了大气力描写莺莺的思春，总觉得是京油子的耍贫嘴。
弹词我只听见过一次，一个瘦长脸的年轻人唱《描金风》，每隔两句，句尾就加上极其肯定的“嗯，嗯，嗯，”每“嗯”一下，把头摇一摇，像是咬着人的肉不放似的。
对于有些听众这大约是软性刺激。
比较还是申曲最为老实恳切。
申曲里表现“急急忙忙向前奔”，有一种特殊的音乐，的确像是慌慌张张，脚不点地，耳际风生。
最奇怪的是，表现死亡，也用类似的调子，气氛却不同了。
唱的是：
“三魂渺渺，三魂渺渺，七魄悠悠，七魄悠悠;阎王叫人三更死，并不留人，并不留人到五更!
”成楞楞急雨样的，平平的，重复又重复，仓皇，嘈杂，仿佛大事临头，旁边的人都很紧张，自己反倒不知道心里有什么感觉——那样的小户人家的死，至死也还是有人间味的。
中国的流行歌曲，从前因为大家有“小妹妹”狂，歌星都把喉咙逼得尖而扁，无线电扩音机里的《桃花江》听上去只是“价啊价，叽价价叽家啊价……”外国人常常骇异地问中国女人的声音怎么是这样的。
现在好多了。
然而中国的流行歌到底还是没有底子，仿佛是决定了新时代应当有新的歌，硬给凑了出来的。
所以听到一两个悦耳的调子像《蔷薇处处开》，我就忍不住要疑心是从西洋或日本妙了来的。
有一天深夜，远处飘来跳舞厅的音乐，女人尖细的喉咙唱着：
“蔷薇蔷薇处处开!
”诺大的上海，没有几家人家点着灯，更显得夜的空旷。
我房间里倒还没熄灯，一长排窗户，拉上了暗蓝的旧丝绒帘子，像文艺滥调里的“沉沉夜幕”。
丝绒败了色的边缘被灯光喷上了灰扑扑的谈金色，帘子在大风里蓬飘，街上急急驶过一辆奇异的车，不知是不是捉强盗，“哗!
哗!
”锐叫，像轮船的汽笛，凄长地，“哗!
哗!
……哗!
哗!
”大海就在窗外，海船上的别离，命运性的决裂，冷到人心里去。
“哗!
哗!
”渐渐远了。
在这样凶残的，大而破的夜晚，给它到处开起蔷薇花来，是不能想象的事，然而这女人还是细声细气很乐观地说是开着的。
即使不过是绸绢的蔷薇，缀在帐顶、灯罩、帽檐、袖口、鞋尖、阳伞上，那幼小的圆满也有它的可爱可亲。
从前人家过年，墙上贴着“抬头见喜”与“童言无忌”的红纸条子。
这里我用“童言无忌”来做题目，并没有什么犯忌讳的话，急欲一吐为快，不过打算说说自己的事罢了。
小学生下学回来，兴奋地叙述他的见闻，先生如何侗心，王德保如何迟到，和他合坐一张板凳的同学如何被扣一分因为不整洁，说个无了无休，大人虽懒于搭碴，也由着他说。
我小时候大约感到了这种现象之悲哀，从此对于自说自话有了一种禁忌。
直到现在，和人谈话，如果是人家说我听，我总是愉快的。
如果是我说人家听，那我过后思量，总觉得十分不安，伯人家嫌烦了。
当真憋了一肚子的话没处说，惟有一个办法，走出去干点惊天动地的大事业，然后写本自传，不怕没人理会。
这原是幼稚的梦想，现在渐渐知道了，要做个举世瞩目的大人物，写个人手一册的自传，希望是很渺茫，还是随时随地把自己的事写点出来，免得压抑过甚，到年老的时候，一发不可复制，一定比谁都唠叨。
然而通篇“我我我”的身边文学是要挨骂的。
最近我在一中英文书上看到两句话，借来骂那种对于自己过份感到兴趣的作家，倒是非常恰当：
“他们花费一辈子的时间瞪眼看自己的肚脐，并且想法子寻找，可有其他的人也感到兴趣的，叫人家也来瞪眼看。
”我这算不算肚脐眼展览，我有点疑心，但也还是写了。
钱
不知道“抓周”这风俗是否普及各地。
我周岁的时候循例在一只漆盘里拣选一件东西，以卜将来志向所趋。
我拿的是钱——好像是个小金镑吧。
我妨姑记得是如此。
还有一个女佣坚持说我拿的是笔，不知哪一说比较可靠。
但是无论如何，从小似乎我就很喜欢钱。
我母亲非常诧异地发现这一层，一来就摇头道：
“他们这一代的人……”我母亲是个清高的人，有钱的时候固然绝口不提钱，即至后来为钱逼迫得很厉害的时候也还把钱看得很轻。
这种一尘不染的态度很引起我的反感，激我走到对面去。
因此，一学会了“拜金主义”这名词，我就坚持我是拜金主义者。
我喜欢钱，因为我没吃过钱的苦——小苦虽然经验到一些，和人家真吃地苦的比起来实在不算什么——不知道钱的坏处，只知道钱的好处。
在家里过活的时候，衣食无忧，学费、医药费、娱乐费，全用不着操心，可是自己手里从来没有钱。
因为怕小孩买零嘴吃，我们的压岁钱总是放在枕头底下过了年便缴还给父亲的，我们也从来没有想到反抗。
直到十六岁我没有单独到店里买过东西，没有习惯，也就没有欲望。
看了电影出来，像巡捕房招领的孩子一般，立在街沿上，等候家里的汽车夫把我认回去我没法子找他，因为老是记不得家里汽车的号码，这是我回忆中唯一的豪华的感觉。
生平第一次赚钱，是在中学时代，画了一张漫画投到英文《大美晚报》上，报馆里给了我五块钱，我立刻去买了一支小号的丹琪唇膏。
我母亲怪我不把那张钞票留着做个纪念，可是我不像她那么富于情感。
对于我，钱就是钱，可以买到各种我所要的东西。
有些东西我觉得是应当为我所有的，因为我较别人更会享受它，因为它给我无比的喜悦。
眠思梦想地计划着一件衣裳，临到买的时候还得再三考虑着，那考虑的工程，于痛苦中也有着喜悦。
钱太多了，就用不着考虑了;完全没有钱，也用不着考虑了。
我这种拘拘束束的苦乐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
每一次看到“小市民”的字样我就局促地想到自己，仿佛胸前佩着这样的红绸字条。
这一年来我是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
关于职业女性，苏青说过这样的话：
“我自己看看，房间里每一样东西，连一粒钉，也是我自己买的。
可是，这又有什么快乐可官呢?
”这是至理名言，多回昧几遍，方才觉得其中的苍凉。
又听见一位女士挺着胸脯子说：
“我从十七岁起养活我自己，到今年三十一岁，没用过一个男人的钱。
”仿佛是很值得自傲的，然而也近于负气吧?
到现在为止，我还是充分享受着自给的快乐的，也许因为我于这还是新鲜的事，我不能够忘记小时候怎样向父亲要钱去付钢琴教师的薪水。
我立在烟铺跟前，许久，许久，得不到回答。
后来我离开了父亲，跟着母亲住了。
问母亲要钱，起初是亲切有味的事，因为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母亲的。
她是位美丽敏感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机会和她接触，我四岁的时候她就出洋去了，几次回来了又走了。
在孩子的眼里她是辽远而神秘的。
有两趟她领我出去，穿过马路的时候，偶尔拉住我的手，便觉得一种生疏的刺激性。
可是后来，在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天伸手问她拿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思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的毁了我的爱。
能够爱一个人爱到问他拿零用钱的程度，那是严格的试验。
苦虽苦一点，我喜欢我的职业。
“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从前的文人是靠着统治阶级吃饭的，现在情形略有不同，我很高兴我的衣食父母不是“帝王家”面是买杂志的大众。
不是拍大众的马屁的话——大众实在是最可爱的顾主，不那么反复无常，“天威莫测”;不搭架子，真心待人，为了你的一点好处会记得你到五年十年之久。
而且大众是抽象的。
如果必须要一个主人的话。
当然情愿要一个抽象的。
嫌的钱虽不够用，我也还图了点货，去年听见一个朋友预言说：
近年来老是没有销路的乔琪绒，不久一定要入时了，因为今日的上海，女人的时装翻不出什么新花样来，势必向五年前的回忆里去找寻灵感。
于是我省下几百元来买了一件乔琪绒衣料。
囤到现在，在市面上看见有乔琪绒出现了，把它送到寄售店里去，却又希望卖不掉，可以自己留下它。
就是这样充满了矛盾，上街买菜去，大约是带有一种落难公子的浪漫的态度吧?
然而最近，一个卖莱的老头称了菜装进我的网袋的时候，把网袋的绊子衔在嘴里衔了一会儿。
我拎着那湿濡的绊子，并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
自己发现与前不同的地方，心里很高兴——好像是一点踏实的进步，也说不出是为什么。
穿
张恨水的理想可以代表一般人的理想。
他喜欢一个女人清清爽爽穿件蓝布罩衫，于罩衫下微徽露出红绸旗袍，天真老实之中带点诱惑性，我没有资格进他的小说，也没有这志愿。
因为我母亲爱做衣服，我父亲曾经咕噜过：
“一个人又不是衣裳架子!
”我最初的回忆之一是我母亲立在镜子跟前，在绿短袄上别上翡翠胸针，我在旁边仰脸看着，羡慕万分，自己简直等不及长大。
我说过：
“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于消化的东西。
”越是性急，越觉得日子太长。
童年的一天一天，温暖而迟慢，正像老棉鞋里面，粉红绒里子上晒着的阳光。
有时候又嫌日子过得太快了，突然长高了一大截子，新做的外国衣服，葱绿织锦的，一次也没有上身，已经不能穿了。
以后一想到那件衣服便伤心，认为是终生的遗憾。
有一个时期在继母治下生活着，拣她穿剩的衣服穿，永远不能忘记一件黯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陈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是那样的憎恶与羞耻。
一大半是因为自惭形秽，中学生活是不愉快的，也很少交朋友。
中学毕业后跟着母亲过。
我母亲提出了很公允的办法：
如果要早早嫁人的话，那就不必读书了，用学费来装扮自己;要继续读书，就没有余钱兼顾到衣装上。
我到香港去读大学，后来得了两个奖学金，为我母亲省下了一点钱，觉得我可以放肆一下了，就随心所欲做了些衣服，至今也还沉溺其中。
色泽的调和，中国人新从西洋学到了“对照”与“和谐”两条规矩——用粗浅的看法，对照便是红与绿，和谐便是绿与绿。
殊不知两种不同的绿，其冲突倾轧是非常显著的;两种绿越是只推扳一点点，看了越使人不安。
红绿对照，就像圣诞树似的，缺少回昧。
中国人从前也注重明朗的对照。
有两句儿欧：
“红配绿，看不足;红配紫，一泡屎。
”《金瓶梅》里，家人媳妇宋蕙莲穿着大红袄，借了条紫裙子穿着;西门庆看着不顺眼，开箱子找了一匹蓝绸与她做裙子。
现代的中国人往往说从前的人不懂得配颜色。
古人的对照不是绝对的，而是参差的对照，譬如说：
宝蓝配苹果绿，松花色配大红，葱绿配桃红。
我们已经忘记了从前所知道的。
过去的那种婉妙复杂的调和，惟有在日本衣料里可以找到。
所以我喜欢到虹口去买东西，就可借他们的衣料都像古画似的卷成圆柱形，不能随便参观，非得让店伙一卷一卷慢慢的打开来。
把整个的店铺搅得稀乱而结果什么都不买，是很难为情的事。
和服的裁制极其繁复，衣料上宽绰些的图案往往被埋没了，倒是做了线条简单的中国旗袍，予人的印象较为明晰。
日本花布，一件就是一幅图画。
买回家来，没交给裁缝之前我常常几次三番拿出来赏鉴：
棕搁树的叶子半掩着缅甸的小庙，雨纷纷的，在红棕色的热带;初夏的池塘，水上结了一层绿膜。
配着浮萍和断梗的紫的自的丁香，仿佛应当填人《哀江南》的小令里;还有一件，题材是“雨中花”，白底子上，阴戚的紫色的大花，水滴滴的。
看到了而没买成的我也记得。
有一种檄揽绿的暗色绸，上面掠过大的黑影，满蓄着风雷。
还有一种丝质的日本料子，淡湖色，闪着木纹、水纹;每隔一段路，水上飘着两朵茶碗大的梅花，铁划银钩，像中世纪礼拜堂里的五彩玻璃窗画，红玻璃上嵌着沉重的铁质沿边。
市面上最普遍的是各种叫不出名字来的颜色，青不青，灰不灰，黄不黄，只能做背景的，那都是中立色，又叫保护色，又叫文明色，又叫混合色。
混合色里面也有秘艳可爱的，照在身上像另一个宇宙里的太阳。
但是我总觉得还不够，还不够，像VanGogh①画图，画到法国南部烈日下的向日葵，总嫌着色不够强烈，把颜色大量地堆上去，高高凸了起来，油画变了浮雕。
①VanGogh，通译凡·高1853—1890，荷兰画家，后期印象画派代表人物之—。
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种言语，随身带着的一种袖珍戏剧。
这样地生活在自制的戏剧气氛里，岂不是成了“套中人”了么?
契诃夫的‘‘套中人”，永远穿着雨衣，打着伞，严严地遮住他自己，连他的表也有表袋，什么都有个套子。
生活的戏剧化是不健康的。
像我们这样生长在都市文化中的人，总是先看见海的图
画，后看见海;先读到爱情小说，后知道爱;我们对于生活的体验往往是第二轮的，借助于人为的戏剧，因此在生活与生活的戏剧化之间很难划界。
有天晚上，在月亮底下，我和一个同学在宿舍的走廊上散步，我十二岁，她比我大几岁。
她说：
“我是同你很好的，可是不知道你怎样。
”因为有月亮，因为我生来是一个写小说的人。
我郑重地低低说道：
“我是……除了我的母亲，就只有你了。
”她当时很感动，连我也被自己感动了。
还有一件事也使我不安，那更早了，我五岁，我母亲那时候不在中国。
我父亲的姨太太是一个年纪比他大的妓女，名唤老八，苍白的瓜子脸，垂着长长的前留海，她替我做了顶时髦的雪青丝绒的短袄长裙，向我说：
“看我待你多好!
你母亲给你们做衣服，总是拿旧的东拼西改，哪儿舍得用整幅的丝绒?
你喜欢我还是喜欢你母亲?
”我说：
“喜欢你。
”因为这次并没有说谎，想起来更觉耿耿于心了。
吃
小时候常常梦见吃云片糕，吃着吃着，薄薄的糕变成了纸，除了梁，还感到一种难堪的张悯。
一直喜欢吃牛奶的泡沫，喝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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